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破裂的基线和失败的预测
2007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闯入公众的视线，银行间借贷市场瞬间萧条。金融危机不断蔓延、恶化，最终，到2008年3月，贝尔斯登濒临破产而被收购。自那时起，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在布什总统的要求下，国会实施了第一轮刺激计划。但这只是序曲。贯穿2008年春天、夏天和早秋，官方的论调始终是问题仍在可控范围内，经济不会大幅度放缓，用不了多久，经济就会回暖。总统大选也在一直围绕着选民利益的话题展开，民主党人就医疗改革的细节、总统候选人就伊拉克问题的辩论也一直僵持不下。而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际集团陷入融资危机，房地美和房利美在2008年9月被接管。
市场陷入了恐慌。货币市场信托基金从投行撤资，而投行扔持有他们的债务。储户也开始转移资金，把钱存入更安全的银行。信托基金必须依靠总统的担保，而总统只好借助财政部的汇率稳定基金施以援手。随着储户纷纷从小银行转向大银行，存款保险的下限也要上调。从全球范围来看，获得美元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对银行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欧洲的银行。它们迫切需要美元来偿还此前在纽约以低利率借入的贷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使得外汇对美元大幅度贬值。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和他的同事正竭尽全力帮助大银行度过危机。此前，这些大银行对资产的评估和定价过高，手中持有靠抵押贷款作为担保的证券，正面临陷入泥潭的困境。
一旦短期的恐慌情绪暂时得以平息，公众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会受到三种息息相关的主要因素影响。第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想要拿到新的贷款几乎不可能，更不用说金融危机前那些唾手可得的贷款。第二，房产价值下跌，即便是原先想要通过房产抵押提供借贷的人也不愿意提供新的贷款。第三，恐慌和担忧依然存在。这导致房地产方面的投入大幅度下降（商业投资也是如此），生产、就业机会也是如此，而私人储蓄的数量却急剧上升，债台高筑的家庭走上了漫长艰难的还债之路。
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少人认为负责提供官方预测的经济学家应该有所触动，并重新审视他们的模型，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崩塌，丝毫看不到一点修正经济模型的迹象。其实，并没有人试图就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建模分析，这也使得调整经济模型的根基匮乏。尽管不少观察员认识到这一危机的类别和严重性并没有体现在现有模型中，但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原有的模型继续承受着危机的余波，继续进行预测，一切照旧，回归到了危机前平衡增长的老样子。
可以考虑一下国会预算局（CBO）对于经济底线的预测。国会预算局是一个无党派的机构，议员们正是依靠这个机构评估经济发展情况和预算规划。在2009年1月初的预测中，国会预算局预测经济将会偏离正常状态，出现GDP鸿沟。此预测有两个惊人之处。首先，国会预算局并不认为经济衰退糟过1981和1982那两年，那时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其次，国会预算局认为从2009年末开始，经济出现强烈复苏，这样即使国会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015年左右经济也能完全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增长趋势。
国会预算局的专家是如何得出这个惊人结论的呢？就此次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期限而言，国会预算局的模型是以“二战”后的经验为基础的，这些经验同样是设计电脑模型的专家们可获得的连续统计数据。但是基于经验设计的电脑模型并不能预测出比当前更糟糕的结果，其后漫长而缓慢的复苏意味着完全复苏不太可能实现。
另外，国会预算局的模型植入了4.8%的自然失业率。该模型的出现意味着当经济状况走下坡路时，会使预测结果变得更加乐观。这就是说，如果消息称失业率为10%而不是8%，该模型会设计出一个更加迅速的反弹，将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12%的失业率会带来甚至更快的复苏。根据之前的经济模型分析，历次经济衰退之后，往往会迎来更加迅速的反弹，也是基于类似的原因。换句话说，不论现状如何，自然失业率将重申预测结果。经济状况越糟，预测结果越好。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内部的经济学家与外部的经济学家如何交流。当政府提出一项科学议题时，比如烟草与癌症的关系、氯氟烃危害臭氧层，将会通过与有关专家签署协议，委托他们进行研究，政府通常会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专家们有权在小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可能存在矛盾，但至少让外界清楚地了解科学观点（这与商业领域必须达成一致观点有所不同）。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化座谈小组不一定要包括煤炭公司指定的专家。
随着经济预测结果的呈现，独立观点已不复存在。大量的经济预测人员都被雇用，尤其是被银行雇用。并且，那些专注于学术的预测人员经常也为私人企业提供咨询以获得额外收入。美国国会预算局以及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为政府做经济预测，但它们并不是独立机构，而是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学术观点的衍生物。一般来讲，商业预测人员会集思广益，然后在大家的看法和团体的观点之间寻求折中方案，作为共识发布出去，帮助大家选择绩优股。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反对的声音日益高涨。比如，以悲观预测而著称的“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在2009年初称，经济情况远比所见到的还要糟糕，长期贷款复苏的预测完全是不现实的。这样的看法立即被视为反常的或古怪的，要么被舆论贬为局外观点，要么就被简单地纳入，和其他观点一起融合成折中的看法。任何一种方式都无足轻重，影响甚微。
同时，那些直接被银行雇用的金融学家，担心其机构被视为乐观者的合唱队。例如，2009年5月1日，在纽约利维研究所经济金融年度会议上，威尔斯资本管理公司（Wells Capital Management）的詹姆斯·鲍尔森（James Paulsen）提出“V”形经济复苏趋势，当他看到一张关于经济刺激方案规模的幻灯片时，情不自禁地大叫“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对一群来自学术界和商业界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这群人中不乏詹姆斯这类经济学家，还包括白宫的资深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他在《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节目中说道，最终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反映的是两党经济学家的看法，从而确保了最终结果是这群经济学家职业观点的折中看法。
如果不存在系统性误差，这种方法是有用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不考虑机构偏见，仅仅依靠经济学家也行不通，因为经济学家们天生谨慎，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根据他们的专业意见取一个折中版，但如果遇到极端的、非同寻常的情况，这样就行不通了。经济学家们的职业谨慎往往会打击其他人呼吁采取有力举措的热情。比如，2008年11月，348名左派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已经当选总统但尚未就职的奥巴马，要求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但规模仅仅要求3 500亿美元。在之后几周内，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摆到桌面上了，但规模比这些经济学家们要求的大得多。在商讨刺激计划规模的过程中，那些左派经济学家们的谨慎观点束缚住了奥巴马政府内部一些人士的手脚，不然他们可能会要求进一步增加刺激方案的规模。
美国国会预算局以及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认真评估了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觉得这些观点似乎是公正的、没有偏差的，其实不是这样，而认为美国的经济形势还符合“二战”后出现的正常状态，也是错误的。很难想象哪一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原则和咨询实践更有利于预见系统性崩溃，只有总统能够推翻经济学家们的错误预测，但实际上奥巴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如果这么做，就可能招来批评，被视为以政治手段干预技术问题，但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悲观分析是不应该影响政策决策过程的。
一些经济预测模型赖以建立的原则就是经济复苏是自发的和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则就是关于潜在总产出率或者说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通常来讲，计算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历史总产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拓展到未来。因此，这就相当于假定生产能力会持续增长，而在现实中，经济增长和生产能力在一定时间内或许达不到预期。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假定是，在管理得当（或者如某些政策建议所说的那样，放任自由，不对经济实行管理和干预）的情况下，根据历史产出趋势预测的长远生产率往往会变成现实。
“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有时也被称作“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它假定经济肯定会重新恢复增长潜能。“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个概念认为失业率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这种供求关系影响工资水平，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如果失业率提高，那么市场压力会降低实际工资（以购买力计）。这会提高工人对于雇主的吸引力，劳动力需求上升，逐渐促使就业率回到正常水平，或者说自然水平，而这又意味着生产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几十年来，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一直是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失业率低于6%或7%，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到了90年代，随着失业率持续上升和通胀持续下降，自然失业率的守卫者们也逐渐降低了对自然失业率的评估。在这场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们对于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评估值普遍较低，一般在5%左右。而对于那些曾经反对高评估值的人而言，这个较低的评估值带来了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结果。之前，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非加速通货膨胀率偏高往往会让决策者感到自豪，而现在，由于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较低，高失业率就被视为异常情况，因此，人们就预料几乎不需要做什么，经济就会快速反弹到自然的增长速度。
2009年初，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的预测就说明了这一点。二人都是奥巴马团队的资深经济学家。伯恩斯坦是进步主义经济学家在这个团队的唯一代表。他们预测，如果不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失业率将在2010年初达到9%左右的峰值。他们认为，如果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失业率将在2009年初达到8%左右的峰值。（请注意，当罗默和伯恩斯坦做出这个预测的时候，关于金融危机严重程度的数据还没有发布，因此，他们只能依靠小布什政府时期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团队给出的基本预测。）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预测，无论是否实施刺激方案，失业率肯定会在2014年回到5%左右的水平。他们还预测，如果实施刺激方案，那么失业率将在2012年回落到6%以下，而如果不实施刺激方案，那么回落到6%以下的日子就会晚6个月。结果表明，他们的预测与事实不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料到这次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受到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束缚，对于未来的预测呈现出了高度公式化的特征。
然而，对于经济刺激计划，或者说财政扩张方案的效果，即便美国官方也被迫承认这些效果只是短期性的。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团队中有人曾经公开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比如，《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是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标志性举措，但即便奥巴马政府自己也认为，该法案只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只能产生短期的效果。至少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该法案的构想与设计只不过对经济起到了一丁点的提振作用，最终的崩溃结局是在所难免的。从现实角度来看，该法案的作用其实要比奥巴马经济顾问团队的说法好得多，但这一事实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经济学家们预测经济增长前景的过程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大方向就是认为经济增长态势会进一步得以维持，而且长期来讲，经济会趋于均衡。官方在预测大约10年后的经济前景时，其预测目标与刺激计划产生的结果往往产生一定的误差，这是因为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利息支出也会增加。经济学家们认为，金融扩张计划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挤压私营资本的形成空间。因为一旦社会总产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就会迫切地希望尽快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带来更大的利息负担，对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也会产生很大的挤压效应。随着私营部门投资规模的缩小，资本总额和最终的社会产出也会随之减少，最终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
就这样，奥巴马顾问团队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时，所依据的经济预测就是：如果没有刺激计划，失业率最高为9%左右；无论有没有刺激计划，以2009年夏季开始，经济也会快速复苏。事实上，这种预测限制了奥巴马团队的手脚，在讨论新增公共开支的规模时往往有所顾忌。比如，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提出一个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时，劳伦斯·萨默斯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天文数字。其实，后来萨默斯也坦诚地说过他之所以不赞成罗默提议的数字，是出于政治顾虑，即鉴于总统与国会的经济学家们做出的预测，这么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会削弱他们的公信力。最后，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刺激方案规模应该接近总统奥巴马寻求的8 000亿美元。
为了让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尽快显现出来，《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倾向于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快速推进的项目，比如翻新学校和修复道路，而那些需要重新规划、设计而且执行期长的项目，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和高速铁路建设项目，都被置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在能源和环境方面上的一些长期投资项目还是被悄悄地塞进了刺激计划。《时代》杂志记者迈克尔·格伦沃尔德（Michael Grunwald）在其2012年出版的关于这次刺激计划的畅销书——《新新政》（New New Deal）中提到了这一点。刺激方案格外注重项目的乘数效应，即如何用较少的美元做更多的事。之前，奥巴马政府出于政治考虑而实行了减税政策，但减税政策的乘数效应比较低，尤其是因为美国民众偿还房屋抵押贷款的压力较大，即便减税，对这种压力的缓解作用也不明显，反而不如政府直接增加支出的乘数效应显著。刺激方案还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防止这些政府解雇教师、警察、消防员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服务人员。这些政府支出起到了稳定作用，但并没有为经济体本身注入很多新的活力。
对于速度的追求还对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另外一种影响。起草新的法律依据是很费时间的，在紧急情况下，明智的做法就是让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戴维·奥贝（David Obey）从固有的法律文件中寻找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尤其是民主党支持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他就能迅速提出一个符合渐进原则、得到各派政治力量认可的方案。但通过这种方式采取的行动往往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或灾难。除此之外，寻求政治共识可能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总统或许在刚刚就职时就想着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获得两党支持，以多数票赞成的方式得到国会批准。当然，这样一来，他就遭到了共和党人的蔑视。尽管奥巴马考虑到共和党人的要求，将减税纳入经济刺激方案，尽管奥巴马之前一再呼吁两党应摒弃党派之争，但最后众议院内的共和党人对该经济刺激方案还是无一例外地投了反对票。
要避免这个逻辑的困扰，唯一的方法就是摆脱预测者，摆脱他们的预测。总统可以宣布形势非常严峻，不确定性太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不能受到预算限制，必要时也可以突破所有预算规则和其他一切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制订的刺激方案肯定会迅速产生极大的效果，如果实际情况表明刺激强度超出了真实经济情况所需的程度，那就可以适时地削减刺激方案的规模，但在2009年初，出现这种情况的风险很低。（这种刺激方案至少有三个先例，分别是罗斯福新政、1940—1941年的战争动员和里根政府1981年减税。以减税为例，由于经济学家们对1980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做出的评估过于消极，里根政府便大幅削减个人和公司的税负。随着经济在需求刺激下逐渐恢复了增长态势，里根政府又降低了减税力度，并先后于1982年和1984年增税。）
当然，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2009年初，经济并没有回到增长轨道，2010年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2011年和2012年仍然如此。经济衰退走入低谷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没有超过2.5%，就业人口比例没有改善，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停止找工作了。2012年，住宅投资只有2005年的一半规模，总投资规模还不足之前峰值的10%。
真实的经济情况并没有“配合”经济学家们的预测。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经济学家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预测模型吗？人们可能再一次失望了。预测者们只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反应，在新的起点上，继续采用原有的预测模型。2009年，经济学家们预测，5年之后经济就会全面复苏，但现在这种美好愿景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往后推迟了，听起来就像海市蜃楼一般。2009年，经济学家们预测的全面复苏时间为2014年；到2010年，这个时间又推迟为2015年。每一年，经济学家们都告诉我们，世界将在5年以后“恢复正常状态”，即充分就业、高产出、高投资的状态。
显然，如果经济学家们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预测，肯定不会令人满意。但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要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经济学家们就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该模型能够为人们描绘未来的图景，但不一定以历史为镜子。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就要对经济结构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需要明白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即便这种新的认知与历史统计数据记录不一致，也要有勇气将自己的新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最难的部分。但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之前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是毫无根据的，经济自发恢复均衡状态的观点也是空洞的，过去的增长道路并不是最好的预测依据。但据我所知，目前还不存在这样一个模型，现有的预测依据都是历史统计数据，因此，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暂时无法摆脱这种预测的困扰。
因此，在紧急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做出的预测不仅是无用的，反而会适得其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大幸事是没有历史的牵绊，在他掌权的时代，还不存在所谓的国民收入账户和经济预测模型。他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摸索，没有任何指导，但他有一种紧迫感，一批值得信赖的专家会通过认真观察经济状况提出合理的建议，他们会密切跟踪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及时提出调整建议。因此，他能够尝试一切可能性，实行了一些看似合理的以及看似令人难以置信的措施，最后的结果也受到了广泛好评。如果罗斯福当年“有幸”得到了今天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指导（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反凯恩斯学派），恐怕他的新政根本无法出炉。
在2008年和2009年初，虽然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对决策者的影响非常大，但政府的政策却畏首畏尾，二者之间似乎呈现出反比例关系。其实，这是不足为奇的。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在危机刚刚开始之际，恐慌无处不在，政策建议层出不穷。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其实并不重要。美联储把利率降到了零，为银行提供了无限的流动性，本质上为世界金融领域提供了无限制获取美元的机会。这些措施都没有受到限制，但报送给国会的、被称为“现金买垃圾”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规模却受到了限制。
一位参议员后来告诉我说，时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想获批更大金额，但5 000亿美元嫌少，1万亿美元听起来实在恐怖，于是折中到7 000亿美元，希望能通过国会审批，这是出于政治考虑的结果。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只能起到粉饰门面的作用。一个备受质疑的方面就是如何对金融机构“问题资产”进行定价。最初设计的问题资产收购计划是以“反向拍卖”方式进行的，即政府对某个级别的债券规定一个价格，然后让持有相应级别证券的金融公司告知财政部它们将资产出售给美国政府时可接受的最低价格，那么出价最低的商业银行可以把不良资产卖给政府。当财政部将长达三页的建议书送达国会时，显然吃了一顿闭门羹，因为这种方式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可能在时间本已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迅速发挥作用，而且由于卖家掌握的信息永远比买家多，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政府很难得知这些证券的真实情况，买卖过程中容易受到金融公司的操纵。
很快，以模仿、支持市场行为模式为基础的方案就被准国有化的方案取代了。财政部后来考虑用其他手段实施这一计划，其中可能包括财政部直接从公司收购证券，或是通过一套系统来收购这些证券，财政部或其资产经理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参照私营市场参与者收购资产的价格来确定自己的资产收购价。此外，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保险额度由之前的10万美元提高到了25万美元，保险范围扩大到了所有账户，甚至包括偶尔超出最高额度的企业工资结算专用账户。财政部还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为大银行注资，为它们提供急需的资金。此外，美联储决定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濒临破产边缘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以面值清算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违约掉期业务。这一紧急援助措施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美国国际集团，也挽救了那些背负着以该公司债券为保险对象的信贷违约掉期产品的投资者，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德意志银行等。与此同时，美联储接管了商业票据市场，确保了那些依赖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大公司能够获得足够的流动资金。此外，美联储还设立了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公私合营投资计划（PPIP）等救助机制，使企业能够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获取大规模的救助资金。根据公私合营投资计划，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筹集一部分资金，政府为其提供相等金额的资金，共同收购银行持有的不良抵押贷款证券及其他问题资产。这样一来，美联储和其他政府机构将以债权和股权的形式，与私营机构共同投资银行历史遗留贷款和资产。为了帮助上百万面临止赎问题的借款人，财政部启动了“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HAMP）。根据这一计划，银行自愿为借款人降低利率，而由政府向这些银行提供补贴，从而降低了月度偿还金额，帮助了那些陷入困境或面临违约的抵押贷款人。盖特纳将这个计划称作“飞机跑道上的泡沫” [1]，意为一项临时策略，该计划有助于金融系统平安度过困难时期。此外，鉴于次贷危机以来，西方各国陷入流动性短缺，许多国家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逐步加大，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建立了“临时美元流动互换机制”，加大了双边货币互换的力度，以相互提供流动性支援度过危机，后来，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逐渐转换成了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根据该协议，美联储在事实上成为欧、日、英、加、瑞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正是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机制，为全球金融体系直接提供了高达接近6 000亿美元的流动性，货币互换推高了美元兑换瑞士法郎、欧元、英镑、加元和日元的汇率，避免了美元短缺加剧全球危机。
接下来的政策就是恢复市场信心，至少恢复对大银行前景的信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2009年初，时任财长盖特纳就启动了针对银行业的压力测试项目。该项目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看看哪些银行需要更多的注资，需要政府持有更多的股权，以便安然度过更糟的经济与金融形势。他们的测试是否精准，是值得存疑的，因为他们没有要求银行按照市场价格标注其失败的抵押贷款组合，而且与常规做法相反的是，在发布测试结果之前，财政部与银行商议过。但掺水的银行压力测试却起到了一个更大的作用：它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政府不打算控制银行，也不会任由它们倒闭。银行股很快恢复了上涨势头，十分引人注目。
2008年的金融救助挽救了一大批银行，它们的业务和薪酬很快就摆脱了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几家主要的大银行安全度过了危机，顶尖的银行家们也没有遭到起诉。到2009年年中，银行盈利情况得到全面恢复，但其他一切都没有恢复，这种局面导致美国政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此外，美联储操作的那些项目很不透明，就像埃及法老那样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最后，国会下令对这些项目开展审计。彭博社又先后披露了这些项目的一些丑闻，一些令人尴尬的细节被公布出来，比如，至少有两位顶尖银行家的妻子参与了美联储的“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项目”。因此，在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过程中，选民们用自己的选票惩罚了实施金融救助计划的人。惊恐万分的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启动金融监管改革，实施了多项限制举措，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金融救助政策卷土重来。
然而，银行体系幸存了下来，大银行得到的救助尤其多。它们的市场份额增加，利润飙升，股价恢复。它们可以通过外国借贷，在资产价格上从事投机操作，把自由储备金利息收入囊中，从而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它们的业务操作面临的限制非常小，即便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限制力也很薄弱，而且生效非常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从银行系统购买资产，包括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虽然这个计划被吹捧为支持经济之举，但其第一个作用显然是帮助银行清理账面，把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住房抵押贷款深埋在美联储的金库里面，最终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得到清偿。至于这些慷慨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奥巴马总统强调了很多次。储蓄银行的目的是“使信贷重新流动”。财政部长盖特纳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通过这些积极的政策，美国政府希望让美国大银行主导世界金融业，同时让私营银行在美国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有银行是一回事，让它们发放贷款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银行并不想用贷款去支持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也不想去支持新住宅建设。在发放新的贷款时，是给企业还是给家庭呢？为了什么放贷呢？鉴于美国三分之一的住房抵押贷款都已经出现了违约，新贷款用什么做抵押呢？预期利润怎么样呢？银行救助五年之后，银行贷款业务还没有回到正轨上来，其实它们也不愿意回到正轨。
正如总统所表述的那样，在银行业政策中，一个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隐喻是“管道”，人们经常借助“管道”来描述银行业的政策，认为银行业趋于停滞，是因为其管道被堵塞了，障碍物就是有毒资产，把这个障碍物清除掉，管道就会恢复正常，也就是说，信贷条件将恢复正常，信贷将再次流动起来。但这个隐喻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信用不是“水流”，不是说清除管道的障碍之后水就能自然往下流动。信用是一份合同，它需要有借款人和贷款人，需要有银行和客户。借款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有信誉，这意味着收入稳定，而且往往还意味着必须有房产，包括用抵押贷款方式购置的房产。因此，资产价格的意义就非常重要。由于住房市场长期供应过剩，导致房价下跌，抵押品消失，即便借款人愿意申请贷款，也无法获批。另一个要求是有借款意愿。在商业热情的驱动下，借款人愿意借款去从事商业活动。在经济衰退期，这样的乐观是稀缺的。即使人们拥有可以拿出来作为担保品的财产，他们也更喜欢现金带来的安全感。正是因为他们想要现金，所以他们不会耗尽储蓄去买一辆新车。
由于前来敲门的借款人很少，对于银行而言，安全之策就是静静地坐着，长期积累资本。它们可以以低廉的成本从央行借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和较长的期限向政府放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从美联储获取融资的成本，另一个是财政部为较长期债券支付的利息。只要这两个机构能够维持这两个方面的顺差，即让这二者之间呈现出正收益曲线的关系，那么银行业就能轻松维持盈利状态。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资金充裕的大银行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一些监管机构就知道一些区域性的银行和规模较小的银行从事这种套利行为。对于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的银行家和监管机构而言，这种操作是较为理想的办法。但总体来讲，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新的贷款，银行仅仅扮演着资金中转站的作用。
经过一定的时间，大多数独立观察员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限制的、不受经济预测制约的金融救助政策，仅仅拯救了银行和银行家。这些政策并非不会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有利影响，而且对个别部门的有利影响也不容小觑，但这并不是金融救助政策的主要目的。
总体来讲，《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头两年内，每年用于增加支出和减税的总金额相当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期促进社会产出的恢复，并在连续三年的时间内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从数学角度来看，如果财政乘数[2]接近于2，那么让社会产出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比较划算。但在当前环境中，鉴于支出类型和减税力度，财政乘数并非接近于2。
考虑到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于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制约，我们不禁陷入了这样一个谜团：金融灾难之后，为什么美国经济下跌那么少？就业率和市场收益率仅下降了约10%，然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从2007年到2009年下降了3.5%，而个人消费支出仅下降了2.5%。为什么下降幅度这么小？有些人想将此归功于美联储采取的不受限制的救助举措，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利率多低，没有贷款就没有刺激，归功于美联储是不合适的。
答案是，联邦政府支出总额（购买商品和服务）上涨幅度超过了6%。在同一时期，卫生安全支出的上涨幅度达到了25%，医疗保险的上涨幅度接近15%，社会保障上涨幅度超过了16%；其他收入保障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失业保险）的支出幅度超过45%。与此同时，税收总收入下降超过8%。总之，尽管《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规模小，联邦预算赤字会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超过美国70年代以来的任何一次衰退时期的赤字规模。而根据国际经验，一般3%即被认为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警戒线。
其中一些变革是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后才出现的。在经济刺激计划运行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延长失业保险（即联邦政府从联邦失业保险基金中为各州支付大约一半的延长失业保险金）以及把工资税降低2个百分点。但这些变革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没有受到经济预测的影响。这些变革反映出了经济形势对联邦政府刺激计划的更高要求，其中有些刺激计划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此外，还有一种幸运的特殊情况，即2008年的油价很高，到2009年开始回落，这样就促使美国居民调整了生活成本，减少了社会保障支出。这些变革还反映出个人收入下降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总体来讲，在这场危机中，个人收入减少了10%，但这些损失额中的四分之三得到了联邦财政的补贴。联邦财政的补贴起到了稳定经济形势的作用，但也导致公共财政账户出现了巨额赤字。
由此可见，真正将美国从2009年那场大危机中解救出来的，不是私营经济的复苏，也不是银行业的复苏。虽然经济刺激计划显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作用也很有限。美国之所以能摆脱危机，应该归功于大政府体制的遗产。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期间，美国就设立了这种大政府体制，以便落实罗斯福新政的内容。大政府体制下的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失业保险、残疾保险、食品券和累进所得税制度。这些项目有助于将社会收入从家庭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简而言之，美国在20世纪建立的大政府表明，当私营部门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公共部门就可以扩大规模，满足这些需求。虽然这次美国政府的行为还算合格，符合人们的期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当前的时代精神却认为任何一项成就都不是完美无瑕的，都有一定的缺陷，因此，政府行为很快就为公共辩论带来了一些变化。
[1] 飞机出现起落架故障或其他原因需要紧急着陆时，机场消防队首先必须在跑道上喷洒泡沫，这是为了减轻飞机机腹着陆擦地时的损坏程度和减少起火危险性，从而使得飞机在不使用起落架的情况下安全着陆。——译者注
[2] 财政乘数是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平衡预算乘数的统称，用于解释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或减少的影响有多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