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寻路者 - 高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寻路者/高渊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669-2
Ⅰ.①中… Ⅱ.①高… Ⅲ.①特写（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6132号
书名：中国寻路者
作者：高渊
责任编辑：贾忠贤 周灵逸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669-2/D·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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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写故事那样写思想
像写思想那样写故事
站在高处的记录者
李泓冰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70年，中国从战乱后的积贫积弱，直到通过持续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发展道路。新中国70年的波澜壮阔，事关一个亿兆人口的古老民族的前途命运，无论是在中国上下五千年，还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一场极其醒目的历史叙事。这70年的中国，从数千年的封建观念笼罩中，从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旧体制中，锐意革新、艰难突围，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改革开放究竟是由哪些人、哪些事一一促成的？碰到过哪些坎坷、采取过哪些应对措施？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具体所指又是什么？
这本《中国寻路者》，或许可以借助采写的人物之口，一一解开这些与改革史息息相关的扣儿。开卷之益，就在于仿佛读了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缩微版“史记”。
这本书选自作者的“高访”系列访谈，该系列甫一问世便颇引人注目。很有一些同行钦羡。一是羡慕高渊的文字，二是羡慕身为党报记者，有这样自定主题、采写人物的“随心所欲”。
作者确实得天独厚。借力上海报业的全方位改革，他成为解放日报的特聘首席记者，这个“特首”，让他没有了职务和条线的羁绊，可以做一些颇具学术意味的采访调研，也就有了重磅的“高访”人物系列。
其实，即便有了这样的“得天独厚”，也不是谁都能像作者一样成为如此水准的高访主笔。细数他笔下的人物，你会发现，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分量的人物。没有充分的积累、学养和见识，是不可能在他们面前，拥有平等对话的机缘和底气的。
且看他曾采访的那些人物：
陈锡文，黑龙江知青出身的前中财办副主任，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连续参与起草了17份农村改革“一号文件”。他回忆80年代初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之际，邓力群和杜润生都来了，他还记得当时让他感觉振聋发聩的一席话，“中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农民如果还贫困，那么国家就富裕不了……就不可能现代化”。
石广生，前外经贸部部长，主持中国入世谈判，代表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十几年后他感叹：“实践已经回答了我的担心，中国入世是成功的！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王新奎，曾经和一些青年学者一起，同几任上海市主要领导定期务虚，感受了上海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历程。作为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深度参与了浦东改革开放进程。他认为，改革“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王赓武，出生在印尼的澳大利亚公民，国际影响力颇大的中国问题专家、香港大学前任校长。他提出“中国正面临第四次崛起，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可以和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中国时的爆发力相提并论”。
郑永年，浙江农村家庭走出的书生，继王赓武之后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说：“我总觉得80年代是很好的时代……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
……
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70年崛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话，在历史长廊中余音绕梁、经久不息。在高渊的书写下，新中国道路上的诸多细节纤毫毕现、熠熠生辉。这样的一些人物，显然是高渊有意识的选择，是有意在为新中国、为中国改革史留下珍贵实录，这些实录发人深省，也深具史料价值。毕竟，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太需要了解改革的来处，都不能忘了当年为什么“非改革不可”，也由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决策层不曾动摇过改革共识，包括当下对“改革再出发、思想再创新”的一再鞭策。也许，越到后来，如“高访”这样的人物选择、这样“保真”式的书写，会愈发凸显出其分量。
看得出，每访一个人物，作者都做足了功课。他的发问不温不火，尽量隐没自己的主观意志；同时又有和受访者平视、对等的姿态，仔细拿捏着访谈的节奏。中国从来没有停顿过攻关克难，“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而他像是一位熟门熟路的向导，带同读者一起，随着受访者一同重走新中国70年的深川和大山、泥淖与渡口。
作者有时会出人意表地从ABC问起，比如问王新奎：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你的心目中，“改革”是什么？引出了王新奎很棒的回答：“‘改革’这个词，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广泛流传的。原来不说这个词，讲的都是革命。”“‘改革’有它的特定含义。简单地说，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之后，上海以及浦东改革开放的繁花，从王新奎的叙述中一一过眼。
有时是闲到不能再闲的闲笔。比如作者问郑永年：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只走不跑吗？结果引出郑永年的回答：“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他还提及在浙江四明山区的童年，“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农民的儿子这条线，一直在访谈中若隐若现，或能解释网友眼中郑永年“曲线救国”的心路历程。
当然，“高访”的采访对象，并非都是“改革人物”，比如也有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法学界泰斗倪征燠的女儿倪乃先，还有媒体人白岩松……但是，尽管不在改革的核心位置，他们的工作仍然和新中国的过去和当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拓宽了新中国复兴之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维度。
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本书也值得一读，甚至具备某种教科书的意义。
新闻人物的“高访”，在20世纪有一位标杆式的记者——法拉奇。她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逼问甚至挑衅的提问方式采访世界政要，具有浓重的“法拉奇”标签。在采访中，她就仿佛站在聚光灯下，当仁不让，咄咄逼人，甚至会把对方问到气急失态，由此采访出了很多经典作品。
高渊的人物访谈却完全不同。他的公号署名“水米糕”，颇能说明他的采写风格——很糯、很温润、很纯净，没有华丽的描写、锐利的词锋，也没有炫技式的枝枝蔓蔓，却使记者和受访者、新闻和历史、人物和时代不落痕迹地深度交融，难分彼此。他访谈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有惊心动魄或至少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都和国家命运和改革的命运休戚相关。但在他，每每只是闲闲地起个头儿，或在受访者沉浸或稍歇的时候，悠悠地随意递个话儿，话题就这么长江大河地流淌下去、漫过历史的沟沟坎坎……在看似温糯和软的访谈中，却充盈着某种“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息，透出属于新中国、新时代的痛与快乐、爱与哀愁。
高渊和法拉奇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善于把握谈话节奏，访谈中的控制能力，以及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这一切，唯有站在“高”处，方能做到。
其实没有资格作序，就算一篇导读罢。
自序
我当记者这些年
虽然干这行已经25年，但我似乎还没有厌倦，所以才有了这本书。
20世纪80年代末，我上大学时，记者是个很光鲜的职业，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心向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这些年自媒体的崛起，这个职业看上去已经没有了门槛，每个公众号的经营者都是“记者”，每天都能把自己的观察体悟发送给读者，并与公众频繁互动。
这个新媒体时代还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吗？我们该如何理解记者这个看似要消亡的职业？我没有答案，只有一些记忆的片段。
那题
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一年多前，小平同志大冬天去了趟南方，吹来的却是春风，政经时局一下子变得热起来，媒体也重新振奋。对于报纸来说，或许比不上改革开放初期的巅峰状态，但肯定也算开启了一个新的黄金期。
那天，很偶然地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说是人民日报即将创办华东分社，定址上海，公开招聘编辑记者。于是便投了简历，没过几天，接到面试通知。记得当时小屋子里坐了四五个京味十足的面试官，其中一位问我：“对浦东改革开放有何建言献策？”
我是怎么回答的，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有点像宋代科举取士策论的考题，现在想来真够大的，也算让我初步领教了人民日报的格局。
进了华东分社后，遇到一批特别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大多来自人民日报总社，也有来自上海媒体的，讨论布置选题时，总让我疑惑他们正坐在中南海的某间办公室里，思考这个泱泱大国当下遇到的问题，殚精竭虑地寻找破解之道。
十多年间，这批人陆续离开，或回到总社，或转任他媒。对我来说，华东分社就是我的“研究生院”，都说“什么媒体培养什么记者”，其中的关键或许就是思考问题的高度和角度。
那岛
2003年7月的一天，洋山深水港工程现场汇报会在上海芦潮港举行。上海方面租用两辆大巴，邀请中外记者同赴现场，这是这一重大工程的首次公开亮相。中途停车休息，前面那辆大巴上跑过来两个人，其中一位与我相识，她说：“这是我的实习生，她看了你写的洋山港报道，想见见作者。”
听起来，这位实习生是想见见“生蛋的母鸡”，而“鸡蛋”就在那天的《人民日报》“长三角专刊”上。报纸以“长三角‘最敏感工程’面纱轻褪”为主题，刊登了我采写的三篇调查报道：《坎坷九年洋山梦》《洋山港牵动长三角格局新变》和《嵊泗的心思》。这是我历时三年采访的首次公开报道。
这个“蛋”生得不容易。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长江口周边水深不足，上海港发展受限。这时，隶属浙江省嵊泗县的大小洋山岛进入视野，那里具备深水良港的各项条件，问题是要跨行政区划而动，这使工程一度变得有点敏感。
我受报社指派，开始了跟踪采访，数次登上大小洋山岛。2003年上半年，有消息说，洋山港工程即将举行公开仪式。这意味着，我准备已久的报道可以出炉了。
但我当时面临一个问题：虽然手头积累了大量采访资料，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精巧的切入角度。于是，我决定再去一趟洋山岛，专门找切口。那两天，洋山乡的宣传委员陪我采访了不少人，从政府官员到洋山渔民，但都收获不大。中午时分，宣传委员说：“饭总是要吃的，下午继续采访吧。”不容分说带我进了“洋山大酒店”，老板陈祥根很热情地陪我们吃饭。席间，我问他为何要建这三层楼的酒店，他略带神秘地说：“当年就是因为听说对面小洋山要造深水港，东拼西凑借钱造了这个酒店，差点让我倾家荡产。”
这时候，我已经放下碗筷，掏出了笔记本。以陈祥根的洋山大酒店的经营起伏切入，带出洋山建港坎坷历程的写法，在我心中确定。
这些年来，我的不少作品得过大大小小的奖。但时隔多年，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见到我，最常提起的还是这篇稿子。而这，是一篇因篇幅超长从未参评任何奖项的稿子。
对于一个记者而言，作品被记住或许是最高的奖励。这也让我愈发相信一句话：“要像写故事那样写思想，像写思想那样写故事。”
那夜
以前一直觉得，记者是一个“年中无休”的职业，后来一个凌晨来电，我才最真切地感受到，“年中无休”说得轻描淡写了。
那是2014年12月31日晚上，12点多了，我正准备上床睡觉。当时，我负责解放日报社的新媒体“上海观察”（后更名为“上观新闻”），第二天一早要上线的稿子都已看过，放在待发稿库了。我看了一眼手机，犹豫了一下，想到第二天是元旦放假，今晚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于是就把手机留在了书房。
一觉睡到凌晨三点多，忽然觉得不太踏实，起身从卧室走到客厅，便听到手机在书房里响。走过去一看，是个陌生的固话号码，估计又是半夜骚扰电话，便按掉了。
但手机立刻再次响起，还是那个号码，心想骗子真是锲而不舍，那就接起来怼回去吧。一听才知，这是报社一位总编办的同事用家里电话打来的，说是外滩发生了踩踏事件，领导要求“上海观察”发布相关消息。当下心中一惊，立刻翻看来电记录，才发现已经有七八个未接来电，最早的一个在半个多小时前。接下来便是一通忙碌，叫醒能打通电话的每位编辑，准备上线稿子，安排第二天采访等。
那夜之后，晚上睡觉时，手机再也没有离开我超过半米。即便后来不再负责新媒体，这个习惯也没有改掉，或者说是改不掉了，因为手机若不在触手可及处，便无法入睡。
那人
2015年6月，我担任解放日报首位特聘首席记者，不再负责具体的部门，又像很多年前那样，重新做起了采访。
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从人物访谈着手。在《解放日报》和“上观新闻”上开设专栏，一开始叫“首席会客厅”，后来改为“高访”。之所以这么改，一是因为我的定位是高端人物访谈，对象是各界翘楚；二是因为我姓高，新媒体时代需要有点个性。对此，还有年轻同事夸我姓得好。
第一位采访的是原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那天采访前，他的秘书跟我说，领导出差刚回来，肠胃不适去看了病，希望采访控制在一小时左右。结果一聊就是两个半小时，结束后，徐匡迪邀我去他办公室参观。他的秘书送我出来时说，这次真是特别，以往只有老朋友来，他才会请到办公室。
这之后，我陆续做了30多篇“高访”，其中有居于庙堂之高的政界人士——陈锡文、高尚全、王新奎等，也有处江湖之远的海外学者——王赓武、郑永年、张五常等，还有居于象牙塔中的校长、教授——陈佳洱、吴启迪、方汉奇等，更有我的同行媒体人——白岩松、张力奋、胡锡进等。
同时，还穿插做了两个专题访谈。其一是“入世风云”系列。2016年正值中国入世15周年，在王新奎先生的推荐下，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孙振宇、陈鹏和王成安三位前辈大力促成，我采访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历任首席谈判代表，透露了中国30年复关入世谈判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其二是“东京归来”系列。1946年，“二战”落幕不久，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组成，中国法律团队随即奔赴日本。在这个团队中，有三位特别引人注目：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以及中途驰援的首席顾问倪征燠，他们被称为“中国法律界三杰”。70年后，我分别采访了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倪征燠的女儿倪乃先，听他们说说父辈们从东京归来后，或荣耀、或平淡、或悲凉的后半生。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重要的搜集史料的方法，通过访谈亲历历史的见证人，整理他们的口述作为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古已有之。我们身处巨变的年代，撰写重要人物的口述史，能帮助我们记录不平凡的历史细节，留给后人理解他们未曾亲历的时代。
记者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从当记者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几乎就是天天采访不同的人。但真正将采访重点完全放在采访对象的个人经历上，是从做“高访”开始的，这也让我更加真切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
这些年，随着自媒体的崛起，记者不再是少数人从事的职业。然而，担负社会责任的深度分析与思考，依然需要职业记者来做。每一天都是历史，每一个维度、每一刻都值得被以客观真实专业的方式记录。
2019年2月14日于上海
这是第一篇庙堂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