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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地区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是会扩大的，但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差距却并不一定会同步扩大，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生活质量，就更是如此了。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无论在城乡与区域间都不应有过大的差别。在未来，如果你想要高收入、高消费，那么就去大城市，但你得忍受快速的节奏与更大的生活压力，甚至相对拥挤的交通和污浊的空气；如果你想充分享受安逸、空旷和洁净，那就选择小城市甚至乡村，但你得耐得住简单乏味的生活。虽然经济的集聚在大城市得以体现，GDP主要在东部大城市和区域性的大城市周围创造，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生活质量的意义上却是和谐而平衡发展的，这就是中国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我们所担心的在集聚过程中出现的差距其实只是规模意义上的差距，而不是人均意义上的差距，更不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差距。可是，规模意义上的平衡重要吗？加拿大的大城市和经济活动基本上集中在与美国交界的地带，日本有10%的人口集中在东京都，如果以东京圈来计算，这一比例大约是四分之一。按世界银行的研究，总体来看，越是发达国家，其经济的集聚程度越高，同时，地区之间在人均意义上的差距也越小。

走向什么样的区域平衡？规模还是人均？

2009年6月，东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

国际上研究劳动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危机之后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有数据表明，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东部受到的影响更大，相对来说，中西部的增长更快。区域间平衡的转折点到来了吗？中西部的更快增长有可能使区域平衡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考虑到这是在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实现的，因此不能排除平衡发展是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换来的。

我一贯主张，平衡发展不能以牺牲增长为代价，而持续的增长才是平衡发展的保障。具体说来，只有经济向沿海地区和城市集聚，才是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增长的正确方向，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可能最终使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平衡。很多人肯定会对这种说法大摇其头。中国经济已经集聚发展了30年了，区域的平衡并没有实现，相反，区域间的差距却是越来越大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首先，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区域间差距，是总量和规模意义上的，还是人均意义上的。规模上的地区间差距是个正常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只要不是城市国家，其经济和人口一定是集中于少数的都市地带的。以日本为例，2007年时，东京圈(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以及名古屋圈(爱知、岐阜、三重)和关西圈(京都、大阪、兵库、奈良)三大都市圈的人口首次超过全国人口的50%，更不用说经济总量了。对于中国而言，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及其腹地，无论从面积还是各种自然条件来说，完全可能在20年后分别容纳下2亿多的人口总量—不要忘记，日本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山地，其平原面积仅相当于江苏和上海的总和，而日本的人口总量是1.2亿—如果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人口进一步向三个最有活力的地区集聚，那么，这三个地区就可能在几十年之后承载中国50%~60%的人口，而其中又有80%实际上集中在这三个地区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世界级的大都市圈和大都市，中国经济是不可能进入发达之列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人均意义上的地区差距。的确，总体上来说，在过去的30年间，地区间的人均GDP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而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地区内部（特别是东部各省之间）的人均发展水平甚至有收敛的趋势。总体上地区差距的扩大当然与经济的空间集聚脱不了干系，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不够充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一点尤其容易被忽视。我常常和来自美国的学生开玩笑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而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又真心实意地想缩小地区间（实际上是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最简单的政策是什么？答案是，打开美国的国境，实现自由移民。那么，现实当中，为什么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没有缩小？答案是，因为劳动力没有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没有自由流动，这部分人的移民恰恰是在国家间起到均等化收入作用的。相反，高技能劳动者的流动却是相对容易的，而他们从发展中国家流到发达国家，起到的往往是扩大国家间差距的作用。

中国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问题和国家上不同国家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中，其实真正因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歧视而受到限制的是技能较低的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比较容易获得城市户籍，即使获得不了户籍，他们的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户籍也构成不了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区域间的平衡发展而言，这就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性不对称，高技能劳动力向东部大量集聚，并且在集聚中借助于规模经济效应获得了更快的收入增长。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者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较少享受在城市“干中学”带来的收入增长，他们的跨地区流动正是促进地区间收入均等化的主要力量，但恰恰是这部分劳动力没有充分地转移。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平衡发展。对于平衡发展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人均收入意义上的，一种是生活质量上的。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平衡一定是一种有差距的、相对意义上的平衡，如果认为在地理位置不利于国家贸易、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工业就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的完全均等，那无异于痴人说梦，这种平衡在全世界都没有实现过。人类走过的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只有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才可能使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差距扩大之后，再走向平衡，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增加了较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缓解了劳动工资的过早过快的增长；另一方面，在欠发达的内地，人均的资源（包括土地）更丰富了，规模经营便可以实现。但即便如此，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不可能完全消除。

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区域间平衡，只有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常听来自内地的朋友说，我可不愿意住在上海，又贵，又挤，空气也不好。其实也难怪。现代大都市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它能够具有消费品（特别是服务）的多样性，二是它有专业化的分工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前者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好的享受，后者带来的是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更高的收入。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强烈地喜欢消费品的多样性和高收入的。有的人可能就喜欢简单质朴的生活，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则可能只对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才比较有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是在大学里做教授，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还生活在上海。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除了收入高些以外，其实总体生活质量并不见得比其他长三角城市高多少。人们常说，城市是活力之源，其实，城市也是“罪恶”之源。城市的人口密度高，一方面方便了人与人的交往，从而带来更多的机会，但它也带来了拥挤和污染，甚至连犯罪也变得容易。事实就是这样，真正有意义的区域平衡就是生活质量的平衡。喜欢淘金的，到大城市；喜欢宁静致远的，住在小城市，甚至农村。对于政府来说，在花大力气推动向内地投资的同时，不要忘记促进地区间的生活质量平衡才是更为根本的，而其中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地区间适度地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要让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对大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向往，而主要是为了追求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