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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向哲濬:往事都藏在心里
向哲濬
东京审判中方检察官。1892年生,湖南宁乡双江口人,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东吴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担任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65年退休。1987年逝世,享年95岁。
向隆万
向哲濬次子,1941年生于上海。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
“他在家里很少跟我们说起当年东京审判的往事,很多事情似乎都藏在心里。但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又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他就会无比愤慨。有时候,他也会抱病参加一些会议,痛斥日本有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
1946年2月7日,向哲濬偕秘书裘劭恒从上海出发,前往东京。
半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盟军总部决定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成立国际军事法庭。1945年12月8日,蒋介石批准“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实际上,54岁的向哲濬是东京审判中方团队负责人。
向哲濬出生于湖南农家,1910年考进游美肄业馆,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后来留美,先后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学士两个学位。
根据妻子周芳后来的回忆,原来国民政府是要派向先生当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但他觉得检察官担子更重,就推荐了梅汝璈当法官,自己出任非常辛苦且默默无闻的检察官。
12年后,1958年的一天,向隆万要填报大学志愿,他请教父亲向哲濬。
那年,向隆万17岁,向哲濬66岁。向隆万想报考历史或者中文专业,父亲问他:“你是不是数理化很差?”向隆万说,其实都挺好的。
父亲跟他说,现在国家建设很需要人才,应该学数理化。略略停顿后,他又说了一句:“学人文社科呢,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是很痛苦的。”向隆万只听懂了前半句,但还是改了志愿,选了文理都需要的建筑,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
此时,距向哲濬参加东京审判归国整整十年,他还有29年平淡寂寞的人生岁月。作为当年中国最杰出的法律人之一,向哲濬的子孙后代无一继承他的衣钵。
在向隆万这位75岁的退休数学教授看来,法官梅汝璈曾被划为右派,且69岁就去世了,比较悲凉;首席顾问倪征燠在79岁高龄时,还出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十分荣耀;而他的父亲——检察官向哲濬则默然无语地走完了最后的39年,可谓相当平淡。
从史料上看,向哲濬和梅汝璈是第一批确定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律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批准“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时,梅汝璈42岁,向哲濬54岁。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公布,法庭正式组成,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和美国人约瑟夫·季南分别被任命为庭长和检察长。很快,向哲濬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由蒋介石圈点的第一批11名日本侵华甲级战犯名单。在经历了强度极大的日本侵华罪证收集后,向哲濬与检察官团队在法庭上,同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激烈交锋。
作为参加东京审判全过程的中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向哲濬完成使命归国后,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看似平淡无奇的后半生,蕴含着那一代中国法律人乃至中国知识人怎样的悲欢?
选择当最累的检察官
高 渊:你父亲是最早一批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吧?
向隆万:他是1910年考进游美肄业馆,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确实算早的。后来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1920年,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1925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前几年,我拜访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她查了档案也觉得诧异,因为一般人总要继续读硕士、博士的,我父亲怎么就不读了?
其实他当时是归心似箭。因为他在1920年华盛顿会议期间,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受到王宠惠博士的青睐。王宠惠希望父亲尽早回国,为收回列强“领事裁判权”等事务出力。
高 渊:有一种说法,说原来国民政府是要派向先生当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但他觉得检察官担子更重,就推荐了梅汝璈当法官,自己当非常辛苦且默默无闻的检察官。有这回事吗?
向隆万:这是我母亲的回忆录写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档案中找到证据。
根据我母亲的回忆,当时政府让我父亲选,当法官或检察官都可以。我父亲觉得在英美法体系中,检察官的工作更为吃重,他就挑了这个累活,并推荐他清华的学弟梅先生去当法官。
这应当说是非常可能的。我父亲过世后,母亲主要靠写写书法来打发时间,我们几个子女就劝她写点回忆录。她说好,那我就先写你们父亲吧,这样就从我父亲出生写到去世。
所以,她写回忆录,并不是为了发表,没有必要去编排。她写到的这一段,肯定是我父亲跟她讲过,否则她编也编不出来。以我父亲的性格,他确实喜欢自己承担比较麻烦的事。
高 渊: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原来是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开始,但在中国检察官强烈要求下,往前推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起点,这是你父亲提出来的?
向隆万:因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所以美国方面提出从1941年开始算。美国是12月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的,而中国是12月9日才对日宣战。
但日本军方一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被暗杀的张作霖是中国华北和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此后,日军侵略中国各地,屠杀了千百万中国平民,这些当然是战争行为!
我父亲坚持从1928年1月1日作为起始日,就是为了更完整地起诉日本战犯的罪行。当然,这也使他自己这个团队增加了很多压力,因为收集证据要从1928年开始了,他们为此花了大量的心血。
赋闲开始:在法律系几乎没什么课可上
高 渊:东京审判结束后,他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向隆万:法庭审理即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我父亲立刻发电报请辞。回国后,又任命他当司法院大法官。而且还特别通知父亲,已备好全家由上海到广州的机票,速去台湾上任。
司法院大法官类似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地位非常高,而且是终身制的。但我父亲还是决定不接受任命,因为他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决心不去台湾。那时,季南邀请他一起到国际法院工作,还有机会去美国讲学,他都没去,决定留在上海,就想从事他最钟爱的教书工作。
高 渊:决定不去台湾后,他先到哪所大学开课?
向隆万:到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教国际法等课程。那时候,我母亲也被大夏大学附中聘为英语教师。1951年,大夏和光华等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院系调整后,东吴大学的法律系被并进了复旦大学,有领导来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去复旦外语系还是法律系?
我父亲考虑到自己的专长是法律,又有多年的司法实践,特别是有东京审判的经历,他就选择了法律系。他对能进国立大学任教,当时是很高兴的。但他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个法律系形同虚设,几乎无课可上。
当年强调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就是以政策为主。比如说,同样偷东西,碰到严打了,可能就判得很重。而且,我父亲的专长是国际法,偏重英美的。那时候,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不能讲英美法律这些东西。对于像他这样一贯忙于工作的人,一下子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让他很茫然。
高 渊:这样的赋闲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
向隆万:很多年。到了1958年,复旦大学法律系解散了,他被安排调到了上海社科院工作,也没什么事,就是开开会。
我父亲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谈起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因为他们当时的境遇都差不多。
5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北京几十万人欢迎。我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就选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来翻译。
一开始有五个人,他们先分好工,然后每个阶段碰一次头,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工作时断时续,有两位因为手头的事情慢慢多起来,就中途退出了。
我父亲就把他们的工作包揽下来,翻译完成后,还负责全书的审阅修饰。他们不求速度只求精,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出版。可能因为是集体合作的关系,他们就以“齐文”为译者笔名出版。
高 渊:这本书就1956年出了一版?
向隆万:是的,一直到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在2016年上海书展上被评为“十大好书”之一。这次不再用笔名了,翻译者除了我父亲,还有他的清华同学、经济学家朱彬元先生,以及梅汝璈法官的秘书、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寿林先生。现在看看,译文很流畅,不失为翻译的佳作。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这本书出版后,我父亲送了一本给他的两位长辈。后来这两位先后在东北故去了,书被卖给旧书店。多年以后,有人在地摊发现了这本书,就发了个邮件给我,说令尊大人有一本书,你要不要?我当然要,他寄给我了。这上面还有我父亲的笔迹呢。
运动中过关
高 渊:你父亲在1949年后一些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大吗?
向隆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开始是“三反”“五反”,这个主要是针对干部和工商界人士,我父亲是旁观者。然后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我父亲就感受到波动了。
我父亲加入过国民党,又当过国民政府的法官,很多朋友都很担心他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听我母亲后来说,我父亲当时也有些不安,但他自己想想,当法官的时候始终公正廉明,没做过什么坏事。他没有想到,1949年前的法院里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父亲的为人非常了解,所以顺利“过关”了。
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了以前的经历,把所有留着的历年国民政府的委任状都上交了。而且,他对自己受英美法学影响的思想也做了自我批判。他在小组交代的时候,都实话实说,没有夸张的地方,别人也说不出他以前有什么劣迹,所以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高 渊:1957年的遭遇怎么样?
向隆万:复旦的反右相当激烈,王造时、陈仁炳等都被称作“大右派”,是全国批判的大右派。我父亲那个小组里,有国民政府最后一任最高法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杨兆龙、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等人,对他们的批判也很激烈。
我父亲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很热爱新中国,所以最终没什么问题。他当时觉得,虽然1949年后法制建设不够,但是国家欣欣向荣,造出了汽车飞机,解放前《六法全书》俱全,不也民不聊生吗?
让我父亲大吃一惊的是,1949年前他法院里的两个地下党员,却被划成了右派,他一直觉得这两人为人很好。
高 渊:这次运动对你父亲有什么潜在影响吗?
向隆万:我父亲从1956年开始,就在着手整理东京审判的资料,准备写一部回忆录。经过了反右之后,他就停笔了。
我母亲说,60年代初,他后来还动过心,但在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后,很快“文革”风暴到来,就再也不提这事了。梅汝璈先生在60年代初开始撰写关于东京审判的专著,也是因为“文革”而中途搁笔,非常可惜。
其实,我父亲是从东京审判中方组团开始就加入的,参加了全过程,他不写回忆录损失挺大的,很多经历只能被湮没掉了。
高 渊:“文革”开始后,他的境遇怎么样?
向隆万:我父亲是1960年离开上海社科院,调到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学院,当基础部英语教研室主任。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到1965年退休的。幸亏退休了,后来没有遇到红卫兵的“打砸抢”。
他在财大当英语教授,法律肯定是不能再教了。他在1964年生了一场病,前列腺肥大开了刀,然后注射链霉素,可能剂量用大了,听觉越来越差。本来学校还不让他退休,但他说我是教英语的,现在听不清学生的发音,这个怎么行?而且,年纪也确实大了,退休那年已经73岁。
高 渊:在那场运动中,他还能身处事外吗?
向隆万:开始两年基本没事,但也一直担惊受怕。当时我们住在铜仁路上的一个大楼里,看到好几个邻居被抄家,有的家里地板也被撬开,财物都被红卫兵拿走了。我父母一直日夜不宁、草木皆兵。
好在我们家有一张新华社记者拍的大照片——毛主席和我外祖父周震鳞握手。外祖父是同盟会发起者之一,孙中山和黄兴的战友。毛主席青年时代听过他的演说,1949年后,就把外祖父全家接到北京。每年,毛主席都要宴请章士钊、王季范、仇鳌和我外祖父这几位湖南元老。曾有红卫兵光顾我们家,一看到这张照片就诺诺而退了。
到了1968年夏天,我父亲这样的退休教师突然都被召回学校,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让他们参加学习小组,每个人都要自我批判,他主要是交代东京审判的情况。
他每天早上六点前就要出门,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到家。白天还要劳动,让他们扫厕所、除草,等等。回到家已经疲惫不堪,但还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我父亲做事又认真,要花很多时间写。我母亲看他太辛苦,后来就帮他写好,等他回来抄一遍就行。有时候,我父亲抄着抄着就睡着了。
高 渊:你父亲被批判时态度一直很好吗?
向隆万:主要是他耳朵不好,别人批判他,他也听不清,就站在那里点头。其实我父亲脾气很犟的,如果他听清楚了,一定会反驳。
到了1969年初,学校开了落实政策的大会,我母亲也去参加了。在那个会上,主持人说,向哲濬对以前的错误能够认识清楚,劳动态度也很好,从今天起予以解放,不必再来学校参加学习了。
高 渊:“文革”结束后,他是否精神一振?
向隆万:是的。应该说,那十年他已是身心交困。而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竟然奇迹般精神焕发,1977年,他一个人去北京探望我哥哥和姐姐,住了大半年。第二年,他又只身坐火车到西安来看我,当时我在西安交大工作。他还登上了骊山,那年已经86岁了。
我父亲出身湖南农家,劳动之余,一直喜欢洗冷水澡,且不碰烟酒。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心态好。即便在“文革”中,他也要找点事情做做,最经常做的就是教青少年学英文。
我记得,他买过几十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扑克牌一样,见到年轻人就送。他送过送报纸的、修皮鞋的,还有邻近一家烟纸店的一对兄妹。他总喜欢问人家:“你想学英语吗?我可以教你。”
高 渊:有多少小孩跟他学?
向隆万:他教过很多人,像那家烟纸店的兄妹,哥哥兴趣不大,妹妹却很想学。我父亲就每个星期都上他们家去,当时没有教材,除了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只有《北京周报》,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英文的《中美公报》就是很好的教材。“文革”后,烟纸店的这个妹妹考上大学,我父亲还在病床上为她批改英文作业。
后来,那个女孩当了大学教师,又去美国深造,现在在美国任教。她总是说,是向老改变了我的命运!
高 渊:他对物质上一直要求不高?
向隆万:其他不说,比如说房子。1949年后一直住在铜仁路的一个公寓房里,房子不错,但很小,建筑面积大概40来平方米,最多的时候住了八九个人,三代同堂。他一直心态特别好,不然也不会高寿。
高 渊:什么时候身体出问题的?
向隆万:大概90岁的样子吧。先是小中风一次,后来又经历盲肠炎手术,身体一直没恢复过来。到他最后两年,人已经有点糊涂了。1987年的夏天特别闷热,他没熬过去,享年96岁。
后代没有法律人
高 渊:向先生的后人有没有学法律的?
向隆万:没有。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国内大学的法律系大都解散了,还怎么读法律?
1958年,我填大学志愿的时候,原来想报历史或者中文。回来问我父亲,他说你是不是数理化很差?我说其实都挺好的。他说,现在国家建设很需要人才,应该学数理化。然后他又说了一句,学人文社科呢,如果不能独立思考是很痛苦的。
我那年17岁,只听懂了前半句,但我还是改了志愿,选了文理都需要的建筑,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
高 渊:但后来你改学了数学?
向隆万:我的经历蛮复杂的。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据说有一次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为什么苏联能赶在美国之前上天?赫鲁晓夫说,这个很简单,我们的传统就是数学和物理的基础特别强。
后来,教育部要求有条件的大学,多培养一些学数学和物理的学生。记得我们班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去崇明进行测量实习,回来的船上宣布,根据党的需要,你们中间要各抽30个人学数学和物理。下船就宣布名单了,我是学数学。
论数学的师资条件,肯定是复旦更好,所以我两年级就转到复旦数学系代培。本来毕业后回同济任教,但是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1963年我从复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任教。198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调回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直至今日。
其实我的数学才能并不强,个人特长应该是人文学科。但后来做了一辈子数学,改革开放后,还被公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学的也还是数学。
高 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收集东京审判资料的?
向隆万:父亲比我大49岁,等到我长大成人,他已是古稀老者,平日很少讲到东京审判,我的确知之甚少。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第一次高度评价东京审判。而我面对媒体采访,几乎无言以对,惭愧之余,才决心收集东京审判的第一手资料。
1948年底,东京审判结束后,我父亲整理了两大箱的资料,包括四万多页庭审记录和两万多页证据,他特意和秘书高文彬先生带着资料坐船回国。回来后,一份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给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但后来都下落不明。
我曾经问过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他们答复说都没有东京审判的史料。我那时只是想找到这些史料,了解我父亲当年到底做了什么。
高 渊:哪年正式付诸行动的?
向隆万:2006年初,上海欧美同学会组团去美国,我是团长。到了华盛顿,我就去国会图书馆,发现有庭审记录的缩微胶卷,他们还把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缩印编成了20多卷书。以前是一头雾水,这次算是摸清楚史料在哪里了。
那年5月,我又去了一趟美国,参加小儿子的硕士毕业典礼。借此去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除文字外,还寻找照片和纪录片。
高 渊:做这些事要花不少时间,经济上有压力吗?
向隆万:我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导师是华裔教授朱家鲲,也是交大校友。他经历过上海沦陷的日子,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他见到我就给了我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大力资助我。
但纽约市区宾馆很贵,我和太太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清晨,朋友的太太开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乘火车到纽约,而后转乘地铁到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晚上再原路返回,朋友太太开车来接。路上单程要两个小时,这样持续了一个月。
高 渊:最终成果怎么样?
向隆万:2007年我又去了一趟,翻拍了20多张照片,根据查阅索引复印了100多页父亲的讲话,还有两段录像资料,回来时就感觉比较有底气了。
到2010年,我编辑出版了一本书,书里收录了我父亲在东京法庭上10次讲话的英文原稿和中文翻译,还附上了母亲周芳的回忆录。看到这些尘封多年的史料重见天日,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高 渊:很多人都说向先生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法律人之一,在你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向隆万:他在家里很少跟我们说起当年东京审判的往事,很多事情似乎都藏在心里。但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又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他就会无比愤慨。有时候,他也会抱病参加一些会议,痛斥日本有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
父亲是一个博学、温和的人,他已经离开我们29年了。上海交大在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2016年是开庭70周年,五年来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正在陆续整理出版,我们最近还倡议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
我想,这些工作都是我父亲和他当年东京审判的同事们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