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WTO大法官那九年

张月姣

曾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主席、大法官。1944年10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68年获法国汉纳大学学士学位；1981年赴美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取得中国律师资格，通晓英语、法语。历任世界银行法律部法律顾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亚洲开发银行上诉委员会联合主席、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局长，西非开发银行董事，汕头大学、清华大学法学教授。2007年当选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大法官，2016年10月卸任。

“我在日内瓦到北京的航班上，每次都要带半箱资料，一般看五小时文件，然后休息四小时。经常有空姐问我年龄，听说我都70多了，她们感慨还这么辛苦。其实我们上诉机构法官都很辛苦，由于长距离飞行的时差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是早起的小鸟，早上四点钟就开始评论案情和有关的法律问题。”

见到张月姣教授，是在对外经贸大学的一次讲座上。

她的身份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前主席、大法官，听众则是国内众多外贸领域专业人士。

过了中午12点，讲座才结束。我们在餐厅坐等半个多小时，张月姣还没出现。主办方说，张老师被围在讲座现场，他们马上派人去解围。又等了20分钟，和她同时出现的，还有两位陌生的女士。

一问，原来是跟来的听众，好客的主人邀三位一同入席。吃饭时，两位女士拿出一沓文本，请求指点。张月姣停箸不食，戴上老花镜认真解答。

饭后，按约定是我专访张月姣。我说：“您累了半天，是否先休息一下？”张月姣想了想说：“好，那你等我半小时。”才过了10分钟，她便开门请我进去，说歇好了。

73岁的张月姣教授是当今国际贸易法的权威专家，也是担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的第一位中国人。因为精力过人、办案公正，被WTO同事称为“铁女人”。

她正式卸任是2016年10月26日，那天在日内瓦的WTO总部做了告别演讲。WTO的164个成员代表出席，很多平常不太出席会议的高官也都来了，把最大的会议室坐满。张月姣讲完后，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她最后含泪说：“我爱WTO！我爱上诉机构！我爱你们！”

张月姣在WTO工作将近九年，参加过好几位上诉机构法官的告别会，都没有这么隆重。而且他们的离职讲话都比较简单，基本是说一些客套话，而张月姣这次还提出了对于WTO未来发展的十点建议，效果非常好。

为了这个告别演讲，她特意设计了一件中式旗袍，连纽扣都是自己设计的。很多女同事都说，你还有什么不会的，给我们也设计一件旗袍吧。她说将来等我彻底退休了，真可以考虑。

除了这次告别演讲，上诉机构的成员还给她办了两个欢送晚会，每个人都出100多瑞郎。送行会上，很多人站了一排，一起唱歌告别。还有一位律师，在WTO办了12个案子，其中有10个是跟张月姣办的，他拿了把吉他，自己编了一首歌唱。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热情坦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争论会很激烈，我也不会照顾谁的面子，觉得哪里有问题会当面提出来。可能正因这样，大家都觉得我是专业的，也具有敬业精神。有一位日本女同事说，她做过统计，这么多年来，每个周末我都到办公室加班。”

从上任那天起，张月姣就把这个WTO最高上诉机构法官的职位看得很重，不仅使命光荣，责任更大。她写的每一个报告，既要对当事方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而且签名都是用中文。办过的案子中，每个报告的每一个主要条款为什么要这么写，她都记得很清楚。

在WTO这九年，张月姣如何近距离观察WTO，怎样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贸易纠纷，如何扮演“WTO大法官”这个有点神秘的角色？

两选大法官

高　渊：你是哪年进入WTO的？

张月姣：2007年4月，我还在西非开发银行当执行董事。有一天，商务部条法司的一位副司长给我打电话，说经过国内的筛选，决定由你和董世忠教授去竞选WTO上诉机构法官。我二话没说，表示愿意去竞选。我知道这个职位很重要，当选者必须是国际贸易法方面的权威专家。我准备得非常认真，看了很多WTO以前的案例，做了详细的笔记。面试时，甄选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对答如流，有个评委在电梯里还给我竖了大拇指。

但出来的“短名单”里面却没有我们，也就是说没被列入第二轮名单。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里面有很多原因。

高　渊：这次竞选失败后，你面临怎样的选择？

张月姣：我的性格是不愿放弃的。我又仔细研究WTO的任免规则，发现又有一位上诉机构法官将在2007年底卸任，马上再次提出申请。

接下来就是更疯狂的面试准备。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诵WTO的案例条款、上诉机构的规则，阅读最新有关WTO的专著，上网了解WTO的最新动向。到了当年9月初，我和原条法司老同事张玉卿司长第二次走进面试考场，这次我顺利进入了短名单。

高　渊：听说正式上任前又有波折？

张月姣：所有面试程序都通过了，在大会通过之前，中国台北单独关税区代表突然提出质疑，说我当过中国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是政府官员出身，以后存在办案不公的隐患。

我说我离开政府部门很多年了，现在在西非开发银行工作，并在大学教授法律。虽然做了说明，但这事卡住了。后来中国驻WTO使团做了不少工作，美国和欧盟驻WTO大使也出面斡旋，最终使中国台北代表撤回了质疑。2007年11月27日，大会通过了对我的任命。后来他们通过第三方给我带话，说质疑我不是他们的意思，是台湾有关方面要求这样做的。

在我正式上任受理的第一个案件开庭之后，各方代表都到法官席与庭审法官握手。中国台北代表也过来握手祝贺。后来我在WTO那些年，WTO的成员，特别是中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中国澳门代表团和中国台北单独关税区代表团都支持我的工作，认为我办案公正专业，为中国人争了光。

高　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经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你就参与了不少经济类法律法规的起草？

张月姣：我常说我是历史的宠儿。在1978年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我进入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工作，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别看这部法律的条文很简单，一共只有15条，但每一条其实都代表了一个单独的法律。

后来还参与起草《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贸法》等。记得在起草《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时，我带了一个专家组，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住了一个月，专门研究考察他们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

高　渊：你参与了“文革”后中国法律的重建工作，现在回想是什么感受？

张月姣：“文革”时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基本上是无法可依了。法律体系的重建是非常艰难的，对我这样一个法律人来讲，确实是机会难得。在国外，如果一个法律人参与了一部法律某个条款的修改，都会觉得很了不起，会写本书。他们听说我参与了这么多法律的起草，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高　渊：第一次接触WTO事务是什么时候？

张月姣：我是1984年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的，两年后，中国正式启动复关谈判。当时的部长助理沈觉人带队去日内瓦，我是成员之一。那时候还是关贸总协定，WTO还没成立。

我反复研究《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看怎样对我们最有利。一是恢复缔约国地位，而不是重新加入；二是我们的身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能享受一些优惠待遇。还看了很多国家的材料，看他们是怎么加入的。比如罗马尼亚，他们早在70年代就加入关贸总协定了，当时是承诺增加进口量。但后来对他们冲击很大，因为每年都要增加进口量，国内市场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承诺降低关税的方式复关，就是说跟我国商品的进口量没关系，只涉及关税的高低。

高　渊：你在中国复关和入世过程中，身份是什么？

张月姣：中国谈判代表团法律顾问。

高　渊：那几年谈判中，有什么难忘的细节吗？

张月姣：有不少。比如我们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之间为时12年艰巨的知识产权谈判，当时吴仪是外经贸部部长，她带队去美国谈，我是法律顾问。这个谈判很曲折，它不是谈判技巧问题，而是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所以，尽管我们准备得很好，谈判策略也没问题，但最后还是没谈成。当时，吴部长说我们马上回去向国务院汇报。去订回北京的航班，公务舱、头等舱都订完了，只剩两个经济舱座位。吴仪叫我先跟她回去，我们就挤在经济舱的最后一排。从美国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国务院汇报谈判情况了。那次真是永生难忘。

高　渊：知识产权谈判一直是很难啃的骨头吧？

张月姣：也是1991年，关贸总协定在日内瓦召开乌拉圭回合最后一轮的谈判，其中有个“10+10”会议，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国家一起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当时，吴仪部长随李鹏总理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建议中国尽快派专家赴日内瓦参加最后一轮知识产权谈判，吴部长决定派我参加。我接到通知迅速做好各项准备，三天内就赶到日内瓦关贸总协定谈判大厅，并与其他九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协调谈判立场，例如在专利法中坚持强制许可，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时限等。

我记得很清楚，谈判厅里咖啡都喝光了，水也没了，但谁也不走，因为都知道“魔鬼在细节中”，大家都守着那些文本，怕某个成员再加点什么。最后一天从早上八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敲桌子了，说“时间到了”。最后达成的协议，大家其实都不太满意，但没办法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协议达成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基本完成了。这个草案被称作《邓克尔草案》。

后来发现，参加这轮谈判对我当上诉机构大法官很有好处，让我整体了解了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协议。

高　渊：后来在中国入世谈判的关键阶段，你有没有参与？

张月姣：我主要是提供法律咨询。记得龙永图当首席谈判代表时，1995年冬天他回国跟我讲，我国《外贸法》公布后，WTO方面提了300多个问题。我说我可以向他们逐条解释并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个法律是我参与起草的，每条都有根有据。

然后我就随团去了日内瓦，就在WTO最大的会议厅里，用英语向所有成员逐条逐段解释《外贸法》。等我说完了，我问他们有没有问题，现场鸦雀无声。我说如果你们没有问题了，就视为你们都同意我的解释。从那天以后，在后来的入世谈判中，没有人再对中国的《外贸法》提出质疑。

神秘的上诉机构

高　渊：从2007年底开始，你担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这个上诉机构的权限是什么？

张月姣：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包括磋商、专家组、上诉机构和实施四个环节。WTO成员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后，如果无法自己解决，就可以申请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

首先由摩擦双方在WTO继续磋商，如果仍无法达成谅解，就再提交到专家组进行裁决。对专家组的报告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仍有异议的，可进一步申请由上诉机构裁决。上诉机构由WTO成员中选拔的七名法官组成，是WTO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机构。

我们七位法官做出的裁决，WTO成员必须遵守裁决。WTO争议解决的规则是“否定须一致表决”原则，必须WTO全部成员都投反对票，我们的报告才会不通过，但这种情况是几乎不会出现的。

所以，上诉机构的报告基本上自动通过，而且各成员都已在入世承诺书中承诺遵守WTO的各项协议，包括争议解决谅解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如果贸易摩擦败诉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不执行裁决的话，WTO可授权胜诉方对它进行合法的贸易报复。

高　渊：上诉机构能保证公正吗？

张月姣：我当选上诉机构法官后，曾听到国内有人说，咱在WTO有人了，以后可以尽管上诉。这是理解错误！

公正性和独立性是上诉机构乃至整个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守法、正派、正直是WTO上诉机构工作人员的首要素质。作为法官，不能附属于任何政府，必须不偏不倚，绝不能偏向哪一国。这些年里，我的公正性没人提出过质疑。

高　渊：你是中国政府推荐的，需要回避有关中国的贸易争端案子吗？

张月姣：在法官与审理的案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时，不用回避。每件案子由谁来办，是通过抽签决定的。

WTO一共有七个法官，每件案子由三位法官负责审理，其中一位担任该案首席法官。用的是一种埃及古老的抽签方法，事先准备了很多案件号码单子藏在保密柜里，每年根据案件数量，随意抽出一个单子，包括八个庭审组成的顺序号和每一个审议庭的三个号码，然后我们七名法官再抽自己的号码，自己的号码必须对任何人都保密。

当某上诉案件提出后，根据案号顺序，以及该庭审包括的法官号码，涉及的三名法官在做了利益冲突审查后，将自己的号码通报给其他法官和上诉机构秘书处，两者吻合，你就参加该案件的庭审，而且全程有独立人士监督。

这是为了保持客观性，防止当事方挑选法官，也防止法官以自己的偏好审理案子。但其实做到后来，已经慢慢能猜到下一个案子会是哪几个法官来做。所以，不断更换案件的排序单子，以及法官至少每一年更换自己抽签的号码是有道理的。

高　渊：对每个案子，最后需要三位审理法官意见一致吗？

张月姣：不一定，两票以上就行，可以有不同意见。但现在经过沟通交流之后，不同意见越来越少。其实法官做的工作，是对WTO条约做出权威解释。庭审法官尽量在涉案的法律问题达成共识，对WTO法律解释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是有益的。

高　渊：判决书由谁来写？

张月姣：是由三位法官讨论裁定，秘书处律师小组参与讨论。根据庭审法官的指示，由他们提供背景资料，或者根据法官的分析与推理提供某些法律分析的初稿，我们再一句一句地改，有时候要推翻重写。文字的工作量很大，写一个裁决是很费心费力的。有时彻夜难眠，不断琢磨案情与法律的适用，这是一个探寻真理的过程，尽最大努力保证上诉报告的推理精确、有说服力，体现合法性与正义性。

高　渊：判决书一般要写多长？

张月姣：很长，而且越来越长，像空客告波音的案子，专家组报告达到1000多页。我也参加了波音飞机的补贴案审理，无论专家组的报告和当事方的上诉材料有多长，我都是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和思考。

我在日内瓦到北京的航班上，每次都要带半箱资料，一般看五小时文件，然后休息四小时。经常有空姐问我年龄，听说我都70多了，她们感慨还这么辛苦。其实我们上诉机构法官都很辛苦，由于长距离飞行的时差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是早起的小鸟，早上四点钟就开始评论案情和有关的法律问题。

但越写越长是个问题吧。所以我这次告别演讲时，建议以后的判决书要简洁，最好有页数的限制。太冗长不好，影响说服力，这是一种法律文牍主义。

高　渊：你们七位法官之间关系怎么样？

张月姣：相处得不错。我们每做完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首席法官就要举行一个小派对。我一般是在中餐馆订一些炸虾、牛肉、春卷、饺子之类的，再买一些酒和饮料，然后大家讲一讲对这个案子的体会，有时还跳舞唱歌。有的时候从北京回日内瓦，我会带上几只烤鸭。

高　渊：你在WTO工作将近九年，一共审理了多少案子？

张月姣：如果包括参与交换意见的，有40多个案子，我直接负责的是20个，我担任首席法官的是10个案子。这个数量，是上诉机构中比较多的。因为我的任期长，不少法官只做了一任四年。

这些年，WTO争议解决的案件数量在增加，法律问题在增多，审理的难度也在提高。能审理这么多上诉案件，是因为我精力旺盛，身体也不错，而且业务能力得到同事的公认，我的英语和法语都很熟练。

现在回想这九年，我最大的欣慰是，我有可能把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苹果案，一直拖了90年都解决不了，然后通过我们的审议解决，现在他们又开始苹果贸易了。还有我参加的波音争议案，涉及那么多法律问题，我们都很清晰地做了解答和分析。

在WTO这九年，我真是用了“洪荒之力”。有的案子很复杂，真是连着几天睡不着，因为你必须对历史负责，世界都在看你。作为一个法官，我尽责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获得了认可。

高　渊：有什么遗憾吗？

张月姣：说实在的，有时候我对有些案子觉得窝心，有的人不懂WTO规则或者有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偏见。另外在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某些裁定后，由于缺乏有关的事实认定，上诉机构无法完成法律分析。当事方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最后拿到一纸空文，无结论。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

高　渊：很多跟你共过事的人称你“铁女人”，有什么原因吗？

张月姣：可能因为我比较拼吧。1964年，我刚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被公派到法国汉纳大学学习。法语真是一点都不懂，就用字典背。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学习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无论头天夜里忙到多晚，次日清晨必定按时起床。

在我刚加入亚行的欢迎晚会上，法律部门新来的律师说，亚行要派人去战乱中的阿富汗，条件非常艰苦。先问了一位新同事，他说有小孩不能出差。第二个问的就是我，我一口答应，因为我身体好，而且有勇气。还有一条，我会射击和骑摩托车。

我在上高中时，拿过三八节女子射击比赛冠军。摩托车也是那时学的，教练说我个子太矮不能骑，我说个子矮更灵活呢！当时旁边有个大油桶，上面放个板子，教练说能骑过去就算上你。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下就骑过去了。我跟亚行的高层说了这个故事，他们很佩服我的勇敢。

高　渊：后来去西非开发银行，是否更艰苦？

张月姣：西非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西非开发银行联合组织在多哥举办“中国经济日”，多哥也是西非开发银行总部所在地，有500多名专业人员参会。西非五国的副总理和贸易部长也出席了开幕式。

由于准备工作繁忙又经过长途飞行，我体力透支。就在大会开幕前一天，我突然腰疼得直不起来。去医院看病没效果，当地人说有一个“赤脚医生”专治腰疼。他们带我去看，都吓了一跳。那是露天搭的棚子，居然还没有一次性针头，针都发黄了。同事说走吧，万一传染什么病怎么办？我咬咬牙说，我今天豁出去了，不然这么大的活动，我哈着腰上台主持太不像话。于是就躺在木板上，让“赤脚医生”给我打了三小时吊针。后来，中国医疗队也送来了药，第二天居然跟正常人一样成功地主持了大会。

这么多年工作中，我一直记得周恩来总理对我们出国留学生讲的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不”字，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有志者事竟成！

争议中的WTO

高　渊：近年来，有些国家在质疑WTO，想另起炉灶，你怎么看待WTO的存在价值？

张月姣：WTO的基石条款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WTO反对歧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单方面的贸易报复措施，主张贸易规则透明，这些都是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原则。

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托。建立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我在告别讲演中特别强调，WTO在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和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中有着引擎作用。

WTO争议解决的救济方法是前瞻的。也就是说，如果某个成员被裁定违反了WTO的规则，它并不需要对已经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是修改或撤销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措施，以后不得有此行为。

这样有利有弊。有一次在比利时开会，巴基斯坦的贸易部长就说，WTO裁决了这么多关于进口国反倾销措施违反WTO法的案件，最后也不给胜诉国赔偿，我们花的律师费和已有的损失，谁给我们补偿？而且裁决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越大。

这么看当然是弊端，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新成员经常被起诉，这也是一种保护。比如美国、欧盟、中国相关的案子很多，如果都需要赔偿损失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高　渊：所以你赞同目前的不追溯补偿机制？

张月姣：WTO的核心精神是，要把违反WTO规则的行为纠正过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重点不是去惩罚过去的错误。而且，也很难用数字准确衡量造成的损害。所以，我还是支持WTO，起码10年内依然适用现行规则。

高　渊：很多人都在抱怨WTO对贸易争端的裁决太漫长，你觉得究竟慢不慢？

张月姣：其实，WTO比海牙国际法院要快不少。国际法院15名法官，到现在做了不到70个案子，公布了30多个法律报告。而WTO上诉机构只有七名法官，已经受理了500多个案子，公布了150个报告。

根据现在的规则，上诉机构判一个案子必须在90天内结案，里面还包括翻译时间、节假日和周末，到了圣诞节，前10天就没人上班了。很多案子实际办案时间就一两个月，而且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我认为在办案时间和裁决的质量之间比较，应该以质量优先，当然也要适当加快审理。

判案不应该求快。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案子越来越多，法官的工作量太大。之所以有这么多案子，一是因为在WTO打官司是不用交仲裁费的；二是有的国家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可以对选民说，我已经把争议提交WTO了，我已经尽职了。我认为，国与国之间有很多双边和多边的会谈机会，应该更多使用非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

高　渊：你认为现在WTO的最大问题在哪儿？

张月姣：我先说个故事。2015年，我们在清华大学举行有400多名专业人员参加的“WTO成立20周年国际研讨会”，请了不少WTO的上诉机构前法官、现任法官以及WTO高官和国内外WTO专家。会前我们在校园里参观，看到一位老先生在写书法，我一一解释文字的意思，问他们喜欢哪一幅，我可以买下送给他们。结果，WTO副总干事卡尔·恩斯特·布朗纳挑的是“行胜于言”。

现在，这幅字就挂在WTO总部非常醒目的地方。可能不仅是我，在WTO工作的人都有一个感受，这个庞大的国际组织一定要体现更多的行动和活力。从多哈回合搁浅以来，WTO的改革基本停滞了。这个机构必须行动起来，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