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伏尔泰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如果你是世界的设计师，你会把它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也许不会。但在18世纪，有些人却认为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一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曾宣称：“存在即合理。”（Whatever is, is right.）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合理的原因。一切都由上帝创造，而上帝是全能至善的，所以即使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糟糕——疾病、洪水、地震、森林火灾、干旱，等等——但实际并非如此，一切都只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错误在于过分关注个别细节而忽略了整体，如果我们能够退后一步，从上帝视角观察宇宙，就能体会它的完美。每个部分都是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的，所有看起来邪恶的事物，实际上只是大局中一个很小的部分。
蒲柏并非唯一如此乐观的人，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用“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一切事情都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既然上帝在每个方面都是完美的——这是上帝定义的一部分，那么上帝必定有充分的理由将宇宙精确地设计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上帝并没有创造一个各个方面都绝对完美的世界，如果那样的话，世界就变成了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也只有上帝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上帝一定是在所有的可能中选择了最好的一个，一个邪恶程度最低的世界。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不存在另一种设计可以具备更少的恶、更多的善。
伏尔泰（1694—1778）可不这样认为，他对莱布尼茨证明一切都很好的所谓“证据”不以为然，而且对哲学体系和那些自认为无所不知的思想家抱有深深的怀疑。伏尔泰的真名为弗朗索瓦——马里耶·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是法国著名剧作家、讽刺作家、小说家和思想家，机智勇敢，以直言不讳闻名于欧洲。所有伏尔泰塑像中最著名的一座当属让——安托万·乌东（Jean-Antoine Houdon）的作品，它成功地捕捉到伏尔泰嘴唇紧闭的微笑和笑纹。伏尔泰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坚决捍卫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据说下面这句名言就出自他的口中——“我痛恨你的说法，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力地辩护了即使是你鄙视的意见也有权让人听到这一观点。然而，在18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严格控制出版内容，伏尔泰的许多戏剧作品和书籍都遭到审查，有些还被公开焚烧，他甚至因为侮辱了一位有权势的贵族而被投入巴黎巴士底狱（Bastille）。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向偏见和自命不凡提出挑战。今天，他最著名的小说是《老实人》（Candide，1759）。
在这部短篇哲学小说中，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了蒲柏和莱布尼茨对人类和宇宙的乐观，因为文字风趣雅谑，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伏尔泰明智地在封面隐去自己的名字，不然会因为亵渎宗教而再次下狱。
小说主人公名叫赣第德（Candide），暗示他是一个天真纯洁的人[1]。在故事的开头，他是一个年轻的仆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主人的女儿居内贡（Cunégonde），有一次被抓到对小姐有不当举动，立刻被赶出了城堡。接下来的故事情节着实奇幻、节奏进展飞快，他与哲学导师邦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一起漫游，途经真实的和虚构的国家，直到最终再次见到失去的爱人居内贡，而此时的她却已又老又丑。在一系列喜剧片段中，赣第德和邦格罗斯目睹了许多可怕的事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过可怕的遭遇。
伏尔泰将莱布尼茨哲学夸张化、滑稽化，通过哲学导师邦格罗斯之口说出，然后加以嘲讽。无论发生什么——自然灾害、酷刑、战争、强奸、宗教迫害或是逼人为奴——邦格罗斯都相信这些事情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每一次灾难不但不会让他反省，反而增强了他的信念，让他相信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为将来最好的结局所做的铺垫，实现一个最完美的世界。伏尔泰乐于展示邦格罗斯如何拒绝接受发生在他眼前的东西，并以此嘲笑莱布尼茨的乐观。但公平地说，莱布尼茨的观点并不是邪恶不会发生，而是邪恶的存在，是为了带来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然而，这部小说暗示说：世界上的邪恶如此之多，竟然还是实现美好世界不得不付出的最低代价？世上的痛苦和折磨实在太多，莱布尼茨的说法不可能是对的。
1755年发生了里斯本（Lisbon）地震，这是18世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造成6万至10万人死亡。这座位于葡萄牙的城市不仅被地震摧毁，随后还遭遇地震引起的海啸，接着是持续数日的大火。人类的苦难、生命的丧失动摇了伏尔泰对上帝的信仰，他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可怕的事件怎么会是上帝宏大设计的一部分。苦难如此深重，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至善的上帝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里斯本会成为遭难的目标，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在《老实人》的一个关键章节中，伏尔泰用这个真实的悲剧来阐明他反对乐观主义者的理由。赣第德和邦格罗斯乘坐的船在里斯本附近遭遇风暴，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遇难，船员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是一名故意淹死朋友的水手。但是，尽管刚刚发生的这些事情明显有违公义，邦格罗斯仍然在用乐观主义哲学来过滤所有的悲剧。他们抵达里斯本的时候，这里刚被地震摧毁，生灵涂炭，而他依然荒谬地坚持发生的一切都属正常。在书中的其余部分，邦格罗斯的经历更为可怕：被绞杀、被活生生地解剖、被殴打、被逼像奴隶一样划桨，但他仍然坚信莱布尼茨哲学，相信一切事物都会达成预先设定的和谐，没有任何人生体验能改变这位顽固哲学老师的信仰。
和邦格罗斯不同，赣第德在目睹了许多事情后，逐渐改变了信仰。在旅程开始时，他和老师的观点一致，但在故事的结尾，人生的体验让他怀疑所有哲学理论，因此在面临人生难题时，他选择了更实际的办法。
赣第德和居内贡重逢了，他们和邦格罗斯还有书中其他几个人物一起生活在一个小农场里。其中一个叫马丁（Martin）的人建议道：为了让生活可以忍受，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夸夸其谈，脚踏实地开始工作。这群人第一次开始协同合作，各施所长。此时邦格罗斯又开始争辩说：他们有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说明过去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属于必要的邪恶。对此赣第德回答道：“您说得都挺好，但是我们得去园子种地了。”这是故事的最后一句话，意在向读者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这句话既是这个长篇笑话的笑点，也点出了本书的寓意所在。表面上，在故事的层面，赣第德只是说他们需要接着去地里干活，让自己保持忙碌的状态。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去园子种地是用来比喻为人类做一些有用的事，而不是谈论抽象的哲学问题。书中的角色必须这么做才能成长和快乐。更进一步，伏尔泰在这里还发出了强烈的暗示：这不仅仅是赣第德和他的朋友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的。
伏尔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哲学家，因为他很有钱。年轻时，他曾是一个赌博集团的成员，他们发现了国家彩票系统中的漏洞，并因此购买了数千张中奖彩票。他拿到钱之后很明智地投资，变得更为富有，实现财务自由后，就有能力去支持他所信仰的事业。铲除社会不公是他的激情所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他为让·卡拉斯（Jean Calas）所做的辩护，当时卡拉斯因涉嫌谋杀自己的儿子而遭受酷刑并被判死刑。他显然是无辜的，他儿子是自杀，但是法庭却对相关证据不予理会。在伏尔泰的努力下，原判被推翻，但这对让·卡拉斯来说太晚了，可怜的他一直到死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至少他所谓的“同伙”获得了无罪释放。这就是伏尔泰“去园子种地”所代表的事情。
《老实人》中的邦格罗斯宣称上帝选择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伏尔泰对他提出的所谓“证据”大加嘲讽，你也许会因此觉得伏尔泰是个无神论者。事实上，尽管对有组织的宗教不屑一顾，他却是一个自然神论者（deist），相信在自然界中，可以找到证明上帝存在以及是上帝设计了世界的明显证据。他认为，仰望夜空就能证明创造者的存在。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此表示非常怀疑，他对这种推理方式的批判，真可谓辛辣犀利。
[1]Candide有“天真”的意思。——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