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关成败事，尽付笑谈中

谷永江

中国第三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历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商务三秘，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1996年4月，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复关的基本原则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规定的相应义务，中国决不会为复关不惜一切代价，决不接受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损害其根本利益的任何条件。”

77岁的谷永江白发白眉，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他进门就大声说：“没想到今天不堵车，从顺义开过来才半个多小时。”

谷永江出名是在1993年。那年春天，中国复关谈判再次更换主将，他接替佟志广，率团进入中国复关的正面攻坚阶段。

4月，当时中国外经贸部部长是李岚清，他马上要去中央工作了，最后一次主持部党组会议。会开了半截，中间休息一会儿，他把谷永江叫到办公室，说从此以后，你来主持复关谈判吧。

谷永江说我是搞外贸的，都是双边谈判，国际多边谈判基本没有接触过。李岚清同志说，佟志广已经59岁了，要调到中国进出口银行去工作，你来接任吧。谷永江是个爽快人，说那行。几句话只花了一分钟。

就这样，继沈觉人和佟志广之后，谷永江成为第三任中国贸易谈判代表。我问他，你觉得为什么会选你？谷永江说：“也许在当时的几个副部长里，我的英语算比较好的。”

其实早在1984年，谷永江已经是全国外贸央企最年轻的一把手。他从业务员做起，45岁时，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海选中，成为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机电进出口的垄断企业，用谷永江的话来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只要带个“机”字，进出口都必须经过这家公司。

谷永江接手中国复关谈判时，正是一段困难时期。4月份确定他管这个事，5月份就率团去日内瓦，参加中国复关的第14次工作组会议。

回来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方面又请中国去谈市场准入。谷永江说话不大圆滑，他跟美方说，要谈就谈复关，你们要是不谈这个，我就不去了。后来他们同意谈复关，他就去了。

1994年底，谷永江抱病再赴日内瓦，力争在关贸总协定变身世贸组织前，能复关成功。最终因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复关大门关闭，谷永江亲历壮士断腕的一刻。

后来有人说，谷永江是中国复关入世进程中的悲情人物。而在他当年的同事眼中，谷永江是位帅才，能充分发挥团队各个成员的才智。

我们聊到一半，进来一位向他讨字的年轻人。谷永江拿出包里的宣纸，铺在桌上说：“我给你写了一首曾国藩的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旁人请他解读，他说：“就是把一切虚名看得淡薄些。”

在他口中，即便是当年复关入世最艰难的时刻，都已化为一个个有意味的细节，尽付笑谈中了。

针锋相对的第一次接触

高　渊：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复关？

谷永江：第一次是1989年，我是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那时候，有些西方国家对我们不友好，甚至拒绝我们部级以上官员访问。我当时要去加拿大，准备在中加友协做个演讲。有人建议，既然到了加拿大，为何不去美国，也算政府间的一次接触。我说要去的话，必须是美国政府请。后来是美国国务院正式发来了邀请函。可能因为我这个部长助理是正局级，不属于当时美方的不接触范围，不算坏了他们所谓的规矩。

高　渊：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谷永江：去了以后发现，美国人真是不讲理。他们上来一点寒暄都没有，就开始指责我们的贸易政策，一共讲了十条。我马上要求通过翻译谈，咱们英语再好也斗不过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我思考怎么应对。等对方说完，气得我脸都白了，我也说了十条，说美国贸易政策有更大问题。我的策略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实际上不是针对一件事进行直接辩论，这就是外交。我后来担任中国贸易谈判代表，跟1989年的那次经验多少有点关系吧。

高　渊：你当谈判代表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候国内对复关是什么态度？

谷永江：当时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而且反对的声音还很大。从部门来看，支持复关的大多是贸易和金融部门，反对的主要是生产部门，他们顾虑重重。

我给你举个例子。1994年5月，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嘉定召开汽车行业座谈会。何光远部长打电话给我，说全国大的国有汽车公司的老总都会去，你来谈谈复关吧。

高　渊：那次座谈会气氛如何？

谷永江：我记得一位大型国企的董事长发言说，我以后不出国参观了，每去一次，就看到我们跟人家的差距拉大一次，你还复关，我们车企以后日子怎么过？开了一天的会，这些老总们都心情沉重。晚上吃饭，结果很多人都吃坏肚子了。第二天开会，一个个更加没精打采。何光远老部长说了一句话，说是我请谷永江来讲复关的，他还没讲呢，把你们吓得都拉稀了。

农业部门也是忧心忡忡。他们说，你们放宽市场准入，我们农产品怎么保护啊？直到今天，农业方面的不同意见还是存在。

让人沮丧的复关失败

高　渊：你一共参加了几次中国复关工作组会议？哪次最难忘？

谷永江：我领导了从第14次到第19次，第19次会议在1994年的年底。当时关贸总协定就要被世贸组织取代了，高层希望复关进程冲一冲，这样就自动进入世贸组织了，不用再申请。

我在事前的分析是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的态度是不愿让我们复关。我在出发之前患重感冒了，当时龙永图是复关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我想让他代我去。但高层没有同意，打电话要求我必须去。

高　渊：没谈成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谷永江：还是因为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而且蓄意阻挠、漫天要价，我当时在会上就说，中国复关的基本原则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规定的相应义务，中国决不会为复关不惜一切代价，决不接受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损害其根本利益的任何条件。我在日内瓦待了一个多星期，回来时感冒还没好。我的情绪不大好，一下飞机迎面就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拿着摄像机对着我。我也没放慢速度，快步朝前走，他居然一直快步倒着走。现在想想，还觉得挺对不住那个记者。

高　渊：据说吴仪捧着鲜花到机场来接？

谷永江：对，她当时是外经贸部部长，特意来接我们，还拿着鲜花，我确实吃了一惊。她对我们说，虽然这次没能结束复关谈判，但代表团的工作世人有目共睹。回来后，我就住院了，医生说是肺炎，打了一个多星期的点滴。

你说累吧，也不算太累，主要是心情不好，气憋得慌。这么多次工作组会议开下来，临到最后还是没能谈成。

高　渊：你当谈判代表，其实也是代表团团长。这个团多大规模，由哪些人组成？

谷永江：总共有二三十人，大多是各部委的司长，像计委、经贸委、海关总署等。这些都是实力派人物。其中有的人对复关是很担心的，主要是怕本行业受的冲击太大。打个比方，我这个团长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队，既不是教练，也不是运动员。领队的职责就是协调各方关系。当时关贸总协定的会议室很有意思，一共只能坐20个人，就是谈判双方各出10个人，而且不能带翻译。但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想参加，因为每个人后面都是一个部委。我说这种小会我就不参加了，由龙永图带九个人去。他们谈完了，出来向我们没参加的汇报。以后只要我参加的会，一定是代表团全体参加。这样大家就没意见了。

高　渊：后来有人说，你带队时最大的特点是放手。

谷永江：我比较崇尚道家思想。后来我到华润集团当董事长，也不管太多的事。我一直说，董事长看，总经理干。一二把手怎么相处，这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命题。我从华润退休的时候，我说华润所有做得好的事情，都不是我的主意。这个事情是谁谁的主意，那个事情是谁谁的主意。但华润如果有什么问题，肯定是由我来负责，因为我是法人代表、党委书记。

与龙永图共事那三年

高　渊：你当谈判代表那几年，龙永图一直是你的助手吧？

谷永江：对，从1993年4月开始，我们一直合作。他当时是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国际司就是专门负责多边关系的。后来他当了部长助理，很多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

高　渊：不少人说，龙永图很霸气，是这样吗？

谷永江：其实他很注重小节。1994年去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开世界贸易大会，我们俩是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我们先到了首都拉巴特，接待方给我和龙永图各安排了一个套间，当然费用要中方支付。

当晚，龙永图就来找我了，他说我们住得太贵了，咱换个普通间吧。他转身就去问，结果酒店说没房可换了。我说，今天就住一晚吧，明天我们搬到中国大使馆去。第二天，我们就在大使馆的信使房住了一晚，省了几百美元。到了马拉喀什当晚，龙永图又来找我了。他说又安排了套间，一问价格很贵。我说肯定的，这么多代表团来开大会嘛。

龙永图说，你这个套间必须保证，因为会有很多外国代表团来拜访你，我的还是要换。我说，老龙你要能换就换，不能换就算了。结果，他还是把他的套间换成了单间。

高　渊：原来老龙这么节约。

谷永江：一天也能省个一两百美元吧。其实，当时无论是复关还是入世谈判，我们都时刻想着我们国家是穷国，不可铺张浪费。

高　渊：你和龙永图在复关事务上合作了三年，你对他怎么评价？

谷永江：龙永图是个很执着的人，他是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这一点上，我不及他。我是能进则进，不能进则退。

高　渊：2001年中国入世，听说你打过一个比喻，还流传得挺广，说入世就像入党。这个具体怎么解读呢？

谷永江：入世成功当然是件好事。那时我在华润集团的香港总部，我一看那些条款有点吃惊，如果当年就按这个尺度谈，可能早就复关了。好在后来的入世冲击，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大。这个比方是入世成功后，我有一次在中央党校开讲座时讲的，比喻不一定很恰当。我说我是1959年入党的老党员了，那几年的入世谈判有点像我入党那时。你去问支部每个党员，没有人会说我不同意你入党，所有人都说我支持你，但就是不给你填申请表。

当时在复关入世谈判时，没有一个国家说我不同意，但会说一通要改进的地方，不给你协议书。我们还得好好听着，不能闹翻。

高　渊：作为曾经的谈判代表，入世成功后，你有没有到各地去做宣讲？

谷永江：一开始去过几次，后来我就不去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听课的政府官员很少，或者都是低级官员，来的多数是商人。商人来听当然没有坏处，但关键是要说给政府官员听。按我的看法，入世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事，不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甚至可以不知道这事，但政府官员不可以不懂。到现在都是这样，一定级别的领导遇到讲座都说没空。

总的来说，入世倒逼了改革。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改的，是被入世条款逼的。从总体上说，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