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数字风暴

技术变革会对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大多数人看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反之，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随之放缓。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就是数字革命。因此，很多人认为，如果要摆脱经济停滞的状态，技术必然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在。虽然我认同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当前技术变革的速度非常快，但我认为借助技术摆脱经济停滞的愿望是错误的。相反，当前这场大范围的技术变革反而成为经济恢复增长、恢复高就业率的第三大障碍。

经济学家们喜欢讨论技术对收入差异、就业、增长的影响，而且他们经常宣称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然而，如果你问他们什么是技术以及如何度量技术，他们则无法告诉你。技术变革没有固定的定义和度量单位。有时，经济学家计算的指标是专利，将专利数量视为度量技术变革的一个单位。如果你追问这方面的证据，这些人往往给不出证据。事实上，专利发布的速度只能用来衡量专利局的活动。

然而，增长理论的框架坚持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技术是增长过程的一个元素，其作用是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提供质量更好的产品，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如果技术变革的速度放缓或停止，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根据我们的直觉，没有新技术，那么经济增长的潜力将会大大受限，只能通过增加相同类型的机器来促进经济增长。技术停滞不前的社会很快就会遭遇资源成本上升和规模收益递减的障碍。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的结构也是非常单调的。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视为一种“剩余因素”。技术进步会推动产出增加，而这种产出增加无法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规模的增加来解释。这种方法假定劳动力、资本和产出都是可以度量的，从而规避了以往在衡量技术对经济所做贡献时的弊端，但事实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和资本只是其中两个因素，除了它们之外，还有很多因素，而索洛剩余理论的一个弊端就是容易将除了劳动、资本之外的因素都当作技术进步来处理。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总产出大约70%的变动可以由索洛剩余的变化来解释，因为当时测算出来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了人口与资本规模的增速。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的力量——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技术——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

这类增长能够继续吗？按照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论述，只要技术不断进步（且不管什么类型的技术），经济增长就能继续。考虑到最近几十年间数字技术设备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么从索洛的观点来看，经济增速应该一直在加快。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经济学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经济趋于停滞，并且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停滞的时代。因此，当你听到这种论调时，可能感到十分惊讶。更有甚者，这种观点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理论领域一个最具权威的人提出的。这个人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

2012年，戈登在一篇名为《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的文章中比较了数字时代的创新成果与之前工业时代的创新成果。他指出，工业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玻璃窗户、冲水马桶、飞机、高速公路、自来水、暖气和空调。工业技术带来的成果利用了之前那个“发现时代”的效率，因为在“发现时代”，材料、工程、卫生和能源使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为工业时代打下了基础。然而，工业时代的技术变革都是一次性的变革。比如，就窗户覆盖物而言，最初是蜡纸和布料，到工业时代，出现了改进，玻璃取代了蜡纸和布料，但数字时代就不会出现比玻璃更先进的替代品。再比如，就飞机发动机而言，最初是螺旋桨，后来出现了改进，涡轮风扇发动机取代了螺旋桨，但数字时代不会出现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更优越的替代品。戈登指出，基于这类工程效率来看，我们现在可用的机会枯竭了，时间将证明这等同于增长的结束。

戈登认为，技术变革与工业革命的浪潮是分波推进的，而最新一波，即数字革命，不会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或经济福利。比如，智能手机只是电话、传真、邮件、电脑、日历、计算器、指南针、报纸、电视、电影院和扑克游戏的整合，它们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东西，它们取代的东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实际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智能手机不能大幅地促进经济增长。据我理解，这是戈登论据的要点。

但在这种语境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功能“浓缩”到一部袖珍的手机里，但如何准确判断“实际生活标准”的改善幅度呢？如果说戈登有一个用来衡量人类满意度的具体指标，那么这个指标似乎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付出的体力。根据这个标准，智能手机的得分很低，因为它几乎没有为人类的生存、健康和舒适做出什么贡献。

但拿智能手机与玻璃窗户做对比，并不是以人们的持续体验为基础的，因为在数字时代，直接经历过窗户覆盖材料从蜡纸或布料向玻璃过渡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说哪一项技术更多地提升了自己的福利，即便有少数人能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们也没必要将这个人的证词作为倾向性证据套到别人头上。

经济产出完全是由人们愿意支付的商品和服务构成的。在衡量经济产出对人类福利的影响时，除了“货币”这个尺度以外，其他尺度似乎都只是猜测，本质上具有主观性，一代又一代的福利经济学家们都曾经指出过这一点。所以，尽管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实则不然。毕竟我们不能拿物资稀缺时代的改善与物资丰富时代的改善做对比。我们无法得知脸谱网和推特对人类福利的贡献更多，还是铁路或电动水泵对人类福利的贡献更多。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本身的优势去考虑新技术对人类福利的影响。

经济增长核算理论根据人均产出的波动来衡量技术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而，纵观经济思想史，“一战”前后的主流观点存在很大差异。“一战”前盛行的古典经学理论对技术是什么以及技术发挥的作用持有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当前的观点。古典经济理论没有意识到技术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更没有意识到技术对心理学的影响，仅仅认为新技术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人类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并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尤其是降低劳动力成本，认为技术只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卡尔·马克思所说的“榨取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创新使资本家有可能强制延长劳动时间，利用妇女和儿童从事制造活动，并加快生产过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马克思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对“机器减轻了人类工作负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如果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数字技术实际上有什么作用呢？比如，现代社会的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数字技术有利于促进分布式生产和外包，导致廉价劳动力直接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展开了竞争。如果没有卫星、光纤传输线路和电子开关，发达国家就不可能在印度建立呼叫中心，今天的时尚产业和电子产业也无法建立跨国生产网络。在19世纪，蒸汽动力系统的出现导致英国十几岁的少年就开始走上流水线，接受机器的“驯化”。在今天的世界中，虽然中国农村15岁的村民能够借助先进的通信技术与美国圣何塞、加州或纽约的人建立即时联系，但这些村民是否会因此而受益却值得怀疑。

新技术的一个功能是节约劳动力成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新技术能够使人们利用远方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劳动力，或者是因为新机器能够取代劳动力的角色，其实这两个原因产生的最终影响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比如，得益于技术进步，读卡器取代了收银员，自动柜员机取代了银行柜员。随着手持设备集中了通信、信息和娱乐功能，随着零售店日益让位于电商，书店和音像店可能会逐渐消失。当这些科技进步逐渐显现时，生活水平是否实现了整体的提升则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收入无疑集中在科技大亨们的手中，那些失业者的收入则大为减少。虽然有些人勉强在遭到新技术冲击的行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薪酬、受信任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都有所降低。

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技术是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一种工具。熊彼特认为，技术的破坏作用不亚于创造作用，只有摧毁旧市场，才能释放购买力去支持新市场的盈利水平。因此，在熊彼特看来，经济衰退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旧的结构、企业、市场和工作岗位必须被摧毁，新的才能出现。新产业未必会重新雇用旧产业的失业者。一般来说，旧产业的失业者不会得到新产业的雇用。在一场技术革命后，购买力和生活标准的提升未必会缩短毁灭阶段所需的时间。

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个词语，以此描述技术变革如何颠覆了经济生活的结构，从而导致很多大型工厂和生产系统灰飞烟灭，引发了大范围的失业现象。但与此同时，他意识到这些变化有可能提高某些人群的生活水平，还看到了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的一个内容，即如果资本主义想方设法制造出了工薪阶层能够负担得起的商品，那么资本主义有可能依靠工薪阶层而取得欣欣向荣的发展。或许是因为熊彼特早在1932年就从奥地利移居美国的缘故，所以他能看到相对与世隔绝的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突出强调的一个现象：即使是在大萧条时期，也存在具有“创造性破坏”作用的技术变革。

拖拉机对美国农业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机械装置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大范围推广，导致很多用于农业耕作的役畜纷纷下岗，之前那些照料和使用这些役畜的人也丢了工作。1920年，美国的马匹和骡子约有2 500万头，到1950年减少到了约800万头。（总体来看，这种趋势对马匹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根据美国农业部1950年的数据，随着役畜数量的减少，大约7 000万英亩用来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粮食作物了，与当年用于种植小麦的土地面积是一样的。除了上述这些变化之外，美国在化肥、农药和农作物杂交技术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有这些变化都大大增加了美国农民的农业产出。然而，这些变化也导致很多农场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被迫到城市和城镇谋求生计，而城市居民没有足够大的购买力去消化新增的农业产出。所以，当时农业领域萧条景象的本质是生产过剩，最终导致农产品价格和利润双双下跌。

在农业变革的背后，石油作为运输燃料的重要性日渐突出。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斯平德勒托普（Spindletop）油田开始产油，1927年，产油量达到了峰值，到1930年，美国又发现了东得克萨斯油田，这是美国第二大油田。当时，这些发现以及其他一系列发现使得美国得克萨斯州一跃成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主要产油州。液体发动机燃料的出现使得农业机械化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以碳水化合物为原料的化肥取代了动物粪便，以低廉的成本补充了土壤肥力；卡车推动了农村商业的发展；石油精炼的副产品——沥青可用来铺设柏油路。

熊彼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是第一位的，“破坏”居于次要地位。在美国，卡车的大规模运用得益于“一战”时期军队的推动，即先有了卡车，后来才发现了卡车的其他用途。正是基于这个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才声称“发明是必要性之母”。“一战”结束后，成熟的军用技术转向了民用。制造肥料所用的原材料与制造炮弹和后来的航空炸弹所用的很多原料是一样的。前不久，得克萨斯州西部的不幸遭遇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实。当地一家化肥厂发生的火灾引爆了硝酸铵，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由于硝酸铵的威力巨大，附近多个街区被夷为平地，损失了140栋房子。该厂向得克萨斯州卫生部门提交的报告中称他们共储存了270吨硝酸铵，而这种材料既能用来制作肥料，也能用来制作炸弹。

在20世纪20年代，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推动了拖拉机、卡车和工业化学品在农场的普及。因此，当金融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趋于崩溃之际，农业领域遭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在石油时代刚刚迎来黎明之际，很多新技术都是由农业领域消化的，农业是产出过剩的一个主要部门。在大萧条期间，金融体系的崩溃给农业部门造成了沉重打击。所以，在罗斯福的百日新政中，农业调整署自然而然地成为重中之重。

石油革命是一场能源革命，对交通、动力、供暖、制冷和电力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能源支撑着所有的经济活动，石油的兴起最终为经济增长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路径。从炎热潮湿的南方城市，到各大城市的郊区地带，再到航空运输业，都因石油而受益。虽然石油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它并没有完全挤掉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化石燃料，即煤炭，也没有排斥替代能源的发展，这里的替代能源就是核能和天然气。煤炭的开采和使用量依然非常大，只是适用范围变得较为狭窄，主要用于火力发电领域，轮船、火车以及家用取暖壁炉已经不再使用煤炭。煤炭主要集中用于发电领域则意味着那些消耗电力的领域能够实现更快的扩张速度。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50年代初期，人们用了20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电力的发展催生了金融与政治变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加速了这些变革。

最后，一种新型经济体应运而生，继而催生了全新的消费文化。这种文化的基础是汽车、车库、维修店、郊区、购物中心和廉价的电力。农场的劳动者（及其子女）或成为机械修理工，或去工厂做了工人，或到工地成了建筑工人，或到商店里做了店员，也有去上大学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主导了美国交通运输系统。客运铁路几乎消失（但货运铁路因柴油价格低而得到了繁荣发展）。城市中心走向了衰败。“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美国人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慢慢长大，但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固定成本就是石油价格，后来，随着石油价格逐步攀升，这种模式逐渐走向了衰败。

时间很快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信息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消耗能源，同样也需要处理信息。因此，信息技术的繁荣发展如同内燃机一样影响了大多数人类活动。但与石油革命相比，信息革命的影响范围更加全面。基本上每一种信息都能经过模拟——数字转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因此，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能通过这个过程加以转变，信息处理过程的速度和容量迅速增加。

信息技术的欣欣向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阶段。那些开发科技潜力的人就获得了无限的财富。20世纪90年代末的很多年轻技术人员都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亨利·福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面对这种大好形势，他们纷纷开始借钱投资。在短时间内，他们的投资活动增加了总需求，在连续几年内帮助整个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时期的情景非常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繁荣。到最后，当然出现了过度投资的问题，这与其前辈们的做法如出一辙。产能出现了超级过剩的现象，与之前的农产品过剩和汽车工业早期的产能过剩颇为相似。在过度投资的过程中，投资者背负了极高的杠杆率。但当过度投资的副作用开始显现时，资产价格就开始下降，泡沫也迅速破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戛然而止。但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情景一样，技术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演变和拓展。熊彼特之前的预言再度应验，技术的毁灭作用终于开始显现了。

技术的毁灭范围很广。20世纪90年代正值计算机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电脑应运而生之后，逐渐取代了打字机、记账本、文件夹和制图工具。与路由器和光纤连在一起时，电脑就取代了邮件、电话、录音播放机、视频播放机、照相机和胶卷、棋盘游戏、体育用品、电影院、录像机等，更不用提钟表和手表了。电脑在很久以前就取代了实体书店，现在也取代了纸质书、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更不用说图书馆这些传统的图书存储库了。电视也只有在变成具有电脑显示器功能的大屏液晶电视之后才幸存了下来。模拟信号已经远离了电波，取而代之的都是数字信号。现在，在发达国家，阴极射线管与打字机一样稀缺。在石油时代，石油尚且无法完全取代煤炭，而在信息时代，之前的技术则被完全取代。

虽然石油和信息技术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最值得注意的是，汽车会自行磨损，发动机的高温、路况、摩擦、部件的生锈以及碰撞都会限制任何轿车或卡车的使用期限，而在某些企业臭名昭著的“计划报废政策”被曝光之前，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这个政策旨在不断故意制造不耐用商品，使其很快损坏或过时，从而达到增加销量的目标，同时也催生了一个汽车保养、检查和修理的完整产业链。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道路需要重修和扩建，房子也需要附带车库。在向汽车——石油文化过渡的过程中，即便很多不从事造车工作的人也能找到工作。汽车技术毁灭了一些工作，但也意味着当它逐渐发展和成熟时，会创造出许多新工作。

然而，对于电脑和互联网而言，创造的“附带就业”便少了许多。硬件磨损速度非常慢，因为移动的部件非常少，大部分情况下的使用环境都比较稳定，不需要承受颠簸，一般是在干净的办公室或家庭中使用，而且温度受到了控制。光纤和路由器等基础设施一旦弄好，就能连续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类似于重型卡车对停车场的那种破坏。当硬件磨损时，可以更换掉。因为部件便宜，所以大部分都是直接更换，修理的时候比较少，所以，电脑维修行业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随着固态设备越来越普及，电脑维修行业更加趋于萎缩。很多工作，比如软件类工作，可以远程来做。软件如果不遭到病毒攻击，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而且它会自动更新或替换，不需要专人在现场盯着。

因此，如果计算机这个行业希望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不断推出新设计和新产品。软件必须升级。硬件也必须升级，才能运行升级后的软件。电脑必须具有更快的运行速度、更多的存储空间和更大的缓存。这些都是质的改善。但与此同时，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所需要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比如，过去整个视窗操作系统不过十几兆大小，现在要几千兆，应用软件也是如此。信息技术产业内流行一个说法，即“格鲁夫给多少，盖茨就会拿走多少”。[1]这句话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处理器能够提供多高的性能，软件都能够将它们统统“消化”掉。在计算机行业内，重要的事情是新的应用程序。正是有了这些应用程序，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才使得人们能够以新方法做很多之前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完成的事情，能够以新方式处理信息，很多之前必须花钱请别人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用电脑来完成。之前的很多活动，现在都可以用电脑来做。很多人的技能在电脑面前贬值了不少。人们有了很多打发时间的新方法，而且在电脑上，甚至能告诉全世界自己有时间打发。

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技术毁灭的工作与创造的工作之间的比率是非常高的。服务类工作、办公室类工作、收银员、客户经理、销售员等工作都会在数字革命中受到冲击，因为借助电脑就很容易完成这些工作，这些人就显得很多余了，就很有可能失去工作。这就相当于在大萧条时期因为农产品过剩而“失业”的马一样。但这个过程并没有就此打住：数字平台节约了成本之后，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很多新方法的形成扫除了技术障碍，因此，在新方法面前，很多失业者不仅找不到工作，而且还显得非常落伍，他们的技能非常狭隘，无法找到新工作，换句话讲，他们似乎找不到用武之地。

创造性破坏就是一把双刃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生活水平的确上升了，创建、处理、共享和交流信息的成本也不断下降。音乐、电影、阅读、写作、聊天和调情等活动都可以借助电脑来完成，而且你可以在一瞬间里联系到世界各地的人。所有这些活动都具有普遍适用性，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戈登认为，与人们免除了每天都得从井里提水的痛苦相比，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但科技带来的便利与人们对于水的需求并不具有可比性。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人们会利用科技发展带来的机会免费发短信，因为这项服务没有价格，无法以价格为基础进行价值评估，用教材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消费者盈余无法确定。一项没有定价的服务肯定不会被经济学家们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过程。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工作都可以通过电脑来完成，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生活标准大幅下降。这是古典经济学们家着重强调的结果。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虽然这些科技浪潮的受害者可以免费通信、看新闻、下载歌曲、看电影、看世界各地的比赛或听世界各地的广播，但对他们来说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必须有一个放置电脑和接入互联网的房子，但他们的收入太低，根本无力承担买房子，甚至租房子的费用。

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很多经理、收银员、秘书、电视修理工、书店从业者、记者、照相馆的技术人员等纷纷失业。之前本该供养他们的那部分资金纷纷流向了那些能够驾驭数字技术浪潮的技术人才。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针对美国各县的收入及纳税记录的研究表明，在1994年至2000年之间，只有15个县是名副其实的“造富县”，其中一半的县来自纽约州、硅谷和华盛顿州。除了这些造富县之外，美国其他地区并没有呈现出多少造富效应。美国股市在2000年之前给那些借助科技股泡沫、追随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飞涨至5 000点的科技人才与风投人才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关于这一点，我在《财富不平等与社会不稳定：在大危机来临之前的世界经济研究》一书中已经分析过。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虽然华盛顿特区周围那些军工企业聚集的县的收入水平增长非常迅速，并且后来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房地产投机活动猖獗的地方收入水平增长得也很迅速，但科学技术革命仍然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技术革命中，失业人员为企业“节省”下来的现金流中，有一部分没有立即找到“出口”。很多企业以前能雇得起一大批人，在科技浪潮面前，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再加上产能过剩，不需要原来那么多人，纷纷开始节约成本，这必然意味着裁员，意味着一些人失去工作和收入，意味着很多人才被浪费。不仅很多人失业，以前为这些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也受到了拖累而失业，以前的很多经济活动现在也都消失了。因此，新技术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失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身边的数码产品导致我们失去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具体是多少呢？要说出一个确切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你无法区别一个工作岗位是由于技术进步而消失的，还是由于企业不景气而消失的。事实上，这两者是一码事。考虑到商业周期的性质，企业肯定会遇到不景气的情况，这时注定要削减工作岗位，或者破产倒闭。因此，我们将丧失工作岗位归因于企业不景气。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经济恢复时，就业岗位也应该再次出现，但实际上却没有。当经济开始恢复时，企业发现在下一轮投资中，在下一轮业务规划中，只需要较少的员工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我认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和商科学生发表的学术著作混淆了这些问题。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技术专家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2011年出版的《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书中认为，技术变革速度加快是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原因所在。但如同戈登技术变革速度放缓的观点一样，埃里克他们提出的观点证明起来也很难。但技术变革的速度无论是加快，还是放缓，都不是节省劳动力的必然原因。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在决定是否要雇用一个新员工，或雇人取代一个即将离职的员工时，主要是考虑经济利益，如果借助机器就能完成同样的工作，企业往往更加倾向于购置机器，而不是雇用员工。机器就像从前的马一样，不需要企业交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不需要工资。当这些成本上升时，即便技术的成本没有进一步降低，或者技术的作用没有进一步强化，机器的吸引力也仍然会越来越大。

关于是否有可能准确地衡量1979年以来技术变革对工作岗位变化的影响，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过讨论。在2013年末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舍尔（Lawrence Mishel）、海蒂·希尔霍尔茨（Heidi Shierholz）和约翰·施密特（John Schmitt）在研究了各种观点和证据之后指出，技术变革对于中等收入工作的影响并不重要，因此，对于工作岗位两极分化的影响也不重要。他们准确地指出工作岗位的严重流失和就业结构的重大改变发生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于2000年达到顶点之后，但当时受到冲击的主要是高薪工作岗位。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各种类型的工作岗位都受到了冲击。

但我觉得米舍尔及其同事提出了这样一个推论，即2000年以来的失业主要是由低速增长和大萧条造成的，我觉得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萧条给企业制造了很多新困难。在此之后，企业在决定是否雇用新员工时，考虑的因素就不同于以往了。与遭遇萧条之前相比，企业将更大力度地发挥新技术在节省劳动力方面的潜力。

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私营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私营部门的失业人员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减少。这些人在失业之前还能找到用武之地，利用自己的能力维持生计，但现在他们发现没有公司需要自己提供的服务了。就业率下降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也会随之下降，与其说这是因为社会总需求减少，还不如说这是因为那些企业没有找到扩大就业的门路，导致失业者丧失了购买力。

这并不是在贬低数字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数码产品，而且与之前的技术相比，这些数码产品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数字技术有利于节省资源和削减成本。企业必须控制成本，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方法来帮助那些失业者维持一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能够付得起看病和孩子上大学所需的费用，那么数字技术带来的这些好处就更有价值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再用老式按键电话，也不愿意跑到邮局去寄信，虽然这些商品或服务仍然存在，但有多少人愿意用呢？如果我们怀念倒闭的书店，为停刊的报纸感到遗憾，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而是因为当前我们通过浏览网页就能舒适、愉快地获取信息。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期间，正值石油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机械取代了役畜，导致美国很多牧民、农民以及马车制造商丢掉了工作，这些人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情景呢？起初，这简直是一个灾难：数以百万计的人找不到工作，坐着火车或卡车，来到了“胡佛村”[2]的营地。后来就出现了罗斯福新政，雇用了数百万人从事公共项目建设，重建这个国家，这种情况从1933年持续到了1936年，在此期间，失业率从25%降低到了10%以下。再后来，到1937年和1938年，经济开始紧缩和衰退，开始实施第二轮新政，之后便是战争动员。

战争完全解决了失业问题。但总体来讲，战争创造的工作岗位并不是集中在生产环节，而且士兵和武器制造商并没有促进消费或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战争期间，新的商业投资和很多非军需物资的生产活动都停止了，以便储存战略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战争并没有为下一代人留下多少新的资本设备，而且已有的设备磨损严重，没有得到良好的养护，因此，在战争期间的损耗速度比和平时期快得多，等到战争结束时，很多设备往往已难以继续使用。坦克、大炮与军舰几乎无法用于民用目的，大多数飞机都损耗得非常严重。但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口数量却大幅增加。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促进兴建公共工程，促进就业，提升民众的购买力，这种情况维持了15~20年左右。这为一种新型经济的形成奠定了金融基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经济基础顺利地从制造业转变为金融业。到20世纪60年代，石油革命的毁灭作用基本上已经宣告结束。当时，乡村地区变得空空荡荡，铁路运输量严重收缩，家庭壁炉用来取暖的煤炭使用量大幅缩减，用来从事耕作与运输的马匹早已被淘汰。

接着，美国经济迎来了连续多年的增长期。在此期间，就业率得到了保障，并且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以石油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以石油为基础的商品与服务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促进了生产活动的繁荣。此外，过剩的煤炭用于发电，降低了电价，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轿车、卡车和飞机的发展，郊区的建设以及家电行业的发展，都促进了就业率的提高。无论从绝对角度，还是从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就业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虽然古代以马和犁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形态的崩溃，以及近代以铁路和有轨电车为代表的技术都曾经引发了大规模失业现象，但石油经济对就业率的提升幅度要大得多。

两种力量促进了就业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第一个是在“二战”结束后，女性开始退出劳动力队伍，这对于那些职业男性而言是一个好消息，有利于减少他们在找工作时面临的竞争。但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多，意味着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少，社会需要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也就越来越少。同时，家庭首次成为有效需求的源泉，而且家庭需求的规模非常大。很多之前不需要支付酬劳的劳动，包括马匹的劳动以及妻子和孩子的劳动，现在都可以通过机器或通过雇用他人来完成，都变成了现金经济的一部分。随着各式各样的机器逐步取代了家庭劳动，国内生产总值也在这个替代过程中一路高涨。最后，房子成为制约人们提高购买力的一个堡垒，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挣钱的能力与支出的需求分离开，即支出规模并不取决于你的收入规模，有些大额支出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些趋势开始逆转。首先，企业在制造新型数字产品过程中，所需设备的价格迅速下降（以单位产出的成本计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价值。其次，数字产品取代了一些可以用来营销的产出。比如，通信、信息、教育、娱乐以及零售等产品与服务之前都是按照单位成本预付费用的，但现在却可以免费获取。它们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甚至其作用比之前还要大，但经济增长核算过程却忽略掉了它们。这些活动可以免费获取之后，再也无法为人们创造收入，也无法创造工作岗位，因此，当我们在核算所谓的经济增长时，自然会忽略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技术既节约了劳动力，也节约了资本，这或许能解释当技术分散之际，为什么平均每一位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不降反升。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而且在核算过程中又忽视了获取先进技术所需的成本，而不是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与就业人数的增加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同时，在20世纪50—60年代推动人们组建家庭的力量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逆转，因为当时养育孩子的成本比较低，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新一代美国人早已发现养育孩子的费用非常大，如果不生孩子，就可以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因此，生育率不断下降，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在求职过程中，她们不会习惯性地屈服于男性，而是与男性展开了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工作的渴望与工作机会的减少就发生了矛盾。

20世纪40年代的金融奇迹有利于美国打造一个新的技术世界，而这个新世界在20世纪50—60年代终于成形。“二战”结束后，在三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中产阶级先后经历了有资金状态、有房但负债状态以及无资金也无力偿债的状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偿还债务将是必然的选择，而要偿还债务，提高就业率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方面，没有捷径可走。在20世纪40年代，战争为提高就业率提供了捷径，但现在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就业率徘徊不前的局面将持续多年。唯一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动员人们推动能源利用模式转型，摒弃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转而采用替代能源。但到目前为止，替代能源的定义还比较模糊，而且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方案去做这种事情。目前，像战争动员、罗斯福新政这些能够大力推动就业的动力之源已经枯竭，其他一些替代性的动力之源，比如出口、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力量都太薄弱，无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学家们对创造性破坏的正常反应都是不以为意，认为情况会好起来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们假定存在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如果发生了萧条，之后肯定会出现复苏。现代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将一切问题归因于需求不足，认为更多的支出总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因此，经济学家们总是分成两派：一派是宿命论者，他们敦促人们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下随遇而安，耐心地接受现状，情况自然会好转的；另一派是“干预派”，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他们敦促政府出台刺激措施，认为政府加大支出之后，工作机会自然就会接踵而至。

简而言之，对于这两派的观点，我们都有理由提出质疑。“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的观点值得质疑之处在于，技术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不会自发地向前推进。一种技术的影响范围及其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其自身的特征。新的数字技术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做出切实的贡献，更在于削减经济活动的成本，抢占上一代技术的市场份额。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观点值得质疑之处在于，人们不能仅仅依靠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增加支出来创造就业岗位，因为如果你给消费者更多的钱，那么在当前这种手头拮据的情况下，这笔钱的主要用途肯定是偿还债务，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消费者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如果给企业更多的钱，这笔钱的主要用途可能是研发新技术，进一步节约劳动力。如果给银行更多的钱，那么在缺乏资质优良的贷款人或者缺乏良好的商业前景时，这笔钱可能沉睡在银行中，不发挥任何作用。

回头来看，从技术和物理角度分析，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廉价燃料的兴起，机械文明、工业文明和电器文明的兴起，金融业的繁荣等等，都为美国的繁荣创造了机会，为美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二战”对美国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的收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此类似的、重大的偶然事件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们仅仅发生了一次，而且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期待它们再次发生。

[1] 　格鲁夫是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盖茨是微软的创始人。在过去的20年里，英特尔处理器的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计算机内存和硬盘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运行得越来越慢，所占内存也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的计算机虽然比10年前快了100倍，运行软件感觉上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译者注

[2] 　胡佛村指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设立的失业工人及流浪汉的收容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