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欧洲会有危机吗？

从一开始，无论在表述上还是框架上，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的经济危机都不相同。在希腊，我们经常听到“希腊危机”。提到希腊时，我们也会听到这个词。这个术语主要指的是希腊的财政状况和政府的行为。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情况类似。因此，危机不只有一个，而是五个，每个危机都有各自的起因。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希腊政府机构浮肿，税务系统充满缺陷，政治系统裙带关系泛滥，文化风气懒惰散漫；爱尔兰放任其房地产投机行为，随后又懊悔地将所有的保证金存在其臃肿的银行里；西班牙的住宅房地产泡沫十分巨大；葡萄牙的工业则缺乏竞争力。以上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这些说法都没错。然而，这不是我们观察问题的唯一框架。例如，如果把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就得到“PIGS”[1]这一缩略语，意为“欧猪四国”，有时候是“PIIGS”，意为“欧猪五国”。这个缩略语是为了描述欧洲地中海周边这几个国家的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到底是什么，却几乎没被提到。但这个缩略语所表达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它表现出了这些国家在危机期间共同承受的苦恼。如果我们记得今天尚未完全消除的美国种族成见，就会发现情况相似。当然，这些说法都不对。例如，希腊的工作时间比德国长。我们也不完全清楚，爱尔兰人怎么样才能成为喜欢太阳、慵懒的南方人中的一员。也许是音乐的问题。

如果这次危机主要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种族）因其自身结构的弱点和政策的错误受到损害，那么危机的解决方法就清晰了。那就是改革。国有机构必须改变；国有政策必须改变；个人习惯必须改变；文化必须改变；支出必须下降，税收必须提升；劳动市场必须变得灵活；工业必须变得有竞争力；政府调控必须停止；公共财产必须出售；人们必须习惯艰苦奋斗。改革的成功会恢复国家的自信心。自信心是信贷市场的礼物，它是市场认可的标志。当自信心降低时，利率就会上涨；当自信心恢复时，利率就会再次下降。[2]逻辑上，这是应对国家或种族危机会取得的成效。

可是，对北欧来说，喜爱阳光的南方人这一鲜明的种族形象并不新奇。希腊的弱点或西班牙房地产业过剩这一事实也广为人知。因此，试图从稳定的国家现状来解释金融危机，注定不会让人满意。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危机会发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情况如此不同的国家，危机会几乎同时发生。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意识到国家是紧密联系的。当然，这些国家都是欧盟成员，它们肯定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们要把分析转向欧洲本身，这时，其他的问题就出现了。特别是：为什么危机发生在欧元区内的国家，而不是像波兰这样属于欧盟但不使用欧元的国家。这相当于问，欧元区怎么了？

那些从泛欧洲角度来研究欧洲危机的人知道答案。在欧元区内，德国拥有优势，造成大量贸易不平衡，这就是问题。这使得欧元区其他国家积累大量债务，又因欧元不灵活，无法很好地调整过来。

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当相对花费固定，并且经济中心相对其他地方竞争优势不断扩大时，就会出现贸易不平衡。在欧洲大陆，从工业时代开始至今，德国一直是经济中心。而位于中心或接近中心所拥有的优势不仅局限于工业，这种优势甚至延伸到农业。在农业上，即使北欧气候条件不好，但它拥有更优越的工业能力，因此还是比南方有优势。所以，比利时只能出口莴苣，荷兰只能出口鲜花（虽然它们还生产其他的产品）。科技和组织方面的不断领先造成在许多贸易分支中，成本大不相同，而位于中心的国家更有优势。

但这不是德国成功的唯一原因。德国的劳动市场经历了大幅度的改革，即我们所知的“哈尔茨改革”。现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的工作收入，按过去的标准来看是十分低的。（实际上，大多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欧盟低收入地区的移民，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人。）这让德国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更有优势。同时，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在地中海周边国家，经济增长使得单位劳动成本也相应上涨。因此，自欧元诞生以来，相对于意大利、希腊或西班牙，德国的优势增加了20%多也不足为奇。因为欧洲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大体处于平衡状态，德国本已庞大的贸易顺差又不断增大，南欧便不可避免地承受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在欧元区的建设中，这种局势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洲的建筑师们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为地中海周边国家提供资金，以促进它们的发展。这些机构包括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欧盟机构基金、欧洲投资银行以及欧洲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委托不同的机构管理。然而，这些基金都无法抵消德国优势所带来的副作用。并且，基金本身带有的条件（政府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又使得它们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在经济危机中，当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时，它们却变得无能为力。

起初，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可能是属于国家的也可能是属于私人的。这取决于借贷者是购买德国潜艇的希腊海军，还是购买德国装备的西班牙建筑公司。但不管是哪种，因利息而产生的债务都会不断增加。只要这些欧洲国家的利率保持低水平，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当碰到麻烦时，债务就无法偿还。银行要提供贷款和承担损失，为了拯救这些银行，政府便迅速贷款来支付这些本是私人性质的债务，这些私人债务就成了国家的包袱。因此，这些地中海周边国家的问题尽管大不相同，最后都变成了国家的经济危机。

这个说法和之前的不同之处在哪儿？首先，最关键的是，它使人们注意到德国的工业和政策如何造成了欧洲的经济危机。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任意借贷、任意购买和任意建造这些不良行为。我们还看到，那些“好”的方面，如优势工业的发展、低水平的收入增长和受限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关键。其次，这个观点使人们看到德国的（和法国的）银行起的作用。这些银行为南欧国家放贷，也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由于银行也面临违约风险，德国的（和法国的）决策者们也意识到，任何应对危机的措施首先要在本国大银行的承受范围内。

如果说欧洲危机是贸易竞争力的危机，那么欧元区实行统一汇率，共同货币不能贬值，债务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提振出口、增加储蓄，以缓解债务压力的事实又导致债务国改革引来了众多非议。债务国改革的目的据说是通过“内部贬值”的方法削减工资和养老金，裁减政府雇员，减少劳动力成本，改善负债情况。这种改革思路认为，德国技术优势会被意大利或西班牙较低的工资成本抵消掉。但如果有多种货币而贬值其中之一，将一举实现同样的目标，也不需要打破工会、劳动合同或劳动法规。债务国改革的策略只是一个低效的和痛苦的选择，无助于恢复信贷市场信心，但可以缓解一个（显然是不幸的）局面，即欧元区已经把自己困死在一个严格的货币政策框架之内了。与此同时，它也承认，如果“改革”政策可以行得通，会奏效，那么德国人将购买更多的西班牙商品，失衡问题将得到缓解，危机将趋于终结。只不过问题在于，没有贬值的可能性，这个过程过于漫长和痛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批评欧洲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开始从竞争力视角去审视欧元区危机。他们认为，有效的、高效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是痛苦的，有可能是快乐的，因为与金融抑制政策相比，金融扩张政策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失衡现象，甚至可能会更轻松。比如，让德国放弃紧缩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转而采取扩张政策，提高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这样，德国消费者就会更加愿意打开自己的钱包，德国进口规模将上升，贸易顺差将会收缩，竞争态势就会恢复平衡。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如果这种论点对欧洲而言是正确的，那么对美国而言也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必再担心不稳定的能源价格、脆弱的世界秩序、节省劳力的技术变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相反，如果人们承认这些障碍存在于美国，那么它们同样存在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那种情况下，有必要再次提升分析框架的层次，这一次从大洲层面提升到全球层面。

如同欧元区一样，美国也很大，多样化特征显著，占据了一个大陆，也拥有单一货币。因此，欧洲危机演变过程就可能会促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的经历为什么不同于美国的经历呢？特别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在危机爆发五年之后就实现了稳定，而欧洲经济却做不到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美国经济能够长期背负沉重的预算赤字，而不会陷入严重的金融困境，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全国的购买力，防止内部需求的彻底崩溃。这个答案是很轻松，但也是错误的。这不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主要区别，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与美国一样，也背负着巨额的预算赤字，也受惠于“收入自动稳定机制”。这是真实的，特别是欧元区内部的德国、法国和欧元区之外的英国，更是如此（英国推出了自己的紧缩计划之后，金融形势开始出现不稳定迹象）。这三大经济体都没有出现重大的公共信贷问题。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更加符合逻辑的答案就是欧元区给自己强加了紧缩措施，而美国没有，这就意味着欧元区所有国家都必须以某种方式限制财政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大部分人口都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备受煎熬地度日。如果一些加州人为了逃离本州的预算危机而搬到科罗拉多州，那么没人会在意，但希腊人要移居德国却并非易事。

虽然欧洲的大国可以承担沉重的预算赤字，小国却做不到，它们也不能像大国那样通过增加预算赤字来稳定金融形势。如果德国采取了金融扩张政策，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希腊能得到的好处就是德国游客选择去希腊度假，但这些德国游客同样也可以选择土耳其和西班牙。小国也不能像处在类似情况下的拉美国家那样单方面违约，不然，就会违反对欧洲伙伴国的承诺，甚至有可能承担被迫退出欧元区的风险。简而言之，欧元区的问题是实力较弱的成员国缺乏有效的自动稳定机制。

欧洲与美国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危机背后的债务的性质。在美国，问题贷款主要是发生在私营部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例外，比如底特律市政府的破产，但总体上来讲，政府信用仍然较好，目前问题主要发生在私营部门，一般情况下，州政府不会为抵押贷款承担责任。私人抵押贷款要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偿还，要么出现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业主最终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无论哪种方式，债务都不是永久性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业主可以借此机会逃避债务。虽然丧失房屋赎回权是一个悲剧，但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不算很大的劣势，因为随着房价下跌，房屋的实际价值已经低于贷款总额了。其他债务也可以通过破产法院清理掉（学生贷款除外），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不愉快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美国市政当局的债务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清理掉。

欧洲公共债务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债务方是政府，债权方是大型银行、养老基金、欧洲央行等机构和基金。如果没有事先达成共识，欧洲政府不能违约。所以，债务方通常会备受债权方的束缚，不得不就偿债条款和债务展期的问题一次次地进行谈判，经常会被迫同意严格的紧缩计划，以免被债权方指责，并防止全面违约。由此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小国被置于一种不断衰落的过程中，它们的债务收入比率持续上升，并且每一轮紧缩政策都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

欧元区是一个富裕的地区，目前仍然保持着整体稳定，只不过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几个小国处于即将崩溃的状态。按照欧洲标准来看，这些国家不是非常富有，工业也不是很发达。它们的社会机构往往相对较弱，移民其他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多。财政紧缩措施成了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同时导致很多人陷入贫困状态，年轻人几乎不可能找到什么正式工作。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选择了移居其他国家，从而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也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这些国家处于无助的状态。与此同时，在两个更大、更强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虽然不至于这么无助，社会形势也没有那么紧张，目前也陷入了经济滞胀。

这种形势发展到最后，肯定有些国家承受不了而爆发社会危机，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拒绝接受本国政府和欧盟的指令。比如，2013年夏季，希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希腊政府以浪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为由，宣布将暂时关闭该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ERT），此举将导致2 500名员工失业，只有部分人员在公司重组后能回到原工作岗位。消息公布后，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总部大楼附近就聚集了大批来自该公司的员工以及各大媒体工会的成员。普通民众也参与了示威。这种僵局持续了两个月。在早期的动荡中，希腊联合政府失去了一个执政伙伴，在议会中仅有3个席位的优势。[3]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希腊的政治局势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反对本国及欧盟当局的“政治反抗”。

由于欧洲建立了一体化的架构，这种反抗对美国的危害更为严重。尽管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当金融危机席卷该国，欧盟和欧洲央行肯定会就如何应对希腊局势做出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肯定也会直接影响其他陷入困境的国家。比如，如果意大利陷入了类似的危机，这些决定肯定也会被应用于意大利，但意大利的经济规模是希腊的10倍，而且国内民众的不满程度不亚于希腊民众。因此，如果欧盟对希腊过于妥协，肯定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如果对希腊提出苛刻的削减支出要求，迫使希腊走向全面崩溃，那么市场肯定猜测其他危机国家也会步希腊后尘，从而引发疯狂的投机活动。无论怎么样，希腊等陷入危机的国家要么全面改变现有政策，拒绝欧盟的指令，要么就会把欧元区拖垮。目前，除了这两种情形之外，似乎也看不到其他情形了。

从制度层面去理解欧盟危机，似乎有些帮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欧盟类似于一个松散的邦联，而不是一个联邦。欧盟的问题与邦联制度存在的一些传统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仅仅从制度角度去分析就足够了吗？这样并不能解释危机发生的时机，也就是说，既不能解释为什么多个欧洲国家几乎同时走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危机几乎与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及其他有关事件发生在同一时间。显然，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全球维度。

全球维度不难找到。首先，美国很多金融机构的有毒抵押贷款衍生品在欧洲销量很大。比如，欧洲多个国家的机构和政府都购买了雷曼兄弟的有毒资产。美国很多金融机构都在欧洲各地设有分公司，而且欧洲当地也有很多类似的公司。此外，欧洲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深度参与了美国市场，就像美国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深度参与了欧洲市场一样。因此，当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崩溃之际，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陷入危机的欧洲国家也遭到拖累，这些国家的债券遭到疯狂抛售。全球投资者转而选择更为安全的大国政府的债券，比如美国国债、德国国债和英国金边债券，结果导致“弱势”的债券收益率上升，“强势”的资产收益率下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将欧洲问题的分析框架提高到世界层面会立即让思路变清晰。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实力弱、风险大的客户，无论来自私营部门，还是来自公共部门，都难以借到资金。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所描述的美国遭遇的金融问题，其影响并不仅限于美国。怎么可能仅限于美国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受到冲击，有些是政策导致的，有些是投资者自己的主观意图导致的。能否获得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是否抱有善意。欧元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脆弱的架构。一直没有被打破的欧元虽然实现了预期效果，能够帮助较为弱小的欧洲国家吸引国际资本，但当全球信贷市场失败，国际资本逃离，提供欧元的机构也失败之时，欧元区的繁荣景象也将一去不复返，采用欧元的小国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认识到信贷市场崩溃的全球性，也就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计划不能解决其经济和债务问题，因为它的信贷市场与其他国家的信贷市场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主权投资者都知道其他主权投资者不会孤立地审视每一个国家，而会综合审视所有投资者的行为。即使欧元区的形势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了下来，或者略有缓解，欧元区某个成员国发生的干扰因素也很快会被其他成员国感知到，一旦某个国家爆发危机，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将受到拖累。无论这些国家做得多么好，无论多么忠实地实施紧缩方案，无论多么愿意忍受阵痛，这些美德在一个一直寻求安全的信贷市场上都不会得到回报。

一个最简单的总结就是：美国与欧洲的危机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是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出现的危机，只不过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制度差异使得欧洲问题更严重，更不稳定。但最终这两个地区在实现全面复苏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严重的、棘手的困难。这个危机正在延续，尚未解决，而且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情况，并问一句：究竟该怎么办？

[1] 　2011年，在里斯本的一次会议上，葡萄牙首相也参与其中，我提出“PIGS”真正的含义是“主要煽动者，高盛集团”（Principal Instigator, Goldman Sachs）。大家掌声热烈。

[2] 　2010年，在波罗斯岛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的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向我保证，如果坚持改革，6个月内，希腊的债权会重新成为欧洲信贷市场的宠儿。我赌上50欧分。

[3]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左翼党均支持恢复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后来希腊民主左翼党退出联合政府，这标志着希腊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议会300个议席中仅剩153席，比反对派多出3个席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