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终结：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 - 蒋宗强译
(2017) - libgen.li
正常的终结
——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
[美] 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 著
蒋宗强 译
中信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道格、伊莱、克里斯塔、伊夫和埃玛
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它需要在灾难与逆境之间做出抉择。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序言
争鸣：单一主调的危机解读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今年，我们生活在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而世人对此却感觉迟钝。”但2008年9月那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却没有出现凯恩斯所说的后知后觉，因为当众多金融巨头纷纷倒下，被美国政府收购之际，各路作家和分析人士做出了敏捷的反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20世纪30年代初那场大萧条爆发之后，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所以关于那场大萧条的历史论述很少。到1954年，家父用了一个夏天撰写的薄薄的一卷书最终面世，率先对那场危机进行了分析。现在，对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记者和经济学家们已经撰写了众多相关书籍，政治人物也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回忆录，还有大量的官方报告，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料。
最早的一波著作，包括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的《我们相信美联储》（In Fed We Trust）和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都把目光聚焦于银行高层和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后来，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的《骗子》（Confidence Men）和诺姆·沙伊贝尔（Noam Scheiber）的《逃脱艺术家》（The Escape Artists）把关注点放在了奥巴马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出现了很多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包括前任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前特别监察长尼尔·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主要从人和政治角度切入，分析了人们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出的优点和弱点，阐述了危机背后的故事。
这类由个人撰写的政治性的著作通常不会具体地论述那些导致金融灾难的行为方式，而商业记者、一些法学教授和官方调查往往会给出重点论述。对于这些人来说，危机发生的关键在于当时美国的金融实体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的作品有，贝萨尼·麦克莱恩（Bethany MacLean）和约瑟夫·诺塞拉（Joseph Nocera）的《众魔在人间》（All the Devils Are Here）、马特·泰比（Matt Taibbi）的《诈骗乌托邦》（Griftopia）、凯瑟琳·恩格尔（Kathleen Engle）和帕特里夏·麦科伊（Patricia McCoy）的《次贷病毒》（The Subprime Virus）、马克·杰苏里克（Marc Jarsulic）的《金融危机大剖析》（Anatomy of Financial Crisis）。然而，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大空头》（The Big Short）看问题的角度有些不同，描述了一群投机者，他们洞见了美联储和财政部都不曾察觉的市场疯狂，将赌注押在了美国金融机构行将崩溃上。开展官方调查的机构包括菲尔·安吉利德斯（Phil Angelides）领导的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领导的国会督查小组、卡尔·列文（Carl Levin）领导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及尼尔·巴洛夫斯基领导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别检察长办公室。这些调查都有翔实的证据，其中一些描述让人惊骇不已，就像一部恐怖电影一般。然而，它们只是叙述事实，一般没有解释出现这些事实的原因。
举个例子。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对政府和银行过失行为的详细记录，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了所发生的问题，但没有解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对于一份政府文件而言，这份报告已经算是写得很好了，但这种报告又有什么意义呢？哪些理论能解释这些事实呢？即便故事叙述得再明确，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更无法有效地构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经济和金融环境。这些事实对于界定个人或企业的行为是否遵循了职业操守和法律法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即便这些事实被完全披露，而且有关职能机构从中吸取了教训（其实并非如此），这份报告本身也不能指导我们如何去弥补损失以及如何不再重蹈覆辙。
这样一来，我们在论述问题时就必须实现一个跨越，从叙述“发生了什么”的阶段跨越到解释“为什么发生”的阶段。这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阐释者的角色，将事实置于某个理论框架之内，让人充分理解事实，必要时也能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借鉴和动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缺失的话，个人和商业历史将仍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我们无法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经济学家们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任务，谨小慎微地守卫着他们在这类事情上的话语权，唯恐被其他人乘虚而入。他们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论著，对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这类著作包括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的《黑天鹅》（The Black Swan）、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危机经济学》（Crisis Economics）、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的《断层线》（Fault Line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自由落体》（Free Fall）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现在终结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这场危机的原因，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恰恰相反，每位经济学家都提出了有别于其他经济学家的独到观点，这也体现了他们各自在精英云集的经济学家群体中所占的位置。这些不同观点相互竞争，尚无定论，但是饱含激情、政治盟友多和宣传能力强的平台对于宣传一种观点具有重要作用。简洁也至关重要，简单易懂就是力量。推销一条简单的理念要容易得多，但这条理念和其他理念的冲突未必能得到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出版的著作主要根据不同的主题来解读危机。这些主题包括黑天鹅事件、肥尾效应、经济泡沫、大政府、收入差距以及流动性陷阱。有的只是简单的比喻，有的则理论高深。一些是保守主义的观点，一些则较为自由开放。有些观点和主流经济学术圈一致，有些则标新立异。少数观点纯粹是误导性的、政治性的、机会主义的，甚至可能是邪恶的。有些观点也包含一些真实的成分。但这些作品都存在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很少有人对这些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而且似乎也找不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开展这种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简要地分析一下这些主题，增进对它们的了解。
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指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能改变之前的一切。从“黑天鹅”的视角去分析金融危机，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解释，因为这种观点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必解释的。如同黑天鹅一样，危机也是稀有的。未能预测一个稀有事件是不幸的，但它并不标志着科学的失败。虽然有的模型无法预测到某个稀有事件的发生，但这并不一定说明这个模型不好。“黑天鹅”观点让我们注意到，即便对于最好的理论框架而言，其预测能力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一些人确实预测到了2008年将要爆发金融危机，但有些人坚持认为“谁都不可能预测到”，这些人或许可以拿“黑天鹅”观点为自己做辩护。根据“黑天鹅”观点，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或许最好的预测就是“没有危机”，那些做出相反预测的人是杞人忧天，而就像一个停顿的钟表一天也会对上两次一样，这类杞人忧天者忽然之间却变成正确的一方了。
用这个特定的观点解释金融危机的一个问题在于，从全球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特别罕见，似乎算不上“黑天鹅”事件。对于美国和德国普通民众而言，全面的金融危机可能是新鲜的，但对于国际投资者和货币投机者而言，却是司空见惯的，不太稳定的国家的人们也将危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仅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统计，我们就能看到多场金融危机，发生地点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墨西哥、俄罗斯、冰岛、亚洲大部分地区、日本、美国和欧元区。[1]那种认为金融危机是稀有事件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只能反映出两个事实：一个是金融危机一般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于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另一个是金融危机发生于富国的频率低于发生在穷国的频率。
肥尾效应
与“黑天鹅”观点不同的是，肥尾效应承认极端事件并不罕见。在金融资产收益风险分布图中，某些金融事件的发生概率很小，为了便于从数学角度加以统计分析，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这种分布模式建立为正态分布模型，或者说高斯分布模型。这样可以了解极端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位于正态分布模型两个端点的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低。比如，从人类的时间尺度来统计，与平均值偏差“六西格玛”[2]的极端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即便会发生，也是数千年发生一次。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时间围绕着平均值的分布模式很可能不属于高斯分布，危机发生的概率可能比统计学上发生的概率高得多。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也高于我们所想的概率。这类极端事件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将非常大，而且这一概率比通常作为分析基础的正态分布概率大得多，易为管理层忽视，形成著名的肥尾效应。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发生的频率是不可能预测的。从本质上看，肥尾效应理论认为人们无法测量这类事件的频率，你只能知道灾难的确会发生，但无法通过正态分布模型计算出它们发生的频率。
然而，在一个充斥着肥尾效应的世界里，一个不能预测危机的模型不一定是错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普通人总是认为事情会一如既往地朝前发展，这也是一个预测模型最常做出的预测。在这个令人不愉快、备感艰难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准备着应对意外事件，我们知道这类事件肯定会发生，但不能实时预测出它们什么时候会发生，甚至无法预测出事情偏离正常模式的方向，即不知道未来是出现繁荣还是出现萧条。从数学角度来看，肥尾分布模式是很奇怪的、不协调的，同样，在现实世界中，肥尾效应会给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很难预测，常常会导致投机者手足无措，蒙受损失，而那些不得不面对灾难的普通人无异于陷入了地狱。
泡沫论
“泡沫”这个词似乎更具体。泡沫的发生过程近似于一个机械过程。泡沫是一种物理现象。它缓慢膨胀，最后迅速破灭。这是一个重复性的过程。这些特征使得“泡沫”这个术语非常适合描述金融动态。泡沫概念被用来解释危机，并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所以泡沫几乎成了一个理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使用这个术语，似乎它是一个易于理解的经济学理论，似乎你只需要确定泡沫是否正在形成，就能确切地知道灾难是否会接踵而至。其实并非如此，“泡沫”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一个隐喻，只是在金融灾难史上得到了长期使用，人们才非常熟悉它。
泡沫这个隐喻暗示了一种必然性。泡沫永远在膨胀，一旦一个经济体出现了泡沫，就没有出路了。人们可能会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可以刺破泡沫，让其缓慢地平息下去，或者实现“软着陆”，但这些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泡沫毕竟不是飞行器。
此外，从本质上看，泡沫是脆弱不堪、无足轻重的附带现象。泡沫活动在水面之上，其下面是庞大的水体，一个泡沫破灭之后，处于根本地位的水体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一切又恢复了泡沫形成之前的样子。如果我们对泡沫进行严格的分析，就会发现，泡沫破灭之后，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糟，跟没有泡沫时一模一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奉行的“格林斯潘主义”就很有道理了。格林斯潘认为，政府不应该试图预测、识别、预防或抑制泡沫，这是因为中央银行不能准确判断资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即便泡沫破灭，并出现严重危机，事后收拾残局的成本也比较低，相比之下，为了挤出泡沫，事先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提高失业率，减少投资，导致较高的成本。格林斯潘这种观点与泡沫的特征是一致的，至少跟人们采用的泡沫隐喻具有一致性。
最后，这个词语暗示了某种天真的意图，因为生活中的泡沫是好玩的，会让孩子着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经济中的泡沫破灭后也可能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从长远来看，这个意象传达了泡沫无害的观点。泡沫不是炮弹或炸弹，当它们膨胀破灭时，不会夺走人的生命。从本质上看，这个隐喻告诉人们，破灭的泡沫留下的烂摊子并不是非常大。
黑天鹅、肥尾和泡沫这三个主题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在描述经济体系时，都认为这个系统具有一个正常的、非危机的稳定状态，这种常态会被打破，但打破的时间、方式和程度是无法预测的。从本质上讲，危机是无法预防的，只能事后加以解释，而且针对某一次危机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无法有效地预防下一次危机。这三个主题都暗含一定的宿命论，在放任自由的监管和一个糟糕状况时有发生的世界之间实现了一定的平衡与协调。它们也强化了一个更加危险的观念，即危机结束之后，之前被视为正常的情形就会自动恢复。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常态。这种想象力是根深蒂固的，几乎是潜意识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和2010年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12年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内容如下：
如果对美国经济的潜在水平做出悲观的解读，那么，失业率仍比正常水平低2个百分点，就业岗位数量比潜在水平少500万个，国内生产总值比潜在水平低了将近1万亿美元。即使美国经济每个月创造30万个就业岗位，并且增长率达到4%，也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因此，今年就回归到适用于正常水平的政策，仍为时尚早。
请注意，“正常水平”和“潜在水平”这两个词均用了三次。重复使用这两个词标志着萨默斯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秉持共同的信念。美国政府的官方经济预测也体现出了这个信念，众多议员和总统也秉持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经济体系天然地趋向于充分生产和高就业率状态。一次冲击或一场危机可能导致经济体系偏离正常状态，如果冲击很严重，那么偏离的程度也可能很严重。但当冲击过去之后，经济就会开始恢复常态，一旦恢复过程开始，就会趋向于完全恢复，除非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某个新的冲击或政策失误。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两个主题——大政府和收入差距——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两个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会偏离常态，但一些具体的、原则上可量化的因素可能会妨碍经济恢复常态。这些因素就是所谓的结构性障碍。这些障碍，从理论上讲，可能会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永久存在。左派与右派都有人认为结构性障碍具有持久性。我从两派中各选一个代表性观点加以分析。一个代表性观点是大政府主义，另一个就是收入差距理论。在每一种情况下，描述一个阻碍经济恢复常态的因素，都是为了理清有关因素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的先后顺序，进而将原因与结果区别开来。这两种观点认为政府机构不应该怀有自满情绪，而应该不断地寻求公共政策的变革。如果你认同这些理论，如果你想追求一些改变，那就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大政府
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应该为这场大危机负责。第一个证据就是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要求银行满足所在社区的信贷需求，包括中低收入社区和借款人的信贷需求，这就迫使银行放松信贷标准，为日后贷款违约和次贷危机埋下隐患。第二个和第三个证据就是政府支持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家机构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改组成了私有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但它们还是被称为“政府支持企业”，实际上享有“准国有”的各种特权。它们的主要业务是从抵押贷款公司、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并将部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打包出售给投资者。它们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5.3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美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它们的行为无异于公开为贷款者提供了一种担保，一旦蒙受损失，则由政府承担，结果滋生了“道德风险”（对冒险行为提供了不应有的奖励）以及“逆向选择”（没有资质的借贷者反倒被遴选了出来）。格莱金·摩根森（Gretchen Morgenson）和约书亚·罗斯纳（Joshua Rosner）在《鲁莽濒危》（Reckless Endangerment）一书中就表达了对这种观点的支持。彼得·沃里森（Peter Wallison）在《金融危机调查报告》（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中表达了异议，他认为：
……政府为了增加购置房屋者的人数，一直将资金投向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如果没有这样做，那么在这场泡沫中，非传统抵押贷款在出现之后不久贷款人就会开始违约。然而，由于政府资金或政府担保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抵押贷款市场，泡沫越来越严重，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更久，这就延缓了重大违约情况爆发的时间。回顾之前的历次泡沫演变过程，重大违约情况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爆发了，从而结束了泡沫。
关于这一点，有些人说联邦存款保险和“某些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言论为发放个人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担保，使其认为政府会为坏账埋单，从而鼓励了金融机构发放高风险贷款。如果政府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能够容忍最大银行的倒闭，那么市场的力量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机构将不得不考虑市场风险，在发放贷款时就会谨小慎微，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就公开支持这一观点。
人们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也不鄙视它。我们的教科书就讲过这种经济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就会自发地采取高效的做法，带来高效的结果。然而，政府时常会为了实现某个较为宏大的社会目标而干扰企业（有时候私营垄断机构或工会也会干扰企业）。这个理论有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假定了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上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企业通常会为了规避过度风险，将损失降到最低而做出明智的判断。换句话说，企业的判断一般都是明智的。公共政策有可能干扰企业做出明智的判断。在这个观点的背后，暗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政府官僚们像企业领导者那样聪明，他们就会成为企业领导者，而不是成为官僚。
有充分证据表明，政府为了鼓励国内低收入家庭购置房屋而干预了房市。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政府为了干扰房市而设立的。它们最初的使命在于支持优质抵押贷款，但后来逐渐偏离了初衷，开始资助非传统抵押贷款，结果这些贷款的大面积违约给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带来了灾难。如果你觉得需要更多证据，那么我能举出充分而明确的证据，政府为了促进房市发展而出台了不少法规和其他官方文件。基于这个清楚的理论和明显的事实，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们在起草报告时对政府行为提出了猛烈批评，持有这类批评意见的人占据了大多数。沃里森在这方面严谨地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但其长篇大论招来了批评和嘲讽。
收入差距
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会导致金融危机的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一个版本可能来自马克思。他认为，资本家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劳动力沦为无产阶级，且机器生产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最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遭受周期性的“价值实现危机”。简而言之，就是商品太多，而购买者太少。收入差距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说消费不足，进而引发危机，结果将是大规模失业，除非资本家发现了外部市场来消化掉他们的产品。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列宁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都预见到这种迫在眉睫的形势会促使欧洲资产阶级去印度和非洲开创殖民帝国，并迫使日本和中国开放市场。
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初那场大萧条时，很多人经常提到收入差距，比如霍布森（J. A. Hobson）。近年来，家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也时不时地用收入分配方式不合理来解释那场大萧条。要增加社会总需求，就必须给老年群体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设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部分初衷就在于此。当时，一位名叫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的律师写道：“除非足够多的公民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收入，否则国民收入总量必然会惊人地缩小。因此，那些收入较高的美国人的命运与那些收入较低的美国人的命运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后者无法成功，前者也无法成功。”
大萧条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是其中一个原因，低收入者虽然有消费欲望，却无足够的消费能力，导致真实消费需求不足。他们还提出了家庭债务的问题。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爆发之前，家庭债务并非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大多数家庭都是租房，而且大部分购房者在购置房屋时使用的是现金，不存在住房贷款问题。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人们争论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争论的焦点是人们的收入是否足够满足必要的生活需求，而现在争论的焦点则是人们的未来收入是否足够支付非必要的购买行为造成的贷款利息。
制度经济学奠基人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哈佛大学消费理论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都认为收入差距会引发危机。杜森贝里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在他们之后，一些新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的收入差距导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嫉妒，即人们渴望富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很容易想象的，涉及的商品包括跑车、游轮和平板电视等。有些则是以区位因素衡量的，比如居住在空气更清洁、犯罪率更低、学校更好的社区。还有比较重要的涉及个人地位的问题，比如孩子考上了哪所大学。《奢侈热》（Luxury Fever）一书的作者、奢侈品经济学研究者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记录了人们的这些渴望。
拉古拉迈·拉詹在《断层线》一书中也提到了这种观点。根据拉詹的论述，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开始于工薪阶层的工资停滞。工资停滞会妨碍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催生沮丧情绪，之后，当他们看到少数人（比如在总人口中仅占1%的顶尖富豪们）的收入迅速增加时，嫉妒情绪就会越来越严重。由于工资停滞，收入不会增加，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便不得不通过借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情况在“二战”之后首次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为银行愿意为家庭提供贷款，主要形式是住房抵押贷款。这样一来，私人债务和利息就会增加，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收入水平，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人而言，债务负担更重。一旦这类债务无法得到偿还，危机便接踵而至。
持有这类观点的主要是“温和的保守派”（用这个词来形容拉古拉迈·拉詹可能也是合适的）。这种观点与一些左派政治人士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就提出了“结构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工薪阶层的工资中位数和家庭收入应该与富人收入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将有利于抑制收入差距，减少人们的贪婪和嫉妒，人们也不会为了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而借债，金融稳定就能得到维护，危机也不会发生。
如同《社区再投资法》、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说法一样，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有些现象似乎为其提供了佐证。第一个证据就是，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去研究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就会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际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了短暂的增长。第二个证据是，从统计学角度来看，1929年的大萧条爆发之前以及2000年的纳斯达克股灾爆发之前，收入差距都达到了一个峰值。从时间顺序来看，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扩大与金融危机爆发至少存在这种简单的先行后续关系。这种先行后续的关系也存在于其他方面，比如，政府公开宣称要增加购房者人数，一小段时间内甚至将其称为打造“产权社会”，之后，银行便决定向那些收入水平较低、一般不具备贷款资质的人发放住房抵押贷款。
但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这种基于时间关系的解释有说服力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不同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必然意味着工薪阶层的收入不会增加，并导致他们因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而产生沮丧情绪吗？其次，即便工薪阶层的收入增加，他们对收入较高者的嫉妒必然会缓解吗？通过举债来提升消费水平的意愿必然会降低吗？
如果读者稍微认真思考一下，就会慎重起来。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必然意味着工薪阶层的工资不增加吗？答案是：不，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劳动力队伍。在这个队伍中，每一年，每个工种和每个工龄的工资都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劳动力总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唯一的变化就是劳动者随着工龄的增加，工资水平也会相应增加，每一年都会有所提高，以便反映出他们在其工作岗位上的工龄变化，也就是资历的变化，直到他们退休的那一天。每年都会有毕业生作为新劳动力加入这个队伍，拿的工资当然也位于最低档，此外，相应数量的老年劳动力也会退休。在这个队伍中，工资中位数永远不会变化，但每个劳动者的工资每年都会有相应的提升，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将整体性的工资中位数停滞与劳动者工资停滞混为一谈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即便工资中位数不变，工资增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当劳动力队伍变化的时候，也就是当女性、年轻人、少数族裔和移民越来越多地加入劳动力队伍，而年龄较大的白人男性却因为年龄或产业变化而退出劳动力队伍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由于新参加工作的工人、年轻人、移民和弱势群体拿的工资几乎总是低于工资中位数，整体工资中位数就会随之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低于之前工资中位数的人越来越多，整体工资中位数就会被拉下去。然而，当这些人找到工作，开始工作之后，生活状况肯定比之前没有工作时要改善一些，而且每位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每年都会增加，直到他们因为工厂关闭、工作岗位被转移到海外而失去工作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收入的工作岗位，比如普通的、工资低的服务类工作岗位，在整体就业结构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而那些收入高的、有工会保护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所占比例却越来越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人会受到冲击，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随着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的增加，收入都会相应增加，偶尔还能得到晋升。
用上述图景来描述美国劳动力队伍的变化合理吗？当然合理。在过去40年间，白人男性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大部分情况都是老年人退休。制造业工人就业的份额已经下降了至少一半。除了白人男性以外，如果你看一看其他族裔和性别的劳动者的工资中位数，就会发现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所增加，而当时包括白人男性在内的整体工资中位数却是停滞不前的。因此，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去相信工人会比其他时期产生更多的沮丧或嫉妒情绪，进而选择举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对而言，很多人刚参加工作时，生活境遇的确可能不如之前那几代人刚参加工作时那么好，低收入工作岗位在整个就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的确可能越来越大。但从个体情况来看，这有什么关系呢？工资停滞会不会导致工薪阶层产生嫉妒情绪，并在举债情况下提高消费水平，主要是由其生活境遇是否能得到改善决定的，而即便起薪较低的人，工资也会越来越高，生活状况也会越来越好。
有人提出如果工薪阶层的工资增加，而不是停滞不前，那么他们就会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到满意，也不会为了攀比消费而背负过多的债务。实际上真是这样吗？虽然工薪阶层的工资在快速增长，但总是远远低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的巨富阶层的收入。促使工薪阶层举债消费的不是工资增长速度，而是收入差距，而这种差距无论是经济形势大好的时期，还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期，都一直存在，人们对富裕阶层的嫉妒、对更高消费水平的期待以及提前消费的冲动一直存在。为什么“二战”之前不存在背负沉重债务的问题呢？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银行信贷事业的发展。“二战”后，银行开始愿意为个人提供消费信贷，这就自然而然地助长了人们举债消费的行为。
然而，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却忽略了银行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贫富差距的加剧引发危机”这一观点。这个观点没有认识到银行在危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观点认为无论个人为了什么目的，总是能获得贷款。在这个世界上，富人为穷人提供贷款的情况一直存在，有的人钱多，实际上却用不到那么多钱，而有的人钱少，实际上却需要更多的钱，银行只不过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将钱从前者转移到了后者手中。因此，虽然贷款会引发一些问题，但一切责任在于信贷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
拉古拉迈·拉詹就持有这种观点。他为银行家开脱责任之后，重点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人对贷款的需求持续上升，并以特殊的视角分析了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间变得如此严重。他认为：“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没有重视孩子的营养问题，不重视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再加上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导致了美国富人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差距。”他进而指出，在一个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上，越是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低，而越是有优势的劳动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高，这种情况就催生了一种“政治性的反应”，即“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现象，政府采取的是扩大家庭借贷的措施，此举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于是，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就显现了出来，然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层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当作安抚剂。
因此，根据拉詹的论述，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美国人在孩提时代就营养不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公立学校教育也很失败。这些失败主要是政府的失败，这些问题催生了贫富不均，最终促使政府做出了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反应，而这些必然造成“不可避免的账单”。这种看法听起来有些愤世嫉俗，但几乎没有考虑到银行的作用。虽然拉詹声称银行嫌贫爱富，迫于竞争的激烈而扩大贷款，缺乏道德，但银行不必承担责任，只是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
如果实际情况真的像拉詹说的这样，即工资差距的扩大导致了金融危机，那么从逻辑上来讲，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重新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以及调查金融机构失职行为的做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银行只是扮演了被动的角色，而那些中低收入家庭才扮演了主动的角色，他们的工资水平并不足以支撑他们追求更高的消费，而他们却迫不及待地通过借贷提高消费水平。说到这里，道德风向突然发生了偏转，中低收入家庭成为批判对象，而金融机构却无可指责。保守派对金融危机的解读是，认为公共政策误导了银行决策，银行仍然对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而拉詹等人提出的“收入差距引发危机”的观点却为银行开脱了所有罪责，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银行，根本没有提到银行的决策失误。人们不禁会怀疑，与保守派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真的是进步的吗？真的能取代保守派的观点吗？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先暂停对这些单一基调的解读，我们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我建议，我们先看一看父辈们在“二战”后创立的经济学世界。
[1] 此外，金融危机至少有800年的历史，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斯·罗格夫在其合作完成的著作中有详细阐述。
[2] “西格玛”是统计学里的一个单位，表示与平均值的标准偏差，表示每100万次操作中发生多少次失误，西格玛的数值越高，失误率就越低。具体说来，一西格玛＝690 000次失误／百万次操作，六西格玛＝3.4次失误／百万次操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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