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顾问倪征燠：不拿下元凶，无法见江东父老

倪征燠

东京审判中方首席顾问。1906年出生于苏州吴江的黎里镇，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学院（1935年改为东吴大学法学院），之后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参加东京审判，任中方法律顾问。1984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任期九年。2003年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

倪乃先

倪征燠之女，1941年生于上海，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

“父亲是个理性沉静的人，但晚年只要说到东京审判，他都会激动落泪……我的父亲还是幸运的，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55年里，他的法学专业学识依然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1948年12月，倪征燠（媒体多用“燠”，但经本书作者与倪家人确认，实应为“”）完成在东京的工作，回到国内。当时，家里正商议举家赴台。

但后来决定不去了。一是他岳父说不去，已经70多岁了，年纪太大了；二是倪征燠认为，共产党也需要正直的司法人员，“我一身清，一点都没有顾虑，我能找到工作的，教书也可以。”他马上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当了法律系主任、教务长。

1949年后，先是思想改造，然后就是院校调整，所有私立学校都经历调整。当时成立了一个17所私立大学的联合办公室，就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倪征燠当了二把手，他就天天在那儿上班。

到了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了，他被安排进入同济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当时同济大学一直在传要搬家，一说要到西北，一说到新疆。而且，同济没有法律专业，他自己在同济大学也觉得很另类，李国豪教授跟他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同济里面唯一的法律教授。”

倪征燠开始自学俄文。他解放前住在上海法租界，那里有俄国礼拜堂，在那儿已经学过俄文，所以有一点基础。他花了两年时间，拿到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上海中苏友好协会与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结业证书。然后马上现学现卖，给同济大学一年级学生教俄文。

在他女儿倪乃先看来，父亲是很识时务的，他看到整个国家往苏联一边倒，觉得必须学点俄文，而且他觉得自己有这个精力，当时不过40多岁，完全能够学会。“他当初决定留在新中国，是想继续从事法律教育工作，这里是有差距。但不能说事与愿违，只能说有差距，没有发挥法学专长的空间。”

如今，75岁的倪乃先住在北京东交民巷。

这座外表普通的13层楼房里，住着不少中国外交界的名人及他们的后代。在这里，她的父亲倪征燠度过了97年人生的最后岁月。

倪乃先说一口北京话，显得爽朗麻利。她说，今年是他们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整整60年。我问：“您还能说上海话吗？”她立刻转换成标准的上海话，说：“怎么会不记得，我和父母在家里一直说上海话的。”

倪征燠先生是苏州黎里人，夫人张凤桢是地道的上海人，家就住在老城隍庙旁边。在东京审判中，倪征燠中途加入支援，以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的身份出庭，舌战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日本和美国律师团，最终扭转不利形势，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战犯送上绞刑架。

东京审判是倪征燠人生与事业的高峰，但不是唯一的。用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的话来说，倪先生的后半生是享有“剩勇”；中方检察官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说得更直白：“倪先生的下半辈子很辉煌。”

从东京归来后的55年，倪征燠这位中国法学界泰斗级人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岁月？

忆审判：步步紧逼，把土肥原的律师和证人问得哑口无言

高　渊：你父亲当年在家里，会经常说起东京审判的往事吗？

倪乃先：他讲得很少，后来在海牙当法官的那几年，他才慢慢跟我讲一点。

我父亲是苏州人，他从小特别喜欢看公案戏（以清官办案为主线的剧目），立志要学法，当一名清官。到了1928年，他从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考进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只用了一年就拿下了法学博士学位。现在想想，这个速度实在有点惊人。

回国之后，他先后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教授国际法，还当律师，然后就去了南京的司法部工作，后来当过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推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个人去了重庆，担任过重庆地方法院院长。

高　渊：你父亲不是第一批去东京的，他是去支援中国检察组的吗？

倪乃先：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肥原、板垣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中方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回国求援，要求再派几位得力的人去东京。

我父亲是1947年春节后去东京的，他当时考察欧美法律体系刚回国不久，本来想静心写作的，但一听到这件事，立刻就动身了，身份是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

英美司法的特点是保护被告者，东京审判中的被告不仅有日本律师团，主导审判的美国还为被告指派了美国律师。我父亲到达东京后，就和同事赶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以日本人自己保存的材料来指证他们的罪行。他还去当时的北平收集日军罪证，找到当年被日本人谋杀的吴佩孚的夫人，拿到了第一手证据。

高　渊：后来当庭质询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都是你父亲出庭的，为何是首席顾问走上前台发问？

倪乃先：我后来问过高文彬先生，他当时是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现在还健在。小高叔叔说，因为倪先生的思维各方面都跟得上，他的诉讼能力和技巧都摆在那儿的，他和向哲濬配合得非常好，最后是集体完成了庭审辩论。

还有一点，我父亲是苏州人。很多人都说，别看苏州人说起话来软软的，但经常是绵里藏针。

当时，我父亲步步紧逼，把土肥原的律师和证人问得哑口无言。土肥原很狡猾，干脆放弃了当庭亲自辩护，就是想避免被我父亲进一步盘诘。我父亲想了一个办法，决定在随后板垣征四郎的庭审时，把两个人的罪证一起提出。

我父亲质问板垣，当年跟你一起商定军事计划的，是不是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第几排第几人，板垣说是，这样土肥原就逃不掉了。

父亲晚年谈起东京审判时，仍然很激动，他说：“如果不能拿住这两个元凶的话，我们只能集体跳海了，就没法回国见江东父老了！”

赴北京：被动调至外交部

高　渊：1956年，你父亲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倪乃先：对，当时外交部遇到一个事情，有一艘日本船在中国领海出没，需要懂国际法的人一起参与处理。周恩来让外交部推荐几个人，经过一番评审以后，认为我父亲的历史比较清白，可以直接用，就决定调我父亲去北京。

我听他说，那天他正在同济大学的食堂吃饭，学校人事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过来跟他说，一会儿跟你谈一下。我父亲也不知道什么事，想谈一下就谈一下。到了办公室才知道，北京来调令，调他去外交部工作。记得是那年4月20日上的火车，今年正好是我们全家来北京的第60个年头。

他为外交部写了英美司法制度的考察报告，因为当时很多干部不知道外国人怎么处理案子的。另外他还带年轻徒弟，同时接几个案子，他跟交通部、司法部的人交往很多，大家一起商讨案子，全部是涉外的。

高　渊：你父亲在1957年的境遇怎么样？

倪乃先：那年春天，外交部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当时很多人在提意见时，都说得比较激动，尤其是被雪藏的那些人。我父亲的发言还比较温和，他在座谈会上主要讲了三个抢救，就是抢救人、抢救书和抢救课程，主要意思是要重视法制建设。随后运动转入了反右，但我父亲还好没被划为右派，只是受到了批评。

这之后，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受到的影响不大。应该说，中央和部委领导对他还是很尊重的。1958年8月，他和周鲠生、刘泽荣两位老专家一起，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要讨论我国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问题。

我父亲他们几个专家提议，一些发达国家以3海里为领海宽度，是因为他们想凭借他们的实力侵犯其他国家的海洋资源，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领海宽度应该为12海里甚至更宽。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父亲也很受鼓舞。1959年，外交部又推荐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高　渊：“文革”开始后情况怎么样？

倪乃先：跟社会上的很多知识分子相比，外交部的老专家们总体上还算幸运。当时，我父亲没有被抄家，还经常上班。

1969年，大批干部下放，我父亲是当时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他和条法司的三位干部，一起组成了留守小组。

但当时觉得肯定要被下放的，我们全家还讨论，如果我父亲被下放后，我母亲是跟着去，还是和我一起留在北京。直到那年9月的一天，我父亲去火车站为去干校的同事送行，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过来跟他说，过了国庆节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的边界问题，要他做个准备。我父亲回来跟我们说，看来他不会被下放了。

高　渊：那几年你父亲除了上班，平时还做点什么？

倪乃先：他没事就去中科院地理所，去查中国领海中的岛礁资料，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研究。

没有领导让他去做这个，他对这方面感兴趣，可能觉得以后有用吧。后来参与国际海洋法讨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派上了大用场。

高　渊：外交部的人一直很尊重你父亲吗？

倪乃先：后来不少外交部的老同志，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70年初，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当天深夜，也没有找到。

这时候，有人突然想到我父亲还留在北京，半夜来问他。我父亲说，你们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这份杂志其实就在大家手边，伸手一翻，立即找到了全文。他们说我父亲真的就是手到擒来，不服不行。

高　渊：你父亲正式复出是什么时候？

倪乃先：我记得1972年初，我正在休产假，他忽然给我看了一张发票，中国照相馆的护照照片发票。我很吃惊，说你要什么护照？他说要去纽约开会。

他去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从这时候他又走出了国门，后来一年要出去好几次。

高　渊：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出国吗？

倪乃先：是的。出发那天是1972年2月22日，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我们到了机场，还看到尼克松的大飞机停在那儿。一起去的几个年轻人跟我父亲说，您应该请客。我们就在机场餐厅里吃了顿饭，那时候外面吃饭都要粮票，机场餐厅不用。

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有时候也叫高级顾问。后来中国代表团在纽约买办公用房，还让我父亲帮着看看合同文本。

莅海牙：“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之间钩心斗角的事情不多。”

高　渊：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

倪乃先：1984年11月，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法院法官的任命，需要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在荷兰海牙成立。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是当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

高　渊：推荐你父亲当国际法院法官，当时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倪乃先：有些人也是好心，觉得我父亲已经79岁了，又做过眼睛手术，怕他坚持不了。后来让他带一个学生去，作为他的助手。但我父亲很多年来一直是办案的人，他喜欢亲力亲为，自己动手干。

高　渊：但他毕竟这么大岁数了，生活上需要照料吧？

倪乃先：一开始是我母亲陪着去的，但她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父母半年后回国休假，父亲跟我说，他有点坚持不了，问我能不能跟单位提一下，陪着他一起去？

我当时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我要向组织部门请假，到1985年8月份就去了海牙。当时请了一年假，没想到在那里待了八年半，直到1994年他卸任。

我在海牙主要是照料我父亲的生活，我母亲后来患肺癌，在海牙去世了。同时，还要帮我父亲整理账务。我父亲的收入是联合国支付的，但当时的规定是“实报实销、结余上交”，账务挺复杂的，我是做企业管理的，这方面还懂一点。

另外，跟我国使馆的联系工作也是我来做的，我可以参加使馆的支部活动。我父亲不去使馆的，根据国际法院的规定，法官不能有政治背景，所以他出国前，连全国政协委员都辞掉了。

高　渊：你父亲到任已年近八旬，是不是所有法官里面年纪最大的？

倪乃先：刚到的时候，年纪最大的是苏联法官，他因为和戈尔巴乔夫意见不合，不久就卸任了。那以后，我父亲成了年纪最大的，但从在国际法院的资历来说，还是比较浅的，排在倒数第三。他们法官的座次都是根据年资排的。

高　渊：国际法院的总体氛围怎么样？

倪乃先：国际法院首先讲人事关系，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大家都很有修养。在探讨问题的时候，经常会约在外面吃饭，先摸摸底，也是互相启发。

另外，荷兰政府和女王都会定期请这些法官吃饭，都是带着家属一起去的，大家都玩得挺好。钩心斗角的事情不多，意见摆在那儿，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不一致。

高　渊：当时你父亲跟谁的关系最好？

倪乃先：跟波兰法官关系特别好，他为人很好，资历深，学问高，是位犹太人。我们跟美国法官关系也很好，他也是犹太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是我母亲的校友，他认我母亲是师姐。跟其他国家的法官其实也都相处不错。

高　渊：刚才你说到你父亲的工资是联合国支付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倪乃先：那时候15位法官里面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高于原来国内工资的，像中国、苏联、东欧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是本来就在欧美的大学里当教授，基本差不多；第三种是不如国内工资的，日本法官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政府还要给他发补贴。

高　渊：当时遇到过特别棘手的案子吗？

倪乃先：一个是苏格兰洛克比空难，还有就是波黑共和国状告南斯拉夫违反联合国宪章，这两个案子都挺紧张的，都集中在1993年，我父亲卸任前一年。

高　渊：你父亲当了九年法官，任期算长吗？

倪乃先：有人连选连任当了27年。但我父亲年纪大了，1994年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

此前，他还当选了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这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是挺崇高的。这是终身制的，一共108人，必须去世或辞职才能递补。我父亲是1987年当选了候补院士，1991年成为正式院士。

97年人生：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

高　渊：你父亲最后是患什么病去世的？

倪乃先：他查出患癌症很久了，但最后的直接原因是肺炎。

在1993年11月，就是我们要从海牙回来的前几个月，他发现尿血。但那边的医院都得预约，预约到检查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确诊是膀胱癌。

当时已经快到圣诞节了，我去请教当地一位华人医生，是在荷兰动手术还是回国再动？因为我们有荷兰的医疗保险，完全可以在那里治疗。那位医生建议回国动，因为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到1994年2月7日任期届满，我们17日就回国了，18日我拉他到医院，马上就开了住院单。

我父亲一开始很担心，因为周恩来晚年就是这个病，他以为是很痛苦的。但治疗以后，生活质量还是挺高的。这个病每三个月或半年检查一次，如果看到它长出来，赶快烧掉就行，不致命。后来转移到了前列腺，也能治，但要用激素。治疗以后特别容易出汗，他受不了，就停止治疗了。到2003年初的时候，发现再度转移了。

高　渊：当时正值“非典”时期吧？

倪乃先：是的，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当时医院里找不到护工，护工都逃回家了，没有办法把他搀起来，只能躺在那里插管子，后来是因吸入性肺炎去世的。

高　渊：在你的心目中，你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倪乃先：小时候因为和他聚少离多，我觉得他很严肃，是个严父。到了后来我发现不是，他很慈爱的，而且很有情趣和品位。

我父亲一生清正，他在当国际法院法官时，联合国发给他的工资，他不是都进自己口袋的，而是严格执行实报实销，余下部分全部上交，应该说数额挺可观的。

在荷兰的时候，当地华人社团过年舞狮，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点睛。他们一看我父亲是中国法官，又是老人，就请他点睛。他很高兴去点了，对方按规矩送了一份“利是”，弄得我父亲很紧张，他说这怎么可以，让人看到我一个中国法官在这儿收人钱，让我一定要退回去。回国以后也是这样，出去讲课从来不肯收讲课费，他就是洁身自好。

高　渊：所以他当年就说过，自己的官声很好的。

倪乃先：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在上海当法官。他说，经常会有人来请托，有些亲戚朋友也会受人之托，到家来说情送礼。他一听就说，家里不谈公事，有事咱们到法院里去谈。所以，我们那些亲戚朋友都说他官声好，他自己说：“我不吃‘药’的。”

高　渊：他有什么兴趣爱好？

倪乃先：他非常热爱生活，最喜欢昆曲，自己还唱。晚年也很喜欢旅游，喜欢到处看看。他绝对不啰唆，但该说的都会说。

高　渊：他自己怎么看待他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

倪乃先：我父亲是个理性沉静的人，但晚年只要说到东京审判，他都会激动落泪。

他在自传中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

我的父亲还是幸运的，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55年里，他的法学专业学识依然有很大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