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怎么样？ 伊曼努尔·康德（二）
有人敲门，门口来了一个受伤的年轻人，身上流着血，显然需要帮助。你带他进屋，为他包扎，让他平静下来，让他觉得他安全，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样做显然是对的，但如果仅仅出于同情而帮他，按照康德的说法，却称不上是一种道德行为。你的同情心与行为是否道德毫不相关，做这件事体现了你的性格，但与对错无关。在康德看来，道德不仅仅在于你做了什么，而且跟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关。正确行事不能单单出于情感：行为决定必须基于理性分析，从而明确责任之所在，与个人感觉无关。
康德认为，情感不属于道德范畴。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情感，基本靠运气。有些人有同情心、同理心，有些人则没有。有的人从不慷慨施予，有的人则乐善好施。但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无论情感如何，都可以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康德看来，如果帮助上面提到的那个年轻人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就是一种道德行为。这是一种正确的行为，原因是在相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你可能觉得这么说听上去很奇怪。你可能会认为，一个人如果出于可怜这个年轻人而出手相助，那么他的行为也很道德，因为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处境时心生怜悯，说明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亚里士多德也会这么认为（见第二章），但在康德看来，如何判断事情是否道德是很清楚的：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感觉而做了某件事，那算不上什么好的举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看到那个年轻人时心生厌恶，但出于责任感仍然施以援手。在康德眼里，这个人明显比因同情而出手相助的人更为道德，因为他提供帮助的行为完全受责任感驱使，而情绪只会推着他往反方向走。
让我们看一下“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故事。好撒玛利亚人帮助了一个躺在路边、需要帮助的人，而其他路人却视而不见。是什么让好撒玛利亚人成为好人的？在康德看来，如果好撒玛利亚人出手相助的动机是自己能因此上天堂，那就根本不属于道德行为，只是把帮助他人当作实现一己私利的手段。如果仅仅出于同情而伸出援手，那么和之前的例子一样，也算不上道德行为。但是，如果好撒玛利亚人认为帮助他人是自己的责任，也是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做的正确之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道德的。
相比康德对情感的论述，他对动机的分析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大多数人的确是通过行为动机，而非行为结果，来评判他人的行为。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人行道上，一个孩子的家长因为急着把孩子从马路上拉回来而不小心撞到你，你会怎么想？再想象另一种情形，还是在人行道上，有人为了好玩儿故意把你撞倒，你又会怎么想？那个孩子的家长并没有伤害你的意图，而那个使坏的人真的就是以撞你为乐。但是，动机良好并不足以使行为有道德，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又有人敲门，你打开门，外面站着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她面色苍白，神情焦虑，气喘吁吁，说有人在后面追她，那人手里提着刀想要杀她。你让她进门，她跑上楼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门口就是那个要对你朋友图谋不轨的人，他眼神疯狂，问你是否知道你朋友在哪里。她在这里吗？是不是躲在橱柜里？实际情况是她正躲在楼上，但是你撒了谎，说她跑去了公园。你肯定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对吗？把这个可能的凶手支开，也许因此救了朋友一命。你的行为一定是道德的，这难道还能有错？
康德可不这么看。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说谎，哪怕是为了保护朋友不被杀害。撒谎在道德上一定是错的，没有例外，没有借口。原因是，如果你认为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撒谎是对的，那么推而广之，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情况而撒谎。回到这个例子，如果你撒谎把凶手引去了公园，而你的朋友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刚好也去了公园，那么你就在实质上帮了凶手，你朋友的死在一定程度上是你的错。
这是康德自己举的例子，足以说明他的观点是多么极端。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他认为，说实话是我们绝对的责任，或者借用他的话来说，说实话是一种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1]），“令式”就是一种命令。与定言令式相对的是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2]），假言令式是“如果你想要x，那么就做y”，例如：“如果你想要不坐牢，那么就不要偷窃。”定言令式则不同，是一种命令，在这个例子中，定言令式就会是“不要偷窃”，直接告知责任是什么。康德认为道德属于定言令式，道德责任是绝对的，无论会有什么后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康德认为，我们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是因为我们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进行反思。如果不能有目的地采取行动，就和机器没什么两样。“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问题几乎总是有意义的，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不是出自本能，而是有原因的。康德将此称之为格律（maxim），是我们行为背后遵循的准则。要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问题，康德认为只有行动背后的格律才是真正重要的。他认为，应该只按照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le）、适用于所有人的格律行事。也就是说，只应该做任何人在面临同样处境时都会做的事情。所以你应该不断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怎么样？”不要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康德认为，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你不应该利用他人，而应该尊重他人，认同他人的自主性，接受其作为个体有为自己做出合理决定的能力。这种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是现代人权理论的核心，是康德对道德哲学的重大贡献。
用一个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想象一下，你经营着一家水果店，对顾客总是礼貌有加，找零分毫不差。你也许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认为这么做会带来更多回头客。如果这是你找零分毫不差的唯一原因，那么这么做就是利用顾客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康德认为，如果让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人，显然是不对的，所以这不是一种道德行为。但是如果你找零分毫不差的原因是认识到不欺骗他人是自己的责任，那么这就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行为是基于“不欺骗他人”这一格律，而这一格律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欺骗就是利用他人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可能是道德的行为准则，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欺骗他人，信任就会瓦解，没有人会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话。
再举一个康德用过的例子：想象你彻底破产了。银行不再借钱给你，你没有任何东西可换钱，如果不付房租，马上就会流落街头。你想出的办法是去找朋友借钱，承诺会还钱，即使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这是你最后一根稻草，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付房租。这样可以吗？康德认为，向朋友借钱而不打算归还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理性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能借到钱，在明知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承诺还钱，那实在是荒唐。所以，这也不是一条可普遍化的格律。因此在作出选择的时候，必须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怎么样？”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每个人都做出这样的虚假承诺，承诺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如果别人这么做是不对的，那么你这么做也不对，所以你不应该这么做，这是错误的行为。
这种基于推理而非情感来判断行为对与错的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见第二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总能够产生正确的情绪，并因此做出恰当的行为。在康德看来，感情只会使问题变得含混不清，更难透过表面看清行为是否真的正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更积极的说法：在康德的理论中，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有能力做有道德的事，无论是否具有正确的情绪以驱动其行为。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下一章的主角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康德认为某些行为不论后果如何都是错误的，而边沁则认为后果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考量。
[1]也译为“定然律令”“绝对律令”。——译注
[2]也译为“假然律令”“假设律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