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预言家

2009年，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周末版上发表的《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指出，除了淡水派、咸水派经济学家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经济学家。他写道：“当然，除了坚持这两个取向的经济学家外，还存在其他倾向的经济学家，少数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质疑了金融市场可信的观念，并且指出了曾经破坏经济成果的金融危机的漫长历史。但是，他们是逆流而行的，在与一个影响广泛而回想起来却纯属愚蠢的自鸣得意的对抗中，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这两句话透露出来的事实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这两句话在全文中的作用却有些奇怪。纵观这篇长达6 500个单词的文章，除了另外半句话以及三次一带而过地提到了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之外，只有这两句话讲到了成功预测这场危机的经济学家。其实成功做出预测的人还有很多，但克鲁格曼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没有引用他们的著作，也没有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不是因为没有人做出过准确预测，也不是因为这些人近期没有针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和原因发表过作品。这类经济学家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们不是淡水派，不是咸水派，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而是湮没无闻的一派，我们姑且称之为“死水派”（Backwater）。

在经济学领域，死水派经济学家属于被冷落的一派。早在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就倾向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缺陷（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以至于遭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冷落，被排挤到了经济学界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二流期刊或时事通讯上，甚至只能发表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Naked Capitalism）和“赤裸裸的凯恩斯主义”（Naked Keynesianism）等博客上。许多在职业生涯早期质疑过主流经济学家的人都在学术圈受到了排挤，甚至有主流经济学家劝他们退出学术圈。虽然有些人继续留在了学术圈，却被“发配”到了众多影响力较小的州立大学和文理学院。在那里，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授课负担，而且即便他们想方设法发表作品，也会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学术界的这一边缘地带，尝试探讨一下那些做出正确预测的主要学术观点。我不打算全面探讨，只探讨三类观点。第一类比较务实，以统计数据为基础，是围绕着泡沫概念建立起来的，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当危机将要爆发时，某些指标能够帮助我们提前判断到即将发生危机。另外两类更多地使用了理论框架，也就是说，它们试图根据一个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去预测危机。

务实的泡沫探测法

在死水派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传统方法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通过统计方法研判是否出现泡沫，因为他们认为，金融泡沫是灾难即将爆发的征兆。华盛顿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迪恩·贝克（Dean Baker）就是这一方法的主要践行者之一。在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们丝毫没有感知到危机征兆之时，他就明确宣称自己预见到了楼市泡沫。早在2002年，他写道：“如果房价随着整体物价水平而下降，正如之前往往出现的情况那样，那么将蒸发掉2万亿美元的财富，严重加重经济衰退。如果楼市泡沫破灭，还将严重危及房利美、房地美等其他多个金融机构。”这个预测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在危机爆发五年之前就做出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为什么有效？

正如我们在序言中讨论过的那样，泡沫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经济暂时偏离正常的基础状态，其特点是首先逐渐膨胀（偏离常态），接着突然爆裂（回归正常状态）。“泡沫”这个概念不能与基础状态相分离，经过膨胀之后注定回归基础状态。从这个定义上来判断，永久性地偏离之前正常的基础状态则不是泡沫。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一切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泡沫，要避免问题，就要防止泡沫形成。允许泡沫形成就相当于允许随后发生危机。虽然一个孤立的泡沫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一连串的泡沫和泡沫破灭就会导致比较糟糕的结果。如果接受“泡沫”的说法，那么就会认为只要某个经济政策能防止泡沫形成，从而维护实体经济内在的、基础的常态，就是正确的政策，而且与泡沫相对的概念就是经济维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要防止泡沫，就要找到一个泡沫探测方法，在泡沫出现时立即发现。这个方法就是观察某些指标的变化。通常来讲，判断泡沫的指标是选择一个相应的比率，看这个比率是否严重偏离其历史正常水平。一个例子就是股票市场上的股价与收益的比率，即市盈率。20世纪90年代末期，纳斯达克技术股的市盈率就严重偏离了历史正常值，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股价继续上升的可能性显然不大了。因此，要么收益水平大幅提升，要么股价大幅下降，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股票与其他金融资产相比才具有竞争力，才值得投资。但这只是我们根据客观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当时很多决策者和主流经济学家都不这么认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迎来了一个“新范式”，在这种范式下，收益率将会继续升高。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和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在其臭名昭著的《道指36 000点》（Dow 36,000）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个观点。然而，到最后，真实情况却是泡沫破灭，股价下跌。在21世纪前10年里，美国房地产市场上也存在一个类似的比率，即售价租金比。研究这个指标后得出的逻辑是一样的：要么租金必须上涨，要么售价必须下跌，不然市场就不会回归合理状态。这个指标已经严重偏离了之前的正常水平，而且房屋存量非常大。通过这两点，我们就能窥见楼市泡沫的规模。迪恩·贝克估计，从2002年到2005年，美国的房屋建设规模接近于历史最高水平，泡沫创造了8万多亿美元的房地产财富。

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分析某个指标来探测泡沫的方法是可行的，但如同一切特定的方法一样，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每一种情形，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泡沫探测法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这个方法有两个前提：第一，我们要分析的指标在历史上必须是正常的，并且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正常的水平不一定会永久持续下去。事实上，即使某些指标当前的数值偏离了历史水平，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当前水平是不正常的，也许我们的经济果真出现了一个“新范式”，谁知道呢？要判断市盈率或售价租金比是否正常，要兼顾各种相关因素的变化。有些因素的变化会对整个市场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改变相关指标之间的正常比率，比如税法或利率的调整。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要判断一个指标是否处于正常水平，我们需要有一个论证过程，或者说一套理论，来解释我们当前研究的这种趋势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如果无法维持下去，则处于非正常水平。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两组经济学家在危机之前就了解经济体系的不可持续性。他们在分析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以及本章所讲的“务实的泡沫探测派”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他们注重从金融视角去观察经济生活。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本质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常态”。金融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扩张，而在某些条件下则会达到扩张的极限，继而走向紧缩。金融扩张期与经济增长期是同时发生的，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因为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是一回事。金融扩张到极限之后，信贷政策就会趋紧，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从而引发了危机。为了更好地描述这两派经济学家，我们挑选出相应派别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深入分析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为其派别内其他人提供了灵感，塑造了其派别的理论框架。我们选出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和提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金融理论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

韦恩·戈德利与国民收入恒等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工作与我们所称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有一定的联系。这个会计架构是西蒙·库兹涅茨在凯恩斯主义颇为流行的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来的。[1]在这个账户中，总产品就是经济体的支出流，支出流的增加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济增长。支出流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主要部分，包括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在这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特定的理论，这些理论解释了哪些因素决定其增加或减少。

会计关系反映的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事实。更确切地说，它们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特别是，国民收入恒等式简单地认为总支出就是各个要素的总和。这就意味着，无须进一步的证据就能断定公共赤字与私人储蓄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公共赤字每增加一美元，私营部门的储蓄也相应地增加一美元。这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猜测，而是一个基于记账方式的简单事实。政府以税收的形式从私营部门抽走一部分收入，之后，每当政府以支出的形式向私营部门投入一美元，私营部门的账簿上肯定比之前多出一美元。

我们可以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点。国内私营部门的盈余（即国内家庭与私营企业的储蓄减去投资）必须等同于政府预算赤字与净出口顺差的总和。在贸易平衡状况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会导致国内私营部门的储蓄出现相应的增加。基于同样的原因，贸易顺差的增加也会导致国内净储蓄的增加。反之，私营部门净储蓄的增加会导致预算赤字的增加，这是因为储蓄越多，消费越少，收入越低，可以用来征税的经济活动就越少，随之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和公共赤字上升。

韦恩·戈德利与利维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这些会计关系的基础上对美国经济开展了一系列的战略分析。他们的论点集中在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上，认为这种地位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美国的贸易逆差实在太大了。他们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公共预算盈余相当于私营部门债务的积累，也就是私营部门的投资多于储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他们认为，偿还这些债务的最终代价促使私营企业和家庭进入了金融紧缩的状况，从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相应资产的价格崩溃，税收随之减少。到最后，公共预算赤字趋于上升，进口减少，进而导致贸易赤字降低。经过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之后，一切趋于停滞，便出现了2000—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和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

戈德利与贝克采用的方法存在一个类似之处，即如果某个指标（比如股票市场上的市盈率）偏离了之前的正常水平，就会出现一种不可持续的情形。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戈德利的方法完全内置在了核算体系之中，选择的变量都是系统性的，而非随机性的和针对性的。这就会导致人们集中关注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比如私人储蓄率或经常账户收支情况。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这些账户的某些状态在某种政治环境、履约环境或行为环境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也仅仅局限于我们在描述宏观经济环境时需要分析的某些账户。这种观点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们那样认为金融背后存在着实体经济的根基，也不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那样认为经济体系存在一种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预算连续三年实现了盈余。当时，多数评论者高度评价克林顿的经济政策，特别是1993年为了削减赤字而实施的增税政策，但至于盈余究竟是否归功于这些政策，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当时的预算预测报告并没有预测到这些温和的措施会产生政府账户的盈余。

戈德利的方法让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公共盈余是由私人债务驱动的。这种会计学意义上的盈余反映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即信息技术行业的繁荣。当公司纷纷借贷投资于技术时，它们便创造了财富，获得了收入，需要交的税相应地也增加了，从而增加了公共收入，催生了预算盈余。两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持续多长时间？一旦停止，会发生什么？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官方意见认为这种“新范式”可以再持续整整10年，美国也能偿还所有国债。但戈德利的分析却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不大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种税收收入的增加赖以实现的前提是私营部门的借贷与支出日趋活跃，而这会消耗掉私营部门的金融资产。在一定时间内，资本收益可以弥补金融资产的减少，但到了某个特定时刻，资本收益继续增加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因此，道琼斯指数不大可能达到36 000点。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企业和无数家庭走向破产，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终结了之前的预算盈余。

相反，在低迷时期，庞大的公共部门赤字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私营部门净储蓄的增加导致的。只要私营部门急于积累金融资产和修复其资产负债表，支出就会减少，公共赤字就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无法改变私营部门的行为，他们也无计可施了，只有当公共预算赤字扩张到足够大的规模，使得私营部门能够达到他们期待的金融积累目标，也就是去杠杆化目标之后，他们才愿意增加支出，公共赤字状况才能有所改善。

如果说公共盈余因为私营部门的债务而具有不可持续性，那么公共赤字则存在一个不同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者们往往对私营部门的宽容度比较低，他们一般看不到或不明白私营部门的账面上发生了什么，也不愿意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往往认为公共赤字是他们能控制的一个政策工具。如果决策者按照这个观点行事，在私营部门对资金的渴求度较高之际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那么私营部门就会进一步削减开支，这样经济就会走向崩溃。这就是紧缩政策面临的尴尬处境。

外国人持有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储备资产的意愿也会影响美国的公共预算赤字。外国人通过贸易顺差赚取美元，然后购买美国国债和债券，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利息，而仅仅持有美元是没有利息的。他们愿意持有美元资产，则会支撑美元的价值，进而有利于美国增加进口和减少出口，进而导致美国财政部的税收收入减少。只要世界其他国家增持美国国债与债券，无论世界经济是增长还是波动，美国预算赤字都难免会增加。根据戈德利提出的恒等式来看，只要美国政府想消除预算赤字，就相当于想削弱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作为金融储备资产供给者的地位。然而，理解这个道理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或新闻工作者似乎微乎其微，即便有人明白这一点，也不愿意承认，因为这有悖于主流经济学界和决策者们的观点。

明斯基与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海曼·明斯基对金融内在脆弱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与戈德利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这两个分析框架都没有预先假定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稳定性，金融体系有可能稳定，也有可能不稳定，既不会必然地趋向于均衡状态，也不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都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分析者的任务就是利用分析框架去判断某种情况是继续维持一段时间，还是会引发危机。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特征，戈德利与明斯基之间的分析才有价值。

明斯基的核心观点是“稳定性滋生不稳定性”。经过一段平静的、发展的、持续增长的时期之后，金融市场参与者们开始不满足于正常回报率，而寻求更高的回报，不惜承担更大的风险，通过举债经营去下赌注。在一个经济周期开始时，大多数借款者属于“套期保值型”借款者，这类借款者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然而，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时，借款者的赢利能力缩小，逐渐转变成“投机型”借款者和“庞氏型”借款者。“投机型”借款者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阶段，其现金流入小于到期债务本息，而在这段时期后的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第三类是“庞氏型”借款者，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小于到期债务本息，只在最后一期，其收入才足以偿还所有债务本息，因此他们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以致债务累计越来越多，潜伏的危机越来越大。这是庞氏骗局，一旦有人认识到存在的风险，这种骗局必然崩溃。

因此，明斯基指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虽然不存在无限延续的均衡增长之路，但临时的、偶尔的稳定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时金融体系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稳定增长，公共部门的责任就是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限制投机行为，使经济增长阶段尽量延长。公共部门决策失误及其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成功的政策也肯定会受到市场参与者鲁莽行为的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审慎和良好的管理没有意义。明斯基的处方是首先要保持警惕和谨慎的态度，然后处理决策失误引发的后果，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央行的能力变得非常强大，当市场崩溃时有能力采取稳定经济的举措。

如果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与主流经济学家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做个对比，就会发现明斯基的观点存在一个根本特征，即它的一切分析自始至终都是在金融体系之内开展的，从没有超越金融领域，没有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区分开。就业水平、通货膨胀率、投资和技术变革的步伐都受制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金融是理解经济的唯一途径。在经济生活中，一切都会受到金融政策的影响，不存在非金融事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就是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就会波及普通企业和工薪阶层。明斯基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他认为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和戈德利的区别在于他在更大程度上从金融视角去审视经济生活，他没有将金融与经济体系内的其他组成部分区别开来，而是认为金融不稳定就是经济的不稳定。

近年来，彼得·阿尔宾（Peter Albin）、巴克利·罗瑟（Barkley Rosser）和陈平等经济学家日益倾向于运用非线性动态系统来研究经济问题。明斯基不是一位数学理论家，但他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倾向存在非常明显的联系。非线性动态系统模型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简单的方程式，通常只有一个方程式。非线性动态系统的方程式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们考虑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那些线性经济模型忽略的因素。第二，它们将每一阶段的产出作为下一阶段的投入要素，因此，它们模拟了一个经济体系在不同时间段的演变情况。

非线性系统的一个关键属性在于认识到了经济系统的“相变”，即某个控制参数变化时给经济系统造成的质变。这些相变类似于水在特定温度条件下从冰到液体再到蒸汽的变化。在某个控制参数出现时，系统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稳定均衡状态，这就像水在一定温度下实现了冰冻状态。但当控制参数变化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会随之出现相变，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状态，经济体系从一个结果过渡到另一个结果，比如从高产出状态过渡到低产出状态。经济体系出现两个结果之后，这两个结果就会作为两个控制变量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相变，从而催生出四个结果，依次循环，结果会越来越多，最终推动经济体系进入一种所谓“确定性混沌”的状态。在这种混沌状态下，即便下一个结果是由方程式提前决定好的，经济体系的真实变化方向却是很难预测的。即便你知道自己处于哪种状态，即便你了解之前所有的投资经历，也无法预测自己接下来会遭遇什么情况。

相变确定了不同状态之间的界限。跨越一个界限标志着经济系统从一个行为模式转变到了另一个行为模式。这种转变可能是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转变，也可能是从不稳定到崩溃的转变，没有必要到系统以外寻找“冲击”。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会出现不同阶段，稳定的繁荣从来不是一种“新范式”，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状态，可能维持下去，也可能无法维持，这取决于经济体系运行环境的变化。

非线性系统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在于用数学手段模拟历史、进化，甚至是机械系统的行为，虽然有规则可循，不同阶段也存在相应的界限，但无法让我们预测到最终结果。即便我们能很好地理解经济系统的特征，但下一次灾难的性质和爆发时机却无法预知。你只有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能知道。已故的经济学家彼得·阿尔宾在1998年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论述。

用明斯基这种方式去思考经济问题是比较抽象的，似乎没有必要，但这对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政府的职能在于监管市场，监管的意义在于让一个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经济系统运行在安全界限之内，使其维持在稳定的、相对合理的阶段，即维持在“套期保值型”或“投机型”阶段，尽量远离“庞氏骗局”和崩溃阶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好像你分析汽车发动机、飞机发动机和核反应堆的区别时，虽然明明知道它们之间的动力水平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你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界限究竟在哪儿。越接近这个界限，它们的性能就越高，而一旦超越这个界限，则会引发灾难。安全界限的选择需要卓越的判断力。

这样来看，非线性动态系统与各类发动机的情况比较类似。这些发动机一般具有三种状态。一种是关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阶段的状态与当前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种是正常运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阶段的状态与当前的状态具有一定的联系，可能继续正常平稳地运转，也可能加速或减速。如果加大油门，使其达到正常水平的极限状态，发动机就会表现出最佳的性能。然而，一旦超越了正常的界限，发动机就会过热，甚至会坏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修理好之后才能重新启动。当然，试图操作一台接近于极限状态的发动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金融系统更加类似于一个核反应堆，因为一旦控制参数错误，金融体系的运作突破了正常状态的极限，引发的后果将比发动机过热的后果严重得多。

如果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政策指导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即远离危险区，尽可能地留在安全区。但咸水派和淡水派经济学家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经济体系注定会自发地恢复正常状态，无论政府是否立即刹住经济运转的发动机，无论经济系统是否会走向崩溃，其最终都注定能够依靠自发调节功能恢复正常状态。

政府之所以在危机爆发之前无所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了这种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宿命论的误导，以至于盲目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放弃了理应承担的监管职能，放任市场去主导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漫不经心的经济学家喜欢使用“市场纪律”，而不是政府监管去调节储蓄和贷款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政府消除了一系列本来有助于金融体系远离庞氏骗局的因素，尤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他们还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年12月通过了《美国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导致信用违约掉期（CDS）摆脱了政府监管范围。这些经济学家们还反对托宾税（Tobin Tax）。这一税种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在197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的，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以便“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也许最荒唐的情况是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在21世纪伊始公开鼓励金融机构大规模地发放投机性的抵押贷款（浮动利率、有分期付款的选择权）。在这个问题上，那些肩负着维持金融系统安全与健康职责的官员们不仅默许了私营部门过度膨胀的信心，还将整个金融体系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明斯基的分析框架仅仅将“安全界限”的概念应用于个别公司和银行，也许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制定的监管政策。但要理解什么情况算安全的，我们还需要了解风险的本质，需要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个更广泛的了解。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政府认识到建立全面度量国民经济宏观变量的统计系统的重要性。为此，美国商业部委托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开发了一套国民经济账户。这是最早的国民收入账户，也是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的标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