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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而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仅45%左右。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城市化率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城市发展出了什么问题？
城市是一个让生活更美好的地方，但人们往往误认为“美好”的前提是干净和整洁，是通过户籍限制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长大形成的。无形之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在走向社会的分割，城市的治理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和挑战。
中国的城市能像东京一样长大吗？
2008年，经济学界有两件大事与新经济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空间经济学”）有关，一是克鲁格曼被授予诺贝尔奖，而他的贡献之一就是大大地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另一件事则是《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出版，这本报告用空间经济学的思维研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集中讨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伴随着空间的集聚，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各地，大城市仍然在长大。我和我的同事陈钊教授有幸为《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写作贡献了有关中国经验的一篇咨询报告。
有一次，关于《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工作会议在东京召开。会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朴杉沃博士送给我一本书，是介绍韩国均衡发展经验的，其中也介绍到首尔的功能分散计划。会后，我和新经济地理学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藤田昌久教授谈起这事，我们都认为，韩国这个首都功能分散计划并不明智。新一轮的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以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为前提。一些代表性的世界性大都市，如东京、伦敦和巴黎，人口都仍然在继续增长。在日本，曾经有10年时间，对东京实施了首都功能分散的策略，其结果不仅是东京受损，而且全日本经济也处于低速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
在未来20~30年内，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将是城市化和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的集聚。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的持续推动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中国，未来的空间集聚将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的大都市圈，这三大地区的人口应占到全国人口的50%~60%。如果说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离不开一个世界级都市圈的话，那么，这个都市圈一定首先是长三角都市圈。如果说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离不开一个世界级城市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应该是上海。
对于城市的规模，一个思想上存在的误区是，上海太大了。不对！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人口规模是偏小的，人口密度是偏低的。在东京都目前的发展水平之下，它的人口密度是多少呢？是每平方公里
5 819.80人！其中区部（即23个核心城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 660人。相比之下，上海2006年的常住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2 918.77人。如果把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10个区（除去面积较大的浦东新区）拿出来单独计算，其面积相当于东京都的区部，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 2604.7人，仍然低于东京都的核心区人口密度。显然，从未来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目标而言，其人口规模更是偏小的。我们的测算结果是，在未来20~30年时间里，上海人均GDP按年均8%~10%的增长速度将能达到目前东京的发展水平，其人口规模应该至少达到2 500万甚至3 000万，与目前的常住人口规模相比，上海还有大约600万至1 100万的增长空间。而1992~2006年期间，户籍人口平均每年仅增长5.62万，即使计入非户籍常住人口也仅每年增长22.31万，这个速度还低于东京都在1945年之后30年快速发展时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可是不要忘记，东京都的面积可是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啊。显然，上海过去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与上海城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是不匹配的。
人们在思想上存在的另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将带来交通、环境、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是不对的。仍然以上海为例，如果与东京、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管理还有很多差距，而在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有轨电车等）方面进行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同时它也能缓解交通和环境压力。等到城市中心的地铁密度达到一公里之内一定有地铁站的时候，进市中心的人们便可以不再用开车，无论是道路拥挤状况还是汽车尾气的排放都可以大大缓解。像东京那样的城市，从数字上来看人口密度极高，但为什么却不拥挤，而且环境也很好？我常常开玩笑说，人或者在地下，或者在楼里，当然就不拥挤了，环境也好了。在地铁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地铁的便利程度和运能都会受到影响。我曾经将2005年东京都的地铁运能和2006年上海的地铁运能做过比较，结果发现，东京都地铁每公里客流是大约7 500万人/年，而上海的相应数据是390万人/年。这个差距不是一点点啊。
在治安方面，必须注意，要降低犯罪，不能简单地控制人口，而应该加快社会融合的进程，提高对低收入阶层的公共服务投入，减少低收入者的空间聚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在城市扩容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就是城市发展的进程。而放弃规模，就是放弃发展。上海市的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增长缓慢就与对人口规模要求较高的第三产业（如文化、会展、教育、艺术等）发展不足有关。
在思想上存在的第三个误区是，上海需要通过控制移民数量，而且让移民在上海交社会保障来缓解上海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这并不是最优的政策，原因如下：第一，在未来，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都可以生两个孩子，上海的老龄化问题将有所缓解。第二，在城市不断扩容的过程中，只要新增移民的人口年龄较轻，就可以不断地缓解老龄化压力，因而不应该在养老的享受上有所区别。第三，由于办暂住证有许多障碍（比如房东不愿出具租房证明），实际上大量在沪工作的新移民并没有像政府预期地那样参加为他们提供的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