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向哲濬：往事都藏在心里

向哲濬

东京审判中方检察官。1892年生，湖南宁乡双江口人，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东吴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担任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65年退休。1987年逝世，享年95岁。

向隆万

向哲濬次子，1941年生于上海。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

“他在家里很少跟我们说起当年东京审判的往事，很多事情似乎都藏在心里。但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又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他就会无比愤慨。有时候，他也会抱病参加一些会议，痛斥日本有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

1946年2月7日，向哲濬偕秘书裘劭恒从上海出发，前往东京。

半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盟军总部决定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成立国际军事法庭。1945年12月8日，蒋介石批准“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实际上，54岁的向哲濬是东京审判中方团队负责人。

向哲濬出生于湖南农家，1910年考进游美肄业馆，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后来留美，先后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学士两个学位。

根据妻子周芳后来的回忆，原来国民政府是要派向先生当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但他觉得检察官担子更重，就推荐了梅汝璈当法官，自己出任非常辛苦且默默无闻的检察官。

12年后，1958年的一天，向隆万要填报大学志愿，他请教父亲向哲濬。

那年，向隆万17岁，向哲濬66岁。向隆万想报考历史或者中文专业，父亲问他：“你是不是数理化很差？”向隆万说，其实都挺好的。

父亲跟他说，现在国家建设很需要人才，应该学数理化。略略停顿后，他又说了一句：“学人文社科呢，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是很痛苦的。”向隆万只听懂了前半句，但还是改了志愿，选了文理都需要的建筑，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

此时，距向哲濬参加东京审判归国整整十年，他还有29年平淡寂寞的人生岁月。作为当年中国最杰出的法律人之一，向哲濬的子孙后代无一继承他的衣钵。

在向隆万这位75岁的退休数学教授看来，法官梅汝璈曾被划为右派，且69岁就去世了，比较悲凉；首席顾问倪征燠在79岁高龄时，还出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十分荣耀；而他的父亲——检察官向哲濬则默然无语地走完了最后的39年，可谓相当平淡。

从史料上看，向哲濬和梅汝璈是第一批确定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律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批准“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时，梅汝璈42岁，向哲濬54岁。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公布，法庭正式组成，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和美国人约瑟夫·季南分别被任命为庭长和检察长。很快，向哲濬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由蒋介石圈点的第一批11名日本侵华甲级战犯名单。在经历了强度极大的日本侵华罪证收集后，向哲濬与检察官团队在法庭上，同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激烈交锋。

作为参加东京审判全过程的中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向哲濬完成使命归国后，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看似平淡无奇的后半生，蕴含着那一代中国法律人乃至中国知识人怎样的悲欢？

选择当最累的检察官

高　渊：你父亲是最早一批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吧？

向隆万：他是1910年考进游美肄业馆，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确实算早的。后来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1920年，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1925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前几年，我拜访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她查了档案也觉得诧异，因为一般人总要继续读硕士、博士的，我父亲怎么就不读了？

其实他当时是归心似箭。因为他在1920年华盛顿会议期间，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受到王宠惠博士的青睐。王宠惠希望父亲尽早回国，为收回列强“领事裁判权”等事务出力。

高　渊：有一种说法，说原来国民政府是要派向先生当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但他觉得检察官担子更重，就推荐了梅汝璈当法官，自己当非常辛苦且默默无闻的检察官。有这回事吗？

向隆万：这是我母亲的回忆录写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档案中找到证据。

根据我母亲的回忆，当时政府让我父亲选，当法官或检察官都可以。我父亲觉得在英美法体系中，检察官的工作更为吃重，他就挑了这个累活，并推荐他清华的学弟梅先生去当法官。

这应当说是非常可能的。我父亲过世后，母亲主要靠写写书法来打发时间，我们几个子女就劝她写点回忆录。她说好，那我就先写你们父亲吧，这样就从我父亲出生写到去世。

所以，她写回忆录，并不是为了发表，没有必要去编排。她写到的这一段，肯定是我父亲跟她讲过，否则她编也编不出来。以我父亲的性格，他确实喜欢自己承担比较麻烦的事。

高　渊：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原来是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开始，但在中国检察官强烈要求下，往前推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起点，这是你父亲提出来的？

向隆万：因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所以美国方面提出从1941年开始算。美国是12月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的，而中国是12月9日才对日宣战。

但日本军方一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被暗杀的张作霖是中国华北和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此后，日军侵略中国各地，屠杀了千百万中国平民，这些当然是战争行为！

我父亲坚持从1928年1月1日作为起始日，就是为了更完整地起诉日本战犯的罪行。当然，这也使他自己这个团队增加了很多压力，因为收集证据要从1928年开始了，他们为此花了大量的心血。

赋闲开始：在法律系几乎没什么课可上

高　渊：东京审判结束后，他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向隆万：法庭审理即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我父亲立刻发电报请辞。回国后，又任命他当司法院大法官。而且还特别通知父亲，已备好全家由上海到广州的机票，速去台湾上任。

司法院大法官类似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地位非常高，而且是终身制的。但我父亲还是决定不接受任命，因为他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决心不去台湾。那时，季南邀请他一起到国际法院工作，还有机会去美国讲学，他都没去，决定留在上海，就想从事他最钟爱的教书工作。

高　渊：决定不去台湾后，他先到哪所大学开课？

向隆万：到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教国际法等课程。那时候，我母亲也被大夏大学附中聘为英语教师。1951年，大夏和光华等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院系调整后，东吴大学的法律系被并进了复旦大学，有领导来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去复旦外语系还是法律系？

我父亲考虑到自己的专长是法律，又有多年的司法实践，特别是有东京审判的经历，他就选择了法律系。他对能进国立大学任教，当时是很高兴的。但他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个法律系形同虚设，几乎无课可上。

当年强调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就是以政策为主。比如说，同样偷东西，碰到严打了，可能就判得很重。而且，我父亲的专长是国际法，偏重英美的。那时候，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不能讲英美法律这些东西。对于像他这样一贯忙于工作的人，一下子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让他很茫然。

高　渊：这样的赋闲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

向隆万：很多年。到了1958年，复旦大学法律系解散了，他被安排调到了上海社科院工作，也没什么事，就是开开会。

我父亲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谈起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因为他们当时的境遇都差不多。

5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北京几十万人欢迎。我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就选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来翻译。

一开始有五个人，他们先分好工，然后每个阶段碰一次头，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工作时断时续，有两位因为手头的事情慢慢多起来，就中途退出了。

我父亲就把他们的工作包揽下来，翻译完成后，还负责全书的审阅修饰。他们不求速度只求精，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出版。可能因为是集体合作的关系，他们就以“齐文”为译者笔名出版。

高　渊：这本书就1956年出了一版？

向隆万：是的，一直到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在2016年上海书展上被评为“十大好书”之一。这次不再用笔名了，翻译者除了我父亲，还有他的清华同学、经济学家朱彬元先生，以及梅汝璈法官的秘书、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寿林先生。现在看看，译文很流畅，不失为翻译的佳作。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这本书出版后，我父亲送了一本给他的两位长辈。后来这两位先后在东北故去了，书被卖给旧书店。多年以后，有人在地摊发现了这本书，就发了个邮件给我，说令尊大人有一本书，你要不要？我当然要，他寄给我了。这上面还有我父亲的笔迹呢。

运动中过关

高　渊：你父亲在1949年后一些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大吗？

向隆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开始是“三反”“五反”，这个主要是针对干部和工商界人士，我父亲是旁观者。然后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我父亲就感受到波动了。

我父亲加入过国民党，又当过国民政府的法官，很多朋友都很担心他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听我母亲后来说，我父亲当时也有些不安，但他自己想想，当法官的时候始终公正廉明，没做过什么坏事。他没有想到，1949年前的法院里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父亲的为人非常了解，所以顺利“过关”了。

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了以前的经历，把所有留着的历年国民政府的委任状都上交了。而且，他对自己受英美法学影响的思想也做了自我批判。他在小组交代的时候，都实话实说，没有夸张的地方，别人也说不出他以前有什么劣迹，所以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高　渊：1957年的遭遇怎么样？

向隆万：复旦的反右相当激烈，王造时、陈仁炳等都被称作“大右派”，是全国批判的大右派。我父亲那个小组里，有国民政府最后一任最高法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杨兆龙、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等人，对他们的批判也很激烈。

我父亲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很热爱新中国，所以最终没什么问题。他当时觉得，虽然1949年后法制建设不够，但是国家欣欣向荣，造出了汽车飞机，解放前《六法全书》俱全，不也民不聊生吗？

让我父亲大吃一惊的是，1949年前他法院里的两个地下党员，却被划成了右派，他一直觉得这两人为人很好。

高　渊：这次运动对你父亲有什么潜在影响吗？

向隆万：我父亲从1956年开始，就在着手整理东京审判的资料，准备写一部回忆录。经过了反右之后，他就停笔了。

我母亲说，60年代初，他后来还动过心，但在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后，很快“文革”风暴到来，就再也不提这事了。梅汝璈先生在60年代初开始撰写关于东京审判的专著，也是因为“文革”而中途搁笔，非常可惜。

其实，我父亲是从东京审判中方组团开始就加入的，参加了全过程，他不写回忆录损失挺大的，很多经历只能被湮没掉了。

高　渊：“文革”开始后，他的境遇怎么样？

向隆万：我父亲是1960年离开上海社科院，调到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学院，当基础部英语教研室主任。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到1965年退休的。幸亏退休了，后来没有遇到红卫兵的“打砸抢”。

他在财大当英语教授，法律肯定是不能再教了。他在1964年生了一场病，前列腺肥大开了刀，然后注射链霉素，可能剂量用大了，听觉越来越差。本来学校还不让他退休，但他说我是教英语的，现在听不清学生的发音，这个怎么行？而且，年纪也确实大了，退休那年已经73岁。

高　渊：在那场运动中，他还能身处事外吗？

向隆万：开始两年基本没事，但也一直担惊受怕。当时我们住在铜仁路上的一个大楼里，看到好几个邻居被抄家，有的家里地板也被撬开，财物都被红卫兵拿走了。我父母一直日夜不宁、草木皆兵。

好在我们家有一张新华社记者拍的大照片——毛主席和我外祖父周震鳞握手。外祖父是同盟会发起者之一，孙中山和黄兴的战友。毛主席青年时代听过他的演说，1949年后，就把外祖父全家接到北京。每年，毛主席都要宴请章士钊、王季范、仇鳌和我外祖父这几位湖南元老。曾有红卫兵光顾我们家，一看到这张照片就诺诺而退了。

到了1968年夏天，我父亲这样的退休教师突然都被召回学校，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让他们参加学习小组，每个人都要自我批判，他主要是交代东京审判的情况。

他每天早上六点前就要出门，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到家。白天还要劳动，让他们扫厕所、除草，等等。回到家已经疲惫不堪，但还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我父亲做事又认真，要花很多时间写。我母亲看他太辛苦，后来就帮他写好，等他回来抄一遍就行。有时候，我父亲抄着抄着就睡着了。

高　渊：你父亲被批判时态度一直很好吗？

向隆万：主要是他耳朵不好，别人批判他，他也听不清，就站在那里点头。其实我父亲脾气很犟的，如果他听清楚了，一定会反驳。

到了1969年初，学校开了落实政策的大会，我母亲也去参加了。在那个会上，主持人说，向哲濬对以前的错误能够认识清楚，劳动态度也很好，从今天起予以解放，不必再来学校参加学习了。

高　渊：“文革”结束后，他是否精神一振？

向隆万：是的。应该说，那十年他已是身心交困。而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竟然奇迹般精神焕发，1977年，他一个人去北京探望我哥哥和姐姐，住了大半年。第二年，他又只身坐火车到西安来看我，当时我在西安交大工作。他还登上了骊山，那年已经86岁了。

我父亲出身湖南农家，劳动之余，一直喜欢洗冷水澡，且不碰烟酒。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心态好。即便在“文革”中，他也要找点事情做做，最经常做的就是教青少年学英文。

我记得，他买过几十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扑克牌一样，见到年轻人就送。他送过送报纸的、修皮鞋的，还有邻近一家烟纸店的一对兄妹。他总喜欢问人家：“你想学英语吗？我可以教你。”

高　渊：有多少小孩跟他学？

向隆万：他教过很多人，像那家烟纸店的兄妹，哥哥兴趣不大，妹妹却很想学。我父亲就每个星期都上他们家去，当时没有教材，除了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只有《北京周报》，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英文的《中美公报》就是很好的教材。“文革”后，烟纸店的这个妹妹考上大学，我父亲还在病床上为她批改英文作业。

后来，那个女孩当了大学教师，又去美国深造，现在在美国任教。她总是说，是向老改变了我的命运！

高　渊：他对物质上一直要求不高？

向隆万：其他不说，比如说房子。1949年后一直住在铜仁路的一个公寓房里，房子不错，但很小，建筑面积大概40来平方米，最多的时候住了八九个人，三代同堂。他一直心态特别好，不然也不会高寿。

高　渊：什么时候身体出问题的？

向隆万：大概90岁的样子吧。先是小中风一次，后来又经历盲肠炎手术，身体一直没恢复过来。到他最后两年，人已经有点糊涂了。1987年的夏天特别闷热，他没熬过去，享年96岁。

后代没有法律人

高　渊：向先生的后人有没有学法律的？

向隆万：没有。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国内大学的法律系大都解散了，还怎么读法律？

1958年，我填大学志愿的时候，原来想报历史或者中文。回来问我父亲，他说你是不是数理化很差？我说其实都挺好的。他说，现在国家建设很需要人才，应该学数理化。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学人文社科呢，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是很痛苦的。

我那年17岁，只听懂了前半句，但我还是改了志愿，选了文理都需要的建筑，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

高　渊：但后来你改学了数学？

向隆万：我的经历蛮复杂的。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据说有一次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为什么苏联能赶在美国之前上天？赫鲁晓夫说，这个很简单，我们的传统就是数学和物理的基础特别强。

后来，教育部要求有条件的大学，多培养一些学数学和物理的学生。记得我们班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去崇明进行测量实习，回来的船上宣布，根据党的需要，你们中间要各抽30个人学数学和物理。下船就宣布名单了，我是学数学。

论数学的师资条件，肯定是复旦更好，所以我两年级就转到复旦数学系代培。本来毕业后回同济任教，但是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1963年我从复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任教。198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调回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直至今日。

其实我的数学才能并不强，个人特长应该是人文学科。但后来做了一辈子数学，改革开放后，还被公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学的也还是数学。

高　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收集东京审判资料的？

向隆万：父亲比我大49岁，等到我长大成人，他已是古稀老者，平日很少讲到东京审判，我的确知之甚少。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第一次高度评价东京审判。而我面对媒体采访，几乎无言以对，惭愧之余，才决心收集东京审判的第一手资料。

1948年底，东京审判结束后，我父亲整理了两大箱的资料，包括四万多页庭审记录和两万多页证据，他特意和秘书高文彬先生带着资料坐船回国。回来后，一份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给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但后来都下落不明。

我曾经问过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他们答复说都没有东京审判的史料。我那时只是想找到这些史料，了解我父亲当年到底做了什么。

高　渊：哪年正式付诸行动的？

向隆万：2006年初，上海欧美同学会组团去美国，我是团长。到了华盛顿，我就去国会图书馆，发现有庭审记录的缩微胶卷，他们还把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缩印编成了20多卷书。以前是一头雾水，这次算是摸清楚史料在哪里了。

那年5月，我又去了一趟美国，参加小儿子的硕士毕业典礼。借此去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除文字外，还寻找照片和纪录片。

高　渊：做这些事要花不少时间，经济上有压力吗？

向隆万：我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导师是华裔教授朱家鲲，也是交大校友。他经历过上海沦陷的日子，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他见到我就给了我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大力资助我。

但纽约市区宾馆很贵，我和太太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清晨，朋友的太太开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乘火车到纽约，而后转乘地铁到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晚上再原路返回，朋友太太开车来接。路上单程要两个小时，这样持续了一个月。

高　渊：最终成果怎么样？

向隆万：2007年我又去了一趟，翻拍了20多张照片，根据查阅索引复印了100多页父亲的讲话，还有两段录像资料，回来时就感觉比较有底气了。

到2010年，我编辑出版了一本书，书里收录了我父亲在东京法庭上10次讲话的英文原稿和中文翻译，还附上了母亲周芳的回忆录。看到这些尘封多年的史料重见天日，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高　渊：很多人都说向先生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法律人之一，在你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向隆万：他在家里很少跟我们说起当年东京审判的往事，很多事情似乎都藏在心里。但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又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他就会无比愤慨。有时候，他也会抱病参加一些会议，痛斥日本有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

父亲是一个博学、温和的人，他已经离开我们29年了。上海交大在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2016年是开庭70周年，五年来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正在陆续整理出版，我们最近还倡议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

我想，这些工作都是我父亲和他当年东京审判的同事们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