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自由的苦痛 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阿尔贝·加缪
如果你能够回到1945年，来到巴黎一家名叫“两个智者”（Les Deux Magots）的咖啡馆，会在那里看见一个眼睛鼓出的小个子男人，抽着烟斗，在笔记本上写东西。这个人就是让—保罗·萨特（1905—1980），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和传记作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旅馆里，写作几乎都是在咖啡馆里完成的。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会受人追崇的人物，但是几年之后，就变成众人追捧的中心了。
在萨特身边常常会看到一个美丽且极有智慧的女人，她就是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他们在大学时就相互认识，是长期的伴侣，尽管从未结婚或同居。他们各自也有其他的情人，但两人的关系是长久的。他们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必要的”，而所有其他的关系都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不必要的”）。跟萨特一样，波伏瓦也是一位哲学家和小说家，她的书《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是重要的早期女权主义著作。
巴黎在二战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纳粹统治之下。法国人生活艰难，一些人加入了抵抗组织对抗德国，另一些人则通敌，为自救而出卖朋友。食物供不应求，街上不时有枪战，有些人忽然就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巴黎的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大多数都在那里遇难。
盟军打败德国之后，生活重新开始。战争的结束，一方面让人们松了一口气，同时也让人感到必须向前看，思考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经历了战争期间各种可怕的事情之后，各个阶层的人都在问自己一些过去只有哲学家才会问的问题，比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上帝存在吗？”“我必须总是按照别人的期望行事吗？”
此时的萨特，已经写了一本冗长艰涩的书：《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这本书在二战期间出版，主题是自由：人类是自由的。在被占领的法国，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因为当时大多数法国人都觉得被禁锢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而有些人则是真正遭到了囚禁。萨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和铅笔刀这样的东西不一样，并不是被设计来做任何特定事情的。他不相信存在一个能够设计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不接受是上帝为我们的人生设定了目标。铅笔刀是设计用来削东西的，这就是它的本质（essence），正是因为要用来削东西，铅笔刀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人类是被设计来做什么的呢？萨特认为，人类不存在本质，我们不是出于某种目的才来到人世的。作为人类，我们不需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度过人生。个人可以选择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自由的，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的人生。如果你让别人来决定你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成为别人期望你成为的那种人。
显然，如果你选择做某件事，你不一定能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可能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但是你必须为想去做这件事、尝试去做这件事，以及面对失败的反应而负责。
自由是难以驾驭的，许多人都在躲避自由，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假装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按照萨特的观点，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躲避自由，我们对每天的所作所为，以及对此产生的感受，乃至自己的情感负有完全的责任。如果你现在感到悲伤，那是你的选择。你完全不必悲伤，但是如果你感到悲伤，你就要为此负责。需要为一切负责让人害怕，有些人宁愿不去面对，因为选择是件痛苦的事。萨特认为我们“命定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不管喜欢与否，这种自由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
萨特以一个咖啡馆里的侍者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这个咖啡馆的服务员以一种非常程式化的方式行动，好像是个木偶一样。他的一切行为都说明他完全以侍者来定义自己，好像他没有任何选择。他端盘子的姿态、在桌子之间走动的方式，仿佛是一种专门为侍者而设计的动作程序的一部分，而不是由人控制的。萨特将这样的行为称为“自欺”（bad faith），是在逃避自由。在这种行为中，你欺骗自己，告诉自己你不能真正自由地选择人生。然而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根据萨特的观点，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是自由的。
二战结束后不久，萨特发表了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的演讲，谈到人类的生活充满了痛苦焦虑（anguish）。痛苦焦虑的根源是我们明白自己找不到任何借口逃避，而必须对所做的一切负责。但是，萨特认为痛苦焦虑比承担负责更糟糕，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以此要求其他人也这么做。假如说我决定结婚，那么我会觉得其他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如果我懒惰，那么在我眼里每个人都应该懒惰。也就是说，基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我认为全人类的行为都应该如此。如果谁真心诚意地这么认为，当然会觉得是一种巨大的责任。
萨特通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解释他所说的“选择的痛苦焦虑”（anguish of choice）是什么意思。二战期间，一名学生向他寻求建议，这位年轻人正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留在家里照顾母亲还是离家寻找抵抗组织，为从德国人手中拯救自己的国家而战。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离开母亲，她就没有人照顾，他也可能找不到抵抗组织，而是被德国人抓住，那么他尝试参与崇高事业的努力可能根本就是浪费精力和生命。但是如果他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实质上就是让别人为他而战。他该怎么办？你会怎么做？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萨特的回答让人恼火。他告诉那个学生，他是自由的，他应该自己选择。如果萨特给了这个学生任何实质性的建议，这个学生仍然需要决定是否遵从这个建议。作为人类，我们无法逃避责任的重担。
“存在主义”是其他人对萨特哲学的称呼，来源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首先存在于这个世界，然后必须决定我们将如何生活。当然你的观点也可能正好相反：我们可能就像一把铅笔刀那样，为特定的目的设计而生。萨特认为，我们的存在先于我们的本质，而对于被设计出来的物体，本质先于存在。
在《第二性》一书中，波伏瓦给这种存在主义增加了一个不同的诠释，声称女人并非天生而成，而是被塑造为女人。她的意思是女人一般都会接受男人对女人该是什么样的看法，成为男人所期望的女人，这是一种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命定自由的女人，可以自己决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们没有存在主义所说的本质，大自然并没有让女人成为某种特定的样子。
存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存在的“荒谬性”（absurdity）。生命本来没有任何意义，直到我们做出选择，赋予它意义，但是不久之后死亡降临，消除了我们赋予生命的所有意义。萨特把人类描述为一种无用的激情（useless passion）：我们的存在本身毫无意义，只有每个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意义。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1913—1960）是一位小说家和哲学家，也与存在主义哲学有联系。他用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Sisyphus）来解释人类的荒谬。西西弗斯因欺骗众神而受到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从山脚推滚到山顶，可每当到达山顶时，巨石又顺坡滚下，回到山脚，他不得不从头开始，如此反复无休无止。人类的生活就像西西弗斯的任务，因为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答案可以解释一切，是荒谬的。但加缪认为我们不应该绝望，不应该自杀，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西西弗斯是快乐的。为什么？因为把巨石推滚上山的挣扎让他的人生有了一个值得活下去理由，这总比死亡要好。
存在主义后来风靡一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通宵达旦讨论人类存在的荒谬性，并为小说、戏剧和电影带来了灵感。这是一种人们可以在生活中遵从的哲学，可以用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萨特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变得更为左倾，他曾试图将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与他早期的思想结合起来。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关注的是个人为自己所做的选择，但在后来的作品中，他试图解释我们是如何成为一个大群体的一部分，以及社会和经济因素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幸的是，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艰涩难懂，也许部分原因是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服用安非他命（amphetamine）之后写成的。
萨特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但是如果你去问哲学家谁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许多人会告诉你，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也译为“卡缪”。——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