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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恐怖平衡”怎么调整呢？其实，在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经济前，这种调整已经以多种形式发生了。第一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第二是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第三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和资源的价格上升。在这个上升过程中，谁受损最大？谁用那些资源谁受损最大，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因为中国是用资源、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然后是中国出口受到的冲击。当所有这些调整都难以到位时，最终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恐怖平衡”调整的一种方式。

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走出“恐怖平衡”？我认为有两点因素要看，如果21世纪美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科技创新，而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以和上世纪80、90年代的速度一样的话，我看形成“恐怖平衡”的机制不会彻底转过来。当日本人和中国人想存钱的时候，最好把钱借给美国，以期获得高回报。但是，美国劳动生产率会不会持续快速增长？我认为不大可能，即便是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领域的变化都不太可能像信息技术那样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必须找到另外一个走出全球经济“恐怖平衡”的方式，世界需要找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应该可以支撑一定数量、一定等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增长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也是后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动力。这就是我对斯蒂格利茨的话的理解，重复一下：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经济危机源于我们的认知局限

最近的经济危机让人们不禁要问，宏观经济学怎么了？最近在欧洲访学，感觉是凯恩斯已经回来了。这是鲁汶大学著名的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教授给我的回答，而我的问题原来仅仅是非常谨慎的猜测，“您认为这次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会再回归凯恩斯主义吗？”

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基于理性预期假设的有效市场理论占据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根据这样的理论，市场价格会对实体经济的状态作出反映。以此为基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里，经济周期的来源就是一些外生的来自于技术、禀赋和偏好的冲击，同时，如果市场对冲击的传导比较慢，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特征，人们来不及对自己的计划做出调整，周期性的波动就会产生。正是因为理论界和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信有效市场理论，所以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了放松管制的做法，其中的结果之一就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但问题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从来就不是“有效的”，价格通常都会偏离基本面，存在着泡沫或者衰退的风险，这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就将前者的货币风险和后者的信贷风险混在了一起。具体来说，商业银行欠储户的钱是短期的，而它的投资则相对是长期的，一旦股市和房市出现下跌，银行就会出现流动性不足，从而使银行面临支付危机。

保罗认为凯恩斯理论的精髓是，他从人的“动物精神”出发来构建他的理论，而这种“动物精神”是指人天然地会对事物的趋势做乐观或悲观的判断。人在进行决策时，会观察悲观或乐观的人谁收益更高，而他就会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态度。于是，当更多的人采取悲观的预期时，悲观就可能是一个收益更高的态度类型，而这会使一些乐观的人调整为悲观。这样的行为规律是人们面临信息不充分的世界时的反应，而且是不理性的做法，其根源在于人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也正是这样的行为导致了经济繁荣或衰退的周期性波动。以前，在金融学里人们研究过所谓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刻画了人们对其他人的模仿，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学。而人类行为的从众现象也完全可能是因为认识能力的不足，也就是说，仍然可以假定人是自利的，他们只是通过观察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人收益更高来修正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人们因为认知能力的不足而表现出行为的相互依赖性时，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就会被放大，泡沫和衰退都会被相应放大。

真正的危险在于，主流的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假设了人的认知能力是无限的，因此人们对于认知能力不足和“动物精神”而导致的经济周期就会视而不见。在研究生的宏观课程里，在各国的中央银行里，凯恩斯式的基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而构建的周期理论被认为已经过时了。危机的来临使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重新认识凯恩斯。保罗认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应该回到凯恩斯，从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出发，去重新考查那些泡沫和衰退产生的机制。从政策上来说，长期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商?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彻底地分开，让商业银行回归传统的银行业务，以避免风险过大。当我们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时，保罗也坚定地认为，中国千万不能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进行混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