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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的“动物精神”能够内生地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那么，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控制经济周期吗？答案是利率和盯住通胀的经济政策。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虽然其基础是心理学规律，但到了政策层面，利率仅仅是改变投资成本与收益的一个中间变量，已经与心理学没了关系。如果考虑到人的“动物精神”，利率的作用就有了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在直接作用的层面上，利率仍然会通过改变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而改变人的行为；在间接作用的层面上，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悲观或乐观的判断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心理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结合弥补了凯恩斯理论内在的不足。这更加支持了政府救市和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以及一些赤字财政的政策，这些政策至少在短期里是有利于市场恢复信心的。
在实际生活中，信息—特别是媒体信息—对于影响人们的悲观或乐观的判断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把控制信息作为一种减少经济波动的政策呢？千万不能这样想。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控制信息的确可以使经济不至于过度地膨胀，或者过于严重地陷于衰退。但是，控制信息的结果却是使得原本就信息不充分的世界变得更加信息不充分，而人们的“动物精神”恰恰缘于信息不充分和认知能力的不足，所以，从长期来看，越是控制信息，越是可能加剧经济的波动。在最近这一轮的经济周期里，中国的股市是全球波动最大的市场，也与中国市场上信息更为不透明不无关系。
公众处在一个信息不充分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局面中，经济学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经济周期内生于人们的行为，所以，市场的走势关键取决于多少人持乐观或悲观的态度，而恰恰没有人知道这个重要的参数。所以，千万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的走势给出预测。甚至什么是市场的“底部”都是内生的，它完全可能脱离经济的基本面，而任何“底部”都只能是事后才知道，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底部”什么时候出现。
我一直认为，从经济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来说，经济学家也存在着某种sorting（群分）的现象。相对来说，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家多以微观和实证为研究方法，而宏观经济学家似乎更为注重理论本身的 “完美”。在最近十多年来，心理和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已经大大加深了，而且这些新认识正在迅速地渗透到其他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比如消费、教育，甚至劳动。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对心理和行为经济学反应迟缓，对此，以国际金融和宏观为研究方向的保罗也大感困惑。
任何一个新的理论都会对传统的所谓“完美”理论形成冲击，但现实的需要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冲破对“完美”理论的捍卫。在大危机的影响下，保罗基于“动物精神”所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政界和媒体已经越来越有影响，但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听这些“异端”。我在2008年下半年到鲁汶大学访学的第二天，那里恰好举办了一个“欧洲货币论坛”，聚集了一批非常不错的研究宏观和金融的学者，其中还夹杂了有关当前金融危机的公开讨论。保罗是论坛的主角，不过争论也很多。可以想象，当年凯恩斯学说刚提出的时候，局面肯定更为悲壮。有幸的是，随着危机的加深，对于主流理论和新兴理论的相对接受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