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竹山的借票

第十三至第十九回，西门庆与李瓶儿墙头密约，往来成奸，气死花子虚，占了他家房屋及许多家私银两，随后西门庆在家里大兴土木，搭盖三间玩花楼并卷棚。按照西门庆的如意算盘，只等五月十五日佳期一到，就将李瓶儿迎娶过门。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因受杨戬被参劾一案的牵连，西门庆和他的儿女亲家陈洪，无端被卷入一场不测之灾。

西门庆连夜派来保打点金银财宝，往东京蔡京门下行贿打探。家中大门，日日紧闭。李瓶儿眼见得良辰吉日将近，却不见西门庆那头有丝毫的消息，只得让冯妈妈前去打听，没想到冯妈妈一连来了两趟，都见大门关得像铁桶一般。李瓶儿不知道西门庆出了什么事，只以为是西门庆心意生变，因而积郁在心，生出一场大病来，夜夜梦见隔壁乔皇亲家花园里有狐狸抛砖掠瓦，渐渐不思饮食，形容枯黄。

来给瓶儿诊病的郎中名叫蒋文蕙（竹山）。蒋竹山虽生性浮浪、见识迂腐，但借看病之机，一来二去，居然便与瓶儿成了好事。李瓶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许下终身，将蒋竹山招赘入门，做了个倒插门的夫婿。等到来保在东京贿赂蔡京事成，西门庆安然脱祸之时，蒋竹山已经和李瓶儿一家一计地过起了太平日子。李瓶儿趁着西门庆大祸临头的当儿，将蒋竹山招赘在家倒也罢了，偏偏还为他凑了三百两银子，打开两间门面，像模像样地开起了生药铺子。以往蒋竹山给人看病，都是走着去的，如今发了家，居然也买了一头驴子骑着，在大街上往来招摇。

我们已经知道，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是做生药铺子起家的。到了西门庆手里，虽说生意的规模、经商的行当早已今非昔比，但生药铺无疑仍然是西门庆最看重的身份象征。小说中提到西门庆，多称他为“县前开生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可见生药铺对西门庆而言，不仅是本行主业和立身之基，而且是商业招牌，意义自然非同小可。明代商业伦理的基本行规是各有地盘，各有所属，人走一道，互不相扰。《金瓶梅》中对此多有描述，此不赘言。

蒋竹山不仅趁人之危，夺人之妻，且在“西门大官人”眼皮底下开起了生药铺子，似乎有意与西门庆唱对台戏。这就犯了大忌——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蒋竹山的迂腐和李瓶儿的拙智。西门庆处心积虑地想要教训一下蒋竹山，也就不难理解了。

按说，西门庆是一方财主，与李知县、夏提刑等官员都是朋友，要想摆布一下手无缚鸡之力的蒋竹山，也不算什么难事。但他最后请出街头小混混草里蛇鲁华、过街鼠张胜来摆平此事，明摆着是不想走官家（衙门）这条路（大概是碍于李瓶儿的情面）。他给了两人四五两碎银子，许诺事成之后再谢，目的也只是为了出口气。张胜和鲁华接过银子，便对西门庆说：“你老人家只顾家里坐着，不消两日，管情稳拍拍教你笑一声。”

奇妙的是，张胜和鲁华想出来整治蒋竹山的招数，竟然是伪造一份借款文书，逼勒蒋竹山还钱，借机痛打他一顿，最后，一根绳子将他绑了，拉他去见官。也就是说，即便是街头上的架儿、泼皮无赖和鸡鸣狗盗之徒，想要设局整人，竟然也要借助法律和官衙的力量。他们事先伪造了契约，确保一旦见官，在大堂之上要有必胜之把握，可见两人经过了周密的筹划。由此可见，在《金瓶梅》中，法律及其威严，确实无处不在。

事实上，张胜和鲁华的设计是有道理的。他们费了这么多的周折去摆布一个人，并非多事。相反，这一计划显示了张胜、鲁华的深谋远虑。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张胜、鲁华像黑社会一般地行事，找上门去打人，打了人就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喜欢咬文嚼字的迂腐郎中蒋竹山，照例要去报官申冤。张胜、鲁华是街头有名儿的小混混，平时劣迹斑斑是一定的，到时候一旦官府依律拿人，他们必然会陷于被动，说不定反而还要西门庆替他们出面，拿银子去打点搭救。

那么，假如蒋竹山无端被打，他是否一定会报官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涉及到明代特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普及等问题，《金瓶梅》对此多有反映，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谈。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由张胜和鲁华所伪造的这份借票：

立借票人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华）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约至次年本利交还，不致少欠。恐后无凭，立此借票存照。

小小借票，看似细枝末节，实则大有讲究。

首先，街头混混鲁华、张胜写不出这样的借票，需请人代写。且借票中写明蒋竹山借款之缘由为“丧妻无钱发送”，亦符合事实。可见，两人事先必定经过仔细的谋划和斟酌，说不定还请教过“法律专家”，此为省叙，兹可不论。

其次，按照明代借贷之法，凡借贷契约须由中间人担保，还须写明借款数额、利率和还款日期。以上种种，借票并无遗漏，一应俱全。可见，张胜、鲁华所伪造的这张票据，当出于刀笔讼师之手。一旦作为呈堂证物，完全经得起法律的勘核。

按照徐忠明的研究，这张借票与今存明代契约的样式完全一致。最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法律中，法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为月利百分之三，而《金瓶梅》中多为百分之五。徐忠明认为，在民间的借贷关系中，百分之五的月利似乎是比较普遍的。在《金瓶梅》中，也惟有蒋竹山借票的利率为月利百分之三，其他的地方写到借款利率，均为百分之五。而蒋竹山的借契是伪造的，显然是为了专门应付官司而准备的，写明是百分之三，目的在于与相关法律条文相一致，从而使得这张借票在法律上无懈可击。 [32]

这张借票的行文，足以见出《金瓶梅》的作者在写实方面的精微与审慎。当然，我们据此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中，契约与合同在日常经济事务中，已开始扮演非同一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