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进入假新闻时代

张力奋

1962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包玉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获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1993年进入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2003年加盟英国《金融时报》，曾任《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FT睿》杂志总编辑。2015年底，回归复旦大学，任新闻学院教授。

“我做了一辈子记者，仍认同这个职业的价值。在BBC和FT工作，我享受到外界对记者和新闻界的尊重……我们媒体人要更专业、更勤奋，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这样的高要求，而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这让别人怎么尊重你呢？”

2017年4月3日，习近平在芬兰最大的英文媒体《赫尔辛基时报》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穿越历史的友谊”。

显然，这是为他一天后的到访预热。

中国领导人在出访前夕，在到访国重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这并非许多年来的旧例，至今历史不过十年左右。

这个新惯例是多方合力促成的，其中有段鲜为外界所知的过程。张力奋是亲历者，他曾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

约访张力奋先生，他说就到申报馆一楼喝咖啡吧。

那家咖啡馆有点特别，不仅因为是50多位复旦校友众筹开的，而且只有英文名字“The Press”（报刊、报界）。

采访沪上资深媒体人，也许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其实，张力奋不仅是媒体人，也是传媒学者，更是一位良师。1980年，他同时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上海一所技校。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了一个班的辅导员和班主任，这个新闻系的8413班后来名声大噪，出了不少媒体名人。

1993年，张力奋写完博士论文初稿，即进入BBC电视台国内部，从助理制作人做起。22年后离开媒体时，职务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并以创刊总编辑的身份，把FT中文网带到了一个业界瞩目的高度。

我曾问8413班的一位前辈，张老师当年给你们什么印象？他说：“真诚可爱。”

孩提时，因为头大人瘦，大人们送外号“黄豆芽”。小学时，他曾在少年宫接待外宾，那是他最早一次接触外面的世界。

如今，外形依然颇具特色的他，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活跃在各种媒体论坛和峰会。最近，他抛出了“新媒体主义”这个新词，他认为技术正变得疯狂，使得不少媒体在转型中失去了定位，而新闻专业主义则在弱化。

在媒体和媒体人都面临巨变的今天，听张力奋聊聊他的媒体人生涯，别具意味。而我们的话题，是从中国领导人在国外媒体发文开始的。

中国新闻突然多了起来

高　渊：将近10年前，中国领导人开始在海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你在其中扮演过什么角色？

张力奋：我是2003年到英国《金融时报》工作的。作为FT中文网总编辑，可能我是最早推动此事的。

当时，中国领导人要发文章，一般都选择国内重要媒体，主要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会发通稿。如果出访的话，大多是在北京接受到访国媒体的集体或书面采访。

以我当时在英国的感受，中国以这样的方式与外界交流，是比较隔膜的。我觉得收效不大，甚至很弱。

高　渊：《金融时报》会用新华社通稿吗？

张力奋：《金融时报》一直非常强调用自己的信源和稿源。像路透社、美联社的稿子都用得很少，除非特殊情况。

高　渊：那时候，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如何？

张力奋：2003年到2004年，我们每天编辑新闻，发现跟中国相关的事情越来越多，并且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乍看起来，很多新闻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比如说，今天收到一条消息说，韩国造船订单大增；明天收到一条消息，波罗的海油价指数上升；后天收到一条消息，南美国家的铁矿石突然涨价。

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新闻背后都有“中国因素”。特别是当时中国入世不久，效应开始显现，这是中国经济真正走向世界。

高　渊：你们报纸上的中国新闻也越来越多吧？

张力奋：有几次我为FT中文网选当日国际新闻，发现十条新闻都是关于中国的，最后只能拉掉几条。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从内页的行业版上了头版，有的直接成了头版头条。

英国并没有哪个部门给报社打电话，说中国现在很重要，你们要突出报道。中国就像一个埋头劳作的庄稼人，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在银行里已存了很多钱，成了经济大国了。对这个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国一开始并不自觉。

高　渊：是什么时候向中国官方提出，邀中国领导人为外国媒体直接撰稿？

张力奋：大概是2007年吧。遇到中国的官员，特别是外交圈的官员，我经常会问，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能为《金融时报》这样的权威外国媒体直接撰稿？为什么这个事情必须做，我的理由是，中国已经强大，必须向世界解释它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需要直接跟他国的政治和商界精英对话。

一开始，得到的反馈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有难度。但一年后，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了，这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为《金融时报》撰稿，阐述加强中美能源合作。这是FT言论版上（op-ed）第一篇中国高层的署名文章。

到了2009年5月，王岐山再次撰稿，谈的是如何加强中英双边的金融对话。那时，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了。2012年，时任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正式出任总理前，安排了欧盟之行，并第一次为FT撰稿，主要谈中国和欧盟的关系。2013年，已是总理的李克强为《金融时报》和FT中文网联合撰文，是在大连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前夕，重申中国将继续推进可持续发展。

高　渊：现在中国高层领导出访前，在到访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几乎已经成了标配。你们试水的时候顺利吗？

张力奋：一开始，试的过程不是特别容易，关键是在寻找和相信中国内生的开放力。为外媒撰稿，要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和沟通风格、逻辑，寻求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比如那些领导人的署名文章，一开始文字磨合时间比较长，改了好几稿。之后就顺多了，编辑过程大大缩短。

这样的署名文章都发在FT言论版上，一般要求不超过900个英文单词，集中谈一个观点，讲清楚就行。在这个版面上发文的，基本上都是全球政商学界的权威人士，如总统、总理、央行行长、国际组织首脑、财长、贸易部长、知名学者等。对言论版，《金融时报》有自己严格的操作规范，对所有撰稿人一视同仁，不会打破惯例，发一个整版的署名文章。

高　渊：你和中方是怎么具体沟通的？

张力奋：FT总部在伦敦，一般会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或外交部沟通。

在伦敦独家专访温家宝

高　渊：除了邀约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直接采访是否更难？

张力奋：专访任何一国领导人都很难。早在2007年，我向中方申请专访温家宝总理。这和邀约中国领导人写文章一样，就是希望中国能更开放，破一些传统惯例，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比如采访地点最好在出访途中，而不是在中南海，更能显示中国的自信。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到2008年秋天，终于等到消息，温总理可以考虑接受《金融时报》独家采访。

高　渊：当时有什么背景？

张力奋：那时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温总理决定参加2009年1月的冬季达沃斯论坛，随后访问英国。中方答应在五天访英期间，接受我们专访，这是完全打破惯例的。

2009年2月1日，温总理抵达伦敦的第二天，在他的住地，海德公园文华东方酒店，接受了《金融时报》专访。采访组共四人，总编辑巴伯（Lionel Barber）、两任北京分社社长，加上我。

高　渊：采访前的提问和采访后的稿件，需要给中方审阅吗？

张力奋：FT的惯例是，采访前，会就感兴趣的议题，提出采访计划，但不提供具体问题的清单。FT对谁都一视同仁，中方表示接受。

那天温总理谈兴很浓，原定采访60分钟，延长了15分钟。中午采访完，下午就得把近4000字的采访记赶出来，一整版。晚上近六点，临近亚洲版截稿，大家已很累，标题上卡住了。我说，干脆就叫“Message from Wen”（来自温的信息），大家说好，就签发了。当时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发作期，世界急切等待北京的信号。按照惯例，稿子发表前没有给中方审阅。

高　渊：稿子发表后，中方满意吗？各界反响怎么样？

张力奋：我们在报纸上发了一个整版的采访记，同时把采访实录放在了FT官网上。《人民日报》马上转载了采访实录，全文照登，一字未动，从一版转到二版。这样的处理前所未见。

各界反响相当大，大量的转发、援引和评论，因为温总理透露了中国将在“拯救计划”中投入巨资，扩大内需（即马上推出的“四万亿”）。当时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帮一把，这番谈话非常引人注目。

高　渊：除了温总理，你还采访过哪些中方高层？

张力奋：还采访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另外，王毅外长上任后的第一次独家专访，是我做的。他是2013年当外长，2014年1月份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达沃斯论坛，我提前三四个月向外交部提出采访申请。不少国际媒体在争，结果FT拿到了。那次访谈中，包括中美、中日关系，以及很敏感的中朝关系，王外长都做了认真解答。那是一次中国官方对外交政策的完整阐述。

在达沃斯采访完之后，当天赶了两篇稿子。一篇写成新闻——因那年安倍出席达沃斯，很受关注，我把王毅谈中日关系那部分拎出来，发在《金融时报》头版；同时又为FT中文网写了篇采访记。

在国际顶尖媒体的那些年

高　渊：在你的媒体人生涯中，有哪几个节点特别重要？

张力奋：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首先是童年。我出生于1962年，小时候完全不知道中国之外发生了什么，国内媒体对国内的实情也不报道。我记得，1979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社会新闻《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后来拿了中国新闻奖。评委非常有眼光。这则报道是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年，交通事故这样的“负面新闻”是不能上官方媒体的。

我是1980年考大学，当时国门刚刚打开，我懵懵懂懂觉得，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好的媒体和优秀记者，所以立志考复旦大学新闻系。我父亲不太支持。他知道我爱看书，希望我读图书馆系。他觉得新闻这东西太敏感。

高　渊：当时全家都反对你考新闻系？

张力奋：母亲说我肯定考不进，其实是为我减压。她是小学老师，擅长一年级教学、汉语拼音和音乐。但她在“文革”中被学生绊倒摔伤，后来30多年长期卧病在家。她是病人心态，就希望我身体好点。她叫我同时考技校，我们一幢楼里有四个同届生都考技校。她告诉我，不能特殊。

母命难违。考复旦的同时，又去考了一个技校。技校好像考三门课，我担心真考进了，就把答案做好后再改掉，但还是超过了分数线。

高　渊：进了复旦新闻系后，觉得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张力奋：那时候，整个国家都非常热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社会透明度不断加强，这是中国媒体的一个黄金时期。不少老一代报人也都平反了，有的回到媒体，有的到了大学。在我看来，记者的功能和角色的合法化，是一个社会正常化的重要标志。

高　渊：你的媒体生涯中，还有什么重要节点？

张力奋：那就是1988年去英国留学，这让我后来能亲身了解国外媒体的运作。

1993年3月份，我刚写完博士论文第一稿。孩子才三岁，太太在念物理学博士。我得养家了，想去BBC试试，觉得要去就去世界上最好的媒体。

BBC有国内台和国际台。World Service那里有中文节目，“二战”时成立，一直有华人同行。我申请的是BBC国内台，后来才知道，我应该是第一个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BBC国内台制作人。

高　渊：对BBC印象怎么样？

张力奋：刚进去的时候职位比较低，是助理制作人，但开了眼界，感受到专业精神，也感受到中西方沟通的隔膜与困难。

我一直强调，什么是好的教育，相当一部分就是开阔眼界。在BBC，你的同事可能是世界上在这个领域做得最专业的一批人。为了10秒钟的一个片头，他们会坐上一整天，一帧帧地搞定。另外，我学到了职业自尊，理解了媒体与政府、市场、公民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高　渊：为什么要离开BBC，转投《金融时报》？

张力奋：因缘吧。2003年，FT中文网要筹办，时任FT副总编辑的约翰·李尔庭（John Ridding）真诚相邀。我觉得，FT中文网要在中国落地，可以让我观察与研究中国更近一些。《金融时报》给了我按照自己的理念打造东西的平台。

高　渊：你觉得BBC和FT有什么不同？

张力奋：两家都在国际上最权威、最专业的媒体之列，FT比BBC的历史更长。他们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做事方式甚至仪式感。

我喜欢BBC的文化，那种格局、视野，以及BBC人的专业自尊。但和任何大机构一样，它也有缺点——官僚化，机构太大，效率不是很高，当时员工就有两万多人。FT是老牌的财经媒体，不到2000人，小而美，扁平结构，团队合作紧密。

BBC的资源要强很多。在BBC做夜班，每天有专车送回家。在《金融时报》时，我的团队也上夜班。格林尼治时间晚上七点报纸截稿，我们开始选内容、交翻译组，还要编辑原创内容，保证中文网和英文报纸的新闻内容同步。下班已是深更半夜，同事们常常小跑步赶末班地铁。

高　渊：FT中文网是按你的思路办的吗？

张力奋：FT中文网是FT的一部分，是FT编辑理念的产物和延续。当然，作为创刊总编辑，在建构和执行层面有我对新闻业务以及对中国大势的思考。我坚持一点，就是一定要有原创内容。三年后，原创内容占了40%，到北京奥运会时，已接近50%了。一半内容保证原创。

FT中文网资源很少，团队很小，一开始才几个人，这迫使我开辟外面的作者与专家资源，并很快建起一个专栏作家团。

后来很多人说这个思路做对了，其实是条件和需求使然，用FT的编辑理念、我对中国的判断来打造专栏，培育专栏作家。

高　渊：你怎么塑造这些专栏作家？

张力奋：当时，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纯新闻和信息披露上有进步，但对信息的解读与加工做得远远不够。FT中文网就应该尽力补这块，做成那个样子。

此外，我对一个媒体的语言风格与文体，有很高的要求。很多作者到FT这里写东西，我一定请他们远离没有生命和逻辑力量的表达、套话，而且越远越好。FT是国际媒体，距离感很重要，不要太近，要想象自己坐在伦敦的酒吧里写东西。对作者我也会提些具体建议，成就他们的风格。比较成功的专栏作家，前后有五六十位，像周其仁、薛兆丰、吴晓波、老愚、徐达内等。

高　渊：会担心他们写出格吗？

张力奋：我给写作者足够的自由空间、足够的尊重。如果老去敲他们的“木鱼”，他们写不出来的。做媒体，压力总有，总编辑就是承担压力的。

初创时期困难很多，我要求又高，只能找自己熟悉、相知的朋友与同行。我很感激他们，感激他们的承诺与包容。绝大部分专栏作家都是我找的，我在新闻圈的时间也长了。所谓人缘好，是别人的善意解释。可能我不功利处事，也是个因素。大家很愿意帮我，还要接受我的各种高标准，这的确是事实。同行间，彼此都出力相助，做事就容易些。

回归大学是人生规划

高　渊：你的学者生涯起于复旦，如今在好几家媒体工作了20多年后，又回到复旦。当年离开的时候，想过要回来吗？

张力奋：想过的。这是我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刚出国留学时，曾计划50岁左右回到大学，是不是回到复旦不敢说。我去英国留学，担保人是谢希德校长。现在回母校，对谢校长也是一个交代。

这学期上一门课“深度报道基础”，还主持一个讲座系列，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媒体人来演讲。其他几门新课，多与英国有关。理想的大学，不仅要学知识，更要培养眼界。有了眼界，才能做出好的判断，做对社会进步有益的事。

高　渊：最近这几年，每年都有一些纸媒关门。你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做新媒体也很早，现在是新闻学教授，你怎么看中国媒体所处的时代？

张力奋：我觉得，中国媒体人在幸运中有点不幸。我们正处于一个剧变的转型期，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平台，二是本位。

一个媒体要生存，必须继续拓展读者或用户，不要在乎他们在哪个平台上阅读。这个时代，平台的转型和迁移是很正常的。这些年，《金融时报》也在有意识地缩减纸质版，现在纸质版和网络版付费阅读数已经达到81万，其中三分之二在网上，发行量远超纸质媒体时期的最高纪录。因此，最重要的是怎么找到和保持用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把服务变成媒体生存的资本。

高　渊：本位是一个什么问题？

张力奋：本位的问题，是回答媒体为何存在？为谁存在？如何存在？靠什么赢得自己的“出生证”、生存权？市场和政府在媒体生态中，承担怎样的角色？还有，一个社会如何生产优质的信息公共品？不然，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值得媒体人和机构媒体思考，寻求共识，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政府、市场、用户、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已在一条船上，要共存。各自定位清晰，共识才有可能，规则才能议定。

高　渊：怎么评价媒体现状？

张力奋：现在，全球已进入假新闻时代。最近，我在美国高价买了一本11月8日的《新闻周刊》，一本很权威的时事杂志。因他们认定希拉里当选总统，就提前几天把希拉里的纪念特刊印出来了。《新闻周刊》这条乌龙，并非假新闻，但凸显了社交媒体时代“新闻机构”的脆弱与不适。

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其实也反映在新闻教育本身。中国目前注册的新闻院校有1000多所，但能不能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新闻专业主义训练，很难说。

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在全球独树一帜。在对媒体技术的吸纳和挖掘方面，中国做得最有激情、最精致，也最彻底。但有一个问题是：社交媒体有没有可能建立规则？社交媒体是否有条件成为公共品？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大问号。

高　渊：在这个媒体巨变的时代，你觉得记者这个职业还有意思吗？

张力奋：我做了一辈子记者，仍认同这个职业的价值。在BBC和FT工作，我享受到外界对记者和新闻界的尊重，哪怕采访英国首相，记者也不会低三下四。我们会想，你不过当了一两届首相，我已报道了四五任首相了。

我们媒体人要更专业、更勤奋，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这样的高要求，而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这让别人怎么尊重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