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北大校长那些年

陈佳洱

1934年生，上海人，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独子，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当选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党组书记。先后获美国加州门罗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等院校荣誉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绶带功勋十字勋章，当选英国物理学会特许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

“我当校长那时候，院系没有行政级别，校长是享受副部级待遇。我听说，有的前任校长直到退休，还是正局级。我的感觉是，大学里面一搞行政级别，就变成‘学而优则仕’，就走到歪道上去了。”

一早，京城狂风大作。

与陈佳洱院士相约九点，在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二楼见面。从宾馆走过去，原本只需六七分钟，但那天走了20分钟。路上行人姿态各异，顶风而行的都身体前倾，顺风走路的则尽量后仰，大风灌进口鼻，产生瞬间窒息感。

二楼是两排办公室，其中一间门口贴着一行小字：陈佳洱院士。敲门无人应，等了几分钟，看到一位瘦削的白发老者慢步拾级而上。他见了我就握手微笑道：“抱歉啊，来得晚了。”

此时，距九点还有五分钟。陈佳洱掏钥匙开门，说：“其实我早就出来了，刚要走出小区，一阵大风把我帽子刮走了，我去找帽子了。结果找到却拿不到，被刮到汽车底盘下面了。”

我说：“您自己走过来的？没车送？”陈佳洱边为我泡茶，边说：“我就住在蓝旗营那边，走过来不到20分钟，不用车送。”

他的办公室陈设非常简单，一桌一椅一沙发，开水还是自己到走廊上打的。作为中科院院士、北大原校长，83岁的陈佳洱依然保持着中国老派知识人的脾性：儒雅、谦虚、和善。

我们的话题从他出生开始，聊了他父亲陈伯吹先生，聊了他的学业与工作经历，聊了他90年代当北大校长那几年的往事，更聊了他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

1934年10月1日，陈佳洱在上海广慈医院出生，没有兄弟姐妹。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战争是关键因素。三岁多的时候，“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当时他父亲陈伯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了避免日本特工的抓捕，就去了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教科书，出版《小朋友》杂志，而陈佳洱和母亲生活在上海。

在陈佳洱的记忆中，父亲很和蔼，是一位慈父，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打骂过他。倒是母亲曾打过，但也屈指可数。母亲是钢琴教师，他们的教育总体还是宽松的，陈佳洱从小生活、学习都比较自在。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他讲电的故事，表演摩擦生电的实验。上中学时，带他去看《发明大王爱迪生》《居里夫人》等电影。特别是看了《居里夫人》后，父亲教育他要像居里夫人一样，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陈伯吹一直既鼓励陈佳洱写文章，也引导他追求科学。陈佳洱读初中时，抗战刚刚胜利，父亲从北碚给他带回一本英文版著作《森林中的红人》，并鼓励陈佳洱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华美晚报》上发表。

虽然父亲的专业是教育学，但是对科学和文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对陈佳洱说，要不是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他读书，他很可能选择去学数学。

后来，陈佳洱没有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作家，但也继承了父亲对数理化的爱好，成为加速器物理的权威学者。加速器是使带电粒子增加速度的装置，应用于原子核实验、放射性医学等领域。我问他：“科学家当大学校长，有何利弊？”他淡淡一笑：“会比较呆板，但一般会比较认真。”

又说起他的堂弟——港澳专家陈佐洱、指挥家陈佐湟，以及他三位在科研领域颇有建树的儿子。我说：“你们陈家几代人都很优秀。”他说：“优秀谈不上，反正都比较老实。”

不满16岁上大学：“同学们一直管我叫‘小儿科’”

高　渊：你的中小学都是在上海念的？

陈佳洱：对，小学上了两个，一个是基督教的培德小学，另外一个是上海西区的工部局小学。抗战胜利后，我上了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跟我父亲是好朋友。但好朋友归好朋友，这是私立中学，交了费才能入学的。

中学同学中，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的田长霖。他有个外号叫“大头”，人很聪明，特别是考数学，他总是全班第一。他后来先去了台湾，再去美国，被称为“华裔奇才”。我和他同学四年，他一直坐在我后面。他喜欢跟我开玩笑，高兴的时候就用铅笔在背后捅我。他后来说过一句话：“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位北京大学校长。”

长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引领热物理领域发展的著名科学家。我留学英国后，成为加速器研究专家。而且我们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在20世纪90年代出任中美两所名校的校长，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我当了北京大学校长。

还有个外号叫“面包”的同学，胖胖的，老是流着两根鼻涕。后来当过我国核试验基地司令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小平同志表扬的全军科技模范，叫钱绍钧。

高　渊：1950年你就上大学了，当时才16岁吧？

陈佳洱：当时还不满16岁。中学是初高中一贯制，根据成绩分甲班和乙班，甲班念五年，乙班念六年，我被选到了甲班。

刚进大连大学时，削苹果把手弄破了，去医院挂号，护士一看我还没到16岁，就给我挂了“小儿科”。后来被同学们知道了，就管我叫“小儿科”。

高　渊：当年最向往哪个大学？

陈佳洱：我最想考的是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交大是家乡上海的大学；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讲的是科学民主，一直很向往。

但我父亲有几个地下党的朋友，他们建议把孩子送到老解放区去锻炼。当时东北解放区有两个大学可以选，一个是大连大学，另一个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我听说大连靠海，风景好，就报了大连大学。

大连大学就是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当时是多学科的综合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把一些系调出去了，后来就改名大连理工大学。

我考的是电机系，因为我喜欢电。同时，我也觉得新中国成立后要发展工业，就一定要发展电机。到了东北老解放区后，发现确实跟上海不一样。就在离大连大学不远的地方，有个劳动公园，里面有块碑，写着“劳动创造世界”。一看到这个碑，我就深有感触，觉得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要为劳动人民服务，做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高　渊：在大连大学的学业怎么样？

陈佳洱：我在班上是小组长，也是物理实验课的课代表。我们物理实验课的老师是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他是我的恩师。他向工学院的屈百川院长建议，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没有理科的底子，视野和思维都受限制。所以后来就成立了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由他来担任系主任。

因为我是课代表，所以我对物理实验比较努力。王大珩先生对实验的要求很严格，虽然是系主任，但他亲自来带我们做实验。每次做实验，我们还没到，他已经在实验室门口等着了。每个学生进门，都要先经过他的口试。他会问：“你今天来做什么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你准备怎么做？”

高　渊：物理实验是你的强项吗？

陈佳洱：王大珩先生的实验课一做就是半天。做的时候，他到处巡视，检查同学做实验的认真和严谨程度。做完以后，他要看你的实验数据记录，还要给你打分。根据开始的提问、实验进展和数据结果，按5分制来打，得5分非常难。

我们班上有一个“潜规则”，谁得了5分，就得请客吃花生米，因为大连花生米又便宜又好吃。我记得那一个学期我有幸请了三次花生米。

从东北人大到北大：“可以说恩师朱光亚带了我一辈子”

高　渊：在大连大学读到本科毕业吗？

陈佳洱：没有，1952年底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们就去了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前身是东北行政学院，后来改称吉林大学。

物理系的很多老师都是从北京调来的，系主任是清华大学的余瑞璜，他是国际一流的X射线晶体学家，能自己做X光管。教我们分子物理的是霍秉权，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后来当郑州大学校长。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号称有“十大教授”，实力很强。

高　渊：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位？

陈佳洱：是朱光亚教授，他是我的恩师。

高　渊：朱光亚当时很年轻吧？

陈佳洱：他29岁，比我大10岁。他教原子物理，讲得非常好，备课也认真，板书特别清晰。

当时，他刚从朝鲜回来，得了一枚军功章，在我们学生眼里，就是一个大英雄。他上课不是简单灌输知识，而是从历史讲起，像讲故事一样，把我们从经典物理引导到量子物理。他不仅讲课好，每次讲完课还来辅导我们，会很认真地听你的提问，并把问题简化后写在黑板上，然后他倒过来问你，一直把你问懂，非常循循善诱。

我对朱老师特别敬佩。他当时是系里最年轻的教授，29岁就正教授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是副教授，从朝鲜回来调到东北，不到一年就升正教授了。我这一生，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朱光亚，他的业务功底非常好。

高　渊：你跟朱光亚的私交密切吗？

陈佳洱：我们师生关系非常密切，情谊很深，可以说朱老师带了我一辈子。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他出题并指导的。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研制探测β放射性粒子的盖革——缪勒计数管”。他对我要求很严，每周都检查我查阅文献的笔记，理解不对或不准确的地方他都用红笔勾出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他的指导下研制出我国第一支能探测β放射性的计数管。后来他说，我的毕业论文比他预期的还要好。

就在那时，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有原子弹。中央专门组建了核武器专家委员会，由周总理牵头，具体是聂荣臻元帅负责。他们知道朱光亚原来就是蒋介石派到美国去学原子弹的，就把朱光亚调到北京。

高　渊：其实你们师生并没有分开多久，朱光亚马上把你调到了北京？

陈佳洱：对，朱老师是1955年春天被调到北京的，先在钱三强先生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教育部发来调令，要调我去北京。

但我们系主任余瑞璜不干了，他说：“假如要调走陈佳洱，我就辞职！”所以，一开始没调成。但也没多久，大概是6月份，中组部来函调我进京，余瑞璜也没办法了，只能放行。

我先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六组”，实际上呢，当时中央正委托钱三强的近代物理所，帮助教育部建立“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大量培养核科技人才。调我来就是参与这件事，当时我们只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对北大广大师生是保密的。

我当时将近21岁，记得我报到时，他们看我年纪小，说哪里来的小孩？你走吧，我们要办公。我拿出报到证，他们才知道我是朱光亚的学生，后来都对我很关照。

高　渊：你们主要培训北大的本科生？

陈佳洱：一开始是招北大、复旦和武汉大学等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经过一年的训练，就送到核工业的科研院所和工厂工作。但后来觉得这样训练一年的质量还不够高，就开始从本科新生中选拔。为此，1958年后，北大正式成立了原子能系，后来改名叫技术物理系。

高　渊：后来去英国留学是因为什么机缘？

陈佳洱：我是1963年底被公派留英的，此前的留学生大多去苏联。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跟英国皇家学会达成了人员交流协议，互派留学人员，第一批中英各派四人。劲夫同志决定从高校和中科院各派两名，北大推荐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路上还有波折。我们先乘火车到莫斯科，然后转机去伦敦。那天晚上伦敦有雷雨，飞机只得降落在曼彻斯特。降落后，飞机上招待乘客吃饭，我们却不敢吃，怕要收钱。想打电话也不行，因为没有钱，然后坐大巴去伦敦。

我们离开莫斯科时，问使馆能不能给我们带点钱？他们说不需要，到了伦敦会有驻英国使馆派人来接。结果飞机这一备降，使馆人员直到半夜一点才找到我们。

高　渊：你们去了哪所大学？

陈佳洱：我们四个人去了不同的地方，他们三个分别去伦敦、雷丁的研究所和利物浦大学，我一个人去了牛津大学。我的导师是丹尼斯·威尔金森（Denys Wilkinson），他是牛津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问我在国内做过什么工作，我说搞加速器，他就让我参加他们新到的串列静电加速器的安装调试工作。

这项工作大概做了一个半月，我一边做安装，一边做实验，晚上还做理论计算。然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加速器出来的束流比预定的要弱，原因是他们设计的偏转磁铁接收空间和加速器出来的束流特性不匹配。当时我比较犹豫，到底告不告诉他们，因为我怕人家说刚来就指手画脚。

后来威尔金森问我，这个加速器的束流为什么通过磁铁后减少这么多。我就老老实实跟他讲，这里有一个匹配问题，因为磁铁的真空室里面装了一些膜片，导致束流接收度下降。他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马上叫我写了一篇内部学术报告。

我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半，其中包括在英国卢瑟福高能物理国家实验室做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研究，中间还到伯明翰大学访问研究了两个月。

高　渊：留学英国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价值？

陈佳洱：最主要是学到了怎么做科研，以及科研需要怎样的思维方式。

一开始，我觉得英国人挺松垮，早上大概要九点多到，到了十点半就茶歇了，午饭要吃一个多小时，到下午三点半又茶歇了。看上去，似乎没工作多长时间，但后来发现，他们的茶歇和吃饭花这么多时间，其实主要都是用来进行思想交锋。

在他们的科学文化里，做科研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新思路（Developing Idea），不然做不出好的研究。他们最瞧不起的是没有新思路就写论文，讽刺这种人是“论文机器”。这是我在英国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我当北大校长时，就反对简单地用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评职称，后来又加上什么刊物的“影响因子”，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研究有什么新思路、新理论或新方法，对推动科学前沿的发展有什么新贡献，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贡献。

高　渊：但这个问题现在也没解决。

陈佳洱：对，所以我还不断在提。现在无论是评职称，还是读硕士、博士，最后都要靠论文，导致大家只关注写论文，成了英国人说的“论文机器”。

高　渊：你从英国回来，就正好赶上了“文革”开始？

陈佳洱：我是1966年2月份回来的，“文革”还没开始。回来后，我就找到国家科技委，汇报发展中国加速器研究的重要性，后来科技委基础局决定批给我500万元经费，相当于现在5个亿，让我在国内发展国际上最先进的等时性回旋加速器。当时我非常激动和高兴，我们教研室扩充到50个人，大家都干得很投入。

结果干了没几个月，“文革”爆发了，我被扣上五顶“帽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漏网右派”和“特务嫌疑”。红卫兵把我抓起来，和北大校长陆平一起关在印刷厂里打杂。厂里师傅对我都很好，说我腿勤手勤，帮他们搞技术革新。红卫兵来斗我打我，他们都保护我。

高　渊：一直关在印刷厂？

陈佳洱：总共关了两年多，有一年关在第一教学楼，当时叫作“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下放到汉中，在那里一直待到1979年，整整十年。一开始都是体力劳动，种地、养猪、修铁路，反正什么活重、什么活累就让我干什么。修铁路的时候，要不断来回扛100斤一袋的水泥。当时，我一顿饭要吃半斤。

高　渊：那十年就没再碰加速器吗？

陈佳洱：开始的时候，我想这辈子搞不了加速器了，把英国带回来的书都卖了，只留了几本笔记本作为纪念。

后来，清华大学想搞加速器，他们知道我在英国研究过加速器，清华革委会就跟北大革委会建议，要我去清华联合研究新型的直线加速器。我们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讨论得到了一个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虽然先进，却因汉中山沟沟里的条件太差，不可能在那里研制出来。我就提出，让我留在北京继续查文献。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献调查，我发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螺旋波导加速器，对我们很有意义。虽然实验上还未做出来，但我觉得它的结构小巧、简单，有可能在汉中研制出来。

回汉中后，我就和技术物理系的同事一起，从事螺旋波导加速器的研究工作。我们和加工车间的工人师傅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绕制成有足够机械强度的螺旋线，并在此基础上制成相互耦合的螺旋波导，最后完成了高频测试并在预定高频功率下稳定运行。

为了测试载束运行下的性能，我们就将它运到北京，利用北师大的400千伏高压倍加器上的氘束，测试其聚束性能，结果非常好，只用了8.4瓦的射频功率就高效地将350千电子伏的连续氘束群聚为1个纳秒的脉冲束。实验结果与群聚理论的预期完全一致。1983年，我在美国国际加速器会议上报告了这一成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副校长、代校长、校长：“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突然打出来‘小平您好’的横幅，我有点吃惊。”

高　渊：70年代末回到北大后，担任什么职务？

陈佳洱：我回到了技术物理系，担任教研室主任。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钱三强同志还让我负责全国低能加速器研究规划的制定。

1984年，我直接从教研室主任被提升为北大副校长，我也不清楚具体原因，我在去英国之前曾担任过系的副主任。可能那个时候要提拔一些年轻干部，我那年正好50岁。那时北大还特批了十名正教授，我是其中之一。

先是分管外事、科研，后来还分管方正集团。最早不叫方正，叫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一开始，汉字排版软件市场竞争很激烈，只有《经济日报》选用方正，但用下来效果非常好，《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跟着都改用方正，后来方正占到了90%以上的国内市场。

高　渊：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你事先知情吗？

陈佳洱：那天我就在天安门上面，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当时讲好，除了带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带任何东西。结果，他们突然打出来“小平您好”，我有点吃惊，我想学生会不会闯祸？回头一看，小平同志在带头鼓掌。

我的感受是，一方面觉得我们北大学生了不起，实际上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觉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高　渊：什么时候担任代理校长？

陈佳洱：那是1989年，丁石孙校长出国了，指定我当代理校长，当时我是常务副校长。代理了几个月，直到吴树青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北大来当校长，我继续当副校长。过了两年，还兼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工作重心就放到基金会了。

高　渊：那几年有点淡出北大的感觉，后来是什么原因出任北大校长的？

陈佳洱：吴树青当了七年校长后要换届，教育部派人来，让北大三四百个中层干部民主推荐校长，结果我排在第一。但我自己没投自己，我强烈推荐周光召，他刚从中国科学院退下来，如果他来当校长，教育和科研的结合肯定会做得更好。

组织上连续找我谈了三次话，前两次我都推荐周光召。到了第三次谈话，告诉我中央已经定了，这样我只能硬着头皮当北大校长。

高　渊：你当北大校长任内，主要做了哪些事？

陈佳洱：当校长时，我已年近62岁，总共当了三年半。那几年，我主要是推动学科建设，因为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科建设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有在世界上领跑的特色学科，学校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学科建设的关键是人才，必须要有领军人物，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注意引进人才，尤其是培养和引进年轻人才。

为了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我还提议成立若干学部，比如：人文学部包括文、史、哲等系，社会科学部包括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律等系，理学部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学院等，信息与工程学部包括信息、计算机等，后来还成立了医学部。当时，中央正在推进院校合并，任命我做北大和北医合并的组长。我们商量下来，合并必须坚持一条，北大跟北医通过学科交叉来合并，所以专门成立了医学部。

高　渊：先成立医学部，再跟北医合并？

陈佳洱：对，医学部先放在那里，这有利于两校的合并。然后还想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并，打算先跟北航联合成立一个北大航空航天研究院，北航领导也很想合并。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合起来。

除了学科建设和合校，我还推动课程交叉。为提高学生的文化和科学素养，规定文科学生至少修四个理科学分，理科学生也至少有四个文科学分，互相要学。

高　渊：接下来就是要筹备北大百年校庆吧？

陈佳洱：当时，我特别想通过百年校庆，来提振一下北大师生的士气。从1997年秋天起，我三次邀请江泽民总书记来北大参加百年校庆。第三次是哈佛大学校长来访，哈佛和北大有合作关系，我陪着哈佛大学校长去见江总书记。那天谈得很高兴，他还带着哈佛校长参观他的办公室、会议厅和小花园。哈佛校长看完后，就告别了，我没走。

我说，江总书记，我找您还有事，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就要校庆了，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所以一定要请您来，指导我们建设一流的大学。他说，那好，你去写个材料来。我们就连夜写了一个报告。

高　渊：报告交上去后，有回音吗？

陈佳洱：我记得是1998年4月25日下午，我们得到通知，26日早上江总书记要来视察。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准备，只能是什么样就让他看什么。

我们请他看了新的计算机实验室、最新的指纹识别技术，还有我们的赛克勒博物馆。然后去图书馆，我本来想带他到教师阅览室，结果他直奔学生阅览室。当时，我很不放心，不知道学生会怎样表现。

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江总书记现场吟了很多诗，他吟什么诗，学生就对什么诗。然后，江总书记用英文、法文、德文，还有罗马尼亚文跟学生聊天，学生们都能应答，表现得非常好。

高　渊：这些学生不是校方事先安排的？

陈佳洱：我们在教师阅览室有准备，但学生阅览室没有。教育部长陈至立跟我说，你们北大真的了不起。

高　渊：就在那个时期，北大提出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陈佳洱：对，就在北大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紧接着，我跟清华大学签订了北大清华携手共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协议书，规定我们两校学分互认、教授互聘、资源共享、后勤共建等八条。然后，我们又联名向中央要求拨一笔专款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央也批了，所以后来有了“985工程”大学，因为是1998年5月份提出来的。

“真正的一流大学要出一流的人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

高　渊：你跟北大有这么多年的情缘，你所理解的北大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和中国这么多大学相比，北大的特性在哪里？

陈佳洱：北大的传统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的学风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北大师生首先是非常爱国的，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再到“小平您好”，都说明北大师生爱国。

另外，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先生提出来的。所以一直以来，北大的教学研究环境比较宽松。当然，北大也在不断自我完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高　渊：你是以物理学家的身份，担任北大校长的。在你看来，科学家当校长的利弊在哪里？

陈佳洱：比较呆板，但也会比较认真。

高　渊：你觉得自己适合当校长吗？

陈佳洱：我还是适合做研究。

高　渊：但你当校长那些年，口碑很不错。

陈佳洱：口碑我也不清楚，我这个人比较随和一点，跟我沟通比较方便。

我当校长的时候，还坚持给研究生讲授加速器物理，每周上一次课。如果我不上课的话，我跟学生、教授的共同语言就会少得多。我自己上课，才知道教师想什么、学生想什么，我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高　渊：去年北大表示要尝试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你对中国大学的行政级别怎么看？

陈佳洱：我当校长那时候，院系没有行政级别，校长是享受副部级待遇。我听说，有的前任校长直到退休，还是正局级。

我的感觉是，大学里面一搞行政级别，就变成“学而优则仕”，就走到歪道上去了。这是对大学很大的损害。对学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国家社会发展有贡献，要让教授们沉下心来做教学和科研。

高　渊：从1998年提出中国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到现在20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有没有出现世界一流大学？

陈佳洱：像牛津、哈佛那样的一流大学中国现在还没有，我觉得还要等三五十年。

真正的一流大学要出一流的人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我有一次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去见朱镕基总理，那时候国际上对大学排名炒得很热。朱总理问，你们斯坦福大学很有名，又缔造了硅谷，为什么只排在第四？斯坦福大学校长说，总理先生，你把这个排名忘了吧，我们斯坦福大学有斯坦福大学的文化，我们斯坦福大学有斯坦福大学的传统，不管它排第几名，斯坦福就是斯坦福。

这话说得非常好。我们中国的大学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加快培养和引进世界一流的人才，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一点，清华现在比我们做得好。比如他们引进的薛其坤教授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高　渊：就北大来说，跟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差距在哪里？

陈佳洱：还是缺乏能引领未来的领军人物！特别是在科研上，我们国家的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就是要引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