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走，因为新闻还在这里

白岩松

1968年8月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3年，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并推出了《东方之子》等栏目。1997年主持了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等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现在主持《新闻周刊》和《新闻1+1》等节目。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我觉得新闻人是这样，绝大多数时候应该处在边缘，因为如果新闻人很靠前，那么一定是这个时代出问题了。但当大事发生，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迅速、得体、专业、持续、理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投入报道。”

约好上午十点半见面，戴着口罩的白岩松提前了七八分钟到。

感觉上，他是个老派人。

比如，他不用微信，我们联系都是通过短信。他短信必回，但一般会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这说明，他并不是一直抱着手机。用他的话说：“我和手机不亲。”

再比如，我问他开车了吗，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北京交通卡说：“坐地铁来的。”几乎每次坐地铁，白岩松都会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在人手一台手机的地铁车厢里，属于明显的另类。

聊到将近12点，白岩松看了看时间说：“马上要讨论晚上节目的选题了。”话音刚落，他的手机就响了，是《新闻1+1》节目的编辑打来的。白岩松先问编辑有什么选题，耐心听完后，马上说了自己的两个选题，并且很详细地阐述这两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评论的立场和切入口。

在聊选题时，白岩松语速很快、情绪饱满。而这档节目，他已经做了九年，每周至少主持三次。看得出，他很享受当媒体人的感觉。说到媒体转型，他认为关键是“种好粮食”，就是做好原创内容。“现在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从报纸到广播，再到央视主持人，从1993年起，白岩松亲历了电视杂志、电视直播和电视评论三个时代。在他看来，每次变革的实质就是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和尊重期待，尤其要尊重人们不断变化的期待。

正因如此，白岩松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尝试了一次段子手式的解说，反响强烈。也因如此，他觉得又到了做新东西的时候了，因为感受到了公众期待的新变化。

很多人看了白岩松解说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把他称作“国家级段子手”。其实，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说奥运会，他不是第一次尝试。

四年前，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白岩松就是这样说的，当时报道就非常多。只是那时候别人管这叫“吐槽版”，现在则变成了“段子手”，其实风格是延续的。

在白岩松看来，这次反响之所以更大，可能是因为开幕式从来都比闭幕式更受关注。另外，开幕式容易冗长，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运动员入场。把那种冗长的观众上厕所的时段，变成好玩的时段，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

而且，这是中国解说奥运会开幕式的进程中，解说员第一次全程看屏幕，而没有看稿子。在直播现场，白岩松手头有个粗线条的稿子，但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定不能看。

因为如果一会儿看屏幕，一会儿低头看稿子，必定会错过屏幕上很多信息。比如：这个引导的姑娘没骑自行车，他就说“是不是掉链子了”；那个哥们热泪盈眶，他说“是不是想到会有很多奖金”，等等。

这样做的目的，他当然不是想收获“白岩松段子手”的称号。而是因为，现在观众对奥运转播的期待是，不仅要有，而且要好，观众已经越来越不喜欢大的词汇了。从2010年亚运会起，白岩松就开始“破大词”，尝试幽默、轻松、欢乐的解说。这次到了巴西，就做得更加彻底了。

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广泛反响，说明他尊重了观众的期待。从这个角度看，白岩松又是个新派人。因为他不拒绝变化，希望通过尊重期待来凝聚期待，然后推动社会的变革。

最近这几年，白岩松很忙。不过，有的是真忙，有的是假忙。

他办了一个新闻学堂，取了一个类似当年西南联大的名字，叫作“东西联大”。虽然每届只招11个学生，但白岩松做得非常投入，他希望给新闻教学带来一点新东西。

很多人以为他还忙着在朋友圈发鸡汤文，这当然是假的。白岩松说，他没这么“愤青”，也没这么文青，但他也没法打假，只能说：“叫白岩松的人真多。”他还忙着写书、写专栏，特别是还要忙着回答一个千篇一律的提问：“你怎么还没从央视出来？”

我自然也没能免俗，问他会不会在央视做到退休，白岩松的回答很坦率：“将来辞不辞不知道，我现在不是还在嘛。我已经有很多年，不去想五年之后的事情了，因为很多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显然，白岩松对央视怀有很深的情感，而且在他看来：“此时此刻，新闻还在这里。”

《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

高　渊：你是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的，在那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纸媒？

白岩松：对，我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整整四年。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希望工作岗位离新闻近一点，比如去做“早报摘要”之类。但因为种种原因，让我去了《中国广播报》，当时感觉就是一个登节目表的地方，同事们年纪都比较大，我是非常不愿意去的。

高　渊：时隔多年回头来看看，这段纸媒生涯有价值吗？

白岩松：我现在非常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正因为去了报纸，才会锤炼自己的文字，才会有时间尝试很多东西，比如说后来我兼职做了一年多广播主持人，自己还不断写东西。我到那儿不久，就成为一个整版的编辑，既要约稿，也要改稿、起标题、划版样，还要去印刷厂，当时还是铅印。

大学刚毕业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但四年后知道了。我还在报纸上写各种评论，同时写了《中国流行音乐小史》，九万多字。我在报社得过“最佳标题”“最佳版面”“最佳文章”，等等，把该得的奖都得了。

这为我后来做电视打了非常重要的底。我们报纸是周报，我有大把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后来做电视直播、新闻评论，都跟这段经历是对应的。我经常说，所谓口才的最高境界是“出口成章”。

高　渊：是什么机缘去了央视的《东方时空》？

白岩松：就是因为不断发表文章。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中央电视台有一帮人在筹办《东方时空》，缺个策划。当时崔永元也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他有个同学在那个组里，就推荐我去，说小白在《广播报》上的文章挺不错。

我一开始还是兼职，当然不愿意出镜，不然被电台的同事看到不大好。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够狠的，我被“赶鸭子上架”当了采访记者。

因为这档节目要填补央视晨间节目的空白，我记得时间对我说：“你觉得有谁会这么一大早看电视吗？”

高　渊：当时你想跳槽去央视吗？

白岩松：没过几个月，央视就希望把我调过去。但第一次被我拒绝了，原因是《广播报》正在筹办一份流行音乐的新报纸，而且刊号已经基本通过了，我们在做第一期的样报，名片都印了。

这事由我总负责，目标是以这张报纸为基石，扛起流行音乐的大旗，将来出唱片、签歌手、办演出，形成产业一条龙。现在回过头去看多前卫啊。但后来最后一关没能通过，当时对流行音乐还是有点不同看法，这样我就离开了。

高　渊：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依然对《东方时空》印象深刻，你认为它带来了什么？

白岩松：《东方时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对语态的改变，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电视语言体系，我把它定义为“第三种语言系统”。它既不是老领导的话语，也不是纯粹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话语，而是一种全新的语言状态。

另一个变化是这个节目的平视态度，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平视”这个词是我引入央视评论部的，大家都接受了，后来写进了我们的“部训”。

高　渊：语态和视角的变化，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白岩松：在《东方之子》这个子栏目中，被采访者过去都是被仰视的。我们特别强调，要把对方当作一个普通人去平视他，最关注的不是他的头衔，而是人和人性的东西。

还有一个子栏目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普通人的生活容易被俯视，但我们也追求平视，拉到跟《东方之子》一样的平台上。

另外，平视还要有一个更深层的思考，不仅仅是平视人，还要平视社会。我觉得，平视社会意味着舆论监督走进中国的传媒，尤其是电视。过去我们报道的社会生活，全是阳光灿烂的那180度，但是从《东方时空》开始，以及第二年诞生的《焦点访谈》，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另外180度，那里可能有很多问题、缺点、腐败等，这样呈现的社会生活开始变得真实起来。

《东方时空》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再到平视整个社会，由此舆论监督成为中国传媒题中应有之义，到现在已经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

正面遭遇直播时代

高　渊：你转行做电视的时候，想过自己会火吗？

白岩松：一切的成功都是因为你不背包袱，同时又不去畅想更远的未来。在做《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出名，当时就是觉得有一团火，一群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干事，大家互相促进，然后燃烧一下。

后来我由人物访谈，迅速变成直播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员，这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喜好，而是中国电视走到了这一步，需要开疆拓土。

1996年1月，我的一篇论文刊登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上，题目叫《我们能走多远》。最后的结束语是，“我急切地期待着新闻直播时代的到来”，因为如果没有直播，就可能充满假象。一年半之后，香港回归开启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直播时代，我当时负责驻港部队进港的全程报道。

高　渊：也就是说，你已经预见到直播时代必将到来？

白岩松：其实，我不仅写了那篇论文，还早就为直播做准备了。从1996年开始，我在《东方之子》采访的时候，就在摄像机上挂表了，要限定自己的采访时间。8分钟的节目，过去可能采访一个小时甚至更长，但从1996年起，我要求必须在25分钟之内结束，后来变成了20分钟，就是为了训练自己的直播能力。

高　渊：做直播的时候紧张吗？会不会担心把准备的话都说完了？

白岩松：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有方法调节自己。直播首先锤炼的是心理能力，或者说心理能力就是直播业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播是要准备“十”去做“一”，而且要准备应对突发情况。2004年我直播悉尼奥运会赛事，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奥运会直播。其中一项比赛时，我和体育频道主持人宁辛对着镜头说了28分钟，多烦人啊。

因为赛场的程序不断在变，导播一会儿告诉我：“收嘴，马上颁奖仪式。”我刚收嘴，导播快哭了：“接着说，颁奖仪式现在进行不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悉尼组委会的工作，我们只能跟着他们变。

高　渊：做直播最大的不可控还不是这个吧？

白岩松：是的，比如1999年直播澳门回归，请了一位境外嘉宾上直播。台领导有点紧张，直播马上要开始了，他忍了半天，还是跟我说：“小白啊，直播可得掌握好，这是咱们第一次引进境外嘉宾。”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放心，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样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我们正面碰到了历史，历史也选择我们这一群人，躲开是不可能的，做好了它就会加速，做不好就会停滞。如果我们把头几次大型直播都做砸了，直播进程一定会减速，那么我们就是罪人。

所以，当你碰上了机缘，你躲不开，但同时你也有责任把它做好，不能让历史往回走。

高　渊：当直播成为电视的常态之后，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

白岩松：我跟台里的领导不断地讨论，直播成为常态之后，电视该走向哪里？我说观点正在成为新热点，中央电视台这个传媒，不能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过去也有评论，但不是独立存在，是依附于新闻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创办了《新闻1+1》，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评论栏目，我也成了央视第一个评论员。

高　渊：《新闻1+1》的推出，是否意味着央视进入了电视评论时代？

白岩松：这件事情很有趣，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就成立了新闻评论部，但我们心里都知道，不管是《东方时空》还是《焦点访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节目，但还是设立了新闻评论部，反映了大家对电视评论的一种期待。

到了2003年，央视有了专门的新闻频道，大部分是直播的，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评论节目叫《央视论坛》，但没做多久就不行了。我从这个栏目的第一期就开始参与，但我不是操盘的，后来我越来越不满意，因为过于主题先行，我也就慢慢淡出了。但当时我已经在打我的“观察员”身份。

高　渊：所以你想操盘一档新闻评论栏目？

白岩松：《新闻1+1》是我筹办的，等于说参与操盘，然后是确定参与者和节目理念。创办头几年，把中国除了官方之外的电视评奖几乎全拿到了，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电视评论的期待。

有一次，《新周刊》颁发年度电视栏目时，我说明年别再提名我们了，如果提名还会是我们得奖。而这一点，其实并不让我高兴，因为不是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只有我们在做。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各种电视评论越来越多，包括央视四套的《舆论场》，等等。

这个栏目到2017年已经九年了，我也没想到能活这么久。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动车事故、大连PX项目等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们基本都没有失语。之所以能够走过来，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层的包容。

最大的官是制片人

高　渊：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成了公众关注的人物？

白岩松：我记得《东方时空》1993年5月1日开播，当年下半年就有媒体要采访我了。最早几篇采访我的文章标题我都记得，其中一次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标题是“我希望远方的妈妈看见我”。

高　渊：你在央视当过最大的官是什么？

白岩松：制片人。

高　渊：有行政级别吗？

白岩松：股级？科级？最多的时候当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时空连线》。我在团队里实行编委会制度，民主管理、责任共担，鼓励创新和尝试。所谓责任共担就是削减我的权力，所有的事由编委会决定，有时候还会投票表决，为此我们获得过央视的年度管理创新奖。

民主管理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才能提升能力，也会更理性地约束自己。其实，越不担责任越容易抱怨，越担责越理性。所以我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

高　渊：后来为什么决定不再当官？

白岩松：在2003年8月19日，我全部辞掉了，前后当了两年多。我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往小里说，我一卸任，那三个栏目里就有三个人提拔为正制片人，还有人被提为副制片人和主编，一下子提拔了十多个人。

往大里说，这样可以按照主持人和评论员的定位去思考，而不再按照制片人的方式去工作。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制片人必须为节目播出负责，而主持人重点考虑新闻热点在哪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好的制片人有很多，但优秀的主持人不多。

高　渊：卸掉行政职务以后，你的空间更大了吗？

白岩松：这样更适合我。好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我，说你做节目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老领导还是老百姓？我说，真话告诉你，都不考虑，我考虑最多的是这条新闻是什么。现在依然如此。

去年我看到一句话，感触非常深。1959年，英国BBC采访罗素，请罗素针对思想和道德说两句话，作为留给年轻人的财富。没想到罗素老先生的回答是：“关于思想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先要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他又说，“关于道德我也只想说一句话，恨是愚蠢的，爱才是聪明的。”

我觉得说得真好，尤其是头一句。现在思想满天飞，但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确定真实的事实是什么，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厘清事实上。

高　渊：但有时候还没有了解事实，你会不得不说吗？

白岩松：不，我一般不会这样。如果新闻事实不清楚，我的重点是靠近新闻事实，而不急于发表评论。而且我已经学会，在不知道事实真相的时候，可以沉默。不然的话，很可能没过几天就被“打脸”。

应该考虑做新东西了

高　渊：你看好电视的未来前景吗？

白岩松：将来一定也是融合。我对新媒体的担心是，它们能否真正承担起媒体的责任。但对于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媒体，我最担心的是，以失去自己竞争力的方式去拥抱未来。

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多一点人，多一点投入，多一点时间。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高　渊：这些年变化非常大，接下来可能迎来什么新的变革？

白岩松：接下来的新东西可能出乎意料，我觉得会与人心更有关，更突出精神需求，但没有想好。

我觉得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折返点，由物质的中国向精神的中国转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个体也如此。先从国家的目标来说，我们不正在由从数字可以衡量的目标，向数字无法衡量的目标阶段转变吗？

过去说的翻两番、GDP等都是能用数字衡量的，而现在的幸福、尊严、中国梦等，都很难用数字衡量，只有PM2.5是用数字衡量的。所以，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因为中国已经撕裂得很严重了。

高　渊：媒体在其中能够起什么作用？

白岩松：媒体的重要使命就是汇聚期待。要让期待凝聚在一起达成共识，这样就会成为改变的力量。我还是愿意相信，你要把未来当成朋友，它真的会是朋友；如果你把未来当成敌人，它终将会是敌人。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期待的力量，判断的力量。

此时的中国情绪占上风，理性退得很远了。我们相信的真实，更多的是想象中的真实，如果真实跟想象有距离的话，我们甚至愿意扔掉真实的事实，去继续相信期待的事实。就像美国打伊拉克，是建立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础上的，打成了一片废墟，过了很多年了，已经没有人谈论他们其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太可怕了。

高　渊：你的媒体人生涯会以怎样的方式继续？

白岩松：我从2008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到2017年，已经九年了，我真没想到能走这么远。现在的电视上，到处都是新闻评论，我觉得我的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应该考虑做什么新东西了。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而是我被时代的发展选择了。我前几年想开一档深夜节目，这更符合我的气质，但台里没让。

要说个人爱好，我觉得像我刚做电视时那样，做人物访谈是最好的。这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个课堂，跟人交往最能让人成长。我相信将来可能还会回到人吧，回到做与人有关的东西上来。

高　渊：你享受当媒体人的感觉吗？

白岩松：我一直很喜欢“火柴”这个概念，把自己烧了才多大亮，但如果把一些东西点燃，那就不同了。

新闻人在报道每个新闻事实时，就是要扮演“火柴”的角色。媒体人最大的价值是，在报道每个具体的事实时，用自己这根“火柴”点燃“火堆”。

办个学堂叫“东西联大”

高　渊：听说这几年你除了主持节目，还办了一个新闻课堂？

白岩松：我管它叫“东西联大”。学生们来自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和传媒大学的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都是研究生一年级，每年招收11个。我希望是单数，因为我们这儿有些事情需要投票。

高　渊：为什么叫“东西联大”？

白岩松：因为轮流在传媒大学和北大上课，分别在北京城的东西面，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每届学两年。

各个学校每年会挑五六个人给我，最后我来定。给每一届学生上第一堂课时，我都会说，你们回去想，白老师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说就两个字：缘分。因为我从来不面试。

高　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白岩松：我爸妈、舅舅、姑姑和嫂子都是老师，当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以前也经常去学校做讲座，但都是过客，没法细细交流。

大概十年前，我就想自己招学生了，就是想给新闻教育添加点不大一样的东西。几年后有一天，我在读赵越胜的《燃灯者》，看到一半把书一合，跟自己说，这件事必须做了。

高　渊：你希望他们在你这里学到什么？

白岩松：在我这儿学几样东西：一是文字要打磨；二是了解历史，我用半年时间，让他们走进历史，起码对过去100年的中国和世界有全面了解；第三是对人生与人性的思考；第四也是贯穿始终的，是新闻实践业务。新闻理论可以在大学里学，我这儿更强调实践。

同时，我希望他们体验一种教育的混搭，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是几所学校信息和理念的汇聚整合。他们在一起的亲密度远超同校同学，以后可能成为一生的团队。

另外，我们还采用“扑克牌规则”，比如发言顺序、作业谁先交、谁当班长等，全是抽扑克牌定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主模式。

高　渊：你在东西联大投入了多少精力？

白岩松：我已经持续做了五年，毕业了三届。我每个月给他们上一整天的课。有个有趣的现象，他们说见到我的次数比见到他们老师的次数多多了，这透露出研究生教育的大问题。

现在研究生二年级就基本没什么课了，主要是实习、写论文和漂着。学生们常会问我能不能多上一些课，我说不行，因为我同时带两届学生，每个月要上两个整天的课，还要批作业、指导阅读，等等。

高　渊：东西联大学费多少呢？

白岩松：我不仅不收学费，还倒贴钱。我的一个学生统计过，带他们两年，白老师砸进来小十万块钱。因为每堂课上完，我都要请他们吃饭。我们一般是下午一点上到六点，然后出去吃饭吃到晚上八点。吃饭是一个开放的课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不是我的一言堂。

我曾开玩笑说，这事我要做到70岁。等到什么时候，东西联大第一期毕业生的孩子进了联大，我的班就宣告结束。我还开玩笑说东西联大有个校训，就叫“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这16个字说明了我为什么办这个联大。

怕手机变成手铐

高　渊：你一直没开通过微博、微信，平常联系靠什么？

白岩松：短信，或者直接打电话。

高　渊：每天要讨论选题，如果用微信拉个群，不是比打电话更方便吗？

白岩松：对，但我只要用微信就完了。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别人问我用不用微信，我要有一定会告诉他，然后必定互相加一个。你说这样我现在会有多少个群，日子没法过了。

对这个我是有警觉的。现在可能只是极少数人有我这样的警觉，但应该会慢慢演化成小集体的警觉，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吧。

就像中国人十年前玩命吃，现在中国人不那么吃了，时髦的是跑步、快走。这个我不担心，但需要时间。

高　渊：节约下来的时间做什么？

白岩松：看书、听音乐、踢球、跑步。

高　渊：有没有节约时间之外的考虑？

白岩松：确实有。我每天在电视上说话，如果同时在微博和微信上说，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哪个是你？会引起很多错乱。而且，如果我在微信上说的东西，在电视上没说，可能就有人议论，你看电视台管得很死，在微信上敢说，在电视上不敢说。

高　渊：平时坐地铁吗？现在坐地铁人人都在看手机，你看什么呢？

白岩松：我刚才过来就是坐地铁的。我一般会买张报纸看，特别是体育类的，今天因为路程太短就算了。另外，我是个“杂志控”，特别喜欢杂志，但现在报纸、杂志经常在告别，很多都结束了。

我跟手机不亲，怕它变成我的手铐。当然，有的碎片化时间，我也会看手机。我下载了一些资讯类的APP，有时候会打开看一下。不过它们越来越同质化，靠这些找选题不行。

高　渊：你讨厌新媒体？

白岩松：我是全身心地欢迎互联网来到中国，这比任何国家都更生逢其时，因为这能让不同的意见共生，还能打开信息的疆界，等等。

但问题是，互联网到底是不是媒体？我认同它应当成为媒体，而同时也要承担起媒体的责任。现在很多互联网媒体没有采访权，整天在当“标题党”，歪曲内容。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种粮食，只是炒菜，不知道粮食有多珍贵，所以会随意糟蹋。

我在想，为什么不给予互联网媒体采访权呢？当他自己也种粮食的时候，就知道粮食的珍贵了，才可能担起媒体的责任。我是希望以开放的姿态，把互联网纳入媒体责任的阵营中来。

比如说我前一阵子说过一句话：“贵州智诚冲入中超，对于贵州人来说，可能就像2001年中国人看到中国足球进了世界杯一样。”这句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网上的标题变成“贵州智诚冲入中超，就像中国队进了世界杯一样”，舆论一片喧哗，我也是哭笑不得，我原来是有限定的，“对于贵州人来说”。

高　渊：一旦新媒体都有了采访权，传统媒体会不会更难生存了？

白岩松：我觉得能形成一种良性竞争，至少新闻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落实，而且他们的人员结构会改变。你看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有几个学过新闻，又有多少人经受过新闻训练？

如果他们有了采访权，就必须向专业化靠拢，因为他们要竞争，他们也不傻。这样才能从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

网上尽是“白岩松”

高　渊：你虽然不用微博、微信，但网上流传很多你的文章。你看到这些冒牌文章，是什么心情？

白岩松：我只能说，叫“白岩松”的人真不少。一般有出处的可能是我说的，没有出处的大部分是假的，尤其是“愤青”类的。我没法去打假，因为人家也可以叫“白岩松”啊。

1995年，我采访启功老先生，我就问他：“您经常去琉璃厂吗？”他多聪明啊，说：“去过，真有写得比我好的。”我说：“那怎么判断哪个是您写的哪个不是？”他说：“但凡写得好的都不是我写的，写得不好的，有可能是我写的。”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后，这话还给我了。

高　渊：有什么办法来鉴别“真假白岩松”？

白岩松：一是我没那么“愤青”，二是我也没那么文青。但现在很多确实真假难辨，因为头一两句话真是我说的，后面就变了。

高　渊：你出版了好几本书，有人说书里面充满了人生智慧，也很幽默风趣，但有人说你的书是另一种鸡汤，你怎么看？

白岩松：别人怎么议论，我完全不关心。我关心的是，100个读的人里，如果有一二十个人，会被我书中的某些事情触动并开始思考，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琢磨文字的呼吸性，非常在意我的文字。很多年前，董寿平老先生给我写过一幅字，“一言需自重，万事贵质平”，每一言都需要自重，但万事贵在本质是平易的。去年，濮存昕给我写了五个字“真佛说家常”。我这些年，无论是文字还是语言，都力求做到自重、质平、家常，但背后要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高　渊：除了写书，你还在开专栏吗？

白岩松：我可能比较喜欢文字，从来不敢断自己的笔。我现在只开一个小小的专栏，写体育。我觉得将来的社会上，有两大能力素养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是语言，二是文字，文字是另一种语言。

我带学生的时候，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写东西别那么沉重；第二个是写东西要有洁癖，减法做到极致。如果对文字没有敬畏，还谈什么文化人。

高　渊：最近这几年，你觉得你的影响力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白岩松：这要大家评论吧。在网上，好像署名“白岩松”的东西超级多，排在头几位。我的《新闻1+1》和《新闻周刊》，在全中国新闻专题类节目的互联网播出量，已经连续两年排第一第二，你说这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个人影响力不是我该谈论的，应该谈的是媒体影响力。归根结底，还是要走向优质内容吧，如果将来大家全是炒菜的，没有人种粮食了，那新闻媒体才真死了。

高　渊：收视率对你的压力大吗？

白岩松：我是比较幸运的，做过的节目收视率都很高。我一周起码要做四天节目，三期《新闻1+1》直播，还有一期《新闻周刊》，后者的解说词都是我写的。收视率虽然不是最高的，但还处在不错的位置，台里综合评价前20名。

我们有的兄弟栏目，一连两个月做钓鱼岛，收视率一直很高。可是我觉得你还能说什么，新闻都不在了，你还在为情绪做节目。我当时跟节目组的同事说，这件事有新闻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做，没有的时候，就做别的新闻。

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朝夕相处时间长了，大家都能理解。现在有的节目过分军事化，好像第四次世界大战都已经打起来了，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两代最幸福的地方在于有将近70年没有打过仗了，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不会成为炮灰。

走与不走的真实原因

高　渊：你曾对媒体说，现在很多人碰到你都问你怎么还没走。你会在央视做到退休吗？

白岩松：从1993年到现在，我不是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吗？将来辞不辞不知道，我现在不是还在吗。如果没有上上下下的支持和保护，我不会走到今天。

我已经很多年不去想五年之后的事情了。当你有了一定的岁数，当你做了很久新闻，就会知道，时代的变化，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反问我去哪儿呢？对方一般会说，去新媒体啊。我又接着问，具体哪家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回答过我这个问题。

高　渊：是不是经常有人劝你到体制外来创业？

白岩松：首先我认为，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体制外，这是一个伪问题。我们没有体制外，只有编制外，这才是准确的说法。

每年不只一两次有人找我跳槽，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都不会差，但关键是自己看重什么。当钱不再作为我的目标时，我就自由多了，做选择就容易了。我的生活方式不太费钱，现在也不缺钱，我夫人跟我有同样的价值观，那就没问题了。

高　渊：你对央视怀有怎样的感情？

白岩松：我关注的是一个地方背后活生生的人，比如台长什么样，主任什么样，同事什么样。2014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参加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庆活动，突然接到电话说，我们的老台长杨伟光去世了。我顿时热泪盈眶，然后就悄悄地走了，没法继续在那里欢庆了。我一边走一边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

杨台是改变我们很多人命运的人，他尊重规律、尊重时代，更尊重了期待。他当台长的时候，开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当时多少人希望能进中央电视台工作啊！

90年代的时候，我的工资不高，但只要说我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别人立即肃然起敬，那就是一份职业荣誉感。我为现在很多年轻同行没有体验过这样的职业荣誉感，感到真正的遗憾。我常常跟年轻同行说：“真的，90年代那样的日子，不给我工资我也会干的。”

高　渊：除了人的因素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考虑？

白岩松：因为新闻还在这儿。像这次里约奥运会，我可以行走在各个场馆，真正直接贴近奥运会。现在大多数新媒体没有采访权，你说我去干什么？

我的新闻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那一瞬间，真的不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奥运会，或者中国入世等，而是2008年汶川地震直播的那一夜，我走出直播间的时刻。我一打开手机，一下子涌进了近千条短信，以前只有除夕夜遇到过这种状况。真是铺天盖地，我用了几天时间才看完。作为一个新闻人，汶川直播那一夜是最难忘的。

高　渊：你希望经常遇到短信如潮涌的时刻吗？

白岩松：我觉得新闻人是这样，绝大多数时候应该处在边缘，因为如果新闻人很靠前，那么一定是这个时代出问题了。但当大事发生，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迅速、得体、专业、持续、理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投入报道。

高　渊：对央视这个平台，你最看重什么？

白岩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声平台。国内哪家媒体都没有这样的放大能力。在我看来，此时此刻新闻还在这里，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