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把户口迁回余姚郑洋村

郑永年

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

他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中国两次，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两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在他看来，对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他们身上有多么浓厚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郑永年1990年就去了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在国外将近30年，他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他这些年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护照页就用完了。他很感慨地说：“我想以后写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多少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有七八本英文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蜕变。

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我是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

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高　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对，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在，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六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　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　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　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　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欢比赛，拒绝参加也从不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20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带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高　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八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我大姐后来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一样。

我家在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所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五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　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　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　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高　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那次高考，我英文考了60多分，当时算很好了。语文没有考好，尽管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为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但数学考得比较好，考了80多分。考分公布后，就要填报志愿了，我的分数够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已经派人到了浙江，我们村没电话，他们打电话到公社，还好我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上班，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志愿，前两位填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招生办看我英文考得不错，想叫我上国际政治系，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们中学班主任就帮我决定了，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　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当然是第一次，我到了余姚市里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到北京下车，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我二哥帮我做的，反正特别土。

到了北大后，感觉我自己非常傻。那些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见过。

高　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我后来在这里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这也是因为我不会其他东西，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

生活费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就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　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1985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要。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就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没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主编这套书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高　渊：你在北大待了九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很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

去美国：“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花了三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　渊：1990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我联系了三所美国大学，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要先收几块美金的邮费才给我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不用，直接寄过来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有个老师曾在北大当过访问学者，我给他当过助教，他把申请材料寄给我了。

当时，我考了托福，但成绩一般，没考GRE。圣塔芭芭拉分校说，到了那儿还要考我的语言能力。但普林斯顿没有要求。其实，那时我对普林斯顿也没多少感觉，人家说爱因斯坦以前在那边待过，我觉得还不错吧。

高　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郑永年：这也是我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普林斯顿为什么录取我？我找了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据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Alan Ryan）教授。我前些年买了很多本他的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再到普林斯顿，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遗憾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另外一个教授说，我当年翻译西方的书，写了很多文章，把西方政治哲学引进中国，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高　渊：去美国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太贵了。当时我身上只带了120美元，从纽约下飞机到普林斯顿的车票要几十块。第二天，实在饿了，就到超市买了一罐牛奶，其实我不喝牛奶的，但不知道买什么才好。还买了一根香蕉，加起来花了三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　渊：你曾说过，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是你学习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郑永年：当然辛苦了，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因为我对出国没有做很好的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把语言学好了，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而我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六个月很痛苦，基本上不会说。我虽然在80年代翻译过书，但就是开不了口，很害羞。老师说，你怎么不会说呢？美国大学不错，有专门的老师辅导英文。后来一位女老师跟我说，英文很简单的，开口说就行了。

高　渊：你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郑永年：先是克服了对英语的恐惧心理，不能说过关了——到现在我的英语关还没过呢。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语写论文，天不怕地不怕地投给一些政治学期刊，发表了好几篇。

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　渊：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对，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想用新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农村改革，但我对这些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写，可能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换题目——当时已经弄了好几个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我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论文写完后，就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他/她的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垮掉了，他/她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他/她，就撤回了，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高　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　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两年。第一年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关系”那篇博士论文，以及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我是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因为哈佛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　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　渊：后来有没有离开过东亚所？

郑永年：我在东亚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时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是杨福家，但我之前没跟他接触过，跟我谈的是英方校长。谈了以后，他又去问杨福家我这个人行不行，杨福家说行，这样我就去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成立中国政策研究所。

其实我也不算正式离开东亚所，当时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到不同的学术环境工作。我还是跟东亚所保持联系，参加东亚所的很多会议。那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看到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就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很多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　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所以我要考虑招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是以前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

2005年去诺丁汉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了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身份证：“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户口放在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

高　渊：后来为何选择回到新加坡？

郑永年：因为王赓武教授希望我回来，我对他非常敬佩，他待人亲切、学术精深，是我眼中的当代大儒。2007年，他当了十年东亚所所长后，转任主席。当时，东亚所请来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担任所长，但不知什么原因，一段时间之后杨教授就辞职了。

这时候，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切东亚所，问王赓武教授和黄朝翰教授（原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东亚所接下来怎么发展。黄教授就提了我，李光耀先生也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我从1996年起就为新加坡政府写政策分析文章，他也觉得我合适，就要我回来。东亚所便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量，通过评审程序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因为我在英国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了。对于李光耀先生的关心，我是很感动的。

然后，王赓武教授亲自到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回去。英国方面挽留我，而且当时我已经申请到欧盟和英国的研究基金，我在那边会做得很好。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回新加坡。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说，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是非常完美的，每个单位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人，有的捣蛋、有的干活，但我的体会就是一条——任何组织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干活的人。就像我以前当农民一样，我自己不捣蛋，当一个干活的人。

高　渊：2008年至今，你一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你现在是新加坡公民吗？

郑永年：不是，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也没有考虑过要申请新加坡国籍。

以前确实不大方便，尤其是去欧美国家，用中国护照办手续相对麻烦些。现在好多了，而且因为没时间我也不想老是出去开会，很多国家来请我，我也可以借此推脱。我就喜欢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

高　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因此是“失地农民”。

高　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永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百分之百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高　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

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　渊：你现在经常去中国，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吗？

郑永年：我非常有选择地去中国参加一些论坛，像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像上海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等。但是有的论坛太虚，我参加一次就不再参加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我更喜欢到处看看。我现在回国最主要是做些调研，我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那里离新加坡近，像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这些地方也都比较方便，老家余姚我也经常去。

余姚市和珠海市请我当顾问。尽管这些年做了很多政策咨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者。我也更认同东亚所是一个研究机构，而不光是智库，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关怀，政策咨询是做不好的，只会越做越浅。

高　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首先要了解学术和政策的差别。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我们两个人观点一样的话，不是你发表不了论文，就是我发表不了。而政策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我们几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没法出台政策。

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　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以前只研究中国，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用“东亚”来“掩护”一下。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研究整个东亚了，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研究人员是40多人，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一共50人左右。

高　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像2017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要研究。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书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　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东亚所创办的时候，是一家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生留下来一个基金，我们现在一半钱来自基金，一半钱来自政府的购买服务。

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　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的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因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要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　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报纸写专栏？

郑永年：1996年年底开始的，到2017年，已经持续21年了。一开始是为香港的《信报》写，从2006年开始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写。一周写一篇，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要停也停不了，因为习惯了。

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傻乎乎的，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编辑，编辑再分拆成几篇发。所以万事开头难，后来写起来就容易了。当时《信报》要求每篇在2500字以内，后来在《联合早报》越写越长，最长写到过5000多字，现在控制在3500字到4000字。我在《联合早报》上的专栏是星期二发，只有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晚一天。比如，上次李光耀先生去世，那个版面基本上都是纪念他的文章，我的专栏就推迟了一天。

我的专栏是把学术思考和时事结合起来，比一般的时评更学术化，但语言会比较土一点，农民也能看得懂。

高　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有人说你是保守派，也有人说你是自由派，你自己怎么界定？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有一位记者曾问我，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的话，你自己怎么形容？我说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太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有太多的西方的左派，有太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了，我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用中国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研究问题。

高　渊：你怎么看待西方？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不少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们了解，至少我不会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崇拜西方，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实，我不会轻易相信西方的教科书，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高　渊：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人家怎么说我，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高　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郑永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世纪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也建设得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钱要少很多。

高　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学术某些方面被“殖民地化”了。

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　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　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非常关键。中国归根结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就像2016年习近平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

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政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