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幻觉

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开始了强势美元时代。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这两个人将恢复美国权力，维护广泛意义上的美国生活方式，奠定美国到20世纪末的经济扩张道路。1981年1月出任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的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二人指责我不遗余力地给他们制造障碍和干扰。如同许多民主党左派人士一样，我也同情工人、工会和制造业的利益，怀疑当时的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自由市场魔咒。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产系统的物质基础，我不懂沃尔克与里根的政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和公共关系的烟幕，沃尔克所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将美国仍然能够控制的一个战略性价格（即世界利率）作为武器，去控制美国无法控制的一种战略性商品（即石油）的价格。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负债状态，主要债主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因此，世界大多数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容易受到利率武器的攻击。两个明显例外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刻意规避了商业银行债务。但在1980年之前，这两个庞大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算不上重要力量。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将会改变。

在高利率的压力下，通过贸易加权汇率来衡量的美元实际价值上升了60%。高利率导致那些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长达20年的萧条，致使它们无力参与对世界资源的争夺。国际经济的不平等迅速加剧。债务国的反应就是商品倾销，而这进一步使得富裕国家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购买物质资源。

高利率、强势美元和资本流入解除了美国进口面临的限制。因此，里根政府实行了减税和增加军事开支的改革方案，无论石油价格和贸易赤字达到什么程度，美国经济都恢复了增长态势。最后，甚至石油垄断组织也无法承受全球经济萧条和两伊战争的压力，导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石油这一最关键的资源再次以低廉的价格流向了北半球的富裕国家。几年后，债务压力、高利率、世界能源价格长期保持低位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加速了当时的能源供应大国——苏联的崩溃。苏联崩溃后，其内部对钢铁、镍、天然气、石油等其他许多资源的需求也出现了暴跌，不得不寻找买家，以至于进一步压低了资源价格。

之后，出现了新的商品供应国，满足了美国对轻工业品的需求。首先是墨西哥。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成为美国轻工业品的主要进口国，但这种状况很快就结束了。墨西哥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启动边境工业化计划，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5年初生效之际，墨西哥已经经历了工业快速增长，工业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轻工业品供应国。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规模、财政独立性、政府能力和国内优先原则，向美国市场提供轻工业品的作用逐渐下降，首要供应国的地位被中国替代。此时，除了大宗商品过剩之外，消费品供应量也十分巨大，而且质量不断提高，价格一直没有攀升。之后，美国也开始将计算机编程、后勤辅助活动、呼叫中心等服务业外包给了讲英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消费品与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低成本使得美国再也没有遭遇通货膨胀的威胁。

这是美国央行的银行家们能够引以为豪的一大功绩。他们打破了美国国内外操纵商品价格的力量，打开了全球化的大门。但如果要承认这个成功，就意味着这些银行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便无事可做了，因为到这个时候，他们似乎已经完成了消除通胀的任务，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通胀，该做的都做完了，人们相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样一来他们就无事可做了。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就是宣称这一成功是暂时的、短暂的，要维持这一成功，就需要持之以恒地保持警惕，以免某个神秘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件再度点燃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纷纷表示赞同这种观点。当时，经济学家们刚刚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到人们的心理预期上。货币学派宣称的警惕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持续了一年又一年。艾伦·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一书中承认通胀的终结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崛起。对于一位央行行长而言，承认这一点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作为美联储主席，他这种说法等于承认其任期内物价长期稳定的功劳并不能归功于他。我不清楚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里根减税、日益增长的军事预算和坚挺的美元恢复了美国的国民消费能力，投资和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种令人苦恼的经济衰退阴影中得到了恢复。世界其他国家由于早已失去了从美国回购黄金的权利，不得不继续持有美元，或者更准确地说，持有美国国库券和债券。中国最终成为最大的持有者。这样一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每年的赤字只是增加了外债。大量进口商品有助于维持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抑制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生产率也恢复了增长。美国劳动者的愤怒越来越少，几乎完全不存在了，美国民众对共和党充满感激，共和党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掌握着总统大权，这令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感到沮丧。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信心也恢复了。20世纪70年代成了一段糟糕的回忆，但会逐渐淡化。

有一点需要注意。当前，美国生活方式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工资和个人收入的增长，而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家庭和企业借贷的增加。每个家庭拥有更多收入的同时，也会背负更多的债务。里根和沃尔克完成了从多边化、结构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向浮动的、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过渡，而且新体系的核心仍然是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这个过渡过程非常成功。美国国库券事实上成为整个世界的一种储备资产。但与此同时，只要美国家庭愿意不断借贷（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且美国就业形势不断好转，那么美国家庭将继续成为世界范围内需求增长的动力之源。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通过金融化实现更好的生活。

1991年，这个新秩序遭遇了一个明显的威胁，但很快威胁就解除了。当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指责科威特偷采伊拉克石油，大举入侵科威特。虽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一举动损害了美国利益，但这冒犯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秩序。老布什总统发动了持续42天的海湾战争（地面战争仅用了100个小时），重新宣示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主导地位，好像越南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这样，老布什完成了从里根时期就开始存在的夙愿。

最终，克林顿继承了一个显然十分理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一个军事大国，美国的金融业雄踞全球之首。这两个条件组合在一起才真正构成了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内繁荣的基础。国际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股市欣欣向荣，新技术投资规模庞大，使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首次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率连续三年降至4%以下，而且通胀形势并没有加剧。在税收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联邦预算意外地出现了盈余。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成为一个类似于民族英雄的人物：一方面，当很多经济学家声称将会出现严重通胀时，他让经济繁荣局面维系了下去；另一方面，他根据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预测不会发生通胀，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鉴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挑战和争议，在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看来，“新经济时代”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神奇的。[1]虽然美国很多地方的工厂大量倒闭，工会解散，很多产业要么转移到海外，要么在外国企业竞争压力下倒闭，很多曾经繁荣的工业腹地陷入深度衰退，有些工业区甚至成为荒芜之地，但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日常生活水平总体上并没有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降低过一段时间，但到90年代末又迈上了新的水平）。美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降到了历史新低，食品和能源超级廉价，人们可以在随处可见的折扣店里以低廉的价格买到服装、鞋子和电子产品。当然，这些廉价商品主要来自亚洲。随着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光纤通信技术蓬勃发展，通信成本大幅降低。在联邦政府支持的信贷计划的作用下，购房者人数不断上升。股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多数美国人过上了非常美好的生活。

随着20世纪以这种高昂、幸福的基调走向尾声，经济学家们在思考什么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只是坦然接受新闻描述的情景。形势看起来很好，因此他们也乐于接受。20世纪70年代的风暴没有留下永久的痕迹。这些经济学家们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传统主义下接受的教育，因此，对于此时的大好形势，他们只能顺应形势地说——好政策、好运气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好结果，不然他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一些人看来，我们甚至创造了一种经济上的“新范式”。“新范式”是艾伦·格林斯潘很喜欢用的一个词，用老式的术语解释，就是说生产率已经恢复了增长（原因总是略超出理解），美国已经满足了踏上“稳定增长道路”的条件。2001年，两位曾在20世纪90年代供职于政府部门的著名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与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联合出版了《令人惊艳的十年》（The Fabulous Decade）一书。这本书里提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围绕着功劳分配问题的争端：里根大力改革，其继任者克林顿坐享改革成果，那么，经济奇迹应该归功于谁呢？这不应该有太多的争论，因为两者似乎都有功劳。

回首20世纪80年代，不难发现那10年间，很多人展现出了英雄般的眼光。沃尔克在里根的支持下纠正了货币体系的方向，恢复了美联储的公信力，消除了通胀。这些明智的政策纠正了20世纪70年代的错误和野心，让尼克松、福特、卡特、阿瑟·伯恩斯和威廉·米勒等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领导者显得相形见绌，承受了猛烈批评，并且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充分就业的原因并不是信贷繁荣或任何引人注目的公共政策干预。只是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经济体的各个方面恢复了平衡。然而，在石油垄断组织造成石油冲击之后，运气不会反复出现。与此同时，在主流的观点中，正是得益于美联储的监管和警惕，通胀预期才不至于再次显现，进而导致长期利率下降。人们再一次假定经济能够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稳定增长。在2005年的一篇回顾艾伦·格林斯潘长期供职于美联储的论文中，前文提到的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和里卡多·赖斯（Ricardo Reis）提出了一个问题：格林斯潘是历史上最优秀的美联储主席，还是最幸运的美联储主席？他们回答道：“都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格林斯潘开始出任美联储主席，同时，世界经济也进入了“大缓和”的传奇时代。经济学家不是第一次将好消息转换为道德寓言。在经济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一直在竭力修正美国的主流经济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摇旗呐喊，实际上也是为他们自己呐喊，并且提出低失业率和高通胀之间的微妙权衡是可以容忍的。在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者，即那个时代激进的保守人士，将1980年后经济稳定增长归功于不干涉主义者负责任的财政姿态以及着力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2003年，来自芝加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几十年。”这一评论出奇地类似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30年前的评论：“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大缓和”一词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本·伯南克。2002年，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4年2月，伯南克在美国东部经济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列举了“大缓和”时代已经来临的证据，并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即“经济结构变化”、“政策改善”和“好运气”。伯南克的言论值得认真审视，因为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那些年的看法。

根据伯南克的定义，经济结构变化可能包括企业库存管理方式的改善，这种改善因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他还提到了其他可能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金融市场日益发达，政府对多个行业放松管制，美国经济重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更加自由等。他认为，这些因素增加了宏观经济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他只是表示这些因素可能属于结构性变化，却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也没有说哪个因素非常重要。有点奇怪的是，他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好运气”。他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如果突出运气的作用，政策的重要性则会降低。因此，伯南克重点论述了剩下的那个因素，即“政策改善”。在开始论述时，他采用了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惯用手法，即开门见山地引用一下其他经济学家对他要讲的内容的普遍赞同。他说：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总产出和通胀率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货币政策表现很差的时期……很少有人会否认货币政策在稳定通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总产出和通胀率的波动性同时下降的事实表明货币政策或有助于缓和产出的波动性。

这段讲话似乎告诉我们，经济学家们怎么说，事情就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解读伯南克在这段话里表达的观点：如果央行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胀，那么经济体在外部冲击面前也更有可能维持更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伯南克表示，随着通胀率的降低，经济的动态性将会改变，可能会变得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此外，他还认为，发生石油价格上涨等“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将会降低，因为这些问题其实是经济体系的内部问题，而非外部问题。因此，他写道：“20世纪70年代，名义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是因为之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并非真正是由外部的政治或经济事件引起的。”

这句话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非常值得关注。这句话接近于历史事实，但伯南克没有进行详细探讨。比如，我们无法准确地得知伯南克所说的“之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越南战争，还是指1972年尼克松连任竞选？或许二者都有可能。人们觉得可能有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能源供给的变化（国内石油峰值）或世界权力对比变化（苏联崩溃、中国崛起）都没有得到探讨。这些因素既有助于缔造过去的辉煌，也有可能造成令人忧虑的未来。前面提到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政府对多个行业与部门放松管制，是自由市场理论首先倡导的政策变革，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伯南克的探讨仅仅局限于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并仔细地区分了经济模型的结果与外部事件。他先是提到了一些有利于达到论述目标的政策主题，比如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为整个讨论设定范围，然后通过逆向归纳方法，根据改善的结果推导出理想的结论，即政策的改善导致了结果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略了其他一些具有替代性的因素。

结果如何呢？又回到了基本的增长理论！只要有好政策，没有冲击，经济持续增长就有可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的就是实现正确的储蓄率。资源、环境、法治、国际金融结构等因素都忽略不计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像经济学家们设想的那样维持长期增长态势应该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困难的。

在这个世界上，危机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除了一些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不可预见的因素或央行在履行货币管理职能时严重失职，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因素会引发一场全面的、持久的危机。此外，央行行长们还承诺他们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不会重蹈覆辙。

根据当前盛行的理论，除了外部冲击之外，经济形势可能出问题的唯一原因是中央银行的政策错误。由于中央银行的职能仅仅是控制货币和信贷的总体流动情况，政策错误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放得太松，要么收得太紧。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和过多的货币流通量会导致通货膨胀。反之，过于紧缩的信贷政策和过少的货币流通量则会导致通货紧缩和物价整体下跌。货币主义理论认为，这些是央行需要保持警惕的危险情况。此外，无论哪一类型的政策错误，都是容易发觉的。它们首先表现在货币量的增加上，紧接着会表现在价格变化上。如果物价基本稳定，事实上就意味着央行的工作是正确的，央行行长不需要劳心费力地去掌握更多的信息，比如产业盈利水平、工作机会的增加与减少、私营部门债务的增加以及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更不会去关心私营银行是否存在失职问题。

伯南克的言论充分地透露出官方的看法，清楚地表明为什么他和其他经济学家没有（至少在他们正式的推理中没有）预料到2007年到2009年发生的事情。根据货币学派经济学家们赞同的理论，这些事情属于外部冲击，其原因超出了理论探讨的范围。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的是，它们不可能是政策缺陷的结果，因为政策已经改变了，错误已不再出现，负责任的政府已经吸取了那10年的教训，现有的经济体系内部不可能存在尚未发现的结构性缺陷。如果经济体系存在这类缺陷，无异于意味着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存在问题。因此，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灾难只能来自经济体系外部。

此外，有些可能给经济体系带来灾难的问题根本没有被纳入经济思维的范围之内。比如，放松管制和监督可能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欺诈、滥用职权和不法行为，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但经济学家们不屑于考虑这些风险，因为这些风险被排除在经济模型之外，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它们。请让我在这里再说一遍，具有这种心态、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的人过去以及现在仍然被赋予了监管金融部门的重任。

因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没有人能提前知道”这句话便回荡在官员云集的华盛顿和银行家云集的纽约。要预知未来，当然存在一点困难，但事实上一些人很久之前就预见了未来事件。迈克尔·刘易斯在《大空头》一书中描述了一群投机者，他们兴致勃勃地拿出数亿美元的赌注，去赌美国金融机构行将崩溃以及灾难即将到来。但这些人不是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们则一口咬定谁也无法预料这场灾难。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自己视为职业认同感的守护神，如果你能提前预料到将要发生危机，或者说确切地知道一定会发生危机，那么他们就认为你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是排不上号的无名之辈，你的观点无论多么有道理，他们都会置若罔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外部冲击是无法被预见的，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它们能够被预见，那么市场体系就会采取行动来预防冲击，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就意味着这些外部危险是无法预料的。人们可能会问，如果经济学家们这么想，那么要他们有什么用？

要按照经济学家们这种方式来分析世界，事实上就需要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对人类经验进行再定义，这种语言的词汇必须局限于能够在经济模式内部进行处理的概念。如果你接受这些局限性，就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如果拒绝摒弃更为宽广的视角，顽固地坚持考虑更加广泛的事实或坚持采用不同的理论，那么你就不会被其他人视为经济学家。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只需要与自己的同行交谈就行了。他们谨小慎微地封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讲述着他们自己才能懂的规则，建立了他们内部的排名和等级，并说服自己和他人相信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价值。

按照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一个群体和一套理论不大可能为金融危机之类的事件做好充分准备。

[1] 　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繁荣、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新景象，被称为“新经济时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