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的改革情结

高尚全

1929年9月生于上海嘉定。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研究员、教授。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处长、副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我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精力体力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中国的改革事业仍在路上，改革前进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所以我还不敢停下思考，我希望自己继续思考和努力，为改革伟业做出微薄的贡献。”

这几年，华为越来越神。但在20多年前，华为刚刚起步，便被人告了“御状”，而且罪名很大。

当时正值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封信引起很大震动，持各种意见者莫衷一是。此时，一位老人主动请缨，提出带队去深圳实地调研。他就是时年68岁的高尚全。

高尚全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当时正在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他觉得，华为究竟姓什么，是改革进程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

听说高尚全要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私下跟他说，欢迎你来，我们一起调查。一路走下来，高尚全发现，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却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

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写报告提出，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应该是改革的典型，因为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后来，“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对于这段往事，任正非多年以后才知道。

2014年11月，任正非特意找到高尚全，他说：“你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说？”高尚全说：“我不是为你一个企业。人家说你姓‘资’，我说这是姓‘社’。我用不着跟你说，我也不图什么。”

任正非说：“那你一定要再来华为看看。”过了一段时间，高尚全有一次到深圳开会，任正非得到消息，便立刻派了两个人，把高尚全接到深圳总部参观。一路看下来，华为确实早已今非昔比。

我问87岁的高尚全：“任正非当时怎么感谢你呢？”高尚全笑着说：“我跟他说，我不是替华为一家企业说话，所以不用谢我。”

很多人都说，高尚全是位贴了标签的老人。而且，这个标签已经至少贴了几十年，即“改革者”。

这是对高尚全的一个基本定位，在前面还时常会加些定语。

比如，有人说高尚全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搞改革，所以称其为“高改革”；有人因为高尚全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称他为“市场派改革者”；也有人因为他既当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又是一位学界公认的经济学家，称他为“跨体制改革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说得更直白，在前面加了五个字：“有胆有识的改革者”。

那天，我们聊了近三个小时，他居然全无疲态。他说他一直如此，只要一谈起改革就兴奋。年轻的时候开会发言要写发言稿，后来慢慢只写个提纲，最近这几年索性连提纲也不准备了，上台就讲，说上一两个小时全程思路连贯，不显老态。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

1956年，高尚全在《人民日报》发文，呼吁要给企业一点儿自主权，这是他个人发出的第一次改革呼声。至今，已经整整一个甲子过去了。此后，中国改革的几乎每一次重要关口，高尚全均未缺席。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参与其中，曾提出怎样的重要观点，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进程，怎样理解改革的逻辑呢？

50年代：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

高　渊：你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总是三句话不离“改革”。你曾经当过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也是市场派经济学家，你如何为自己定位？

高尚全：有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两个字——改革，把改革作为奋斗终生的目标。中国的改革要坚定不移，既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改革为了人民，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改革必然得罪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者要经得起非议和质疑。

高　渊：现在都把1978年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认识到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了吧？

高尚全：我是1953年到一机部（即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民用机械、电信、船舶）工作，慢慢发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一机部的招待所永远都住得满满当当，全是部属企业来北京办事的。和他们聊聊才知道，原材料没了，企业要来人；生产任务没了，企业要来人；产品卖不出去了，企业要来人；厂里提拔个干部，就更要来人。许多企业干脆就派专人常驻北京，盯着部里。

还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有家企业需要采购几台鼓风机降温，打报告给上级部门，按规定要由七个部门批，一路圈画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些情况让我觉得管理体制不改不行。

高　渊：当时你是怎么表达自己想法的？

高尚全：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的时候还配了一幅漫画——《“必要”的手续》。大意是说，如果企业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不仅会限制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助长官僚主义。

高　渊：文章发表以后，有没有引来麻烦？

高尚全：赞成的人不少，反对的人更多。当时汪道涵是一机部副部长，有一次我随同他出差沈阳，早晨散步时他对我说：“小高，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听得出，他是比较赞赏的。但也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们拥有自主权，不成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吗？

后来反右的时候，我差点因为这事被打成右派。好在一机部是大部，里面大目标比较多。我还只有20多岁，级别也低，贴贴大字报也就算了，如果在小单位估计逃不了。但其实现在看看，当时说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还是很保守的，企业应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企业自主权的重要性。联合国把我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译成英文，加上了按语，并赞扬说：“不愧是中国前驱的经济学家”。

高　渊：那以后一直到1978年的20多年间，你在做什么？

高尚全：我先后在一机部、农机部（农业机械部）、国家机械委（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工作，基本都在政策研究部门，正好观察一些现象，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文革”时我被下放到两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先去了黑龙江的依兰农场，刚去的时候连房子都没有，要自己盖，睡20多个人的大炕。还去了河南新乡的博爱农场，那个时间不长。总的来说，我在“文革”中状况还好，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80年代：用行政和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都是不成功的

高　渊：后来80年代初成立了国家体改委，你就离开了机械委，成了一名全职改革研究者？

高尚全：我先是到调研组工作，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开始了从事经济改革总体研究与实践的生涯。我们当时的工作，不仅要宣传改革，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改革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如果能在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上有所突破，比出台几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更具意义和威力。

高　渊：当年把“商品经济”这个名词写进中央的决定，是一次很重要的突破，你参与整个起草过程了吗？

高尚全：那是1984年。当时农村已经全面推行了“大包干”，农民种地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城市也开始通过放权让利，逐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但进一步改革的阻碍依然不少，关键是“计划经济”还在神坛上，没有被真正“请”下来。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在那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我也参加了文件起草小组。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我在起草小组会上说，我们一直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加一句话——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我说现在的实践证明，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快，哪个地方的老百姓就比较富裕，所以我赞成把“商品经济”写上去。

高　渊：当时的阻力大吗？

高尚全：确实有不少反对意见。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中央文件，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也有的人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那年9月份，我们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在北京西苑旅社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近20位学者出席。座谈会上，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应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这一建议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这年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高　渊：这个决定出来后，对当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似乎还都没有停止？

高尚全：争论一直在持续。1986年，我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带了一个18人的代表团去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成员包括马凯、李剑阁、杜鹰等人。这两国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推行改革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了解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匈牙利一位副总理见了我们，他说匈牙利是通过国家计划局编制下达生产计划，执行的结果是，有的企业完成500%，有的连10%都做不到。更糟糕的是，企业更愿意做产值高的产品，这样生产计划就完成得快。这样一来，很多产品都做得“肥头大耳”，因为用料越多产值越高，企业根本不关心款式，不关心用户的需要，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高　渊：你们这个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做准备吗？

高尚全：可以这么说，“十三大”是1987年召开的。从国外的例子来看，用行政和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都是不成功的。当时，国内的情况也是企业缺乏自主权，因为权都在各个部委手里，人、财、物和产、供、销都在部里。

回来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针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论点，我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属性。我同时提出，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后来的“十三大”报告吸取了各界的建议，是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

90年代：“劳动力市场”能否写入中央决定

高　渊：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可“商品经济”，到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感觉是一种“小步快走”式的进步。

高尚全：我举过一个城市起源的例子。城市就是“城堡+市场”，有商品生产就有商品交换，就产生市场，这才有了城市。市场是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社会主义也叫“城市”，而并不是叫“城计”。

那些年，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2年。那年，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的一锤定音，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高　渊：“十四大”提出了改革的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怎么样搞市场经济，恐怕大家当时还是有点心中无数吧？

高尚全：对，真正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和步骤的，是一年后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又一份关键性文件。

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下设三个分组，我负责市场体系分组，成员有郑新立、张卓元两位同志。我们整个起草小组在山上讨论了半年多，当时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决定》里要不要提“劳动力市场”。

高　渊：这个概念现在听上去没什么，当时为何会有争议呢？

高尚全：当时遇到的阻力不小，因为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现在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劳动力市场。但是，既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部生产要素就应当进入市场，由市场合理配置资源。

十四届三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的送审稿。我作为文件起草小组的分组负责人，列席了那次会议。在这个高层会议上，为了能使“劳动力市场”写入报告，我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说了五点意见：

第一，劳动力的价值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问题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其实，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个整体概念。过去，我们混淆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不少人认为我是工人，我就是主人，我就是领导阶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中国的司机为什么服务态度欠佳？因为他们总在想：我是领导阶级，我为什么要给你开车呢？

高　渊：机关国企里面这样的司机确实不少，当年几乎人人遇到过，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高尚全：我在一机部工作时，有个局长要辆公车出去开会。他刚坐上车，司机就说车子坏了，帮我推一下吧。那个局长只能下来推，出了一身汗，司机才说，好了上来吧。后来听说，那辆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司机那天心情不好，故意刁难。

过去我们对劳动力的配置都是依靠行政手段，用人就有不少运气的成分，也存在领导好恶，弊端已经很清楚了。劳动力和人才一定要流动，而流动就一定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在市场当中，企业和劳动者都可以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双向选择。只有这样，劳动者的素质、价值才能获得更准确公正的评价，才有可能使得劳动力资源和整个社会资源实现真正的优化配置。

后来，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改革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　渊：那之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姓公姓私”的争论。比如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么建设公有制等。你参与那场理论交锋了吗？

高尚全：那场论战由来已久，高峰是在1997年，也就是“十五大”召开之前。当时我正在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针对“姓公姓私”的各种争论，我当时提出，在肯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也要确立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只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才能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

那时候，对股份制有不同看法。我建议采取这样一种表述，就是“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后来被“十五大”报告吸纳。

2000年后：要把政府改革放到关键位置上来

高　渊：改革总是伴随着争议，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永恒的主题吧？

高尚全：到了2003年，为迎接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在当年4月参加了全会决定的起草小组。当时，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调控经济，出现了一些争议。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草案中，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提出了我的看法。简单地说，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前提条件。进行宏观调控，也应该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主体应当是市场。后来，起草小组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文件中的表述是这样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高　渊：政府改革总是越改越难，但总是说再难也要改。政府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又这么重要？

高尚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是改革的设计者、推动者。现在，改了一圈改回来，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为何难有突破？主要原因是来自政府转型的滞后。

2004年6月，我给中央正在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了几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从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经济过热，投资冲动，谁在冲动？是政府。为什么政府冲动？因为要有政绩。如果政府不改革，包括干部制度、考核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国有大企业改革滞后了，金融改革滞后了，与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开的。

高　渊：那时候，政府要解决“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这个说法一度流传甚广。这个提法是你第一个提出来的吗？

高尚全：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5年2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请了九位经济社会方面的专家学者，征求大家对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当时的背景是，2004年前十个月，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达到4000多亿元，不少人有一种错觉，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改好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了。我提出，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改好国企，关键在推动政府层面改革。

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说，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键是解决好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场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担当投资主体，干预微观管理；“缺位”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发挥，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不够，责任意识不强。“越位”的要“让位”，“缺位”的要“补位”。政府改革很复杂，但我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也就流传得比较广。

高　渊：其实直到现在，怎么看待国资、国企和国有经济，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论。比如有很多人在问，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

高尚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好。要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国有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同时更重要的是民心、民生和民意。

民心是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这个道理。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了。

2010年后：新一轮改革需要更高的权威性

高　渊：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你向中央建议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出于什么考虑？

高尚全：因为现在的改革涉及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容易改的过去都改了，现在要啃硬骨头，没有一个权威的、高层的机构不行。中央多次提出改革要有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谁来总体设计呢？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这样的权威性，一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二是搞统筹协调，三是督促检查。

“十八大”前，有人建议恢复体改委。但我觉得体改委力度还不够，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范围之广、内容之深，不是体改委能协调的。

我在那年5月初就给中央领导提交了一份建议，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因为改革涉及党和国家的命运，涉及“两个一百年”目标，涉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综合的协调机构，恐怕没有保障。

高　渊：这些年来，你参加过几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高尚全：我一共参加了六次，其中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决定。

印象最深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几十个人在山上讨论了半年多。那次全会具体提出了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四梁八柱”，非常重要。

高　渊：这么多官员和学者，在一起头脑风暴半年，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辛苦的工作吧？

高尚全：是的，这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要起草重要的中央文件时，都习惯于召集部委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学者，在集中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起草，然后再提交给地方和部委进行讨论。这种起草方式取得了很多成绩，也凝聚了很多智慧，便于统一意见，但是也存在部门利益等弊端。

所以，我也曾提出建议，可以选择四五个智库，限期交出有关方案。这样既可以提高智库的积极性和学术水平，也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同时，也要鼓励广大党员干部为改革献计献策，使中央文件的起草过程成为干部群众的参与过程，也是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

这辈子：改革是无止境的，不管年纪多大，都要出自己的一份力

高　渊：听说你最近刚来过上海？

高尚全：对，2015年10月份刚在上海开了圣约翰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我是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会长，首任会长是荣毅仁，经叔平和鲁平都当过会长，这是我现在担任的唯一的职务。我说我已经86岁了，不能再当了。但好多校友说，没有人了。因为我是1952年毕业的，是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这次做会务的都八九十岁了。

但来了之后，我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全世界来了500多个校友，有的坐轮椅，有的拄拐杖，这些人对圣约翰很有感情；二是我征求各个地方分会的会长意见，这个校友会是不是自生自灭算了，下一届还开不开？大家一致说，要继续办下去。

高　渊：你家庭是什么背景，为什么会上教会大学？

高尚全：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家在嘉定农村，初中到县城上学，高中考进了圣约翰中学，就在大学校园里面。家里没什么钱，原打算让我读完小学就出去挣钱，但我一个开工厂的舅父说，你读书不错，为什么不读下去，钱我出。

高　渊：当时圣约翰大学难考吗？

高尚全：不容易考。我考上了两所大学的两个专业，一个是复旦大学海洋系，一个是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最后选了后者。其实，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圣约翰大学是全英文教学，能接触到不少新的经济学理念，我在那里入了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

高　渊：你已年近九旬，不仅参加各种论坛，还写文章出书，为何日程排得这么满？

高尚全：我一直开玩笑说，那主要是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现在我做报告不用稿子，而用脑子。前些年还要准备一个提纲，到了70多岁以后提纲也不用了，上去就讲，最长一次讲了两个多小时。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论坛，主办方看我包也不带，讲稿也没有，感到很疑惑。但我上台一讲，效果很好。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念稿子的话，下面的听众肯定要开小差。我不念稿子，也不低头看提纲，既是锻炼自己的脑筋，也是为现场效果考虑。

高　渊：不全是为了这个吧，我想更主要的是你依然希望通过各种场合，进一步呼吁推进改革进程。2015年你还出了《新时期改革逻辑论》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本书，为什么依然如此努力？

高尚全：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吗？但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撤销后，要把改革的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初定的简称是“国家发展委”。我当即提出建议，简称还是要兼顾全名中的“改革”，不然容易造成误解，就是只要发展不要改革了。但也有人说，“发改委”没有“发展委”叫得顺口，我说这个绝对不是理由，多叫叫自然就顺口了。你看，现在不是叫得很顺口吗？发改委的领导很民主，尊重群众的意见，把“改革”两字加上去了。

我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精力体力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中国的改革事业仍在路上，改革前进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所以我还不敢停下思考，我希望自己继续思考和努力，为改革伟业做出微薄的贡献。

高　渊：你如何理解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逻辑？

高尚全：这些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取得的。但也要看到，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问题，已经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

在我看来，市场化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力排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下一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就在于真正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