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倒退十年，入世谁也谈不成

石广生

曾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中国入世协议签字人。1939年生，河北昌黎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先后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处长、副总经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驻上海特派员，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1998—2003年，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

“谈了将近一个星期，脑子已经乱了。一怕谈不成，又怕没谈好。我坐在那儿默默地想，究竟给了什么，又拿到了什么。捋了一遍，发现还是划算的，心也就略为踏实了。”

走进石广生在商务部的办公室，墙上显眼处挂着一张大照片。

这是18年前的老照片。1998年3月，朱镕基出任总理后，在中南海与“内阁”部长们的合影。

从那一刻起，身为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主持领导全国外经贸工作，当然也包括主持中国入世谈判。在入世谈判上，当时他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能不能谈成，何时能谈成？

一年后的11月，开始了历时六天六夜的高强度谈判。谈判是11月10日开始的，到15日结束。石广生说，他挺佩服美国人的敬业精神，白天黑夜地谈。比如说今天谈到晚上九点了，他们会约两个小时后再谈。然后一直谈到凌晨两点，他们还会约三个小时后继续，不会说明天上午见。

那六天基本上都是这样过的，双方谈判团队都很辛苦。休会的时候，中方团队自己还要讨论，有些问题还要请示，得到上面回复后，再研究下一步怎么谈。石广生就住在办公室，说实话也睡不着，饭也是送到办公室的，龙永图及主要谈判人员也吃住在办公室。外经贸部的食堂是24小时供应，保证谈判代表团随到随吃。

谈判气氛相当紧张，石广生还跟美方拍了桌子。

第一次拍桌子是谈判第二天。因为刚开始谈，双方对要谈的几个重要问题都亮出自己的条件。美方副团长、总统经济顾问斯伯林听了后，突然站起来一拍桌子说：“你们这些条件，永远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加入WTO！”

石广生忍无可忍，也马上站起来一拍桌子，拍得比他还响，说：“你听着，现在中国人任人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马上就不吱声了。美方团长查琳·巴舍夫斯基连忙打圆场，说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第二次拍桌子是有一次谈到半夜，石广生说要去国务院开会，早上五点继续谈。早上美方应约来到谈判室，石广生说完我们的新条件后说，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方案。巴舍夫斯基气势汹汹地说：“你大清早叫我们两位部长来，就谈这点屁事？”

这次她没拍桌子，但石广生拍了。他说：“你现在在中国领土上，请你说话不要放肆！”这时，斯伯林马上打了圆场。在石广生看来，对方有点像演双簧。

最终，中国和美国达成了中国加入WTO双边市场准入协议，扫除了中国入世的重要障碍。那一刻，他面临的新压力是：协议谈得好不好，我们有没有吃亏？

过了两年，2001年11月，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从那天起，又有一个新的压力出现了，而且伴随了他15年，这就是：入世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能不能实现利大于弊？

77岁的石广生除了头发白了点，容貌和15年前变化不大。他说现在过着平和简静的退休生活，已有好多年谢绝媒体采访。但一说起当年入世谈判细节，他依然情绪饱满、谈笑风生，往事历历在目。

我问他，那个“入世能否实现利大于弊”的压力，现在能不能正式卸下了？

石广生颇为感慨地说：“入世这些年来，我虽然早已离开领导岗位，入世后的应对也是后来人的事了，但我的心思和压力仍然放不下，担心中国入世后能否实现利大于弊的目标。现在过去15年了，实践已经回答了我的担心，中国入世是成功的！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入世不能一厢情愿

高　渊：30年前的1986年，中国正式寻求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国地位。这30年中，前15年是复关和入世谈判，后15年是入世后的应对。在前15年，你认为谈判是什么时候进入实质性阶段的？

石广生：应该说，谈判从我们申请复关，然后关贸总协定成立中国工作组就开始了，但每个阶段谈判内容是不同的。1992年前主要是审议中国的外经贸体制，中国做出说明。1992年后，开始了在关贸及后来的WTO中国工作组的多边谈判和一对一的双边谈判。谈判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具体。到90年代末，谈判内容就剩下了一些对各方重大利益攸关的问题了。

高　渊：对中国来说，那时候的复关愿望更强烈了吗？

石广生：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一直在探索。而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明确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怎么建设？

国内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需要复关，因为这样可以利用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来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增加了我们开展复关谈判的紧迫感。

高　渊：但1994年复关未果，说明有些国家还不想让中国进入。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仅中国希望入世，美国和欧盟也愿望迫切了？

石广生：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这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是中国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美欧等西方国家越来越看重开放的中国大市场，中国由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也看到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出于各自的考量，都有意加快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这就是90年代末的大环境。

我想这就是水到渠成吧，如果倒退十年，谁都谈不成。我们那届政府遇到了这样一个机遇，把事办成了。当然，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以及谈判团队的积极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高　渊：你当部长的时候，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入世吗？

石广生：对当时的外经贸部和我来说，除了常规的外经贸工作如外贸、外资、对外投资合作、对外援助等工作外，有两大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一是应对1997年突如其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GDP增速要“保8”，外贸出口必须保持增长，这是朱镕基总理交给我们的死任务。我们费尽了力量，年终出口额增长0.5%，进口额下降1.5%，这可能不算好成绩，但确实尽力了，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很好了。第二个就是推动入世谈判，争取早日加入。

高　渊：当时谈判处在什么节点？

石广生：那时候，双边和多边谈判同时进行，在国内和国外同时谈判，但由于一些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能接受的范围之间有矛盾，有的差距还很大，谈判就难了。又由于之前已经谈了十多年，一般性分歧已经解决，留下来的都是硬骨头。

高　渊：必须跟美国先谈吗？

石广生：对，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当时WTO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它也是对中国要价最高、内容最多的WTO成员。如果美国能谈下来，基本上大局可定。欧洲和美国的利益基本一致，但欧洲也会提出一点“具有欧洲特色”的要求。

所以，1999年11月的中美谈判极其关键。当然，个别发展中国家对我们也有些要求，但比较容易谈妥。

高　渊：在入世谈判中，你作为外经贸部部长，是怎么定位的？

石广生：当时外经贸部的定位，一是参与国务院研究谈判方针，制定具体方案，确定我们的底线；二是具体组织谈判；三是协调各部门和地方及有关企业的意见；四是会同宣传部门共同把握好对入世谈判宣传的节度。

我个人把握住一点，就是主动积极工作，但不能越位、越权。在预定方案内有弹性的，我勇于承担责任；超出方案和权限的，我必须去请示。我们外经贸部是牵头者，也是主持谈判者，国务院很多部委都派人参加，谈判团由几十个人组成。

遇到相关问题，我必须跟相关部长协调。当时协调比较多的有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央行行长戴相龙、保监会主席马永伟等。我们的主管副部长、司局长甚至处长层面，也与相关部门有很多沟通。有些问题，我们还要与企业沟通。

我在五矿公司工作时，就开始和美国人打交道。我发现美国人在谈判时总是很强势、很霸道，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利益。但你要是能按美国人心理抓到他们理亏和弱项时，紧追不放，表现强硬，他们也会认输，并承认错误和改正。那些美国人欺软怕硬，他们看不起谈判中的软弱者。

凌晨召开国务院会议

高　渊：你们互相拍桌子的时候，你担心谈不成吗？

石广生：没想那么多。在当时那么胶着的情况下，预测谈成或谈不成是很困难的，因为可变因素太多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中美双方都想谈成，不仅有愿望，而且都挺紧迫。

但分歧是明摆在那儿的，剩下的全是硬骨头，双方都不愿轻易让步。当时有媒体说，谈判就剩下最后几步，其实是双方僵持不下。

高　渊：最终是靠朱镕基总理来打破僵局的吗？

石广生：对。当时谈判的几个问题，我作为部长已没有权限突破了，必须靠最高层下决心。朱镕基总理是在谈判最关键的时刻来的，当时他正在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他来的时候，我正在谈判。有人跟我说总理来了，总理说时间紧迫，他直接跟美方谈。对于双方最僵持的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朱总理拍板突破，这样迫使美方再没办法固守他们的要价了，对我们的要求他们一一答应了，其中包括美方承诺无条件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等我方最关切的内容。整个中美双边协议就这样迎刃而解。

高　渊：听说在总理来之前，还极为罕见地在凌晨召开过国务院办公会议？

石广生：那是谈判谈到第三天，11月12日将近深夜12点，我接到江泽民主席的电话，当时我正在向朱总理电话汇报谈判情况，总理让我放下他的电话先与江主席通话汇报。江主席问我，谈判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我一一做了汇报。

过了一会儿，朱总理又来电话了，他说江主席要求我们马上开会，一个个问题来研究。我的印象里，这些年来，国务院没有深更半夜开过会。我跟总理说，不用请各部部长们都来，他说那你列个名单。我列了十五六个，也包括一些直属局。那个会一直开到11月13日早上四五点钟，我从中南海回到部里，又和美国人接着谈。

高　渊：中美签字那天，据说场面挺乱的？

石广生：不是乱，是中外记者太多！我们谈判那几天，外经贸部大门外挤满了记者，都架着“长枪短炮”对着大门，准备随时冲入抢占地盘！

签字的当天，因场地太小，办公厅新闻处的同志只放进了一部分记者，大门外仍有大批记者在守候。我见此景，告诉新闻处立刻全放，占地盘是记者的事。其中就有一个女记者把高跟鞋一扔，一路往前跑，一下就撞在玻璃门上，撞得很厉害。至今想起来，我对这位记者的敬业精神深表敬佩，对她受伤表示歉意。

高　渊：听说签字时刻，美方团长迟到了？

石广生：大约是约好下午三点半签字，我准时到了会场，等了一会，不见美方团长到场。我派人去找了一圈，回来说巴舍夫斯基和斯伯林两个都在谈判间一楼女厕所呢，在打电话。

电话内容我是一年后知道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来拜访我，他说那天他们两个是在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是他先接的，克林顿正在“空军一号”上洗澡，还让他们等了会儿。

伯杰说，斯伯林当时对克林顿说，报告总统先生，世界上最伟大、最艰难的谈判完成了。克林顿表示祝贺。然后巴舍夫斯基说，我只求总统一件事，我们回国以后，接见一下谈判团队。

高　渊：签完字，你当时什么心情？

石广生：签完字，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美国代表团，然后我就回到办公室，一个人在沙发上靠了半小时。谈了将近一个星期，脑子已经乱了。一怕谈不成，又怕没谈好。我坐在那儿默默地想，究竟给了什么，又拿到了什么。捋了一遍，发现还是划算的，心也就略为踏实了。

高　渊：美国谈完之后，跟欧盟谈判有没有遇到问题？

石广生：跟欧盟的协议，内容基本上跟美国一样。当时欧盟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带队来谈，也谈了五六天，但他们只是白天谈，晚上不谈。拉米是法国人，法国人有独立性格。我把中美达成的协议给他看，我说我们也按这个签吧。拉米说，这不行，欧洲是欧洲，美国是美国，我们不能吃你跟美国谈成的“剩饭”。我跟拉米比较熟，而且我是学法语的。我说这就是底线了，我没有新的东西可以给你，中美协议可以变成多边协议，你们享受就行。他说，如果条件不超过美国，我们不可能签。我说这个太难为我了。后来我们跟国务院领导研究，大原则不可能再突破，干脆多批几家保险公司和银行的额度给欧盟，比美国多一点，给拉米个面子，让他回去好交代。就这样解决了，其实协议内容跟美国没啥区别。

高　渊：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大头谈妥以后，别的国家就迎刃而解了吧？

石广生：我们一开始也这么觉得，但后来发现有的国家也麻烦。

比如墨西哥，他们即将进行总统大选，在对华反倾销问题上坚决不让步，怕丢选票。后来新总统当选要政绩，派贸易部长悄悄来中国，说你们的条件都接受，但现在不能签协议，要等我们总统正式就职之后。我们说没问题。直到所有双边谈判结束前的2001年9月，中墨才在日内瓦签署协议，其实半年前我们就谈好了。这个部长后来当了外长，也跟我成了朋友。

多哈签字的小插曲

高　渊：到了2001年11月，你代表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入世协议。国内像过节一样，你们在前方都很顺利吗？

石广生：一切顺利，当然小插曲也多。

比如台湾入世的问题。其实，关于台湾加入WTO，我们早已表明了立场，对台、澎、金、马（简称“中国台北单独关税区”）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加入WTO，我们不持异议，但必须我先台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加入，台湾只能以中国台北的名义作为单独关税区加入。加入后，台湾派驻WTO代表团的官员只能叫代表，不能称大使。

对这个问题，中美、中欧之前是谈好并形成共识的。但美国人老是不放心，怕我们入世后就不允许台湾加入。他们就在加入程序上做了安排，WTO先表决我们加入，但要次日办理加入手续，本来是可以当天办的。第二天就讨论台湾入世，通过后再让我们办理加入手续。这其实是多虑了，因为中国是说话算数的。

高　渊：大会通过后，你是怎么发言的？

石广生：我的发言主要是代表中国政府感谢各WTO成员对中国入世的支持，并表达中国加入后遵守WTO规则以及履行《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做出的承诺等。

WTO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当然要用中文，中间我插了一段英文，再插了一段法文，前后都是中文。之所以中间部分用外文，主要是表现对WTO工作语言的尊重，也拉近与其他大多数成员的亲近感。在官方场合的重要谈判，重要的政府主谈官员，我主张用中文谈，通过翻译。因为重要谈判的每一句话都很关键，翻译的时候，主谈人有思考的空间，毕竟绝大部分主谈人外语不是母语，表达没有人家好，容易不准确。当然，非正式场合一般性的谈判，直接用外语，效果也是好的。

高　渊：中国入世后，国际反应如何？

石广生：总体反应是好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欢迎中国加入，但也有各自的期望和担心。

发达国家期待一个开放的中国大市场，贸易和投资将更加便利，担心是怕中国不遵守世贸规则，不能很好履行《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承诺。发展中国家非常欢迎中国加入，他们特别希望中国在WTO中发挥作用，扩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但有些国家担心某些中国商品与其竞争等。

记得入世签字那天，我看到一张西方报纸登了一幅漫画，是一个水库，大坝上写着“WTO”，水库里的水从字母“O”中流出，下边游泳的人在喊救命，水库上边的水上写着“中国商品”。

高　渊：现在入世已经15年了，看到后来这么多入世红利，作为当年谈判负责人，你是否觉得可以松口气？

石广生：说实话，当时入世的时候，我和大家的心境不完全一样。我也很高兴，但我始终肩负着很大的责任。一是能不能谈成？因为中央是想谈成的。二是签署的协议这么多内容，是否对我们总体有利？三是入世以后，中国究竟会怎么样，能不能实现利大于弊？这些都是我在不同阶段思考的问题和责任。

入世这些年来，虽然我2003年就离开了部长的岗位，但我的责任一直是存在的。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国入世是成功的。假如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晚受益，我们入世付出的代价也就太大了。

那个时间点选择得对，既抓住了世界形势和发达国家需求，也选择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当口上，我认为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高　渊：现在还有压力吗？实现利大于弊了吗？

石广生：压力基本没有了。只是有时看到某些发达国家不能履行《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他们应履行的义务和承诺，感到不解和气愤。中国入世15年的事实证明，加入WTO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深化改革，同时也扩大了我们在国际经贸方面的话语权。

2001年，我们的贸易额是51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4%，是全球第六大贸易国；到了2015年，我们的贸易额达到了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2%，是第一大贸易国。2001年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比重4%，居第六位；2015年中国GDP占全球15%，居第二位。国民经济有这么大的飞跃，应该说中国入世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这15年实现了中国由资本输入到资本输出的重大转变，这可不是简单的变化。200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7亿美元，居全球第26位；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1456亿美元，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我国对外投资已超过吸收外资。我国的外汇储备由2001年的2122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3303亿美元。我非常欣慰看到这些变化，这与中国入世关系很大，而且超出我的预期。

还有就是全面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入世以后，开始根据WTO的规则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方面，中国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入世不久，我们就修改了230条法律法规，3000多项政府规定。三次修改有关外资的三部法律，取消了很多对外资的限制性内容；修改了《外贸法》，取消了许多审批和限制的内容；降低了关税，由2001年平均进口关税15.3%降到2015年的9.8%；进一步放宽对外国银行、保险的市场准入；逐步改革和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修订《外汇管理条例》，等等。这些改革和变化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　渊：入世风险也没有当初估算的大？

石广生：我们总体上应对得体，把风险降到了较低程度。

比如，当时决定不放开资本市场，避免金融风险十分重要，是对的。现在已经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开始有限度地放开，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入世承诺。

再比如，我们当时最担心汽车工业会被冲垮，因为我们的汽车业实在太弱了。现在看来，这个担心也是多余了。当然与我们应对很得力有关，一开始实施进口配额，还做了一些细化，少放开普通排量，多放开高排量，毕竟老百姓买高排量的车少。协议中规定外国车企进来都必须与中国企业合资，各占50%的股份，利益各半。这样，中国的汽车业既得到了技术又得到了大发展，汽车产量由2001年的年产234万辆增长到2015年的2450万辆。同时，由于进口关税降低和我国产量的扩大，国内车价大大降低，百姓受益最大。

中国的企业做大做强也有明显的进步。2001年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只有12家，到2015年有106家，而且还在发展，中国企业防风险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此外，农业、银行、保险等行业并没受到大的负面冲击，而且有了稳定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加入WTO总体上实现了利大于弊，并且在大的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高　渊：现在中国在WTO的话语权，和我们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相称吗？

石广生：我们的话语权在大大增加。一开始我们就积极、全面参与多哈回合谈判，提交了很多立场文件和建议，有相当部分得到了采纳。我们还组织了多次小型的贸易部长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7月，我们开始成为WTO核心成员之一，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核心决策圈。多边贸易体制不管谈什么，都不可能绕过中国了。

另外，我们不仅有中国驻WTO大使，在WTO总部中还有了中国籍的副总干事，仲裁机构的大法官张月姣刚刚卸任，新的中国大法官又上任了，这些都非常重要。

高　渊：现在美国对WTO有点三心二意，你认为，这个多边贸易体制还可持续吗？

石广生：中国加入WTO，包括金砖五国的发言权越来越大，美国已经不能包办代替了，虽然美国现在已不喜欢WTO和这个多边贸易体制了，但旧的秩序仍在。在我看来，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颠覆这个多年形成的多边贸易体制，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各国基本利益的大体平衡。没有这个体制，天下会大乱，对大国和小国都没好处，必将会严重影响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虽然新一轮谈判多年未果，但许多内容已有进展，新的未果而老规则仍在，仍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转。

世界经济发展需要WTO，需要一个合理、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更加需要WTO和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入世15周年之际，出现一些声音认为，当年谈判时中方让步太多，留下了不少“后遗症”。那么，当时中美双方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后来各自又做了怎样的让步？以下是石广生的解答。

中美最后谈判交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对双方都是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

1.中国入世后，美方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此前美方从不明确承诺。美国会一年一审，已困扰中国多年，必须通过入世谈判永久解决这个问题。

2.美方强烈要求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中方绝不开放资本市场，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安全至关重要。

3.美方一直看重中国电信市场的巨大利益，强烈要求外资在中国可以控股。中国同意开放，但必须中方控股，确保我国安全。

4.美方要求中国对外通讯中，美方不按中国规定通过我三个（北京、上海、广州）关口局，要求美方通讯在中国独来独往，但这样会严重危及我国安全。

5.美方要求中方允许外资人寿公司设立独资，从事中国的人寿保险业务。这涉及我国国民人寿安全和我国人寿保险的利益。

6.WTO规定，全世界纺织品贸易从2005年起全面取消配额及一切限制，美方要求在中国加入WTO 10年内对中国出口纺织品继续实行配额限制。中方要求按WTO规定办，即2005年按时取消配额及其他限制措施。

7.根据WTO规定，不允许成员之间对某一特定成员的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只允许对所有成员的相同产品一视同仁采取保障措施。所谓保障措施就是当所进口产品对本国同类产品造成损害时，这个国家可以按WTO相关规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美方要求只针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并无限期使用该条款。

8.WTO对反倾销是有规定的，不允许WTO成员间采用替代国价格判定某一成员产品是否倾销及认定倾销幅度。美方坚持要求对中国可以使用替代国做法，并无限期使用。

还有些其他内容。上述内容就是中美最后谈判的火力交点，谈判十分激烈、艰难。经过中美六天六夜的谈判，最终解决了上述问题：

1.美方明确承诺中国加入WTO后，无条件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2.对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要求美方不再坚持。

3.中美双方商定，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信市场，但在外资控股比上，基础电信外资最多占49%，增值电信外资最多占50%，外资不得参与中国电信的具体运作，保证了中资控股和电信安全。

4.对外通讯中，美方撤销了不通过中国关口局的要求。

5.人寿保险仍不允许外资独资，之前已批的独资试点可保留，之后不再新批。

6.美国同意2005年按时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纺织品配额，2008年取消一切其他限制性措施。该条款现已如期结束。

7.中方同意WTO成员对中国实施特保条款，但规定了使用特保措施的具体限定和明确规定了“日落条款”——中国入世后12年到期结束。该条款已于2013年12月11日终止。

8.中方接受了该条款，但规定了“替代国”具体做法和限制，明确了替代国做法的“日落条款”——中国入世15年后，即2016年12月11日必须终止。

在上述问题解决后，中美终于签署了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在此还要说明一下，2001年6月上海APEC会议期间，中美就多边尚未达成协议的关于中国农业补贴问题达成了共识。

按WTO规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补贴（“黄箱”政策）的金额在当年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5%之内，发展中国家在10%之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多边谈判争论很大因而搁浅。中美在APEC期间经艰苦谈判达成共识，允许中国的农业补贴在8.5%之内，高于发达国家，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双方都做了让步。中美的共识对解决多边未决问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