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

19世纪，英格兰北部有成千上万的棉纺厂。黑烟从高高的烟囱中涌出，污染了街道，所有东西都蒙上了一层黑灰。车间里，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天长时间劳作，通常的工作时间是14小时，保证纺纱机持续运转。他们算不上奴隶，但报酬却很低，工作条件艰苦，而且往往很危险。注意力稍不集中，就可能会被卷入机器中，断手断脚甚至丢掉性命，而可能得到的治疗却非常有限。但是，他们别无选择：不工作就会挨饿。如果辞工不干，也许就再也找不到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工人寿命很短，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属于自己的时间也非常少。

与此同时，工厂主却越来越富有。他们关心的主要就是如何赚钱。他们拥有资本，可以用来赚更多钱，他们拥有厂房和机器，甚至可以说拥有工人。而工人们却几乎一无所有，唯一能做的，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帮助工厂主致富。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工厂主购买的原料增加了价值，当棉花买来时，其价值远远低于布匹离开工厂时的价值。但是，当产品卖出时，这些附加值大部分都流向了工厂主。至于工人，工厂主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往往只够他们活着。工人们没有工作保障，如果产品市场需求下降，就会被解雇，如果找不到新的工作，就会悲惨死去。在20世纪30年代，当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1818—1883）开始写作时，这就是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造成的悲惨局面。这让他非常愤怒。

马克思是一个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靠继承财产致富的有钱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除了劳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却过着悲惨的生活，饱受剥削。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历史都可以解释为一场阶级斗争史：一方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又称为布尔乔亚（bourgeoisie），另一方是工人阶级或称无产阶级。双方的关系阻碍了人类发挥自己的潜力，并且把工作变成了一桩痛苦的事情，而不是一种满足自身的行为。

马克思精力充沛，出了名的爱惹麻烦。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贫困中，为逃避迫害，从德国搬到巴黎，又搬到布鲁塞尔，最后在伦敦安了家。他和7个孩子、妻子燕妮（Jenny），还有一个女佣海伦·德穆特（Helene Demuth）住在一起。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帮他找了一份为报纸写稿的工作。但是马克思一家永远都缺钱，经常生病，挨饿受冻，他的孩子中有三个都不幸在成年之前夭折。

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马克思都会步行去往伦敦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阅览室看书、写作，或者待在苏豪区（Soho）拥挤不堪的公寓里，向燕妮口述，因为他的字写得实在太糟，有时连自己都看不懂。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他创作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章，足有50册之厚。他的思想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有些人的生活变好，但是无疑另一些人的生活变糟。不过，在当时，他在别人眼中不过就是个古怪的人，也许还有点疯狂。很少有人能预见到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马克思站在工人一边，认为他们受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压榨，不能真正像人一样生活。工厂主意识到如果他们把生产过程分解成许多小任务，就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每个工人都可以专门从事生产线上的某项特定工作，但这使得工人的工作变得更加单调乏味，因为他们被迫一遍又一遍做着无聊、重复的动作，而不是参与整个生产过程，同时挣到的钱也仅仅够养活自己。他们不但没有机会发挥创造力，反而被日渐消磨，变成了巨型机器内部的一个齿轮，存在只为了让工厂主更加富有。好像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人，只是需要被喂饱的胃，以保持生产线的运转和资本家获取更多的利润，即被马克思称之为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所有这一切对工人的影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alienation）。这个词有好几层意思，工人与他们作为人的真实存在产生了距离，发生了异化；他们制造的东西也让他们发生了异化，工人越努力，产品越多，他们为资本家创造的利润就越多，产品似乎在向工人实施报复。

但对工人阶级来说，尽管他们生活悲惨，而且人生历程完全由经济环境控制，但并非毫无希望。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自我毁灭，无产阶级注定要在一场暴力革命中夺取世界。最终，在所有这些流血事件过后，将诞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们不再受剥削，而是可以充分发挥创造力、彼此合作。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而社会反过来也会为人们提供一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马克思描绘的美好愿景。通过夺取工厂控制权，工人们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没有人会缺衣少食或无家可归。这个未来就是共产主义（communism），一个基于分享合作带来利益的世界。

马克思认为，他对社会发展方式的研究揭示了这种未来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在他与恩格斯共同写成、于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他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其中他们采用了和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见第十八章）开篇类似的句子，宣称工人们失去的只是锁链。

马克思的历史观受到黑格尔的影响（第二十二章讨论的主题）。正如之前已经看到的，黑格尔宣称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潜在的结构，我们正在逐渐进入一个将以某种方式实现自我意识的世界。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拿来的观点是，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事件。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进步的发生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未来中，取代了阶级斗争的，是一个没有私有土地、废除了继承权、教育免费、公共拥有的工厂为每个人提供一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宗教和道德也不再需要。马克思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意思是宗教就像毒品一样，让工人阶级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这样他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的真实状态。在革命之后的新世界里，人类将实现自己的人性，工作将是有意义的，他们将以有利于所有人的方式进行合作。革命是实现这一切的途径，这意味着暴力，因为富人不可能不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财富。

马克思认为过去的哲学家只是描述了世界，而他想要改变世界。他这么说有点不公平，因为过去许多哲学家的思想都带来了道德和政治上的变革，但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比绝大多数哲学理论产生了更强的效果。它在世界各地传播，激发了1917年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不幸的是，俄罗斯革命后出现的庞大新兴国家、领土覆盖了俄罗斯及其邻国的苏联，以及20世纪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压迫、低效和腐败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组织生产比想象的要难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这并不会损害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目前有一些人仍然相信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管理者没有按照真正的共产主义路线来做。其他人则指出，人性使我们比马克思想象的更乐于争斗、更为贪婪，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人们完全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我们的本性。

当马克思因肺结核于1883年去世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他对后世的影响，似乎他的想法会和他一起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里。恩格斯为他撰写的墓志铭是：“他的名字将流芳百世，他的作品将传诵千古。”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马克思的主要兴趣在于经济关系，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关系塑造了我们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哲学家、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谈到思想的“兑现价值”（cash value）时，他所表达的含义却完全不同，他想说的，是一种思想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