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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一点，我到了麓城经视台门口。守门的不让我进，要我打电话叫楼上的人下来接。我想着人家可能在家里午休，就在门口转悠着等待。
入口处侧面一块醒目的公示板引起了我的兴趣，是昨天各栏目组收视率的统计表。一共有十几个栏目，排在第一的是《欢乐谷》，《人间真情》排在倒数第二。看来电视台的人活得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潇洒，收视率天天公示，一个没有特别的本事，又没有强大的精神承受力的人，也吃不了这碗饭。
两点钟我给范哥打电话，一个叫华姐的人下来接我，自我介绍说在项目组搞剪辑。上电梯的时候她问：“是谁推荐你来的呢？”我说：“就是一个同学，她家里是电视台的，她爸爸姓秦。”华姐表示不认识，就不再说什么。到十四楼进了项目组，知道是这一期节目做好了，准备过年时作为重头戏播出，结果闹矛盾的夫妻不知怎么又和好了，打电话过来，坚决不同意播出，只好在年前这几天抢做一期补上。项目组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回哈尔滨了，另一个出国旅游去了，临时找了我来帮忙。这让我有点失望，过了年，他们回来了，哪还会有我的位置？
第二天清晨要去东平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联系各方面的人。我乘公交车回学校，路上转两趟车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校园里冷冷清清，风吹着树叶在地上旋转。旋涡的中心树叶特别多，升了上来。我想着人少连风都要嚣张一些。还有一个食堂开着，只开了一个窗口，几个学生坐在那里沉默地吃饭，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也不回家过年。晚上我缩在被子里，外面的风呜呜地叫，从窗缝里渗进来，一丝一丝地冷。我缩成更紧的一团，心里忽然觉得非常委屈，却想不起是谁让自己委屈了。
幸好还有手机。我先给东平的男女当事人打了电话，再次确认了没有问题，然后把头蒙在被子里，点开手机翻着通讯录，看谁能陪自己说话。秦芳打电话过来，我把情况说了。她沉吟了一下说：“可能是我没把情况问清楚，我还以为是要一个实习生呢。”我说：“那我年三十可能还可以赶回去，如果我老爸来麓城送货，我就不用挤车了。”她说：“你还是要表现好一点，争取过了年就在这里实习；再表现好一点，争取实习完了栏目组聘你；还表现好一点，到台里竞台聘，聘上了虽然没有编制，那也算电视台的人了。”我说：“千山万水，那我也得渡吧！总不会比四渡赤水更难吧。怎么……”差点口滑说出“怎么能跟你比”，在舌尖上咬住了，“怎么能想着一步登天呢！”
半夜被冻醒了，一个激灵醒来，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衣服没脱，手机还在手边。一看时间是四点多钟，虽然定了闹钟，也不敢再睡，准备按计划五点半出发。五点四十赶到公交车站，黑黑的，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我用手机照亮车次的时间表，要六点钟才发第一趟车，开到这里大概六点半。电视台的车八点十分出发，来不及了。我正犹豫是不是要拦一辆出租车，有几辆出租车经过，我手一扬，就有一辆停下了。我问：“到电视台多少钱？”司机说：“看表呢，它说多少就多少。”我上了车，盯着表看它跑得飞快，心里扯着痛。到了电视台还不到七点，心里又后悔，应该赌一下公交车吧！出租车超过十公里，还要加价百分之二十，付了五十多块钱，心里又扯了一下。
我们这一组一共有六个人，范哥，华姐，两个摄影师，还有我和负责采访的小梁。还有两个小组在别的地方跑。到了东平县范哥交代小梁，要给我一个采访的机会。虽然以前也做过好多次采访，可正式上节目还是第一次，我高兴坏了。范哥说：“小许，你还没从学校出来，学校的那一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是节目，节目就是要抓眼球，解决问题那是社区大妈的事。人家多少年的问题，我们是神仙，这一两天也解决不了，何况我们不是神仙。”我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
今天的委托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离婚女人，患了乳腺癌，已到晚期。她想在生命结束之前，把八岁的儿子交给前夫，但那个男人已经另有家庭，那边的妻子坚决不肯接受。
见到这个叫阿香的女人，我心里惊了一下，已经瘦得没有了人形，走路也一步三摇。带着一个叫多多的小男孩，系着红领巾，胆怯地依偎着妈妈。看到这个情景，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责任，一定要让这个男孩有个好的归宿。
小梁采访阿香，阿香情绪激动，瘦弱的身体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把十多年的事情前前后后都哭诉了一遍。范哥在一旁对我们说：“效果还行。”接下来要采访阿香的前夫邓先生，他却临时推托不肯过来了。我急了，几乎是求他，他说：“没有什么可谈的。”好说歹说，他说：“说真的，那个孩子还不知道是谁的种。”就把手机挂了。我马上跟范哥汇报了，范哥很兴奋，说：“出戏了，出戏了！”把大拇指跷了几下。范哥打电话给邓先生，好说歹说，总算同意我们的采访，却不想见阿香。范哥说：“面对面可以把事情讲得更清楚。”又说：“你把心里的委屈讲出来，我们也可以为你主持公道吧！”邓先生同意了。
下午邓先生一见阿香，两个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几乎要动手。范哥示意摄影师抢拍镜头，又在两人肢体刚接触时把他们拉开，像一个拳击裁判。邓先生说：“我可以跟多多去验血，如果是我的种，我就负责！”我一听急了，一去验DNA又要等两三天，我还想年三十赶回家呢。阿香叫道：“不是你的是谁的？都八九岁了！”不同意去验血。多多惊恐地望着父母，要哭的样子。范哥马上提醒摄影师把镜头抢拍下来。
吵了半个多小时，邓先生突然头也不回地跑了。小梁把话筒给我，让我跟阿香继续沟通，吩咐我，一定要问：“如果病情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多多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接过这话筒，有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个问题对阿香来说太残酷了。我跟阿香谈了一会儿，最后说：“多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阿香马上大哭起来，搂着多多浑身颤抖。小梁嚅动着嘴唇，示意我“病情，病情”，我没有勇气再说，把话筒递给她。她迟疑了一下说：“算了。”又说：“效果还行。”她说“还行”，我的紧张感又松弛了一点。
范哥要我把阿香的情况跟当地的社区报告一下，这让我一下子对范哥有了好感。社区的人说，情况他们都知道，真到那天，多多可以送到他外婆那里去，实在不行还可以由国家抚养。我觉得是个好消息，把这个话告诉阿香。阿香马上跳起来哭喊：“娘家多多不能去！去了多多就是个农民了！孤儿院也不能去！去了他就是孤儿了！农民了！孤儿了！”她的反应吓了我一跳，是自己惹祸了。摄影师马上过来抢拍镜头。范哥拉着阿香的手，劝慰了半天，阿香才安静下来，范哥又给了她两百块钱。
我们在东平县住下了，第二天还要去三十里外拍一下多多的外婆，看看那位乡下老人能不能对多多的命运做最后的承担。晚上范哥带我们去吃烧烤，大家都很快乐，一点都没受白天这事情的影响。范哥喝了几瓶啤酒，妙语连珠，对每件事都能即兴发挥，跟人体的敏感部位联系起来。说到明天时间紧，他说：“时间就像乳沟，挤挤总是有的。”说到自己的个子高，他说：“身体的每个部位，尺寸都是成比例的。”小梁说要去买几个梨子来，给大家清清口。摄影师说：“要选母的，好吃点。”小梁说：“梨子还分公母？我怎么知道谁是公的，谁是母的？”范哥说：“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大家想想自己就知道了。”大家笑了，我也捂着嘴跟着笑。小梁买了梨子回来，又一个菜上来了。小梁拿筷子敲着菜钵说：“这是什么菜啊！”我看他们点菜，知道那是牛鞭，忍着笑不作声。范哥说：“这是牛身上的一样东西，动物身上都有。”小梁说：“人身上有没有？”范哥说：“有的人身上有，有的人身上没有。”小梁说：“那我身上有没有呢？”范哥说：“你身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小梁说：“那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呢？”范哥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要问你男朋友。”大家哄地笑了，小梁明白过来，说：“坏蛋！坏蛋！”摄影师对我说：“这是范哥的独门绝技，台里有不是那么严肃的宴请，总是把他叫去活跃气氛。”范哥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是个帅哥呢，后面总有一群女生，泡妞妞出钱。这几年愁节目，头发都开始掉了。”把头发拂上去，露出额头。我说：“天下就没有一件容易的事。”范哥说：“所以说，成人的世界不容易，他们要承担责任。”我说：“难，难。自己看电视，觉得这个工作真好玩，进来了才知道难，难啊难。”范哥说：“你刚出道，有些事情要慢慢适应。采访中的痛点、泪点，就是节目的看点。有一阵子我也想温和一点，结果观众大量流失，我还受到了台里的警告，栏目差点都停了。市场有市场的规则，你跟规则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栏目被取消了，这二三十个兄弟到哪里去找饭？”电视台在我心中一直是很神圣的，范哥说出“找饭”，我有点幻灭的感觉，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真话。我见范哥还望着我，就用力点点头说：“不容易，不容易。”觉得自己是在敷衍，这种敷衍马上就变成了一种真诚的表达：“真的不容易，太不容易。”
晚上我和华姐睡一间房。她先去洗漱，完了躺在床上看手机。等我洗完出来，看见她似乎在流眼泪。见我出来，就侧过了身子。我装着没看见，躺在床上背对着她，也看手机。一会儿听见轻微的抽泣声，持续了一小会儿，我装不下去了，转过身子说：“怎么了，华姐？”她用手帕擦眼睛说：“没什么。”又说：“阿香太可怜了，多多以后怎么办？”我说：“是的。”又说：“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委屈的人，原来还有人比我更委屈呢。”她说：“你有什么委屈，风华正茂？”我就把自己保研的事，找工作的事，男朋友的事，跟她说了。她说：“唉，相逢何必曾相识。”又说：“我其实跟阿香差不多，我就是还没得癌症，又有个能厚着脸皮拿钱的地方。”她告诉我，老公前几年借了几个朋友一百多万办餐馆，亏了无法交代，有一天忽然带着儿子跑路了。那些朋友找她逼债，逼不出就找台里的领导，在领导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领导不胜其烦，要她辞职。可这一辞，全部人生就都塌了，于是死赖着不走。两年后稍微安静了一点，有天晚上外面有人轻轻敲门，开门看见五岁的儿子站在门口，楼梯上一个人影一闪就不见了。看着儿子那可怜的打扮，知道老公在外面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儿子送回来，这太令人高兴，可是也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幼儿园接送，病了上医院，经常要请假，范哥几次跟她说，是不是回去一心一意带孩子，把退休的父母叫来帮忙，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前几天父母准备跟团去四川旅游，结果儿子病了，就退团了，各种怨言。她说：“你看我这辈子还有一点希望吗？没有。”我说：“找个踏实点的男朋友。”她说：“找男人，我这个样子，谁要？逢场作戏都没人来，万一有个人来，也是不堪的人，作呕。”她把头一偏，做出呕吐的样子，“想着把儿子培养好，看会不会有一丝光亮。他在社会上流浪这几年，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别人的孩子进这个那个培训班，我送不起。将来？不敢想。”我想找几句话安慰她，想来想去，想的都是自己的委屈，差点流泪。华姐熄了灯说：“我说得太多，耽误你休息了，真的对不起。”
半夜里我被梦惊醒了。刚醒来的一瞬间还记得梦的片段，再回想又飘逝了。想不起是找工作还是情感上受了委屈，反正不是什么好梦。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睁开眼想了好一会儿，才在洗手间微光的启示下明白过来。脸上有点涩涩的，我摸了一下，是在梦中流了泪。那一切都不是真的，只是个梦，只是个梦！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