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能源与经济：项圈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没有提到资源、资源成本、收益递减以及资源租金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人认为，在交通运输和家庭取暖方面，石油已经取代了煤炭，美国所需的石油主要来自得克萨斯州和周边其他几个州，油价非常低廉。波斯湾地区储藏着巨量的石油资源，即便欧洲和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国际石油供给仍将非常充足。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需求是比较小的，因为苏联在能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而中国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只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小角色。
当时，美国人没有理由预料这种情况不久之后会发生变化，谁提出不一样的看法，谁就会不受欢迎。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有人预测石油供给会出现短缺，但事实证明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因为当已知的油田枯竭之后，总会有新的油田出现。一般来讲，最大的、最容易开采的油气资源储备开始开采之后，技术会不断进步，现有资源储备的开采效率越来越高，而且新的、更好的能源会取代原有的能源。比如，在大量煤炭资源尚未得到利用之时，石油已经取代了煤炭资源在交通运输和家庭取暖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人类历史上新技术与新能源的分布情况，会发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改变着人类的能源利用方式，总体来看，大方向就是能源成本越来越低，人类的生活标准越来越高。“二战”结束后，人们围绕着《增长的极限》开展的争论似乎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份报告只是机械地预测能源会枯竭和短缺，而事实一再证明了这种预测的错误。
在一片乐观情绪的背后，也有一些人认真地思考问题。按照美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美国的能源消耗量是比较多的，这是美国生活水平高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政府对这个事实也是心知肚明的。这种状况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是不公平的，但美国政府却一心想要让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在20世纪50—60年代，为了确保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能够一如既往地优先获取石油、铜、铀、木材，甚至是糖、香蕉、牛肉和咖啡等资源，美国政府在伊朗、伊拉克、刚果、中美洲、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地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后来，美国政府决定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军事干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经济学界很少讨论这件事，很少有人会将这些事件与能源争夺联系到一起。
“二战”后发展起来的那种经济学理论以理所应当的态度看待资源，忽视了资源租金，也忽视了金融机制对资源市场的影响，这既反映了“二战”后人们在自由主义思潮高涨的状态下的自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挑战时的胆怯。马克思当年就谈了很多关于帝国主义的事情，阐述了帝国主义对于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这是其思想深受第三世界欢迎的一个基本原因。在冷战时期，面对社会主义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人士做出的回应就是试图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比如，库尼贝特·拉弗尔（Kunibert Raffer）于1987年在《不平等交换与世界体系的演进》一文中就指出，资本主义是以自由平等的贸易为基础的，而帝国主义是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按照美国对于自身形象的描述，美国非但不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毁灭帝国的国家，当代美国政治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虽然美国曾经发动越南战争，以至于很多越南人并不认同美国对于本国形象的描述，但美国将这类事件视为细节性因素，认为美国政治总体上是反对殖民主义的。
因此，社会和经济评论家如果希望自己能在美国当代政治中发挥影响力，不被边缘化，就必须采取一个非常微妙的路径，认清并区分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界限。自由主义观点试图分享和扩大经济增长的成功，让贫穷国家也分享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主张采取大规模的对外援助项目，帮助他国发展经济。只有那些不受欢迎的边缘人士才会宣称资源有限以及分布不均的言论。如果谁宣称美国这个国家依靠过多地攫取世界资源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那么无异于给美国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挑战了每一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言论的提出者。
在这些问题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戈德利与明斯基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凯恩斯学派之后的经济学家们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经济学领域内部的因素上，包括会计准则、金融不稳定性以及组织结构，但没有大胆地探索经济运行与更为广阔的物质世界的关系，没有探讨资源利用模式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没有认真考虑资源成本的问题，更没有注意到生态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限制。在20世纪50—60年代，探讨这些问题的人都是非常边缘化的，包括科罗拉多大学的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以及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后者在1971年出版了其杰作《熵定律与经济过程》（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乔治斯库–罗根发现，主流经济理论的推理方式不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伟大的定律，认为熵总是在不断地增加，热量总是从温度较高的物体转移到温度较低的物体，时间总是向前移动，而永远不会向后移动。熵是不可逆的。
乔治斯库–罗根坚定地认为经济活动与其他各种有机或机械的活动存在一个相似之处，即都需要集中有用的能源来满足某些特定的需求，然后将残留物作为废物排放出去。效率被定义为利用资源满足需求的程度和浪费资源的程度之间的比率。如果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资源，那么这个过程就可以重复。如果资源无法得到补充，或者排放的残留物污染了环境，那么这个过程就必须结束。固有的资源只能使用一次，一旦利用之后，就成了既定的历史事实，利用过程一旦完成就无法恢复。正如著名的波斯数学家及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在《鲁拜集》中所写的那样：“那动着的手指在写，写过了又写下去。不管你有多么聪明，有怎样虔诚的情绪，都不会唤回他删去半行，所有你的泪水也不会洗掉它的一字一句。”
有机体在将资源转变成它们可以利用的形式之前，需要先形成相应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生物结构、机械结构或社会结构。这些被称作“固定成本”，因为所需的结构必须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就准备好。你必须先制定好一套生产策略，准备好一种技术，然后才能开采和利用资源。在这套生产策略短期内不变的前提下，成本也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时期内，随着生产水平增减而呈现出正比例变化的资源被称为“可变成本”。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下，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会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当生产过程处于停滞状态时，可变成本为零，但固定成本仍然必须支出。
总体来讲，在一个经济体系内，如果资源的总价值超过了开采的总成本，那么这个体系就能运作起来。资源的价值与成本都是以能量单位来衡量的。这是一种“能量盈余”。要获得这些盈余的能量，你必须进行先期投资，不然可变成本就等同于产出了，净收益也就无从谈起。比较大的生物体和比较大的企业在先期投资中就投入了大量资源，它们往往存在时间较长，成为各自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迂回生产方式[1]虽然需要事先投入更多资源，但当资源成本较为低廉时，其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一般来说，一个效率较高的系统需要的固定成本也较多：想要变得更高效，就要增加投资规模。但反过来看却未必正确。固定成本高的系统可能是高效的，也可能是低效的，这取决于这个系统的设计方式和工程技术，取决于一个系统的环境与其采用的技术是否能够完美匹配，取决于系统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在资源丰富、环境稳定的时期，自然选择和经济政策通常会加大固定成本投入，增加投资规模，逐步积累资本。只要资源成本一直保持在低位，那么经济系统运行的效率就有提高的潜力。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一个稳定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下，增加固定成本投入规模才具有合理性，才能在长期内获得收益。因此，资源成本提高和环境不稳定是对经济体的重大威胁，能够毁掉盈余，导致固定成本高的系统失去可持续性。
我们不妨以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在农业技术方面的差异为例，具体地思考一下上面所讲的内容。在贫穷国家，农业劳动通常依靠人力和畜力完成，作物生长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土壤肥力和阳光照射，获取的能量几乎不会多于获取这些能量所付出的成本。由于这个原因，贫穷国家的农民往往非常贫困瘦弱。生产和消费都是在本地进行的，都容易受到干旱和洪水的影响，容易爆发饥荒，因此，土里刨食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贫穷国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农业是非常稳定的，它持续了几个世纪，甚至持续了几千年而几乎没有变化。虽然自然灾害会对农民个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不会威胁到基于农业的生活方式，一旦灾难结束，农民就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耕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固定成本很低，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源就能完成重建。
在富裕国家，农业对庞大的工业体系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为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农用机械、化肥和便捷的运输条件，能够将最终的农产品运输到遥远的消费者手中。此外，在富裕国家，农产品市场（包括期货市场）非常广阔，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良好局面呢？因为除了汲取太阳的能量之外，富裕国家的农业生产活动还得益于其他能源的补充，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些额外的能源为机械运转提供动力，并被转化成肥料，提高了土壤肥力。由此可见，产业分工可以让农民高效地利用额外的能量。至关重要的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获取这些能量的成本一直远远低于它们创造的价值。
但如果能源成本上涨呢？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要么是因为固有的陆地油气资源已经开采殆尽，不得不转向深海或油砂，要么是因为能源开采与配送环节遭到了某些市场力量的干预，人为制造了能源短缺的局面，从而抬高了价格，消费者手中的财富被迫转移到了生产商或中间人的手中。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不依赖外部能量的农民只是受到轻微的影响。但对于那些对工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民而言，因为肥料、运输和农业机械的成本都会上升，则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工业化农场的盈利能力最初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会迅速下降，而那些自给自足的农场最初的盈利能力比较低，反而下降得比较慢。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发展规划、经营规模和适应能力都会影响到其效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述的那样，体形较大的动物在转化能量方面往往是比较高效的。它们寿命较长，生活区域广泛，食物来源多样，但这类动物的数量不是很多，反应不灵活，繁殖缓慢，因此，如果生存环境改变，可获取的能量减少，喂养幼崽的难度加大，将会面临灭绝的风险。另一方面，小动物的数量则非常多，它们寿命较短，适应能力强，喂养幼崽所需能量较少，因此，小动物能够大量繁殖，而且当生存环境变得较为艰苦时，这类小动物幸存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规则也适用于企业。当资源廉价，而且市场环境长期稳定时，大企业往往能够实现蓬勃发展，小企业适应能力强，环境变化之后，它们能及时做出调整，即便破产了，很快就会出现新的小公司取而代之。小企业主很少会变得非常富有，除非企业做得很大。大企业虽然能汇集大量财富，但在市场变化面前不易做出调整，容易出现严重的萧条。
企业越大，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网络、基础设施、人才、管理、研究和固定设备等都属于固定成本，企业为员工交的养老金也属于固定成本。每小时生产活动所需的劳动和材料是可变的。一个企业、项目、行业或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越大，越需要存在长久一些（这样才能收回先期投资），越需要以长远视角谋划未来，预先考虑好如何应对多重因素的变化，包括政治稳定性、资源成本、竞争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只有在乐观、安全和给人信心的时代里，私营企业才会上马大项目，因为只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企业才能预见到这些大项目会带来大回报，才能以低廉的成本获得长期融资。我们可以断定19世纪是乐观时代的一个著名例子。当时，大英帝国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军力，以强势的态度到世界各地掠夺资源。英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营造了长期稳定的环境。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外扩张与投资的部分资金是依靠没有偿还期的债券支撑的，这种债券被称为“永续债券” [2]。在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永续公债这一金融工具之所以能够产生，绝非偶然，它是以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为前提的。
第二个和平时代的例子就是美国在1945年之后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营造了美式和平。战后国际秩序的第一个目标是对之前的帝国开展清理和扶持，尤其是遭到重创、濒于破产的英法两国面临的烂摊子。第二个目标是遏制新帝国的崛起，特别是苏联。第三个目标是挫败革命势力创建独立国家的企图，弱化他们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前两个目标几乎完全成功了，第三个目标在中国、越南、伊朗和古巴之外也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的结果就是确立和巩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金融霸主地位，从而使得美国能够长期维持巨额的国际贸易赤字而不必付出什么重大代价。即使在后冷战时代和危机时代，这种优势也得到了延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除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之外，其他替代性的体系更糟糕。因此，在美国金融霸权下，美国才能够毫无困难地出售30年期的国债，这就表明，尽管这个国家面临着重重困难，人们仍然相信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会继续存在下去。
但当资源变得稀缺和昂贵时，当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时，投资周期就会随之缩短，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就会受到限制，总体盈余或盈利水平就会低于经济环境稳定时的水平。因为利润减少了，那么利润在工人、管理层、企业主和税务机关之间分配的矛盾便有可能变得更为激烈，市场的投资信心也会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上马的大项目就会变少，也许一个项目都没有。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会购买备用的发电机和瓶装水，预期恶化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没有人喜欢这样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只是依赖备用发电机和瓶装水，那么它永远不会达到依赖输电线和输水管实现的生活水平。
为了说明不确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水电站的发展历程。在美国，水电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军事强大，能够确保美国的安全，能够确保大坝不会毁于战争。德国在“二战”爆发之前修建的很多大坝后来都被炸掉了。在拉丁美洲，正是得益于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三国缔造的全面和平局面，在巴拉那河上修建伊泰普水电站才具有了可能性。在埃及，阿斯旺大坝一直承受着巨大的风险，直到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这种风险才趋于弱化。在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大型水电项目遭到美国或苏联攻击的风险仍然是非常大的。在此之前，中国电力的发展严重依赖煤炭，这类火电厂的效率比水电站的效率低得多，但如果它们在战争中遭到破坏，不至于像水电站那样给下游地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这种攻击威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消失之后，中国才开始考虑开发水力资源，建设水电站，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江三峡水电站。
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经济体系的结构，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济绩效[3]。较低的利率使得大规模先期投入具有了经济上的可行性，使企业对未来现金流产生乐观的预测，因此往往能够鼓励企业加大先期投入的规模，即提高固定成本的规模。提高税率往往也会鼓励企业增加固定成本的投入，因为可变成本适用的税率往往比较高，而固定成本适用的税率往往比较低。比如，投资于大型机械装备，一般还会得到税法的大力扶持，因为一旦修建了一栋建筑或一座大坝，或者制造了一台机械，就能长期使用，只有修建或制造过程涉及的经济活动被征了税，且之后不再有税收。相比之下，劳动力则是一项需要长期纳税的资源，劳动者的收入越高，适用的税率就越高。相反，低税收和高利率则会引导人们增加可变成本的投入。富裕国家通常实行高税率和低利率，而贫穷国家则通常实行低税率和高利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要实现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先进行大规模的固定投资。有了先进技术，很多之前并无多少经济价值的资源就能得到高效利用。比如，新出现的水平钻井技术和水力压裂技术使天然气公司能够大规模开发页岩气。但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资源密集程度”往往也比较高，即要利用一项先进技术，你必须先投入大量资源。比如，要利用水力压裂技术，就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技术对资源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资源消耗的速度超过资源更新速度或发现的速度时，资源就会变得稀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环境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较高，那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支撑这些技术，结果导致水、燃料以及能够用于制作生物燃料的原料（比如玉米）等可用于消耗的资源可能会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如果一个国家坚持采用一项超越其资源承受能力的先进技术，那么该国的生活水平会降低得更快。
如果一个公司或经济体的资源不能产生盈余，那么它就会选择动用现有的资源储备，有时会选择从外界借入资源，以此来缓解自身能源紧缺的局面，等待日后生产出了足够的能源之后再加以偿还。这样一来，债务就形成了。在资源稀缺或被挪用的情况下，除非资源供需形势出现好转，否则原来签订的合同就无法得到履行，资源也无法偿还给外界。纵观历史，这是诱发战争的一个常见因素。
在能源稀缺的情况下，最后的应对之策就是吃老本，消耗掉现有的资源。这样一来，虽然当前的生活标准得以维持一段时间，但会减少未来的投资规模，未来的生活水平肯定会下降。活在当下的人肯定也能预见到这种可怕的情景。因此，掌握公权力的人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通过强制手段减少当前阶段消耗的资源，宁愿降低当前的生活标准也要保留用于投资的资源，要么允许当前这一代人透支未来几代人赖以生存的资源，以便维持当前的生活标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当前这代人面对迫在眉睫的需求和欲望而做出的民主决策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后代人长期生存下去的概率。一个非常不幸的结论是，当前这代人可能会选择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导致未来社会的经济趋于崩溃。
社会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全球化背景容易催生出跨国公司。在稳定的环境下，这些公司会上马一批大型技术工程（铺设管道、修建核电站、构建全球航空网络、完善通信网络），这些大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对稳定环境与持续增长的需要尤为强烈。当资源廉价、运营成本低，市场空间就会持续扩大，企业也能够扩张，而一旦资源稀缺，市场就可能趋于萎缩，企业的增长潜力也随之消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垄断组织或政府机构可能会故意控制某些资源的供给数量，从而人为地造成经济衰退的假象，以此排挤竞争对手，控制成本，或者为新投资开拓市场空间。
通常来讲，市场上还存在关税、专利等保护性措施，存在技术壁垒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市场上并没有为了压制竞争对手而频繁设置贸易壁垒。当时，亚洲国家日益崛起，在国际市场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角色。它们还掌握了一大批先进的技术，并且在美国培植了强大的游说力量。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亚洲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最初，美国只是在资源成本方面存在劣势，但后来这种劣势竟然导致了持久的贸易逆差。我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平衡行为》（Balancing Acts）的书，详细讲述了这个转变过程。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工业领域的优势地位逐渐遭到后起之秀的蚕食。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这些发达国家开始走上了一条金融化之路。在一些国家，少数几家大银行的规模占据了本国银行业的半壁江山，在银行业的巅峰时刻，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占据全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10%，创造了全国总利润的40%。这并不令人惊讶。大银行都是固定成本最高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为自己赚钱时效率很高。
与实体经济的产品相比，金融产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且数量很大，但生产成本几乎都是预先支付的。一旦把先期的大规模投资做好，金融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这种投资总是非常划算的。例如，指数套利是利用现货和期货市场之间的差价获取盈利的，本质上是无风险的，利润可能会非常丰厚。但套利机会可能在数秒之内就会消失，指数套利需要快速计算，并快速执行计算结果。速度最快的套利者几乎把所有的利润都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因此，根据真实需要开发特定的计算机系统就显得尤为必要，但这是一项极其昂贵的工作，而且需要延揽大批顶尖人才来操作计算机系统。如果你在这方面成为第一名，得到的回报就是将绝大部分盈利据为己有。摩根士丹利或高盛就是这样的大赢家。
固定成本高的系统往往存在多个问题。从企业层面来讲，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个市场空间里存在多个高效的竞争对手。以美国制造业市场为例，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企业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尽量压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资源成本可能因为技术原因而上升，也可能因为战争和革命而上升，因为战争和革命催生的政治环境会提高资源获取成本，1973年和197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利润率下降时，人们往往会将赌注押在商业环境的持续恶化上，这种做法是正常的，但赌错也是常见的事。
期货市场就利用了人们对未来形势的预期。未来资源主要存在两种可能性，即要么丰富，要么稀缺。当市场普遍预期未来某种资源丰富时，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降低，逐渐接近于效率最高的供应商的可变成本，价格较高的供应商的日子就比较难过。但如果价格持续降低，可能导致市场不稳定。这是卡特尔出现的原因之一。这些卡特尔想方设法支撑价格，使其不至于跌到固定成本以下，从而使得那些成本较高的供应商能够继续运转下去。但卡特尔的作用也可能导致市场不稳定，因为一旦它限制住了某种商品价格的下行空间，就可能产生过度生产、过度供给的局面，从而损害了卡特尔自身的利益。得州铁路委员会以及欧佩克等石油卡特尔就曾经造成过这种局面，致使油价持续下跌，以至于破坏了卡特尔内部的团结。
当一种资源稀缺时，价格动态恰恰相反。价格将趋于上涨，甚至会上升到生产成本最高的生产商的价格水平。最高的情况下会有多高呢？最高价格不是满足市场需求所需的基本成本，而是消费者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也就是消费者在不削减自身需求的情况下能够支付的最高价格，期货市场会推动这种商品的价格迅速向这个极限靠拢。交易商对某个商品或指数基金做多头仓位，在交割日即将到来之际展期交割。由于未来价格会更高，生产商和投机者持有资源是比较划算的，它们可能选择停止采油，减缓油轮速度，补充储油量。监管机构通常会努力挫败这种做法，打击期货市场上的投机头寸。如果缺乏有效的限制，期货市场会为这种投机性质的博弈创造便利条件。
在一个资源稀缺，而且资源金融化的世界中，最终的结果不是无限期的价格上涨。相反，关键的资源价格和经济活动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态势。在投机的压力下，价格会逐渐上涨，从而抑制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会下降，之后消费者需求会增加，再次导致价格上涨。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久之后，这种周期性变动的态势会导致市场产生焦虑情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目前价格处于什么水平，都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焦虑情绪削弱了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很多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后果，比如，企业不愿意再投资建设新的炼油厂，因为尽管价格在短期内可能走高，但考虑到长远的油价变动，谁也无法保证油价会保持高位，从而使得投入巨资修建新的炼油厂可能并不划算。这样一来，资源稀缺的局面一旦形成，可能会长期维持下去，直到某种全新的技术出现，形势才可能有所好转。
资源长期稀缺对企业盈利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资源成本的持续增加会削减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的固定成本普遍较高，如果资源价格持续高涨，就会直接削减企业的盈利。比如，当石油价格上涨时，所有使用石油的企业都将付出更多的成本，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然而，石油公司的盈利却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不过，石油公司的数量毕竟远远少于石油消费者的数量，而且很多石油公司都是海外的，石油公司抢走了石油消费者的盈利之后，这些盈利并不会自动地返还给消费者，如果会返还的话，也是基于特定的商业条款，但这类条款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引发经济衰退，长此以往，企业盈利水平的持续降低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其偿债能力，引发债务危机。
其次，对资源价格周期性变化的预期会引发市场焦虑，从而削减投资性支出的规模，导致市场萎靡不振，以至于减少企业的利润。因此，尽管能源的直接成本在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活动中所占比重并不高，甚至很低，但能源价格一旦上涨，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对所有企业的盈利水平产生巨大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引发了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油价上涨会严重减少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而是因为会削减企业的盈利水平，导致市场对未来盈利前景产生焦虑，从而减少了投资，就业率和经济产出也会受到影响。
关于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项圈效应”，即如同套在小狗脖子上那种能够收紧的项圈一样，资源价格的波动会对经济整体运行状况产生制约作用。这种效应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某种关键资源出现了稀缺情况，在常规价格水平下，该资源的总需求超出了总供给；第二，这种资源的供给会受到囤积居奇和投机行为的操纵。能源对于经济体的项圈效应并不一定中断经济增长的步伐，但一旦能源资源的使用量增加，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迅速升高，而企业的盈利水平则会迅速降低。这种情况会抑制投资，导致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可能会促使监管部门采取其他政策工具加以调控。这时，只有降低经济增速，减少资源使用量，才能缓和这种项圈效应。
1970年之后，能源成本的周期性变化在美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留下了十分浓重的色彩，因此，无论是谁，如果要描述美国经济在这段时间的运行状况，都不可能不着重提到能源的作用。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也是这样。北海油田的发现对英国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该油田的产量已经趋于下降，对英国经济的制约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你可能还会注意到石油对于挪威、天然气对于荷兰以及核能对于法国的作用。当石油价格上涨，而且在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能源时，这些能源就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缓冲作用。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在能源战略方面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给，这也是无须赘言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显然旨在尽可能长久地稳定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供应和成本。因此，尽管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能源对于经济的制约作用，恰恰相反，而是忽略了能源的作用，但实际上，所有的决策者都能认识到能源的作用，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水力压裂技术会缓解油气供应紧张的局面吗？在很多人看来，压裂页岩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很快就会让资源再次变得廉价，能源供应和企业盈利状况很快就会好转，经济也将迎来持续增长的前景。到我写这本书为止，在美国，水力压裂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这种技术获取油气资源的行业欣欣向荣，美国似乎将要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此外，美国天然气价格还不到欧洲天然气价格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技术进步已经解除或即将解除能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项圈效应呢？
从当前来看，要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虽然页岩里蕴含着大量的油气资源，有些人很乐观，但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企业家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去判断哪一方是正确的，显得无所适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现有的油井的耗竭率，即在失去压力之前还能开采多久。耗竭率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水力压裂技术太新了，人们无法准确地得知油井能持续多久。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然而，事实上，在很多人眼里，美国的能源形势之所以好于欧洲的形势，就是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存在页岩气，这表明——至少含蓄地表明——资源成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
气候变化问题现在没有对这种争论产生什么影响。如果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减少碳排放，或许能够避免全球变暖引发的灾难。但就短期来看，无论人们是否会采取这些减排措施，如何减少企业的能源成本仍将是人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只有当大力减排措施改变了企业的预期和规划时，减排才可能占据上风。要把减排工作作为优先事项来考虑，公共政策必须立足长远，考虑到气候变化给企业造成的代价。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气候变化究竟会造成多大的代价，是未来才可能确定的问题，目前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大力减少碳排放对于未来人类的生存具有必要性，但减排给当代人造成的代价却是非常高昂的，当前这些能源消耗量非常大的企业就会变得无利可图，就会遭到削弱。
在生态遭到威胁之际讨论经济问题，可能因小失大。但事实是，企业的决策是在当下做出的，所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都离不开低成本资源的支撑。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必然压缩资源使用者的盈利空间。2008年夏季，由于一波又一波的囤积和投机，每桶石油价格达到了空前的148美元，之后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油价也逐渐回落。这很好地体现了能源对于经济运行的项圈效应。在我写这本书之际，每桶石油已经降到了100美元左右。从长远来看，当资源需求量迅速增加时，资源对于经济运行的项圈效应必然会再次显现。
据我所知，在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将资源成本问题摆到核心地位，或者接近于核心地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继续忽视能源的作用。然而，资源成本的作用已经摆脱了之前那种得不到认可的状态，一些见多识广、讲求实际的人现在开始明白资源成本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从资源成本角度出发去思考经济问题可能是最简单、最清楚的路径，比如，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危机，为什么后来出现了通胀，而通胀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消失了。资源成本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00年之后当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一倍之际（同一时期，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则没有出现大幅增长态势），世界经济又陷入了困境，而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产油国却没有出现什么金融危机。谁都没有提出仅仅资源成本这一个因素就足以解释金融危机，但无可否认的是，资源成本是危机爆发的一个内在因素。现在，能认识到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1] 迂回生产方式指先生产生产资料，再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比如，捕鱼的时候，放弃今天的收获，先来编织渔网，以便今后能捕到更多的鱼。砍柴之前先磨刀，放弃今天砍伐的木材，才能在以后“磨刀不误砍柴工”。——译者注
[2] 永续债券是一种不记载到期日的特殊公债，购买这种政府公债的人，等于同意无限期地每年接受利息的支付，但不收回本金。——译者注
[3] 经济绩效主要是指对经济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的评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