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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亿美元有多少呢？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1/3，相当于中国2007年的GDP的1/2，相当于美国GDP的1/30。国际上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美元流动到美国，甚至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美国在网络经济破灭以后，通过大量的货币供给和降息的手段来刺激房产经济，因为它的实体经济已经暂时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了。但是客观上来说，中国长期奉行非平衡经济政策，过度地依赖出口，并且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这又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维持了美元的低利率和高借贷。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这种组合，如果是在美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未尝不是件好事，这相当于中国可以借助于到美国去投资，分享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益。但最近这场危机的背景是，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创新动力不足，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上述“中美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我的意思是说，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历史上的大危机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结果。所以，“中美关系”一定要做出调整。首先，美国要对其金融体系“去杠杆化”，而中国要做的则是改变国内产能过剩的局面，在生产能力不能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只能增加国内需求。第二，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要下降，否则，对于全球金融安全来说太危险。第三，中国可以在美国寻找机会，比如美国的许多大公司的股票下跌，他们输在经营上，但是这些公司的实力还在，人才和管理还在，这对中国不失为一个机会。然而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看，这样做会使中国有可能被美国“套牢”。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出手大规模的救市方案，中国参与不参与？美国救市的钱是靠发国债，国债谁来买？美国人当然希望是中国。那么，中国能不能不买？不太可能不买，问题只是买多少。如果美国的经济下去了，中国经济也会受牵连的，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代价。

第二个需要讲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确是这样，从全世界范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做得不错的。第二个很成功的是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大项目的推动。这些成功之处，让中国人对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感觉非常好，而最近的危机则是让我们深刻反思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机会，有可能推动中国的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调整。现在美国人自嘲说他们在建设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作出这样的解读：你看，金融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需要由国家来干预。我们不能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金融资本主义过了头了，需要往回调，但中国的市场却还在发育呢。这场危机让人们意识到政府监管的重要性，但千万不能因此而对政府功能作不切实际的夸大。未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应该往中间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应该反思自己的增长方式，靠政府搞项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阶段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东南沿海地带，那些大中型的城市都将陆续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时代，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如信息、文化、艺术、出版、创意、设计、咨询等等，这些都是靠脑力劳动的。当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越来越依赖脑力劳动的阶段，政府所需要的经济信息会越来越集中在私人手里，那么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的优势就越来越小了。在工业化的时代，比如造一个轮胎或者建一座桥梁，信息都是可以参数化的，是可以写在纸上的。凡是可以参数化的事情，政府相对来说掌握信息的劣势不明显，而它动员资源的优势更为突出，这个时候政府的功能很强是有道理的。但是，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当信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就减弱了。接下来政府要想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放松管制，特别是在第三产业里那些需要动脑的产业特别需要放松管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特别需要改变由政府推动文化、教育、创意这些产业发展的做法。

与此同时，政府的职能也不是退出，而是要转变，转到更多地进行公共品提供上来。这次经济危机提供的一个机会是，政府可能会更多地在公共工程方面加强投资。最近，铁路将有2万亿投下去，这是政府要做的。但同时，政府也要借机转变职能，要从推动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转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上来。千万不能盲目地认为政府可以取代市场了，如果以此为理由，扩张政府的职能，那就做错了。另外，应该对民营企业的行业进入给予更多的自由，给民营企业的增长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