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非超智慧设计 查尔斯·达尔文
“你祖母那边是猴子，还是你祖父那边是猴子？”1860年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举行的一次著名辩论中，主教塞缪尔·韦伯佛斯（Bishop Samuel Wilberforce）非常无礼地向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这样问道。赫胥黎当时正在为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的观点进行辩护。韦伯佛斯的问题既是一种侮辱，也是一个玩笑，但却事与愿违。听着主教的话，赫胥黎嘀咕道，“感谢上帝把他送上门来”，然后正色回答道，他宁愿和一只猩猩有血缘关系，也不愿和一个通过取笑科学观点来阻止辩论的人攀亲结缘。当然他其实可以解释一下，他祖父母两边都是类似猴子的动物后代，这种攀亲结缘不是发生在近期，而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这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理论。每个人，如果一直往上追寻，都会在某一位置找到这样的祖先。
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这一观点几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从那以后，再也不可能认为人类与动物王国的其他物种是完全不同的了。人类不再特殊，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跟其他动物一样。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可让人惊讶的，但对于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这却是令人震惊不已的理论。
你可能会认为，只要和黑猩猩或大猩猩在一起待上几分钟，甚至对着镜子仔细看看自己，就能看出自己与猿类很接近。但在达尔文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人类与猿类是远亲的想法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荒谬的。很多人认为达尔文的观点不仅疯狂，而且是魔鬼作祟。一些基督徒坚持自己的信念，认为《创世纪》中讲述的上帝如何在六天内创造了所有动植物的故事是真的，上帝设计了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并将其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这些基督徒相信，自创世纪以来，每一种动植物都保持不变。即使在现在，仍有一些人拒绝相信人类今天的样子是通过进化而来的。
达尔文是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并不是哲学家，所以你也许很疑惑为什么本书中有一章是关于他的。原因很简单，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学说，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进化理论，对哲学家和科学家在看待人类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化论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当代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想法”。这个理论解释了人类以及动植物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如何继续演化的。
进化论诞生的结果之一，是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受上帝不存在这一观点。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写道：“我无法想象在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是什么样子。”当然在1859年之前，不是没有无神论者，比如大卫·休谟（见第十七章）就很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在这之后，无神论者的数量就多了很多。你不必是一个无神论者也能相信进化论是正确的，许多宗教信徒同时也相信进化论。但他们不可能既相信进化论，同时又相信上帝在创造物种时就把一切都设计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青年时期的达尔文曾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HMS Beagle）进行了为期5年的远航，到访过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不论对谁，这样的远航都是一生中最重大的探险旅程。在此之前，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学生，没有人期望他会对人类思想做出如此深远的贡献。在学校里他不是天才，他父亲很肯定他将浪费青春，成为家族的耻辱，因为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打猎和射杀老鼠上。他曾在爱丁堡（Edinburgh）学医，但是学业无成，转而到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学习神学，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他热爱自然，业余时间积极收集植物和昆虫，但那时候还看不出来他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从许多方面看，他似乎都有点迷茫。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小猎犬号的远航改变了他。
这次航行是一次环球科学考察，一部分任务是绘制沿途所到之处的海岸线。尽管达尔文并不够格，但还是得到机会担任船上的正选植物学家。在旅途中，每次抛锚登岸，他都对当地的岩石、化石和动物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船上很快就装满了他收集的样本，幸运的是，他把大部分样本都成功送回英国，存放起来做进一步研究。
在这次航行中，访问科隆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地点。这是太平洋上的一组火山岛，距离南美洲大陆约500英里[1]，小猎犬号于1835年到达那里。岛上有许多有趣的动物可以研究，包括巨型海龟和喜爱海洋的鬣蜥，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最重要的发现是一批看起来相当单调的雀类，虽然当时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射杀了许多这样的小鸟，并送回英国。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其中有13个不同的种类，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主要体现在喙上。
达尔文回国后，放弃了成为牧师的计划。当他还在海上时，让人送回英国的动植物标本已经使他在科学界声名鹊起。他成为一名全职自然学家，花费多年时间研究进化论，并成为一名顶尖的藤壶专家。藤壶是一种类似帽贝的小型动物，附着在岩石和船体上。他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物种是通过自然过程进化形成的，并且一直在继续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最终，他提出的理论是，适应环境的动植物更有机会将自己的一些特征遗传给后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后，通过这一过程演变而成的动植物看上去似乎就是被设计成专门生活在所处环境中的那样。科隆群岛提供了一些最好的证据来支持进化的作用。例如，达尔文认为，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也许是因为强风，雀类从南美洲大陆来到这里，经过千万代的繁衍，每个岛屿上的雀类都逐渐适应了自己所生活的环境。
不是所有同种的雀都是一模一样的，通常会有很多变异。例如，有一些的喙可能比另一些略微尖一些，如果这种喙能够帮助雀存活更长的时间，那么有这种喙的雀就更有可能繁衍下去。例如，一些雀的喙很方便用来吃种子，那么它们就会在有很多种子的岛上生活得很好，而在另一个主要食物来源是坚果的岛上却生活得不太好，因为坚果需要先敲开才能食用。如果一些雀因为喙的形状而很难找到食物，就很难存活足够长时间来进行交配和繁殖后代，因此这种类型的喙便不太可能遗传下去。拥有适合现有食物供应的喙的雀类更有可能将这一特征遗传给后代，因此，在一个种子丰富的岛屿上，长着适合吃种子的喙的雀便占据了主导地位。千万年后，一个新物种就进化生成了，与登陆上岛的原始物种大不一样。如果雀的喙长得不合适，就会逐渐灭绝。条件不同的岛上会演化出稍有不同的雀类，很长一段时间后，喙就变得越来越适应当地的环境，因此最适合当地特定环境的雀类数量就变得最大。
在达尔文之前，已经有一些人认为动植物是进化而来的，其中就包括他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达尔文对这种观点的补充是提出了自然选择的适应理论，即最适应环境的物种最有可能将自己的特征一代代传递下去。
这种为生存而做的挣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不仅是不同物种之间有竞争，同一物种的不同成员之间也存在相互竞争，都是为了把自己的专属特征传给下一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动植物看起来就像是由一个智慧头脑发明出来的一样。
进化的过程本身没有意识，也没有上帝在后面操作，或者至少可以说进化不需要有什么东西在背后操作。进化是一个非人性化的过程，就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自动工作。进化是盲目的，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不会去思考这一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动植物，也不关心其生死。当我们看到经由进化产生的动植物时，很难想象它们不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但这是一种误解。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更简单、更优雅的解释，还解释了为什么生命有这么多不同种类，因为不同的物种都在试图适应自己所生活的环境。
一直到1858年，达尔文都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理论，他还在不断修改推敲自己的论述，希望以最清晰准确的方式呈现。此时另一位自然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写信给他，简单描述了自己的想法，与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相似。这一巧合促使达尔文将自己的理论公之于众，先是在伦敦的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做的一次演讲中做了陈述，然后在第二年，即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达尔文毕生致力于研究进化论，不希望华莱士比他先一步发表。此书一出，立刻引起轰动。
一些人在读过此书后很是不以为然，小猎犬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就是一个例子。他自己就是一个科学家，还发明了天气预报系统，但同时也虔诚地相信《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对自己参与破坏宗教信仰感到沮丧，希望从来没有把达尔文带上过船。即使在今天，仍有神创论者相信《创世纪》中的故事是真实的，是对生命起源的确切描述，但是绝大部分科学家都相信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进化的基本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自达尔文以后，大量研究结果不断涌现，支持进化论及其后来的版本。例如，遗传学已经详细解释了遗传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了解到基因和染色体，以及传递特定生物性状所涉及的化学过程，今天的化石证据也远比达尔文时代的证据更具说服力。因此，通过自然选择发生进化的理论远远不“仅仅是一个假说”，而是一个有着大量证据支持的假说。
达尔文主义基本上摧毁了传统的设计论证，动摇了许多人的宗教信仰，但是达尔文自己似乎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持开放态度。他在写给一位科学家的信中表示，我们没有能力就这个问题得出结论。“整个主题对于人类智力来说太深奥了，”他还解释说，“就像要求一只狗对牛顿的思想进行揣测一样。”
但是有一位思想家愿意对宗教信仰进行揣测，而且跟达尔文不一样，他把宗教信仰作为一生工作的中心，他就是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2]）。
[1]约合800公里。——译注
[2]也译为“祁克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