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超越乐观与悲观
对资源成本和资源租金的分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组成部分，但“二战”后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却抹掉了这一点。它必须回归。我们必须修正凯恩斯、明斯基、罗斯福新政、投机活动、金融欺诈以及有效市场理论给我们带来的经济认知。一套新型经济理论必须考虑到资源因素和制度因素，认识到要实现高效生产，技术和固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但资源成本的变化可以使任何固定的制度变得脆弱，足以摧毁人类的任何制度。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积极倡导的组织经济学就属于这类新型经济理论。他的理论强调指出大而复杂的系统虽然高效，但过于僵化。它们受到了规则、操作程序、技术和习惯力量的束缚。一旦环境改变，它们很容易失去效率。一旦遭到不利环境的削弱，它们就容易滋生内部不稳定因素，出现欺诈、掠夺和抢劫的现象。这样一来，纯粹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系统的资源成本问题和合法性问题其实属于同一个概念框架下，效率性和脆弱性是这个系统的两个方面。
在当今经济学界，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劳伦斯·萨默斯以及其他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立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解决方案很清楚，唯独欠缺的就是对经济的理解和政治意志。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效的总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全面增加支出，即政府、企业和家庭要增加支出，同时还要刺激外国人增加支出，从而扩大出口。这个简单的论调旨在反击那些主张大幅削减赤字和债务的狂人们。这些狂人在充斥着各种规则和标准的世界里泥足深陷，用会计关系和财务报表为自己制造枷锁，对债券市场敬而远之，对中央银行充满畏惧，大力呼吁削减赤字。与这些狂人相比，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萨默斯的立场还是颇为实用的。
但事实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去情形下有效的措施，现在不一定同样有效。经过对本书前文内容进行总结，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清除了阻碍经济刺激的政治壁垒和意识形态壁垒，即便我们对罗斯福新政进行全面更新换代，再拿出与过去如出一辙的政治力量和团队精神，在实现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道路上，也至少还有以下四类障碍。
第一，能源市场依然成本高企，充斥着不稳定因素。能源价格决定了包括食品在内的其他所有资源的价格，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需要依赖价格低且稳定的能源（包括石油、煤炭以及后来出现的天然气）。这个时代就创造了以大量使用能源为特征的、固定的技术系统。在固定的技术系统下，30美元一桶的石油和超过100美元一桶的石油带来的差异是翻天覆地的。价格低廉的石油能够产生高利润和高增长，而价格昂贵的石油产生的利润微薄，盈利和亏损交替，经济增速则会放缓，甚至负增长。
此外，几乎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世界已经习惯了波动的石油价格，不会再认为石油价格将保持稳定不变。如果需求急速上涨，投资者们就会意识到囤积和投机活动将促使能源价格上扬；而当价格上扬的时候，先暂时囤货，等到价格更高时再出货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做法。不稳定的资源价格会打消私人资本对能源市场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当价格高企的时候，新的资源消耗型投资会变得无利可图，导致此类型投资行为减少；当高成本的能源产量在高价格的刺激下越来越高时，接下来又会导致价格下降，导致这些投资（包括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减少。就这样，成本的不确定性放缓了经济活动的节奏。
在当前的北美地区，很多人认为页岩气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为下个世纪提供一个新的廉价能源。毫无疑问，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页岩气对目前的美国经济蓝图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因为天然气在北美的成本远远低于俄罗斯向欧洲所供应的天然气。但页岩气能否在较长的时间内可持续地生产，前景尚不清楚。原因非常简单，页岩气开发技术存在的时间不够长，不足以判断这些天然气能开采多久。我们不知道它们能开采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就无法开采了。只有时间能说明一切，但也有可能当时间说明一切的时候，就是页岩气奇迹结束的时候。
第二，美国及其盟国再也无法对当前的世界实行有效的经济控制和军事控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争机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半公开的军事控制网曾经南起拉美、非洲，横贯亚洲和中东，如今却所剩寥寥。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崛起的经济大国，现在无论哪一方面都已经非常独立，它们与美国激烈争夺稀缺昂贵的资源，无论是用武力，还是用欺骗手段，都无法进行抑制。目前托了惯性的福，再加上欧元区和其他地区目前暂时没有对策，美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虽然有些衰落，但好在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第三，在当前这个时代，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正发生着彻底的变革。数码科技破坏了信息传递、生产、库存管理、配送和营销在之前所形成的结构。新科技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它们摧毁的工作岗位要少得多，而且被摧毁的工作岗位常常都是集中在低薪的职业类别、地区和国家。早在21世纪伊始，创意大爆炸带来的高端科技领域（主要在美国）就业繁荣就已经结束了。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科技也会倾向于缩小付费和盈利的经济活动范围，汽车科技和家用科技在机械时代曾经对就业率带来的积极影响正在扭转。就这样，经济机会（比如建立新企业的机会）随着工作的流失也在减少；而随着工作的流失，无论是处于何种薪资水平的人，收入都随之下降了。这也导致公共支出项目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除非该项目直接用于创造工作岗位（在现代世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或者给失业者提供经济收入。
第四，私营金融部门再也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金融投机驱动下的经济行为模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在银行支撑下，风险资本为我们带来了信息技术的繁荣期。但信贷支持下的最后一波商业繁荣在2000年也终结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波了。在之后的10年间，面向家庭，而非面向企业的住房抵押贷款在不动产、新居建设和借贷消费领域催生了虚假繁荣。但这种繁荣景象在2007年戛然而止，导致大量美国业主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以至于将近10年之后，私营信贷市场依然处于停滞状态，企业、建筑业以及家庭消费领域的信贷市场都没有复苏。
简而言之，公共部门的需求受到了抑制，而私营部门也无法通过新增信贷创造需求。因此，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恢复。即便需求恢复一些，资源市场的价格波动以及更多节约资本与劳动力的技术的运用也很快就会消除这些需求。
有些人可能非常喜欢这些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增长的世界呢？我们已经非常富有了，难道我们拥有的还不够多吗？考虑到碳排放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如果经济继续增长，我们能承受住其负面影响吗？
但这种希望经济停止增长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忽视了私营企业的逐利性。一般来讲，经济增长为私营企业创造了获取利润的机遇，经济负增长，就意味着整个商业界都会蒙受金钱上的损失。如果商业界的总利润没有增加，那么经济游戏就有可能是零和游戏，或者更糟糕的是负和游戏，这就意味着那些少数赢家的利润是以其他大多数人的损失为前提的。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掠夺者会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人们会高估自己的盈利机遇，使得经济活动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但这个世界不会令人感到很愉快，甚至有可能走向不稳定。如果没有经济增长，那么普遍盈利的前景就会黯淡，私营部门的投资就会少之又少，资本存量就会因为长期得不到运用而贬值，许多技术（包括那些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就无法得到改进。总之，具有投机性的市场往往会导致一个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经济体陷入崩溃状态。
因此，虽然快速增长有局限性，但负增长却会引发灾难。不过，我们仍然有一个选择，即让经济长期保持低速、稳定的增长。我们要切实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准备接受这一前景。我们要追求慢增长：增速高于零，但低于曾经在廉价能源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增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然后要谨慎投资，并对多个领域进行持续监管。要连续多年沿着低速增长之路前进并非易事。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形形色色的限制条件，任何人都不会选择这条路。但在我们真正生活的这个世界中，要想让资本主义经济延续下去，只能寄希望于这条道路。那么，我们不妨问一句：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当资源变得昂贵时，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如果有一些机构赖以运行的固定成本中包括这些资源，那就有必要缩小这些机构的规模。这是财政紧缩的核心智慧所在。比如，18世纪法国外长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对凡尔赛宫开支的担忧是正确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对泰姬陵维护费用的担忧也是正确的。在当代美国，两个最值得深思的主要问题就是是否有必要继续耗费巨资去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力量以及维持大银行的生存（与凡尔赛宫和泰姬陵相比，美国这两样东西既不美丽，也不是那么值得继续维护）。
我们不妨放开思维，大胆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美国是否需要当前这种规模的空军？喷气式战斗机除了偶尔实施禁飞区之外，平时派不上用场。F22和F35战机技术先进，成本高昂，对美国政府而言无异于构成了采购噩梦，而且这些战机的维护要求非常严格，或许永远没有机会被部署到前沿阵地。战略轰炸机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总体来看也是徒劳无益的，很少被派上用场。虽然目前有些人仍然鼓吹继续发展战略轰炸机，但即便未来爆发常规战争，这类武器也没有用武之地。如果偶尔需要精确摧毁特定目标，巡航导弹非常有用，而且效率很高。如果要选择性地暗杀部落武装分子，可以用无人机。陆基战略导弹从未使用，也永远不会使用，它们存在的唯一意义是在裁减军备谈判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近距离空中支援在当前的战争中还是有用的，但主要属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职能。经过这些分析，空军还剩下什么呢？兵力和运输机。这些可以留下来。
那么，陆军有什么用呢？随着1975年西贡的陷落，东亚地区似乎再也不可能爆发地面战争了。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似乎不太可能入侵其他国家了，坦克部队再次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虽然在韩国保持小规模驻军是有必要的，但欧洲和日本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驻军。陆军有时会被派往某些地区（比如波黑）执行维和任务，但大部分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就近期来看，加拿大或墨西哥对美国国土构成的威胁似乎很有限。从长远战略来看，很难看出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哥斯达黎加开创的先例。哥斯达黎加在1948年废除了常备军，如果之后有必要，就会组建新的军队。
至于海军，在海面上可以部署舰艇，以彰显军力和巡逻航道，在海面下可以部署潜艇，以形成战略威慑。可以说，这两个任务都可以在不需要航母的情况下完成，而且在未来战争中，航母很可能在战争早期就被摧毁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平时可能会有多艘航母服役）。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海军是重要的“稳定剂”。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国海军很强大，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必担忧了。这是美国为世界做出的一个牺牲，节约了整个世界的资源，但美国海军的规模或许可以缩小一些。对于规模小却时而会派上用场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不妨保留下来。
下面把目光转向金融领域。银行相当于中介机构，不会直接促进当前消费和商业投资，它们的用途体现在一手揽储，一手放贷，从而为家庭消费或商业投资起到辅助支撑的作用，但前提是以高效的、负责任的和低成本的方式运行。证券承销业务曾经发挥了这个作用，但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在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蓬勃发展之际，证券承销业务就开始变质了，以至于最后陷入了深度衰落的境遇。银行对经济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巩固。在此过程中，它们还会向贷款者收取一定的利息。金融公司还雇用了一大批优秀的软件人才和数学人才，以期在它们的市场上获得计算方面的优势。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掠夺：除了银行业从业人员之外，任何人都没有从中受益。
如果没有大银行，美国可能变得更好。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银行业的基本功能就是存款、支付、信用卡和借记卡业务。这些业务完全可以由邮局来承担，也可以由市政府或州政府设立的公共机构来完成，这类机构可以维持低成本的运营，其成员的工资为当地平均的工资标准，而不是像当前这些大银行一样需要高昂成本。规模较小的、地区性的合作银行可以承担起提供商业贷款，以及为家庭发放抵押贷款的职能。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高管的薪酬要低得多，因此会给社会节约一大笔钱。但这种做法未必能够恢复金融稳定，因为小银行的管理者之前可能供职于大银行，而且在大银行工作期间学会了如何分散风险，如何掩盖自己的欺诈行为，到了小银行之后，仍然可能故伎重演。在当前这个计算机时代，像这类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失衡的问题仍然难以得到彻底解决。但如果银行体系分散开来，少一些集权的银行，少一些一手遮天的银行家们，加强对银行的监管，那么银行体系不可能比现在糟糕。
那么，政府是否应该获得类似的待遇呢？事实上，这种待遇已经存在了。在过去30年里，政府提供的工作和服务一直在减少，很多职能现在都自动化和计算机化了，有的被外包了，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一直在收缩。在我写本书之际，政府启动了自动减赤机制，政府支出每天都在减少。但不能把政府称为单一的实体，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实体把自己称为“政府”。政府要履行一系列特定的、多样化的监管和司法职能。政府在履行很多职能时都很高效，对社会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就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这个事实。与银行家和金融界的高管们相比，美国公务人员的工资是非常低的。
收入转移和税收是政府的两个公共职能。这两个项目在公共预算中的数字都很大。但它们几乎不会耗费多少行政方面的资源或者说“真正的”资源。一些歇斯底里地呼吁减少赤字的人认为，社保转移性支付也会像一架直升机的合同或法院那样影响到资源利用，但实际上这属于一种错误的分析，因为转移性支付只是签发支票和税收服务，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私人消费能力，降低一些家庭（比如通过工资税）的消费能力，增强其他家庭（通过签发支票）的消费能力。国家提供这种服务时，所需成本很少，真正的成本只是用电脑记账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支票本身的印刷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棘手的福利问题，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看一看社会保险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代发挥了哪些作用。在美国，福利项目除了存款保险、失业保险和食品援助（以前称为食品券）之外，还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那些为紧缩政策呐喊的人往往会把这些福利项目作为抨击对象。这些人认为应该削弱公共部门在这些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每一个论据都列举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比如，从支持社会保障项目的信托基金的偿债能力到代际核算的概念，从未来的公共预算赤字到未来国家债务的规模等等，各种论据都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结论，即这些福利项目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被削减。当一个问题（比如预算赤字的规模）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消退之后，另一个问题就会被适时地推出来（比如社会保障福利和工资税系统之间所谓的长期失衡问题）。具有讽刺精神的人可能会怀疑这些论据并不是以严格分析为基础的，或许有些人倡导紧缩政策的主要目的纯粹是为了减少和破坏社会保险计划。
但在经济缓慢增长的时代，一个国家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它需要更多、更强大、更稳定的社会保险项目。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没有等待充分就业繁荣之后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他在1935年，也就是尚未从大萧条中完全复苏过来之际，就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1933年，在“新政”第一天，罗斯福就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要知道，这个制度给政府带来的风险更大。社会保险是淡化经济风险的“解毒剂”。社会保险的存在使得过度保守性的经济行为失去了必要性，从而鼓励了私营部门大胆去开展投资活动。在一个世界里，如果外部的条件和环境不利于人们追求私利，那么建立一套强大的、普遍性的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生存、残疾、卫生保健和储蓄保险等，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从而解除私营部门投资活动的后顾之忧，对商业投资起到一种刺激作用。
此外，在未来世界中，还有两个方面会凸显健全社保体系的必要性。一个方面是需要减少经济生活的能源消耗，在消费过程中凸显人文层面的意义（包括增加休闲时间），减少物质层面的意义。另一个方面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人们对于日常信息处理和通信服务的需求可能会增加，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普通行业的就业与收入水平将远远低于之前半个世纪。资源成本的变化与新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会提高一个社会中的人口抚养比[1]。
抚养比上升不是一件坏事。在农业领域，现在一个农民养活的人比一个世纪之前多得多，但没有人会就这一点产生抱怨。农业生产类岗位所需的人口比例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下降了，工业生产类岗位所需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也一直在下降。如果现在服务业岗位（比如零售、通信、信息管理、会计等）所需人口比例开始下降，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感到遗憾。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领域找到有用的、有偿的工作，并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多做一些有用的、有意义的活动，多做一些娱乐类和社交类活动。利用不断改进的技术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其实并不那么难。只要确保让应该工作的人工作，让不应该工作的人在适当时机退休，让所有家庭的需要得到社保体系的有力支撑，就足够了。
许多人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很久以前就主张政府要想办法保障个人收入。[2]除了弗里德曼，自由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这的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近年来，华盛顿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迪恩·贝克（Dean Baker）更是积极呼吁美国效仿法国，在不降低薪酬水平的前提下缩短工作时间。法国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政府早在2000年就实施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要实施个人收入保障计划，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谁有资格获得这种福利？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性的观点，即为了生活，必须努力工作，因此，如果实施个人收入保障计划，会对社会成员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另一方面来讲，每周35小时工作制（或者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会给企业带来很多挑战，企业将不得不对现有的规章制度做出重大修改，工人工作时间更短了，雇主不得不制定更为复杂的工作日程。同时，一些员工将拥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能够做更多的兼职工作。上述这些问题听起来并不是不能克服，但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克服的。
在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之后，一个较为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就是放宽工人提前退休的条件，同时完善社保体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老龄员工坚持着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允许他们退休（有的老人一边领着失业救济金，一边忙着找工作），而许多年轻人想找工作却找不到，因为老龄员工没有退休，没有空缺的岗位。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采取一些鼓励老龄员工提前退休的措施。比如，根据当前的经济环境，可以临时将退休年龄提前3年，在这期间要确保退休者的收入水平不会因为退休而下降，这样既能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也能促进年轻人的就业。这种提前退休的机制能够让老龄员工自愿、优雅地退休，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以及那些忍着身体和精神的疲惫而坚持工作的老年人会非常欢迎这种机制，空出来的工作岗位则由年轻人去填补。同时，雇主也不必更改现有的规章制度，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年轻人取代离职的老年员工。
因此，通过社保体系促进就业可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体制架构。众所周知，美国现有的体制能够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高效的运作。此外，这种做法还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在确定一个人的资格问题时，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人在某个有资格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特定时间之后，便有资格在之后的日子里获得保险金。因为国籍或法定住所的考量会对收入保障计划构成障碍，所以，在这里不考虑这两个因素。此外，社保体系明确要求那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必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受益于收入保障计划，因此，不会鼓励坐吃空饷的行为。第二个优势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去保障退休人员、退休人员家属、残疾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收入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和残疾人需要得到他人的照顾和护理，年轻人需要得到他人的指导。所有这些人只要把钱花到自己身上，就能促进就业率的提升。因此，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确保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非但不会拖累整个经济，相反，还能够以高效的、分散的、小政府的方式确保所有人都能赚到自己所需的收入。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工作的人能挣到什么。联邦最低工资的真正价值在1970年达到了峰值。从那之后，美国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就把调整最低工资的事情抛到了脑后。长期以来，最低工资标准停滞不前，实际价值下降。偶尔也会有所提高，数百万工人因此受益，尤其是低工资地区的女性。之后，最低工资标准又遭到了长期的忽视，而且实际价值也越来越低。由此引发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人发现越来越有必要让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去从事一些低工资的工作，以便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低薪工作都被美国人抛弃了，雇主不得不招一些劳动熟练程度较低的移民去做这些工作，尽管这是非法用工，也阻挡不了他们。第三个结果就是申报劳动所得税抵扣的人数越来越多，用纳税人的钱来弥补自己的收入，而雇主承受的涨薪压力就小了很多，不然就会面临沉重的压力去给员工涨薪。因此，联邦政府长期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无异于在用纳税人的钱去纵容企业主掠夺式的用工行为，在美国南部更是如此。[3]
这些病态现象最终都会促使联邦最低工资的大幅提升。由此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工薪家庭（主要集中在低工资地区）的收入水平会有所提升，并趋于稳定。同时，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将增加，但在很多情况下，会通过一个更强大的客户基础弥补这部分新增开支。一些年轻的工人在求职过程中会发现自己没有竞争力，但如果他们的家庭收入提高，他们就会发现重返学校读书通常比较有利。雇主寻找非法劳工的动力会随之有所减弱，因为最低工资适用于非法劳工，也适用于其他人，将最低工资支付给非法劳工，还不如支付给合法劳工。随着非法劳工现象得到遏制，边境执法力度就可以适当削减一些。工会成员能够得到的好处就少了许多，雇主们也就不必像从前那样对工会抱有强烈的抵制情绪了。
在当前这个世界上，经济低速增长，数字技术的成本日益低廉，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私营部门的商业投资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低，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一个大趋势。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你需要的投资就会减少，以便确保自己的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还要扩大投资规模，那么只会催生繁荣—萧条周期，导致广泛性、普遍性的亏损。因此，此时此刻，政府应该推动降低资本收入，增加劳动收入。这一点与过去30年间的再分配政策恰恰相反。
除了提高最低工资和完善社保体系之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目前，美国人的税务负担十分沉重，尤其是工资税和销售税（在欧洲，还有增值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当前人们劳动和工作的积极性，阻碍了就业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活动，或更准确地说，固定资本比率较低的生产与服务会反复交付，而且每一次交付都要交税，而企业所需的机械（汽车、家用电器、计算机或商业设备）只有在购买时才需要交税，之后这些机械为企业提供服务时就不用重复交税了。虽然缓解这种扭曲现象不会彻底终结技术变革与资本投资在节省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但会放缓机械取代劳动力的步伐，因此会增加服务业的工作岗位。关于这一点，乔治主义[4]经济学家梅森·加夫尼（Mason Gaffney）的著作很有启发意义，我与梅森以及经济学家、博客作者波利·克利夫兰（Polly Cleveland）的通信为我提供了很多启发，我非常感激。
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降低劳动所得税税率，特别是工资税和销售税的税率。那么，政府应该对谁增税呢？从理论上来讲，正确的做法是增加“经济租金”的税务负担，即人们依靠稀有资源所有权（尤其是土地、矿产与能源的所有权）、专利权、版权、创新成果所有权获得的收益应该多交一些税。但对创新成果增税具有负面意义，会削弱人们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政府不妨对创新成果带来的收入维持低税率，给予减免优惠，等到创新者去世后，再通过提高遗产税和赠予税的方式提高课税幅度。有创造性的人才或天才通过创新成果积累财富本身没有什么错，这是对其创新才能的鼓励，但没有理由允许这些财富在创新者去世之后再完整无缺地遗传给后代，不然就会形成“王朝式财富”。与创新相比，依靠控制城市土地、煤炭资源或石油资源积累的财富就属于另外一码事了。这些财富形成过程通常不会为整个社会带来任何福利，如果这些资源的控制者在有生之年逃脱了高税收，那么在他们去世时，对其课以重税就更加合理、更加充分了。相似地，遗产税是防范通过暴力或欺诈手段获取财富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具有合理性。
事实证明，遗产税和赠予税已经在美国成功实施了一个世纪。这两种税的功能不是为了给政府提供资金。其实，遗产税和赠予税充实国库的作用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作用是，这两种税能够降低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增加支出，从而促进就业。如果受赠的对象是大学、非营利性医院、博物馆、剧院、研究中心和教堂，那么政府也可以减免这些赠予税，从而引导富人为这些机构捐款。这样一来，就能增强美国富人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成为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但现代欧洲的富人就没有这种机会。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需求，可以进一步采取一些有用的措施，利用税收杠杆引导富人致力于慈善事业，比如可以引导他们建立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协助生活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如果这类养老机构能够像大学那样进行管理和运作，并且能够像博物馆和图书馆那样吸引著名的捐助者，那么不仅能够为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做出重大贡献，还能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
上述一系列政策建议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机构、税收、工资、信贷、社保和慈善等方面着手，构建一个合理的制度环境，让工作的人获得稳定的、体面的收入，同时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比如，由于年龄、残疾或学生身份而无法参加工作的人）提供适度舒适的生活。之所以要构建这样一种制度环境，其内在原因在于，一套着力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战略体系有利于促进资本投资，促进资本和能源取代劳动力，制造一种赢家通吃的环境，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因此，当经济增速放缓时，就不能简单地采取相同的战略体系，不然经济就会爆发不稳定因素，而最终走向失败。在经济增速缓慢的大环境下，正确的制度模式应该着力推动社会实现质的变化：应该以分散的经济单位为基础，这类单位固定成本较低，对劳动力的使用较多，而相比之下，对机械和资源使用较少，预期回报率相对较低，但劳动力标准和社会保障能够为人们提供有力的支撑。一个高收入的、繁荣的社会重视教育、医疗保健、照顾老年人、艺术和体育等，仍然是我们在低速增长的环境下应该努力促进的事业，关键是要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们还要解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问题。
[1] 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译者注
[2] 弗里德曼的税收理论提出的一个设想是实行“负所得税”。所谓“负所得税”，实际上就是政府发给的补助金，它是指政府规定某种收入保障数额，再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给予适当补助。为了不把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补助金应该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发给，运用税收手段来支付。——译者注
[3] 劳动所得税扣抵制是美国一种租税扣抵制度，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夫妇进行补贴，特别是家有儿童的夫妻，1975年首次实施。当劳动所得低于一定金额时，部分赋税可以抵免。——译者注
[4] 乔治主义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由亨利·乔治提出，主要观点是每个人拥有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但是所有由自然而来的东西，尤其是土地，都属于全人类共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