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就像下场大雨

佟志广

中国第二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1933年1月生于河北省安平县，1955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曾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1994年起，先后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2017年7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

“一边打官司，一边还签合同，这是西方人的特点。两个人在拳台上打得你死我活，最后来个拥抱。还是那句话，[国际谈判]要有理有利有节。”

2016年岁末的一个上午，我打车去佟志广的家。司机一听“银闸胡同”，便连声说这地名真好，是正宗老北京的胡同名。

在中国外经贸领域，佟志广被公认为正宗的“美国通”。

早在1972年，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便被派驻联合国。当时外经贸部派了三个人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他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们带了一大箱子联合国的有关文件，想带过去当参考资料，路上还怕丢了。结果到了联合国一看，每次开会都发一堆文件，历史文件也随时能找到。那儿最不缺的就是文件，他们却费了一路的劲。

四年后，佟志广转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务秘书，应邀去不少美国大公司考察。当时，中美已经20多年不来往了，美国一些大企业经常来找他，包括可口可乐、波音等，他们很想进中国市场。

可口可乐公司还派了公务机把佟志广接到亚特兰大总部，去了才知道他们不仅生产可乐。他们带他参观一个橘园，他至今记忆犹新：“真是太壮观了，步行的话要走四五个小时才能穿越。后来，脐橙就是我引进中国的，中国原来不产。”

1991年初，就在中国复关谈判陷入最低谷时，佟志广被从香港华润集团召回，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主持复关谈判和中美贸易谈判。

我问他：“当时复关的阻力主要来自哪里？”佟志广慢悠悠地说，国际上是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不认可，国内则有很多人担心门会开得太大。

“有一次，一位高层领导问我复关到底利弊如何？我说就打个比喻吧，复关就好像一大片庄稼地极需要雨水，雨下来了，庄稼长得很好，低洼的地方被淹掉。这个代价是值得付的，否则大片庄稼会干死。”

从烤鸭厂到可乐厂

高　渊：20世纪70年代末，你回国后，可口可乐公司就来找你。当时中国有可口可乐吗？

佟志广：喝不到。美国人来中国老问有没有可乐，我们这儿哪有啊，只能说喝咱的北冰洋汽水吧，可老外喝不惯啊。

1978年，我到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去了不久，可口可乐公司就得到消息了，香港公司的负责人来找我，说给你发20箱可乐吧。我说不要，他说那就10箱吧，请你们同事一起喝。

他们希望中方多进口一些可口可乐，最好是能在中国内地设厂生产。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但外国人就算住北京饭店，也很难喝到可乐。

我觉得这不仅是食品进出口的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就以个人名义，向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同志打了报告，建议进口一些可乐，同时抄送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后来上边批了，先进口一批，但总量控制。

高　渊：设厂的事后来怎么样？

佟志广：当时只批准进口30万美元的可口可乐，投放几个主要城市和旅游区，但数量还是太少。可口可乐公司又来找我，希望在中国设灌装厂，他们提供原浆，在中国兑上净化水就行。

我带着他们去看了卢沟桥边上一个破旧的烤鸭厂，他们一看挺满意。过了几个月再请我去看，旧厂房已经弄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可口可乐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灌装厂。

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挺大的新闻，西方媒体有很多解读，他们认为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高　渊：后来由你来领衔中美贸易谈判，是否高层也考虑到你是“美国通”？

佟志广：那是一直到了1991年，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回外经贸部开会。当时我在香港，担任华润集团总经理。华润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境外企业。

我以为是叫我回来汇报工作，这是常有的事。没想到李岚清部长说，国务院研究过了，认为你是“美国通”，现在中美贸易谈判要开始了，决定由你带队去。我说我连谈什么都不知道，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准备。李岚清部长说，你这是“老兵新传”。

接到任务后，第四天我就上飞机了。要跟美国谈的是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问题，我是完全蒙头蒙脑，都是新课题。在去美国的飞机上，我都一直在翻文件。

高　渊：到了美国之后有什么感受？

佟志广：美国有点像被惯坏了的孩子，跟他们谈判非常困难。在那次谈判之前，美国人就说，中国对美贸易有180亿美元顺差，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算法，我们算没那么多。这轮谈判很漫长，美国人希望在1992年的10月份完成谈判，不然就要动用“301条款”，把中国列入倾销重点制裁国家。

因为在这个月，老布什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要举行电视辩论，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能够谈成，对老布什政府是个重要政绩。

这轮中美谈判持续很久，到了1992年秋，我再次带队赴美谈判。到美国第一天，白宫就打电话说，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院副国务卿都要见我。我带队去美国谈了好几次，这个待遇前所未有。我还发现，接待我的房间很豪华，副国务卿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分别见了我，他们都明确表示，希望这次能谈出结果。

我看到美国人这么急迫，回来就跟我们谈判代表团说，这次我们要吊起来卖了。

高　渊：你当时准备怎么吊起来？

佟志广：我要求美方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上加一句话：“美国坚定支持中国早日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早日成为WTO成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希尔斯的眼睛都瞪圆了，她说，“坚定支持”这种话在美国谈判史上根本没有过，她要请示白宫。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因为刚摸过白宫的底牌。果然，希尔斯请示回来说，这句话可以加上去。但她又说，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们答应对从美国进口的一次成像相机和感光胶卷减免关税，要从原定1993年1月起，改为1992年12月起。

高　渊：这没什么实质性差别吧？

佟志广：是的，其实就是美国人要个台阶，我当即就说这个没问题。希尔斯很感谢我，就签署了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前后经历了18个月九轮谈判，一场残酷的贸易战终于避免了。

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美国政府对推动中国复关有了正式承诺。

复关入世的代价是一定要付的

高　渊：那时候，你已经担任中国复关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了吗？

佟志广：是的，所以美国一谈完，我直接就奔日内瓦了。关贸总协定有个中国工作组，要我们回应很多问题，把我折腾得够呛。

高　渊：当时复关形势怎么样？

佟志广：最大的障碍是，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很多人的概念中，一说到市场经济立刻就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一提到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

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确定了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3月，全国人大还为此修改了《宪法》。后来我去欧盟谈判，对关贸总协定所有成员宣布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都给我鼓掌。

但我很快就卸任了，1993年4月份，谷永江就接替我担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我去筹建中国进出口银行了。

高　渊：你主持复关谈判将近两年，当年谈判时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佟志广：顾虑有两点。一是汽车，因为我们的汽车企业刚刚起来，会不会受到的冲击太大？二是农业，因为我们的农业一直比较弱，美欧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只有5%的人种地，喂饱三亿人。我们国家没法比，至少一半人口在农村。

但我心里明白，一些东西必须得淘汰，逼着你调整。当年，我跟国务院领导打过一个比喻，复关入世就好像一片庄稼地需要雨，雨下来了，庄稼会长得比以前好，但低洼的地方肯定要被淹掉。这个代价是一定要付的，否则大片庄稼不长了。事实证明，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

高　渊：入世15年来，你认为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佟志广：最大利益就是使改革开放成了常态。入世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我们向世贸组织140多个成员开放了，人家会不会把我们吃了？但我们要反过来想，这140多个成员不也同时向我们开放了吗？这就是共赢。

国际谈判要抓住主要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在一些小问题上，做这样或那样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衡量一个协议成功不成功，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捍卫了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

一边打官司，一边还签合同，这是西方人的特点。两个人在拳台上打得你死我活，最后来个拥抱。还是那句话，要有理有利有节。

高　渊：你是“美国通”，你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会出现大的波动吗？

佟志广：会有起有落，但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中美贸易是互补的。确实有很多东西，我们非向他们买不可，而我们有很多东西，他们也非向我们买不可。所以不用太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