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成功的国际谈判，都是妥协的结果

沈觉人

中国首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1931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49年曾就读于南京大学，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中国对外贸易部工作，曾任外贸管理局局长，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经常讲，复关也好，入世也好，是我们要求参加，不是人家邀请你参加。因此，我们去谈判，不能跟人家吵架，尤其不能拍桌子瞪眼睛甚至走人。”

八旬开外的沈觉人衣着讲究，白发纹丝不乱。坐在商务部的一间会议室，和我聊起30年前的往事，人名、地名信手拈来，与实际年龄形成不小反差。

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在那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中，中国先后有四位首席谈判代表，分别是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和龙永图。因此，沈觉人有“中国复关谈判第一人”之称。

沈觉人最早接触复关谈判，是在1986年1月份。当时，他刚担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带队到美国去谈纺织品配额。谈判对象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助理代表，两人在职务上是对等的。

纺织品谈判快结束时，那位助理代表接了个电话，然后对沈觉人说，楼上有另外一位助理贸易代表纽柯克想见你，他是分管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事务的。沈觉人说可以啊，这里谈完就上去。一见面，纽柯克就向他介绍关贸总协定的情况，说得很详细。沈觉人当时有点奇怪，因为他虽然当了部长助理，但还没有分工负责关贸。

但沈觉人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被明确分管中国复关工作，有人事后说，是不是美国人事先做了研究？

代表团回来就向国务院汇报了，国务院领导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复关的具体步骤。那年6月，沈觉人到瑞士日内瓦去开会，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33届理事会，而关贸总协定的总部也在那里。

当时，他还带着一个隐秘任务，国务院领导让他去了解一下，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提出复关申请比较有利。沈觉人去向一些国家驻日内瓦大使请教，比如在递交复关申请时，是否要同时交《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虽然篇幅不必很长，但很复杂，因为要涉及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等方方面面，必须经各个部委通过，最后还要国务院批准。有的国家的大使很有经验，对中国也很友好。他们跟沈觉人说，可以分开递交。而这，显然对我们很有利。

当时还有件事要办。那年9月份将在乌拉圭开部长级会议，关贸总协定要发动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就是著名的“乌拉圭回合”。中国当时的身份是观察员，中方不知道能不能参加这个会。

所以，沈觉人就去打听。得到的消息是，有两类国家可以参加，第一类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类是已经正式提出加入申请的国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尽快递交申请书，就可以参加。

为此，沈觉人在回国前，去拜访了关贸总干事邓克尔，这是一位瑞士老教授，对中国很友好。但在沈觉人的印象中，这人脾气挺大，说话很冲。

沈觉人对邓克尔说，中国希望尽快启动复关进程，但我们可能先交申请书，以后再交《备忘录》。邓克尔很敏感，马上说你们是不是想参加乌拉圭会议？沈觉人直言是有这个考虑，更重要的是，《备忘录》一时写不出来，至少要用半年时间准备，而申请书现在就可以递交。

邓克尔说可以分开递交，沈觉人回来后马上向国务院报告，很快获得同意。1986年7月，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钱嘉东作为代表，递交了中国复关申请书。“申请书虽然只有几句话，但由此开启了漫长的15年谈判，确实是历史性的。”

沈觉人当首席谈判代表的那五年，经历了试探摸底、递交申请、东角谈判、应询答疑等阶段。其中，既有全面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喜悦，也有1989年跌入冰点的困局。

对于那五年，沈觉人有很多故事，也有不少感慨。他常说，任何国际间谈判都要学会让步与妥协，而入世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中国人看问题有了更多的世界眼光。

中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乌拉圭会议

高　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早在1947年，中国就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到了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根据惯例，关贸总协定应该紧跟联合国决议吧？为何当初我们没有提出复关？

沈觉人：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关贸总协定按惯例驱逐了台湾当局。当时，我国领导人让外贸部和外交部研究一下，提出对策。后来，这两个部门向国务院有个正式报告，认为从长远来讲，参加关贸总协定是有利的。

但当时的情况是，“文革”还没结束，我们是一个完全计划经济国家，对外贸易有很多特殊做法，比如易货贸易、记账贸易等，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经济改革的事是不能谈的，政治最重要，其他的想都别想。1971年，我还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

高　渊：我们是什么时候正式考虑复关这个问题的？

沈觉人：1982年，政府实行机构改革，合并了四个部委，成立了新的外经贸部。当时有很多任务，其中一项就是研究复关。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跟70年代初的情况完全不同。

到了1984年，我们经过申请，成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有些会议我们能参加了，又接近了一步。

高　渊：1986年9月份的乌拉圭会议，是你率团去的吗？

沈觉人：我们中国代表团一共只有七个人，我是团长，钱嘉东大使是副团长，还有外经贸部、外交部、海关总署的人。

中国团的规模很小，因为我们是观察员，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而且经费有限。记得会场很大，我们七个人坐在那里，别人找都找不到我们。美国代表团有400人，日本团也有300多人，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代表团人也很多。

高　渊：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国际贸易会议，有没有什么插曲？

沈觉人：当时没经验，我们是先到阿根廷，和乌拉圭就隔一条河。开会的地方在乌拉圭的东角，我们都没听说过，以为是大城市，去之前也没订酒店，想到了再订吧。

到了那里发现，就是一个很小的旅游点，酒店早就订完了。这下怎么办？找当地人打听，他们说可以租住老百姓家，反正你们人也不多。

后来找到一户民居，那家人出去旅游了，也没有收拾，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摆在外面。我们团里就规定，房东的东西一律不许动。开完会后，房东回来了，一看挺满意。

高　渊：你们去乌拉圭之前，有没有明确要完成什么任务？

沈觉人：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要求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面参与者。就是说，所有谈判的议题我们都要参加。

这方面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只是观察员，很多国家不赞成我们全面参加，甚至有国家激烈反对。我们就去跟各个代表团沟通。只开了五天会，我们去沟通的代表团就有30个。

高　渊：哪些国家的态度比较积极？

沈觉人：主动沟通还是很必要的，不少代表团听了我们的介绍，态度慢慢就转变过来了。这过程中，加拿大代表团对我们支持很大。加拿大驻华大使也参加了代表团，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帮我们去斡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还为大会主席起草了对此事的说明。

到会议结束时，由大会主席、乌拉圭外交部部长发表主席声明，中间有这样一句话：所有新一轮谈判的参加者，有权参加所有问题的所有谈判。这样，我们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

高　渊：第二大任务是什么？

沈觉人：那就是关于中国复关。当时，我们代表团内部讨论了好几次，要完成这个任务，美国的态度特别重要，要不要先约他们谈？从美国国内舆论来看，他们的态度会比较消极。但我和钱嘉东大使商量，还是要谈谈看，不接触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主动约美国代表团，他们反应很积极，说第二天就见面。双方各出四个人，对方贸易代表亲自参加，我和钱大使参加。坐下来寒暄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尤特就说，欢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他刚去过中国，觉得很受鼓舞。

美方表示愿意派贸易代表团到北京去，时间可以是两个月后。我们听了比较满意，表示欢迎。那年11月，美方第一个代表团就来了，团长是助理贸易代表纽柯克。

高　渊：作为中国首次参加的贸易大会，你对乌拉圭会议满意吗？

沈觉人：应该说，我们出席乌拉圭会议的两项任务都完成了。我们不仅全面参与谈判，而且在复关问题上跟美国谈了。美国那时候在关贸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走出第一步，很多国家就会跟上来。

但国内对乌拉圭会议的情况知之甚少，因为当时中国和乌拉圭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记者跟着去，基本没有报道。

有不少人问我，那次大会这么重要，你们有什么影像资料留下来吗？我说基本没有，我在乌拉圭大会上的发言，照片是当地记者拍的，然后挂在走廊上，谁要谁买。我们看到后买了几张，要不一点资料也没有。

“想”出一个GDP

高　渊：1986年递交了复关申请后，第一件事是要起草《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

沈觉人：其实，《备忘录》很早就在准备了，但碰到了很多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没有GDP这个概念，只有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因为GDP是增加值，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我们当然不会统计剩余价值。

但关贸总协定要看你的GDP，总量和人均都要有，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难。后来递交的《备忘录》里，写了人均GDP，其实是估计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基础材料，没办法计算。

高　渊：除了GDP，当时还有什么难题？

沈觉人：比如物价由谁来定。那时90%以上的物价由政府定价，这跟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差距太远了，人家是市场定价。还有关税制度，也很难弄。

我们的办法是请各部委自己写一段。比如说物价，就请国家物价局写一段，关税问题就请海关总署写一段，然后放在一起看能不能说得圆。所以没法跟关贸总协定说定哪天递交《备忘录》，我们自己也没把握。

当时国务院已经设了专门的复关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委员或副总理担任，先是张劲夫国务委员，后来是田纪云副总理。副组长有三位，分别是外经贸部部长、海关总署署长和外交部部长。1987年初，我们递交了《备忘录》。

高　渊：递交《备忘录》之后，就要进入审核程序了？

沈觉人：关贸总协定有个规定，遇到新的加入申请，就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凡是想跟中国单独谈判的国家，都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最后参加中国工作组谈判的，共37个国家。

这个小组成立后，就开始提问题，特别是针对《备忘录》中他们有疑问的地方，由我们来答复。后来我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提了2000多个问题。

高　渊：是面对面的当场答复吗？

沈觉人：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教了一些国家驻日内瓦的大使，他们说答得出就当场答，答不出的可以下次答。而且，当场口头答完后，第二天得递交一份书面的英文答复。

我们在日内瓦是很辛苦的，一天的会开完，晚上得加班，把材料整理出来，还必须是英文，第二天要发给人家。书面的就是中方的正式答复，现在还可以查到。

高　渊：工作组由哪个国家牵头？

沈觉人：对于谁来当组长，当时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最后干脆让瑞士当组长，它是中立国，大家都不反对。瑞士大使吉拉德当了15年组长，他对此很有感慨，说我当这个组长天天挨骂，你们中国不满意我，其他国家也不满意我，我很为难。好几次他都不愿意干了。他跟我是老朋友，对中国也很友好。

高　渊：工作组最终是否应该拿出明确意见来？

沈觉人：这也是我们当年有争议的地方。从工作组成立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应该是在答疑结束后，起草《中国复关议定书》。不能光是提问题，最后却没有结果。

当时，欧共体起草的工作组任务中，没有这句话。正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到北京来，我就跟他们谈这个问题。纽柯克在饭桌上写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将来如果谈得好，接下来应该起草《中国复关议定书》。他问我加上这句话行不行，我和在座的几位都觉得可以。

但我故意跟他说，这事不是我们两家能说了算，其他国家如欧共体能同意你的意见吗？他说这个你放心，我明天就去布鲁塞尔，我去跟他们谈。后来关于这个问题，就由美国人去谈了。

高　渊：这是不是说明，当时美国想当中国复关的牵头人？

沈觉人：美国人确实处处都来主导。包括工作组开会的时候，他们提的问题最多。而且，专门到北京来跟我们磋商的，美国也是第一个。

但到了1989年春夏之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实不仅是美国，西方国家都差不多，中国的复关进程基本停顿了。后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也在那位吉拉德大使的要求下，还勉强开过几次会，但都是炒冷饭，原来提的问题再提一遍。这要到1992年之后才出现转机。

大着胆子讲市场经济

高　渊：工作组37个国家的质询，当时主要焦点在哪里？

沈觉人：这些问题五花八门，焦点还是关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要求。第一类是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我们有出口补贴、外汇留成，还有进出口许可制度，这种都属于非关税措施，不符合要求的。

而且要承诺改进，比如物价，要承诺政府定价的比重越来越缩小，方向是市场定价。当然，太具体的也说不出来，也讲不出具体的时间，只能讲一个大趋势。

高　渊：这些国家的最大疑问，是不是中国对自身经济体制的表述？

沈觉人：那几年，几乎我们每次到日内瓦去答疑，国内对经济体制的提法都有变化，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主意，每年第一次去日内瓦答疑，一定要在3月份全国两会结束后出发。因为那几年，人大报告里经常会出现新提法，别在外面还是讲旧的。但即便这样，有的问题还是讲不清楚。比如，我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名词人家听不懂。实在没办法，我私底下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们说懂了。

高　渊：当时这么私下说市场经济，没有得到过授权吗？

沈觉人：这个话只能私下讲，回到国内不能讲。有一次，我在复关领导小组开会，我说现在复关进展比较好，但我们关于经济体制的说明人家听不懂，能不能对外讲“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对内还是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为了对外解答方便。

我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专家强烈反对，说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怎么能混淆。我们代表团里有人跟我讲，你胆子真大，敢用“市场经济”这个词。

实际上，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内部讲话中，也用了“市场经济”。

高　渊：这个问题一直要到1992年才彻底解决吧？

沈觉人：是的，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复关谈判答疑阶段也结束了。接下来就谈具体的了，一个个行业谈关税，以及非关税措施等。那个时候我已经卸任了。

所有的国际谈判，最终都是互相让步

高　渊：从复关到入世谈判，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沈觉人：从谈判范围来讲，世贸比关贸要宽泛很多，像农业和纺织贸易等，关贸总协定是不包括的，但后来世贸把这两块都放进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还有一点是，世贸组织成立后，这是新的组织，中国面临的不再是恢复缔约国身份，而是申请加入。而且要跟37个国家一一达成协议，才能最后签字加入。

高　渊：你主持了中国复关谈判的最初五年，那个阶段对后来成功入世有什么作用？

沈觉人：万事开头难。我们走出了第一步，这一步不容易。我们原来对关贸总协定有很多误解，其实不必在政治上做过度解读，说到底就是要跟人家发展经济贸易来往。

那时候，我们外贸发展得非常快，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些该让步的就让步，有些该争取的就争取。

高　渊：现在不少人觉得，中国在很多国际谈判中态度不够强硬，应该拍桌子放狠话，你怎么看？

沈觉人：我经常讲，复关也好，入世也好，是我们要求参加，不是人家邀请你参加。因此，我们去谈判，不能跟人家吵架，尤其不能拍桌子瞪眼睛甚至走人。

所有的国际谈判，最终都是互相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任何成功的经济贸易谈判，最后都是妥协的结果。这也就是“互利共赢”吧。

高　渊：你觉得，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沈觉人：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特别大。首先，我们入世以后，更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国人从上到下，现在看问题普遍有一种世界眼光。这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很深刻的。

其次，入世促使我们打破垄断机制，引进竞争。回顾一下，凡是受国家保护多的行业，发展得都慢，越是放开竞争，发展得就越快。这是机制上的变化。我们不怕竞争，还积极参与竞争。现在反倒是美国和欧洲那些发达国家，有点怕和中国竞争。

第三是坚定了对外开放意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