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达十年的理论争鸣

1970年，“经济增长理论”的花园闯入了更多的“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满将受到长达10年的挑战。这些挑战成功地推翻了人们之前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即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通胀率来管理商业周期和维持高就业率。然而，重新审视增长理论本身的努力并不成功。长达10年的理论争鸣结束之后，人们对经济增长所做的假定更加根深蒂固，对经济增长所抱的期待也更加坚定。不同的是，在6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应该得到控制，而且能够被控制。在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很简单，即政府不能干预经济。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有效地处理70年代那些给人们带来巨大麻烦的经济事件。

第一条“蛇”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石油峰值论”。1955年，美国地质学家金·哈伯特（King Hubbert）综合考虑了石油产量与发现新油田的情况，认为美国国内大油田基本上在20世纪30年代就勘探出来了。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变化趋势呈现出钟形曲线的形状。他预言美国本土48个州的石油产量可能在1970年达到峰值。结果，他的预言不仅正确，连时间上也预测对了，这是一次地球物理学预测的胜利。

然而，石油峰值论几乎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怎么可能会引起关注呢？要知道，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甚至对资源的作用都略而不提。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正忙着关注越南战争的经济后果，石油仅仅被视为一种普通商品。虽然很难找到完全不需要石油的经济活动，但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经济学家们认为石油生产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们继续固执地坚持不切实际的增长模型，认为一切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政府控制和管理的，没有意识到资源的作用，以至于忽视了石油产出可能达到峰值的细节，但这个细节却意味着油价可能会失去控制。

美国国内石油产出达到峰值并不意味着会出现石油短缺，也不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石油会短缺，仅仅意味着按照传统的开采方法，传统油田的可开采量可能会减少一半左右，之后的产油量会下降。但除了这些传统油田之外，美国还可以用非常规手段从其他地方开采和利用更多的石油，比如阿拉斯加、墨西哥湾海域、中东、墨西哥、委内瑞拉、非洲、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以及深海。美国能够从这些地方获得大量石油。

然而，当美国本土传统油田的产量下降时，美国消耗的石油中，来自海外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大。美国国内的机构将再也无法完全掌控油价。从外国进口石油，将不得不按照其他国家制定的价格支付，油价必然高出开采成本，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向其他国家支付更多的费用。此外，美国也会损失“租赁收入”[1]。这会影响到全球石油需求量、就业水平、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之后不久，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油价飙升时，西方工业国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促使石油消费国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增长点转移到了产油国和那些愿意从商业银行大肆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当时，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和美国领导人说在长远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会维持下去。但不久之后，这种预言也被完全抛到了脑后。

第二条“蛇”是经济衰退。1970年爆发的那次经济衰退打破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之前十多年间，从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衰退。它与国内石油峰值没有直接联系，其明显的原因是紧缩政策。随着越南战争支出减少，财政政策的扩张性逐渐弱化，美国联邦预算在1969年进入盈余状态，这是30年里最后一次出现盈余，之后便进入赤字状态。同时，为应对当时的通货膨胀，利率也提高了。美国央行之所以提高利率，还有一个未经明说的理由，即限制进口，以便稳定贸易逆差，阻止黄金外流（这会威胁到美元的价值）。经济产出开始下降，失业率上升。

按照后来的标准看，1970年那次经济衰退并不算严重，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非常痛苦的。某些行业（特别是纺织品）和某些地区（东北）遭到了重创。此外，经济衰退并没有降低通货膨胀，这与菲利普斯曲线是相矛盾的。“新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就是商业周期问题可以得到遏制，实现所谓的“平衡增长”具有现实可能性，商业周期问题导致的经济衰退已经成为历史，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具有负相关性。但此时美国却呈现出高通胀率、高失业率的状态，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进行解释，于是忽然之间就被打上了问号，人们纷纷开始怀疑政府政策的合理性。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怀疑是不可接受的。在选民的心中，“新经济学”已经站稳了脚跟。根据“新经济学”的观点，经济衰退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出现经济问题，那么根源在于政策失误，尼克松总统本人也认同这一点，认为总统必须行使经济管理的权力，而行使权力，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当经济状况不良时，就可归咎于总统的失职，惩罚总统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因此，在尼克松任期内经济形势恶化，可以说是尼克松的责任，当时，人们的确也是这么想的。1970年，由于经济形势无法满足民众的新标准，无法让民众满意，尼克松总统面临连任失败的风险，这是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后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那该怎么做呢？当时显然没有出现战时紧急状态，但尼克松采取了一套之前适用于战时紧急状态的解决方案。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改善收支状况的措施，在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的协助下，实行大幅削减利率的政策。他还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管制，这一举动尤其鲜明地反映了“二战”期间经济政策的持久影响。他还单方面宣布公开放弃金本位，结束了美元对黄金的固定兑换，使美元汇率在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削减对于大豆和其他对价格敏感作物的出口控制措施。通过这些方法，他为机械和其他制成品出口量的大幅提升奠定了基础，并将一批先进武器出售给了世界各地的盟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盟友里面包括伊朗王国。1972年初，尼克松还让国会增加社会保障福利。在竞选活动拉开帷幕之前，这些措施开始对尼克松产生有利的政治影响。

总体来看，这一系列举措在短时间内便奏效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双双复苏，通货膨胀受到了控制，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这有利于帮助尼克松实现狭隘的政治目标，但导致西方国家股价普遍下跌，严重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加剧了国际经济、金融的动荡。尼克松的举动告诉世界，在美国，政治是第一位的，尽管美国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但国内政治更加重要，为了实现国内的政治目标，可以忽视他国的利益诉求。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此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元市场开始形成。对日本来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迫使其必须采取一套新的安全策略，后来对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和巴西腹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石油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便意味着美国以外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调，低于正常情况。这激怒了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

从原则上来讲，石油公司遭遇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油价来解决，但它们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那样的垄断组织去操控世界油价。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赎罪日”这天突然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即“赎罪日战争”，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此为契机，采取了报复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制定了一个新的价格，是之前油价的四倍。在实行过程中，首先实施禁运，然后实行生产配额制，导致了世界性的石油短缺，很多国家纷纷囤积石油，进一步推高了油价。美国人第一次尝到了依赖进口石油的滋味，这个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经济学家们将这一事件称为“石油冲击”。这个词表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只是遭遇了暂时的创伤，而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冲击是一种糟糕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这次石油价格的上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将这次冲击归因于1973年的阿以战争，而不是石油供需对比的变化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因此，他们预测这次只是暂时的冲击，很快就会过去。经济学界在分析石油输出国组织时主要考虑垄断组织运作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并普遍预测遭到操控的油价最后会崩溃。最后，在美国政策的强力冲击下，油价确实崩溃了，经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就业率回升，经济再次恢复增长。

很快，“石油是一种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商品”的概念逐渐弱化。经济赖以运行的资源基础正在发生着一种潜在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并没有很清楚地看到这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如何让经济恢复增长，并维持增长态势，这一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当时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现象，他们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政客们和公众注意到高通胀与高失业率长期并存，即我们所谓的“滞胀”，而且经济增长的趋势受到了诸多新因素的冲击，这些因素包括贸易逆差以及浮动汇率机制下的美元贬值。美国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这是无法逃避的，必须想方设法加以应对。

鉴于这种现实，20世纪70年代那10年间，经济学界出现了激烈的理论争鸣。在之前的60年代，凯恩斯主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着高地，但现在这种主导地位却遭到了不同思想的挑战，其中包括左派的干预思想和右派的放任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讲，当时出现了四个应对思路，而在20世纪70年代，其中三个得到了落实，只不过落实时间较短，而且也不是全面落实。

第一个思路是美国可以让美元贬值，通过收入调整政策来抑制工资增长，提高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扩大出口，通过关税、配额、创新和勤劳来弥补进口增加导致的经济损失。这是18世纪以来著名的重商主义战略。19世纪的德国、美国以及1945年之后的日本都曾经实行过这个战略。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另外一个石油进口大国——中国也实行了这个战略。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即尼克松宣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具有重商主义战略的元素，包括货币贬值和工资控制，但这个政策要长期实行下去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套战略与美国已经达到的生活标准、工人认为正常的工资制度和自由贸易是不协调的，与美国金融部门日益强大的权力和地位也是不协调的，而且金融部门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一些约束性监管措施早已不满。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流行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一书中将这套政策称为“流行的国际主义”，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民主、共和两党参与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无论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出于意识形态考量，都强烈反对这套政策。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于1974年下台之后，这套战略戛然而止。但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然有很多人拥护和坚持这套战略，包括民主党的一些左派人士。即便到了里根时代，一些官员也是这套战略的支持者，其中尤其明显的是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他在20世纪80年代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

第二个思路是将其他产油国同美国捆绑在一起，接受它们的高油价，然后通过军售和私人商业贷款实现美元回流。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时期和福特时期大力推动这一战略，得到了美国石油行业和金融业的支持。实施手段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缔结联盟和伙伴关系，而不是强化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但这套战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1979年，伊朗革命的爆发对其造成了沉重打击，后来，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的不可靠性也给这套战略造成重创。为了对产油国直接实施干预，美国在安哥拉和其他国家发动了秘密战争，但之后这种直接干预的信心趋于弱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之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才得到巩固，干预他国的信心也恢复了。许多精英人士一度认为，美国这种超级大国地位至少能再维持15年。

第三个思路是美国可以通过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减少石油进口量。美国可以削减石油消耗量，用其他能源（尤其是核能）来替代石油，选用其他交通方式，通过税收杠杆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尽量在减少碳氢化合物消耗量的前提下维持良好的生活标准。由于欧洲卷入的军事行动较少，且亚洲的日渐崛起迫使欧洲提高自身发展战略的竞争力，所以，欧洲国家更加倾向于支持这套战略。核能、公共交通、紧凑型城市在欧洲越来越多，但欧洲也不顾美国的反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越来越多。在美国，卡特总统最初也推荐了这套战略，但由于多重政治因素的影响，再加上游说集团的反对力量非常强大，又赶上了1979年的三哩岛核事故，后来这套战略没有得到落实。

但美国毕竟是美国，它还有第四个思路。这就是想方设法在不真正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就得到石油。也就是说，美国制定一套体系，以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美国进口石油时可以先不支付现金，形成以美元计价的债务，通过国内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美元价值，进而直接影响甚至操纵国际油价。也就是说，美国只是用信用卡去购买石油，却一直推迟支付，或者说从来不还信用卡债务。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从各个政治派别的立场来看，都是非常理想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就变成了主导性的解决方案，这是里根时代的秘密。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位美国总统一直着力解决能源、资源、竞争力和美元的问题，但最后都没有解决好。尼克松于1971年打破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又于1973年实行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机制，导致20世纪70年代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美国国内物价攀升，实际工资停滞，通胀引发了长期忧虑。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而于1974年到1975年提高了利率，结果引发了一场深度衰退，福特总统也为此丢掉了总统宝座。事实证明，尼克松打造的联盟体系也是不稳定的。武器出口市场虽然繁荣，但军售收入无法抵消进口石油导致的美元流失。石油美元的回流主要是流向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足以支撑美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卡特总统试图通过能源政策减少石油进口，鼓励研发替代能源，以期降低美国人对石油的依赖性。但卡特的能源政策收效甚微，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贸易逆差、美元贬值和通胀上升的局面。每一个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之后都会面临这些传统的局限性。在任期后期，卡特实行了一套以预算紧缩、提高利率和控制信贷为特征的改革方案，却导致美国于1980年出现了一次看似短暂、政治后果却十分严重的经济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讲，卡特本人也是“新经济学”理论的牺牲品，因为这套理论为政治人物的经济才能设定了很高的标准，要求他们必须实现令人满意的经济表现。

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石油市场震荡催生了错综复杂的经济政策，而“新经济学”理论又未能提出妥善的解释和对策，因此，这套理论注定走到了尽头。在学术界，那种认为“政府可以在不引发严重通胀的情况下降低失业率”的观点变得声名狼藉。显然，在20世纪70年代，鉴于资源成本的极度动荡，经济体面临的通胀风险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们所想的要大得多，而这些凯恩斯主义者们当时却忽略了资源对经济的影响。但如果通胀风险仅仅是由经济体系以外的“冲击”造成的，那么通胀未必会给凯恩斯主义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冲击”本质上具有不可预期性和短暂性。只要将这些“冲击”归咎于阿拉伯国家的酋长们，就能为糟糕的经济政策开脱罪责。

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凯恩斯主义者为了挽救自身声誉，纷纷将通胀归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但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机会，他们希望抓住这个机遇，彻底埋葬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他们需要从国内政策的角度重新解释通胀，将其归咎于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决策者的失误。

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亦称“芝加哥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货币学派宣称无论在任何地方，通胀往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有在央行决策失误的情况下，通胀才会发生，不然永远不会发生通胀，因此，通胀可以归咎于政府。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胀是国家公共政策，尤其是央行货币政策引发的结果，而且央行完全可以控制住通胀。另一方面，货币学派还对失业现象进行了重新解读，宣称失业并非市场失灵导致的，而是市场驱动的现象，劳动力的供需对比会导致失业率达到一个“自然值”，这个“自然值”就是“自然失业率”[2]。当时，经济学家们普遍估计自然失业率在7%左右。央行的货币政策失误容易引发通胀，从而促使失业率趋向于自然失业率。这样一来，芝加哥经济学派就创立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政府只对通胀负责，而不对失业负责。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浪潮已经退去，“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饱受批评的术语。同样，长远来看，“欧佩克”（OPEC）这个缩略词可能也会沦落到如此境地，经济学家们可能某一天再也不会提到了。

奇怪的是，这些对经济管理思想的攻击并没有损害人们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相反，这些攻击为一套研究经济波动的新理论打开了大门，这个新理论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因素，例如内燃机、计算机等技术进步的冲击，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政府无法控制经济体系以外的因素的上升和衰退，但只要储蓄率适当，长期增长态势是毋庸置疑的。凯恩斯学派通过干预措施来推动经济增长或抑制经济周期，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弊大于利。真正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物价是否稳定（这由美联储负责）以及政府是否让市场自由运行。

这个时期，另外一个理论创新成果就是“供给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应该以税收政策为杠杆，刺激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将税负从储蓄环节转移到消费环节。很多公共财政方面的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税收，除了人均直接税（人头税）之外，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在涉及税收政策时，要使税收政策尽量接近于现代版的人头税，以便将税收政策对私人储蓄决策的干扰作用降到最低。这批经济学家们大概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在历史上，真实的人头税的作用是为了阻止美国南部贫穷的黑人参与投票，而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储蓄。今天，“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以及很多类似的反对政府调控的组织都把这套注重税收激励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们支持自由市场，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纯粹是人们储蓄的结果，而税收政策和政府监管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引发资源错配，因此大力反对增税，认为高税收会打击储蓄和投资意愿，减少就业机会，导致经济状况变差。

如同20世纪50年代那些过度简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一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忽视了资源与资源成本的问题。这就导致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系统分析师或运筹研究者之间存在一个深刻的分歧。对于那些在物理学或工程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而言，“系统”的本质是不同的物质、工具和能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研究范围涵盖了所有相关因素，而经济学则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忽视了诸多物质因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而过度注重市场心理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主要参数是“可信度”、“信心”、“期望”和“激励”，这个学科最终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们的“行为”。但那些接受工程学训练的人却不能轻易地忽略众多的力量和物质。

早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冲击”之前，就有一些人对当时那些假定资源免费、规模效益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理论模型不可能正确。1970年，罗马俱乐部召集了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计划专家在位于罗马的林西学会（Lincean Academy）召开会议，探讨资源枯竭以及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这批人的研究成果就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该书是关于人类发展困境的报告，非常有名，影响力很大，但论证简单，存在一些缺陷，容易遭到反驳，招致了很多非议。[3]该书的观点是，如果一种资源的价格是固定的，供应最终会下降，成本会上升，最终将会出现没有资源可用的情况。罗马俱乐部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支持他们这种观点。事实上，他们无异于提出了一个不太令人惊讶的观点，即当一个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的经济体遭遇一个固定障碍时，肯定要发生碰撞而出现滞胀。在计算机上模拟经济增长过程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作，但终归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这个计算机模拟过程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预先提出了诸多假定，为计算机程序预设了诸多条件，从而得出了他们那个可怕的结果。

但经济学家们不理会这些挑战，在经济模型中继续忽视资源的作用，假定资源的供给是不会枯竭的，并且认为那些利用计算机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忘记了新储备、新技术和资源替代的力量。回眸历史，在人类能源消费结构从木材、水力过渡到煤炭，从煤炭过渡到石油，最后从石油过渡到核能和天然气的过程中，发现新资源、发明新技术以及能源替代往往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上充斥着大量关于资源耗尽的预言，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应验。因此，经济学家们断言这类预测永远不会成真。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通过历史归纳得出的结论的确占据着上风，而罗马俱乐部通过计算机模拟过程得出的结论则没有应验。在经济推理方面，像这种历史推理压倒计算机模拟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增长的极限》的论断被推翻了，而且直到今天，如果经济学家希望破除人们对于资源耗尽的恐惧和谣言，仍然可以把这本书的观点拿来作为批判对象。

因此，当卡特总统的能源战略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远去，经济学家们在忽视资源作用的情况下提出经济增长理论将会继续主导30年。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经济能否实现持续、无限的增长，要看政府是否会通过监管措施来发挥阻碍作用。对于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经济理论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自然科学家认识到了获取物质资源的成本将会上升，最终还存在气候变化的威胁，这些会给经济增长施加诸多局限，因此，他们感到惊慌和焦虑。经济学家与那些研究能源、生态、气候及物理系统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一向都不是很容易，目前，只有在少数专门提倡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地方，比如美国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可以就一些复杂的理论进行反复探讨，但除了这些地方之外，这种沟通已经完全中断了。

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资源成本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但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仍然没有恢复这样的交流。“环境经济学家”的确也存在，但他们只是经济学界内部一个很小的群体，并没有控制大量的学术资源（尤其是人事任命权），在经济政策讨论过程中很少发出声音。研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学家并不参与关于金融事务或宏观经济表现的讨论。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在经济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即便那些崇尚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仍然宣传20世纪50年代经济理论的“灵丹妙药”。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只要政府监管部门不采取扭曲的监管政策，技术创新和私人储蓄仍然是通向繁荣未来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仍然觉得“资源成本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关联性”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一方面，资源价格高涨会直接影响经济运行，另一方面，资源价格高涨会诱发市场动荡、金融投机和投资不确定性，从而间接影响经济运行，而且这种间接影响比直接影响还要大。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再次思考我们的经济是否肯定能恢复持续增长状态。20世纪70年代已经过去了30多年，犹如梦幻一般。那10年可能不是外部冲击、管理不善和政策失误诱发的短暂插曲，相反，从某些方面来看，那10年反而预示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经济局面。我们或将无法轻易地摆脱当前这种局面。

[1] 　此处的租赁收入指油田、矿产持有者出售特定时间内的采油权、采矿权而获得的收入。——译者注

[2] 　自然失业率，指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是一个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也是劳动市场处于供求稳定状态的失业率。——译者注

[3] 　这份报告招致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预言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并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引发了世界性的大辩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