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失控的火车和不受欢迎的小提琴手 菲利帕·福特和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

一天，你外出散步，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车沿着铁轨疾驰。司机失去了知觉，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火车前方的铁轨上有五名工人，如果火车撞上他们，这五个人都不可能活下来。火车速度很快，他们无法躲开。然而，此时还有一线希望。火车在撞上那五名工人之前会经过一个岔道口，可以在这个岔道口把火车引向另一条铁轨，在那条铁轨上的不远处也有工人，但只有一名。你就在岔道口边，可以按下开关，改变火车路线，避开那五名工人，却撞死另一条铁轨上的一名工人。让这个无辜的人死去是正确的选择吗？仅从数量上看，很明显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个人的死会换来五个人获救，这样做可以使幸福最大化。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按下开关让某个人死去，但是不采取任何行动，任由五倍多的人被撞死，更加糟糕。

这个思想实验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1920—2010）提出，上面提到的是其中一个版本。福特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按下开关救下铁轨上的五个人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其他一些情形下牺牲一个人来救很多人却不能接受。想象有一个健康的人走进医院的病房，里面有五个人急需各种器官。其中一个如果不接受心脏移植肯定会死，另一个需要肝脏，还有一个需要肾脏，等等。杀死这个健康的人，将其身体内的器官分给这五个病人，救活他们，这样做可以接受吗？没有人会觉得可以接受。然而，这同样也是牺牲一个人来救五个人，跟按下开关让那辆失控的火车改道有什么区别？

思想实验是通过一个想象的场景，引出我们的感觉，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直觉（intuition）。哲学家经常采用思想实验进行研究，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上。这个例子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在什么时候牺牲一条生命来拯救更多生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我们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思想实验将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提炼出来，让我们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判断这样做是对是错。

有些人认为你不应该按下开关让火车改道，因为那样做就是在“扮演上帝”，即决定谁应该死谁应该活。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你应该按下开关。

但是，想象一下另一个相关的场景，这是美国哲学家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对福特思想实验的延伸。这次失控的火车正在一条没有岔道口的铁轨上向五名工人冲去，除非你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必死无疑。你站在一座桥上，旁边是一个魁梧的大个子。如果把他推下桥，落在铁轨上，他的体重足以使火车减速并在撞倒五名工人之前停下来。假设你有力气把这个人推下桥，你应该这么做吗？

许多人觉得这个情况更难，并更倾向于说“不”，尽管从实际结果看，把旁边的人推下桥，和在岔道口按下开关，你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救下五个人的生命而让另一个人去死。然而，把那名大个子推下桥去看起来很像是谋杀行为。但是如果这两种行为的结果是相同的，照理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如果在第一个例子中按下开关是正确的选择，那么在第二个例子中把旁边的大个子推下桥也应该是正确的。为什么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一样呢？真是令人费解。

如果原因是在这个想象的场景中，把人推下桥这个动作做起来比较困难，或者在扭打中把人推下桥太残忍，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的设置修改一下，假设说这个大个子刚好站在桥面上的一个活板门上。你只要按一下开关，就像是在第一个例子中一样，只需花很小的力气，轻轻动一下操纵杆，就可以让大个子掉到下面的铁轨上。许多人仍然感觉在道义上，这个例子和前面岔道口的例子很不一样，为什么？

解释之一是所谓的“双重效应原则”（Law of Double Effect）。根据这一原则，如果有人要伤害你，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且你知道如果只是轻轻反击完全无法保护自己，那么大力击打甚至于将这个人打死，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良好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保护自己）可能产生可以预见的不好作用，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蓄意伤害则不行，比如故意去给一个打算杀害你的人下毒，是不对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你的意图良好，可以令人接受，虽然坚持做下去的结果是导致他人死亡。在第二种情况下，你真正的意图是杀死这个人，这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一些人来说，采用双重效应原则解决了上面的思想实验所带来的难题，其他人则认为双重效应原则是错误的。

上面这些场景可能显得牵强附会，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这些非真实事例作为思想实验，旨在厘清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过，让人们面对类似的抉择。例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向伦敦发射导弹，此时有一个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变成了为英国服务的双重间谍。英国人可以通过这个双重间谍向德国人发送误导信息，告之导弹落在了预定目标以北。德国人就可能据此修正发射目标，于是导弹不再落在伦敦，而是落在人口稀疏的肯特（Kent）郡和萨里郡。也就是说，此举可能减少遭受火箭袭击的人数，减少生命损失。在这个实例中，英国人决定不扮演上帝，没有采取行动。

在另一个真实事例中，置身其中的人采取了行动。在1987年的泽布吕赫（Zeebrugge）灾难中，一艘汽车渡轮沉没，数十名乘客奋力挣扎着逃离冰冷的海水。一个年轻人顺着绳梯爬上了安全之处，但因为恐惧而僵住，动弹不得，挡住了其他人的逃生之路，这样下去其他人就会被淹死或冻死。他僵在那个位置上无法动弹至少有十分钟时间，最终那些还泡在水中的人决定把他从梯子上拉下来，得以安全逃脱，但是那个年轻人却掉进海里淹死了。把那个年轻人从绳梯上拉下来一定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就像面临失控的火车那样，牺牲一个人来拯救许多人可能是正确的做法。

今天，哲学家仍在辩论失控火车的例子以及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另一个仍富有争议的思想实验是由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生于1929年）提出的，用来说明一个采取避孕措施但仍然怀孕的妇女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要生下这个孩子。她可以选择堕胎，而不应该被指责做了不道德的事。如果她选择生下孩子，那将是一种善行，但不是义务。传统上，关于堕胎的道德争论集中在胎儿身上。汤姆逊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她给予了女性视角很大的重视。下面是这个思想实验的一个版本。

一名著名的小提琴家患有严重肾病，唯一生存的机会是用导管把自己和一个跟他有同样罕见血型的人连接起来。你恰好跟这个小提琴手有着同样的血型。一天早上，你醒来时，发现在自己睡着的时候，医生已经把小提琴手和你用导管连接了起来。汤姆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义务让他继续连在你的肾脏上，即使你知道如果拔出导管，他会死去。她指出，跟这种情况一样，如果一个女人在使用了避孕措施后仍然怀孕了，那么正在她体内发育的胎儿并不能自动拥有使用她身体的权利。胎儿就像这个思想实验中的小提琴手一样。

在汤姆逊提出这个思想实验之前，许多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胎儿是人吗？”他们认为，如果可以证明胎儿是一个人，那么显然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道德的。汤姆逊的思想实验表明，即使接受胎儿是一个人，也不能就此给这个问题下结论。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答案。有些人仍然认为，即使你一觉醒来发现有一个小提琴手连接到了你的肾脏上，你也不应该采取行动扮演上帝。你今后的人生将很艰难，除非小提琴音乐是你的无上真爱。但是，即使你没有主动选择和小提琴手通过这种方式连接起来，杀死他也是不对的。同样，很多人认为即使你不打算怀孕，并且做了避孕措施，也不应该故意终止一个健康胎儿的生命。这个巧妙构建的思想实验所做的，是揭示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深层理念。

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也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用来研究正义的本质和组织社会的最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