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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但要理解中国经济，却要把中国理解为几十个相对独立的小经济体。正当中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挑战之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重大调整。

一个始终困扰中国政策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活动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区域之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不平衡？答案是“不会”。这似乎与过去中国发展过程中区域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不符，但仔细想想，难道区域不平衡都是经济集聚惹的祸？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中国城市

2008年夏天，我和复旦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一起在浙江调研，一位当地发改委的官员给我说了一个故事。他曾经在国家发改委挂职过，当时，他为自己所在的市申报了一个项目，国家发改委说，你在东部不行啊，如果你在中部或者西部，这个项目就能批了。显然，审批已经成为“平衡发展”的手段。可是，以行政性的手段就真能带来平衡吗？

最近，我和同事陈钊教授将过去几年我们有关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整理成了一本书，书的题目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书的一开始，我们就写下了一段话，“在过去的30年，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结合，这是全球化浪潮中最重要的事件，而且这一事件仍在继续。在经济集聚的趋势下，全局发展和区域平衡短期内是可以兼顾的，长期内是统一的。中国必须选择‘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我经常有机会为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干部授课，“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也一直是我报告的标题。我努力地告诉人们，作为全球分工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与空间结合在一起，并且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恰恰是全球经济刚刚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的时候，全球的制造业急需大量优质廉价的劳动力来重新整合，再加上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这场“时空交汇”的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发生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有这样一个误解，似乎“平衡发展”与“追求效率”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种认识不仅在理论上不合时宜，而且在实践上很可能会因此而付出不小的代价。最近几年，在行政性的平衡发展思维之下，东部的增长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趋势，这被认为是内地形成了对沿海的追赶。追赶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人类已经有的经验，都没有说过，行政性的平衡发展是追赶的有效手段。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是不应逾越的阶段。在这一大趋势下，中国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集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平衡，并且在平衡中促进内地和农村的发展，而不是把集聚这个大前提都牺牲掉。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活动的集聚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则是规模经济最为集中的体现。举例来说，大城市能够举办大型的高水平演出和会展，这是因为大城市有足够的观众和听众共同分担成本，演出和会展的举办也能够在本地找到各种相关的专业服务人才。在大城市，生活丰富多彩，来自天南海北的各式菜肴都吃得到，这也是因为大城市的规模经济使得消费者能够获得服务消费的多样性。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因为很多创意和思想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产生的，很多信息和知识是在人与人的直接互动中传播的。人口规模越大，人的差异性越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同的人相互学习，这样，集聚效应就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一些专业技术而言，其学习效应也与人口规模有关。有一次，我给一些世界各地来的外国学生讲课，接待我的负责人来自中国台湾，他告诉我，他的姐姐是学中医针灸的，她在上海一天大约可以接待30个病人，而在台北，大约一天接待三个。针灸是一种典型的越做越好的行当，因此，上海这个城市的规模就保证了从事针灸的医师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做实践。

1997年以后，东亚经济很快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经济集聚和城市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在一本不久前出版的世界银行报告里，著名经济学家印德尔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通过空间经济学的观点解读了东亚经济的复苏。在这本报告里，他将城市的规模效应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享(sharing)：在城市里，生产者可以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从而发挥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生产规模提高时降低平均的生产成本。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也使得供应商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专业化的产品与服务。

第二，匹(matching)：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同时，在一个有众多企业的地方，劳动力也更可能找到合适的雇主。

第三，学习(learning)：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

这三方面的效应正好可以从我刚才举的例子里找到。

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发展阶段意味着，通过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重要。首先，全球化趋势使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愈发明显。经济危机之后，有人说，中国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走到了尽头，未来发展要靠内地了。这种认识非常危险。世界上的每一个工业强国，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无一不经过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虽然在今天，中国需要大力提振内需，但这只是说出口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应该下降，而不是说绝对数。只要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就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其次，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知识经济的特点逐渐显现，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为明显。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互动，我们前面所说的规模效应中的“学习”将会更为重要。这时，城市就往往成为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场所，这也是为什么高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往往都是在大城市才能获得更好发展的原因。

第三，在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加，由于服务（包括其中的生产性服务）大多都难以跨地区进行运输，服务业通常是供给和消费同时发生的，因此，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城市发展就更需要空间集聚，城市最佳规模也应该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的大城市，无论是纽约、伦敦、巴黎，还是东京、香港和首尔，城市规模都在持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