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青案
到十九日，苗青打点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又宰一口猪。约掌灯已后，抬送到西门庆门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书童、琴童四个家人，与了十两银子才罢。玳安在王六儿这边梯己又要十两银子。须臾，西门庆出来，卷棚内坐的，也不掌灯，月色朦胧才上来，抬至当面。
——第四十七回
《金瓶梅》的叙事，故事紧凑，情节集中连贯，直贯式的叙事线索很少中断。而至第四十七回，作者置主体故事于不顾，忽然宕开一笔，另开炉灶，从与清河县有千里之隔的扬州落笔，叙述扬州员外苗天秀被杀一案。由于叙事章法上这一罕见的“变调”，此回颇受书评者及研究界的瞩目。
苗天秀在前往东京游玩的途中，在运河的“徐州洪”陕湾一段，被其家人苗青联络船工陈三、翁八杀害抛尸。苗天秀的贴身小厮安童，虽也被闷棍打落水中，但并未死去。安童在被渔翁搭救之后，在鱼市上撞见陈三和翁八，即前往提刑院密告。陈三、翁八到案后，供出了主谋苗青，提刑院即差人缉拿。此时的苗青，正投宿在王六儿家隔壁的经纪人乐三家中。闻知事发，苗青便透过王六儿向西门庆行贿，以图脱身。
引文中所描述的，正是西门庆“暮夜受金”的情形。这是一起图财害命的普通刑事案件，历朝历代，不绝于书。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中，这样的事也屡屡发生，本不足为奇。作者为何要大费周折，于千里之外另起头绪，述此一案呢？
张竹坡认为，作者的主要意图，是想将苗员外与西门庆做对比，通过苗天秀遭仆人暗算的横死，来反衬西门庆的至死不悟。这一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却并非本回的叙事重心所在。我认为，作者插入苗青案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个普通刑事案，来呈现当时社会的官场和法律状况。苗青案所涉及到的官员，可分为以下四个类型：
一、西门庆、夏提刑；
二、曾孝序；
三、黄通判（黄美）；
四、狄斯彬。
以下逐一论述之。
西门庆是从他情妇王六儿口中知道苗青的藏身地点的。他还知道苗青有通过行贿来脱祸的意图。只不过，苗青一开始只给了王六儿五十两银子。用区区五十两银子，就想赎买一个“凌迟之罪”，实在是过于异想天开了。西门庆便嘱咐王六儿，将收受的五十两银子，原封不动退给苗青。苗青很快再次送来了礼帖——上面所写的数字，已经变成了白银一千两。
苗青将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以遮人耳目，趁着夜色的掩护，上门行贿。西门庆则端坐在卷棚内，也不掌灯，等到月色朦胧之时，才让人抬上贿金和礼品，整个过程写得阴冷昏昧。西门庆令人给苗青上茶，也没有给他看座，苗青只得“在松树下立着吃了”。
后来，西门庆从一千两银子中分出了一半，送给他的上司兼同僚夏龙溪。也是趁着黑夜，银子居然也是装在食盒内，以酒食之名，连夜抬送至夏提刑家。这是《金瓶梅》少有的以正笔详叙西门庆与夏提刑贪污受贿的例子。不仅如此，作者还透过曾孝序的参本，来描述当时有正义感的同僚对西门庆与夏提刑的真实看法：夏提刑是“接物则奴颜婢膝，时人有丫头之称；问事则依违两可，群下有木偶之诮”。而西门庆则是：“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簿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我们知道，由于“佛眼”的存在，作者对于西门庆等人物的态度，复杂而微妙。有厌恶，有鄙视，有同情，有哀怜，甚至还有一点蓄意的回护，但涉及贪腐，作者则全用正笔，一点都不含糊，深得史家春秋之旨。
曾孝序是《金瓶梅》中极其少见的清官。难怪曾孝序出场，张竹坡会发出“此书竟有一个好人！”这样的感慨。他作为朝廷的巡按，在离清河不远的东昌府驻扎。安童因见西门庆、夏提刑收了苗青的贿赂而私放罪犯，心中不服，在黄通判的介绍之下，连夜赶往东昌府告状。曾孝序查问案情之后，勃然大怒。他一面星夜差人行牌，往扬州捉拿苗青，一面给朝廷写本，参劾夏提刑、西门庆二人。可见此人办事雷厉风行，确实公正清廉。
但问题是，此人虽然品性高洁，但也有行事唐突、肤浅的一面。他在给朝廷的参本中，说夏提刑和西门庆“久乖清议，一刻不可居任者也”，固然反映了他嫉恶如仇的一面，但也可以看出此人有性急的毛病，且往往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事还没做成，风声早已传遍了整个清河县城。而且，他给朝廷的奏章还未发出去，就被人偷偷地抄录，送到了夏提刑的案前。其遇事鲁莽、行事不密、用人不察、见识不敏的浅陋，亦于此回的文字中暗暗露出。这就出现了小说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
夏提刑和西门庆拿到曾孝序奏章的抄本之后，立刻派出夏寿、来保等家人，雇了快马，连夜去东京，找人打点疏通去了。夏寿和来保到了东京，通过行贿，得到蔡京管家翟谦的保证——将曾孝序的上奏，“压下不发”。他们办完了此事，在返回清河的途中，遇见了曾孝序派往东京送参本的马队，“路上一簇响铃驿马，背着黄包袱，插着两根雉尾、两面牙旗”，正往东京的方向绝尘而去。看到这个阵仗，一身轻松的夏寿和来保，恐怕心里也要忍不住笑出来吧。
《金瓶梅》中“破例”正面描写的这个清官，居然也是这般的不济事。曾孝序在知道他的参本被压住不发以后，“心中忿怒”，居然赴京见朝，再上表章，足见此人虽然正直，但对当时的官场生态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一味地刚刻行事。最后蔡京实在看他不耐烦，先是打发他去了陕西，后来随便找了个借口将其除名，并逮捕其家人，锻炼成狱。在那样一个社会腐败、政治荒弛的年代，曾孝序根本不是蔡京的对手，甚至也不是西门庆和夏提刑的对手，因苗青一案而致家败名除、窜于岭表之上者，读来令人心中恻然。
我们再来看看黄通判。安童一心要为故主报仇雪冤，离开清河县以后，他来到了东京，投奔开封府黄通判衙内。黄通判名黄美，字端肃，是被害人苗天秀的表兄，也是扬州人。安童来找他伸冤，当在情理之中。黄通判在知悉案件缘由之后，“连夜修书”，让安童到山东察院找曾孝序告状。应当说，曾孝序被卷入苗青案，落得家破身危的结局，完全是拜黄通判所赐。黄通判写给曾孝序的那封书信，《金瓶梅》一字不落地“记录”在案。
这封书信，既有私人信函的温文与情谊，也有公文式的高调与堂皇，因而很值得读者留意。在这封信的开头，黄通判首先追溯了自己与曾孝序非比寻常的同年之谊，如“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报瑶章，开轴启函，捧诵之间，而神游恍惚，俨然长安对面时也”等语，皆为信函往来之俗套，可置不论。接下来，黄通判对曾孝序的人品及官声进行了一番猛烈的夸赞，说什么“忠孝大节，风霜贞操，砥砺其心，耿耿在廊庙，历历在士论”。随后，黄通判进而对曾孝序表达了殷殷期望之意：“年兄平日抱可为之器，当有为之年，值圣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时，当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扬法纪，勿使舞文之吏以挠其法，而奸顽之徒以逞其欺。”言下之意，仿佛国之存亡兴衰，全系于曾孝序一人之身。
黄通判这一封书信，不论是对曾孝序品德的夸赞，还是对老友怀抱利器、必当澄清天下的敦促与怂恿，想必都是曾孝序乐于听闻的吧。对于刚刚当上巡按御史、正欲大展才猷、急性子的曾孝序而言，这封信，可谓字字句句都打中了他的要害。在信件的末尾，当黄通判将自己的表弟被害一案，尽托付于曾孝序之手时，一团私意，变成了堂皇公论；一片私情，变成了道德规箴；一番请托，变成了“正义”之必然。最后，私信也就变成了公文。
也许读者会觉得笔者对于这封书信的解读过于苛刻，对黄通判人品的猜测过于阴暗。事实上，我所读到的评点文字和相关文章，都无一例外地将黄通判视为“君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金瓶梅》的叙事者是如何来评价黄美为人的呢？
如前文所说，苗青案涉及到的官员共有四个类型。西门庆、夏提刑固可不论，作品提到曾孝序和狄斯彬，都明言两人“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或者“为人刚方”。但在第四十七回，叙事者第一次提到黄美，仅仅用“博学广识”四字断之，对其人品一字不提。窃以为并非无意遗漏，而是话中藏话。
我们知道，苗天秀在出发去东京前夕，家中忽然来了一个化缘的僧人，因受了天秀五十两白银，便向苗天秀道出天机，说他左眼下有一道死气，不出此年即有大灾，并力诫他切勿出境离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苗天秀收到了表弟黄通判的来函，邀请他去东京。
《金瓶梅》中的黄通判，先后写过两封书函，一封给苗天秀，一封给曾孝序，从后来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封信，都堪称是“催死文书”——苗天秀接信后数日，即葬身于“陕湾”的汹涌波涛之中；而曾孝序收到来信不久，即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其诡异不测，令人感到森森可怕。黄通判者，莫非任职于阴曹地府的阎王殿？
再者，黄通判邀请表弟去东京，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自己做了官，让表弟去游玩一番，其二是打算为“土财主”苗天秀谋一官半职。所谓的“谋个前程”，说穿了不过是权钱交易而已。黄通判写给苗天秀信件的内容，《金瓶梅》没有提及，但从苗天秀临行前对妻子所说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大致猜到，黄美在信中一定是给了表弟极其明确的许诺。否则的话，苗天秀不会对妻子说出“吾胸中有物，囊有余资，何愁功名不到手”这样的踌躇满志之语，更不会为了去东京“游玩”，随船带上一千两金银、二千两货物。所以，苗天秀受邀去东京，游玩只是幌子，买官才是目的。当然，明代官员的俸禄极其微薄，黄美主动要帮表弟谋前程，他对表弟的万贯家私，恐非完全没有垂涎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黄通判这个人到底具有怎样的节操和人品，想来读者已可有自己的判断。在表弟苗天秀惨遭横祸奇冤之后，自己作为始作俑者，又身为通判，任职于天子脚下的开封府，博学广识、胜友如云，却将这样一件大事尽托于同年曾孝序，极力怂恿他出面摆平，而自己却一身轻松，置身事外，毫发无损。或许，黄通判对曾孝序的性情和缺点都摸得很透，所谓“一箭就上垛”。黄美此人貌似忠良的深险之心，已无待详辨。
卷入苗青案中的官员，除了西门庆、夏提刑、曾孝序和黄通判之外，还有一个下级官吏，此人名叫狄斯彬。这人不过是一名县丞。《金瓶梅》说他刚方不要钱，可见为人或许还称得上“正直清廉”，但此人头脑糊涂，行事荒唐可笑。他还有个绰号，人称“狄混”，其生性之愚庸糊涂，可见一斑。在张竹坡看来，一个糊涂的清官，或许还比不上一个头脑清晰的贪官呢。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还能时常听到类似的议论，可见，糊涂的“清官”任职一方，其荼毒尤烈的教训，古今皆同。
这个“狄混”狄斯彬，在小说中虽着墨不多，但形象生动，让人过目不忘。府尹胡师文责成他去调查苗天秀被杀一案，这位老兄骑在马上，走在县城西河边，忽然看见马头前起了一阵“旋风”，“狄混”便勒住马不动了。先是说了一句“怪哉”，然后竟然命令手下，跟随旋风的方向一路追赶下去，“务要跟寻个下落”。他手下的人还真的追着旋风，捕风捉影去了。还别说，这伙人追到了一个名叫新河口的地方，还真的从河岸边挖出了一具死尸。不用说，此人正是苗天秀。余每读《金瓶梅》至此，必然哑失笑。
尸首虽有了下落，那么，谁是案犯呢？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狄斯彬。他老人家因看见离新河口不远的地方有个慈惠寺，便不由分说，将庙中长老、僧众尽数拘来，一箍、两拶、二十板、一百敲，收在监中，就算完事。
在由苗青案引出的四类官员中，西门庆、夏提刑是不折不扣的贪官，自不必说他；黄通判貌似忠信君子，实则城府极深，机心险仄，徇情害理，不露圭角；曾孝序清正廉明，却不知缓急，昧于进退，一味刚刻；而狄斯彬虽刚方清廉，却遇事糊涂，行为怪诞。
有此四者，《金瓶梅》中的明代官场，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格局。正不压邪，其无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