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不做质疑的人 汉娜·阿伦特

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是一名勤奋的行政官员。从1942年开始，他负责将欧洲的犹太人运送到波兰的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这是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计划处死所有生活在德占区的犹太人。艾希曼并非这项杀戮政策的制定人，但积极参与了铁路系统的组织工作，使这一计划成为可能。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纳粹不断推出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希特勒几乎把德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并对他们进行疯狂报复。法律禁止犹太人就读公立学校，强迫他们交出钱财，逼迫他们佩戴黄星标识。犹太人受到围捕，被迫居住在城市里的隔离区。这些区域成为犹太人的监狱，拥挤不堪，食物短缺，生活艰难。但是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将罪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欧洲几百万犹太人面临被屠杀的命运。要实现希特勒的计划，必须把犹太人从城市里的隔离区驱赶到其他地方，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大规模屠杀。现有的集中营被改造成死亡营，其设施能够每天用毒气杀害数百人，然后火化。由于许多集中营都设在波兰，因此必须组织调动火车，把大批犹太人押上死亡之路。

艾希曼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收发文件、打些重要的电话这样的行政事务，可与此同时，数百万人却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死去。有些人死于伤寒或饥饿，有些人被强迫劳动至死，大多数人死于毒气。在纳粹德国，火车准点运行，艾希曼之流的工作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的高效率让火车像牲口车一样，装满男女老少，投入漫长而痛苦的死亡之旅。通常没有食物，没有水，有时酷热，有时寒冷，许多人在旅途中死去，特别是老人和病人。

侥幸活到终点站的人虚弱不堪、充满恐惧。他们被押送到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脱光衣服。然后大门被锁上，齐克隆（Zyklon）毒气灌入毒气室，这些人不久便中毒身亡。他们的尸体被焚毁，财物被掠夺。不是每个人一到集中营就被立刻送入毒气室，一些身体较强的人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却仅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纳粹警卫还会以殴打甚至开枪射杀他们取乐。

艾希曼在这些罪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二战结束后，他却从盟军眼皮底下逃离，辗转抵达阿根廷，在那里秘密生活了几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Mossad）追踪到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将其抓获，给他下了药，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

艾希曼是一个邪恶的野兽、一个享受他人痛苦的虐待狂吗？在审判开始前，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如果不是那样，他怎么可能在大屠杀中扮演这么关键的角色？在那几年中，他的工作就是找到有效的方法将人们送上死亡之路。白天干了那么多坏事晚上还睡得着觉的人，必定是恶魔无疑。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一个移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为《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报道审判艾希曼的过程。面对面接触一个纳粹极权政权的产物，让她非常感兴趣。在那个极权社会里，人们几乎没有思考的空间。她想要了解这个人，亲身感觉他的行为表现，弄明白他怎么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艾希曼远非阿伦特遇到的第一个纳粹分子。阿伦特自己就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先是去了法国，最终成为美国公民。她年轻时就读于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他的老师。虽然她当时只有18岁，而海德格尔已经结婚，他们还是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海德格尔当时正忙着写《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1962）。这是一本极其晦涩的书，有些人认为是对哲学的重大贡献，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部故意写得晦涩难懂的作品。海德格尔后来成为纳粹党的忠实成员，支持反犹太主义。他甚至把以前的朋友、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名字从《存在与时间》的题献页上去掉，因为他是犹太人。

但是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阿伦特将要见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纳粹分子。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他选择不去过多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虽然其行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他并不是阿伦特之前所想象的恶棍，而是一个平凡得多但同样危险的人：一个不做思考的人。在纳粹德国，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思想被写入了法律，因此他很容易说服他自己所采取的行为是正确的。社会环境给了他一个事业成功的机会，而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为艾希曼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阿伦特觉得，当艾希曼辩称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时，他是真心这么认为的。这一点很难让人理解，许多对阿伦特持批评意见的人也认为在这一点上，她的判断是错误的。

与某些纳粹分子不同，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其背后的驱动力似乎并不是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因为他不像希特勒那样对犹太人恨之入骨。很多纳粹分子会因为一个犹太人没有致希特勒万岁礼而将其当街打死，但艾希曼不是那样。正是这样一个人，不但接受了纳粹的官方理念，更为恶劣的是，还将数百万人送上了死亡之旅。艾希曼似乎无法接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违法之处，即使在法庭上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时，他似乎仍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在他看来，因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没有直接杀害任何人，也没有要求任何人为他杀人，所以他的行为没什么不对之处。他从小就被教育要遵守法律，接受服从命令的训练，他周围的人也都像他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只是接受命令行事，无须对日常工作的后果负责。

艾希曼不需要看见人们是如何被塞进牲口车的，也不需要看见死亡集中营的情形，所以他没有去看。他告诉法庭，他无法成为医生，因为害怕看到血。然而，他的双手却仍沾满了鲜血。他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不仅遏制了他以思辨的眼光审视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让他无视自己的行为对活生生的人带来的灾难，他好像根本无法想象别人的感受。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要么他确实这么想，要么就是他觉得为自己辩护的最好办法是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依照法律行事。如果是后者的话，阿伦特就是被他骗了。

阿伦特用“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来形容她对艾希曼观察的结果。我们说某种东西是平庸的，就是指它是普通的、无聊的、无创新的。艾希曼的邪恶是平庸的，因为这是一名官僚、一名办公室经理所做出的邪恶，而非魔鬼所实施的邪恶。在阿伦特面前，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让纳粹的理念贯彻到了自己一切所作所为之中。

阿伦特的哲学灵感来自她周围发生的事情。她不是那种一辈子坐在扶手椅上思考纯粹抽象概念的哲学家，也不会无休止地争论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她的哲学与发生不久的事件以及生活经历有关。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基于她对受审期间艾希曼的观察，以及对他使用的语言和给出的辩解所做的分析。通过观察，她分析了极权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罪恶，及其这些罪恶如何造就那些对极权主义不做抵抗的人的思维方式。

艾希曼跟当时许多纳粹分子一样，没有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他没有勇气质疑传达给他的规则，只是一味寻找最好的方式去遵守这些规则。他没有能力设想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阿伦特形容他肤浅、不会思考，当然这也可能是艾希曼为自己脱身而做的表演。如果他是一个恶魔，那确实很可怕，但至少怪物是稀有的，通常很容易一眼看出来。也许，艾希曼看起来很正常这一点更令人恐惧。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由于没有质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参与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邪恶的行为。如果他不是生活在纳粹德国，也许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邪恶的人。可以说他生不逢时，但这并不能消除他的罪恶，因为他对不道德的命令言听计从。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服从纳粹的命令就等同于支持“最终解决方案”。艾希曼不仅没有质疑收到的命令，反而具体执行了这些命令，从而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然而在艾希曼自己看来，他不过是编制了一些火车时刻表而已。在审判中，他甚至声称自己是按照康德的道德责任理论行事，仿佛他遵命行事是正确的。他完全没有理解康德认为尊重他人、给人尊严是道德的基础。

有些人侥幸躲过了那些按照艾希曼制定的精确时刻表运行的死亡列车，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这些幸存者中有一名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卡尔·波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