最新版《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个完备的操作系统
离开公司之后，袁天鹏跟很多朋友聊，观察其他公司的情况，发现自己遇到的问题其实非常普遍。哪怕血缘关系再亲、哥们儿义气多好，一开始可以掩盖，但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在积累，并没有被化解掉，到了一定的时候依然会演变成分崩离析的斗争。
从孙中山到民国、从民国到晚清……袁天鹏一步一步倒推着读了一些历史书。一部中国历史各有各的解读，鲁迅先生看出了“吃人”，吴思拎出了“潜规则”，袁天鹏看到的是，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两种模式：一种就是这个集体里面有一个强人，其他人被这个强人踩在下面，这种结构可以是稳定的；而另外一个结构是没有一个强人，所有人就打成一锅粥。
要么有一个强人，大家都听这个强人的，要么就是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再就没有一个中间模式了吗？
稳定的代价一定是踩人或者被踩吗？可不可能这样：谁也没有把谁踩在下面，但是大家依然可以和平共处？
袁天鹏想找到一个中间的模式。他想，一定有很多人像自己一样，既不想把别人踩在脚下，也不想被人踩在脚下。不踩别人，不被人踩，群体共处，平等合作，这就是所谓的“自治”。怎样实现自治？就回到了孙中山当年的问题：一伙人怎么才能形成一个决定、怎么才能做主呢？孙中山的逻辑是：人民要做主，首先要学会怎么去做集体决策，集体决策就要开会，所以要学会怎么开会，就要用到议事规则。孙中山的答案是——西方人有现成的办法，就是议事规则。
议事规则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发展，已成体系，网上查到的信息说2000年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第十版，袁天鹏请朋友从美国买了一本，被那大部头吓了一跳：七百多页！第一感觉是“太搞笑了”：这样的东西怎么用？
他记得罗伯特最早整理出来的议事规则写在几张小纸片上，是可以折叠起来放到钱包里的。首版Robert's Rules of Order全文不过一万字，但现在前言就接近两万字，把一个简单的会议规程整成这么一个大块头一定有它的道理，袁天鹏说服自己去认真读读看。
果然，看下来之后，袁天鹏觉得的确有道理。这本书发展到这么厚，第一个变化是“内容全了”。
比如说，不管是当年在学生议会拿到的册子，还是看早年的商务版，都提到“章程”，要“以章程为准”，但章程里应该规定什么、章程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没有说。现在的书里，有专门的一章就是《章程》，还有一章叫《章程的修改》，专门讲章程。这其实是完整系统地在讲一个组织怎么成立。成立一个组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把章程定下来，章程包括哪些内容，定章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细节，比如说法定人数怎么确定？什么样的参会人数是合适的？对于不同的组织来说，包括定期的会议怎么开？临时的会议怎么开？怎么去做临时的通知？怎么保护知情权？它有一套系统的建议供不同的组织参照、选择。当然，你用不着的话可以根本就不动它，用得着的时候，通过这些内容，可以学习怎么来建立一个组织。
新版本还有一个改动，就是有详尽的分析与注释，不仅列出“怎么做”，还阐述了“为什么这么做”。正文开始前有七百多字的一章叫做“议事规则的根本原则”，袁天鹏刚一看到开头的几项觉得很怪异，比如，上面说议事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以下个人或者是群体的权利：第一个就是多数方的权利；第二个就是少数方的权利（袁天鹏的第一个疑惑：明明说了少数服从多数，什么叫做保障少数方的权利？）；第三个是缺席方的权利（袁天鹏的第二个疑惑：你都缺席了还有什么权利啊？）；第四个是个人的权利；第五是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的整体的权利。看到这里，袁天鹏把书一合，两腿往桌下一伸：废话呀，你倒是说得全乎，啥都要保护，这不就是空话么？把“权利”挂在前头，就是典型的美国式空话。它下来接着又说：“议事规则正是基于对这些权利的一个谨慎小心的平衡和保护，才发展成今天的这个样子。”袁天鹏回忆一下自己在学生议会的经历，好像似乎大概差不多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吧，“我到底要看看它是怎么做到的！”看看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保护这些权利。一条一条看下来，还真找到了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一定要做事先告知，你开会要讨论什么内容，一定要提前告诉所有的人，并且还规定了怎么送达这样的方式，这个就是“保护缺席者的权利”，我可以不来，但是你不能够侵犯我的知情权。一条一条看下来，似乎所有人的权利真的都被顾及到了。
重新通读之后，袁天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规则、对组织治理、对成员之间关系都有了系统了解，能从这本大厚书里看到一个组织是怎么来的，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架构，组织的每一步怎么运作，会怎么开，决策怎么做，做出决策怎么去执行，发现问题回过头来怎么修改，一下子整个系统就建立起来了。哇，这个第十版，真是一个里程碑性的东西！
袁天鹏激动了好一阵子：实现自治的道路应该有很多，我们还需要在黑暗里摸索多久？如果把这样一套完整的概念介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治”这个概念。议事规则不是法律，尽管在这样的规则之下，产生了许多法律条文，但这个规则本身却没有任何强制效力，是一个共同约定自愿遵守的东西。议事规则的合法性源自组织的授权，而不是要反过来去掌控组织的命运。罗伯特坚持：“一个组织必须通过正式的程序以书面的形式指定本规则为其‘议事规范’，本规则才能真正生效”，而且，组织自己制订的“特别议事规则”优先于罗氏规则本身。用我们的话来说，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用什么样的议事规则，决定权在组织成员自己的手里，可以全文照搬，也可以选择摘录，还可以自己确定。
什么叫自治，这就叫“自”治啊！规则不是一个天才设计出来加在你的头上的，在“天赋人权”每一个参与者彼此平等的前提下，规则是我们自己定的，是我们这个集体共同定的，是我们自己制订出来约束我们自己的，也是通过这个规则形成一个群体来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的。这是一个设计精巧、系统完备的体系，从章程制定到讨论规则到表决规则，把事情一桩一件，说得清清楚楚——这正是袁天鹏喜欢玩的东西。想怎么发挥是你自己的事儿，但开会的时候怎么动议、怎么讨论、怎么修订、怎么表决，一切都摆在明面上，不懂民主不要紧，暗藏心机也没关系，只要按规则来，一步一步照着这个元规则，按着这个游戏规则玩，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你。
《罗伯特议事规则》提供了大量的标准、手段以及具体的机制设计，将民主精神体现于会议规则之中，是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民主。通过中立的、客观的、有效率的技术性方式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被誉为逐利与制衡的完美结合。袁天鹏不明白：这么好的一本“会议红宝书”，为什么就没有中译本呢？他查遍了资料，包括香港、台湾都没有，这个爱较真的年轻人决定自己动手翻译一本。
袁天鹏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翻译和出版工作，通过了“美国议事专家协会”的考试并成为这个机构在中国的第一名会员，又于2007年4月注册了一个专门机构——“华盛瑞德咨询有限公司”，准备全力投入，在中国推广议事规则。
袁译《罗伯特议事规则》面世后，一再重印，很快再版四次，袁天鹏本人也受到《南风窗》、《南方周末》、《半月谈》、《法制日报》等媒体的关注，被评为这样那样的“年度人物”。
做出这样扭转自己人生方向的决定并不是袁天鹏心血来潮。发现孙中山翻译和引进议事规则只是一个“头”，袁天鹏在翻译和了解规则的过程中，发现了太多议事规则与中国近代史的渊源，也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需求。
大家都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是共产国际。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叫“第三国际”，那就还有“第二国际”、“第一国际”。这个“第一国际”就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那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导发起的“国际工人协会”。
那“第一国际”是怎么开会的呢？袁天鹏怀着强烈的兴趣在浩瀚的互联网上搜索，努力寻找最原始的资料。居然有一个网站上详细整理了“第一国际”所有的会议纪要，这可是当年“第一国际”动议发起、辩论妥协、决议执行整个过程原汁原味的真实再现！袁天鹏满怀期待地点开1864年10月5日“第一国际”第一次委员会会议的纪要，立刻激动起来。
那份会议纪要是用英文记录的，“动议”、“附议”、“辩论”、“表决”、“委托”、“推迟”、“立刻表决”……这些标准的“议事规则语言”跃然纸上，有趣的是，马克思虽然是毫无疑问的领袖，但是根据规则，大家选举的委员会主席并不是马克思，马克思只是委员之一。
在这样的先进理论、先进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大”起，就采用了一种与中国千百年传统大不相同的开会的方法，请注意这些名词：“一大”全称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选举”出来的，会议“表决”通过的东西叫“决议”、“纲领”……所有这些新名词儿，可都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从哪里借鉴来的这套方法呢？自然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所使用的方法又是怎么来的呢？当然，也不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第一版是1876年印行的，人家第一国际的会议1864年就开过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组织体系的议事规则和美国建国的议事规则，以及其他人类通用议事规则都有一个共同的渊源，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元规则。
今天，我们享受着这个“果”，却忽略了结出这个果实的“根”，作为一个热爱寻根问底的人，袁天鹏做这样的事是自然而然的。
在纵身下海之前，袁天鹏曾经对在中国推广议事规则的“市场前景”做过一个分析，认为当今中国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民主法治的发展、公民权利的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迫切需要一套可操作、易于实施、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体现公平又有助于提高效率的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在中国从事议事规则的推广，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需求。
他认为最强烈的需求来自四个方面：1.享有宪法保护的房产业主的大量增加及业主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提升；2.股份制公司的普及以及广大中小股东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提升；3.NGO的发展以及对于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需求；4.广大农村农民自治和农民自治组织大量产生带来的组织治理需求。作为一套制度规范，它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疗治各种会议之病，保证会议的和谐与秩序，提高会议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保障与会各方的权利，而且还能够为培养和训练公民素质、促进宪政文化的建设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几年下来，袁天鹏进过北大、清华的讲堂，主持过联合国机构主办的会议，做过商务部的培训，在企业、律师事务所、公益组织参与了操作实践。但更多的是停留在面向城市知识人群的传播，而且，也很少有机会真正沉到“基层”。就这样，到了2008年5月——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终于到了我们要讲的故事，议事规则下乡的故事，看看这个美国人的洋药方，能不能治得了中国农村的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