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武力的无用
如果说工业世界的资源成本先是推动了发展，后来又制约了发展，那就有必要审视一下军事力量的角色，看看军事力量是否能够真正地将资源成本维持在可接受的低水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掌控在那些能够获取资源优势的国家手中，比如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而那些缺乏廉价资源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和中国，发觉自己实力弱小，相形见绌，不断衰退。德国人和日本人曾试图创建帝国，赢得享有资源的特权，但在重要战争中失败，未能成功。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美式和平”之下，在1970年全年，资源都很便宜，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拥有丰富的资源，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确保它能够在波斯湾等地持续获取资源。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越南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再次得到检验，从冷战结束到2001年9月11日那次恐怖事件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美国都未曾受到过任何挑战。
如果读一读关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初期势力范围和角色的大量书籍，你会发现无论书中观点是支持还是否定美国是一个“帝国”，它们都很少质疑美国的实力。美国在军舰、飞机、基地、军费开支等方面体现出的实力优势不言而喻。有假设说，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实力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假设是没有依据的。但也有与众不同、出人意料的观点：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无论具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通常都无济于事。美国不能再用军事力量主导世界。更确切地说，面对经济危机，军事力量已经变成了次要角色，已不能单靠军事力量解决问题。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04年出版的《巨人》（Colossus）一书中，对“帝国主义”这一理念提出了原则上的支持，尤其是支持美利坚帝国。弗格森对美国国外干涉的历史做出了客观的评判，但他还是认为国外干涉是有必要的。从美菲战争到越南战争，弗格森没有想美化历史。他并没有像其他作者那样力图证明美国的世界使命不是帝国主义，与早期欧洲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他的论点很务实，包括两点：管理世界事务的工作必须有人做：无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看起来多么恶劣，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还算是好的。
弗格森认为有论据可以支撑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弗格森说：“大家普遍倡导秩序。当然，自由是更崇高的目标，但凡是那些见识过混乱的人才能意识到秩序是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层意义上说，支持美利坚帝国同时又是反对全球无政府状态，或者确切地说，反对地区权力真空扩大化。”
这里我们不考虑上述言论中那些隐含假设。没有帝国，就一定会导致国际无政府状态吗？自治是现代骗局吗？国家独立只是幻想吗？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力量，更确切地说，没有美国这一帝国的力量，“地区权力真空”就一定会出现吗？如果真的出现，会出现什么情况？真的会那么糟糕吗？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像美国那样，以温和的态度看待美国动机吗？弗格森这种以偏概全的写作风格不是为了讨论这些问题，它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也并不重要。在“9·11”事件之后，这些问题有了答案。
动用军事力量将秩序强加给另一个无政府世界实际上表明了秩序是可以被强加的，而且武力也能维持秩序。这种说法在以前是正确的吗？如果搁在以前是正确的，那现在依旧如此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统治是实现统一世界秩序的有效途径。这要追溯到19世纪早期，那时机械时代的优势与公共管理的技巧相融合，赋予了帝国力量，而这种力量是防卫动机与武力优势结合的产物。
机械时代与公共管理的发展唤醒了一种消失的政治形式。欧洲全球帝国（不同于广阔却有边界的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墨西哥、秘鲁帝国）是从环球航行开始的。环球航行促进了欧洲与美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联系。然而由于全球性，加之不确定的交流时间，这种联系必然不太紧密。全球帝国是海上航行和发现新大陆的成果。在最初阶段，该帝国建立在人口衰减（由于疾病）、奴役、掠夺之上，包括掠夺手工艺品、矿产资源、土地和劳力。而公共管理的另一个目的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维持基本秩序和拯救灵魂之上。
在全球帝国初期（16世纪至18世纪），中央政权的操控依赖于被派驻到殖民地的那些精英是否忠诚于中央政权。这种操控受到了距离的限制，也受到了横跨大洋供养军队所需开支的限制。此外，殖民地人们对于纳税产生了极端却合理的厌恶情绪，也影响着中央政权对殖民地的操控。因此，不难解释为何在18世纪时，英国第一个殖民地，即现在的美国分裂了，也不难解释为何在19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的统治会渐渐式微。
相较于全球帝国初期，第二阶段的帝国有所不同。到了19世纪中期，将工业投资和现代政府引进殖民地均成为可能。丘吉尔在描写他远征阿富汗马蒙德山谷的《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一书中这样说道：
19世纪给这个幸福的世界带来了两个重大的产物——后膛枪和大英帝国。前者是一种奢侈品，而后者是一件麻烦事。
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是个典范。他的军队举着革命与法律的旗帜，在一定程度上与中欧封建主义抗衡。然而，他踩在了饱受争议的土地上，踩在了隶属或者靠近其他欧洲帝国的领土上，踩在了过去帝国总督（西班牙、葡萄牙）的领地上。一个世纪以后，希特勒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印度、阿富汗、非洲属于另一种情况，如同由沙皇统治的西伯利亚或者美国的“西部荒野”（Wild West）。
19世纪的帝国霸权抢占了领土，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必要通过武力从相对强大的一方来赢得领土。对于欧洲来说，这种抢夺方式在印度、东南亚、东印度群岛（在这些地方，贸易统治让位于集权统治）以及非洲很是盛行。对于美国和俄罗斯来说，这种扩张首先是在毗邻的辽阔领土上发生的。那么，为何这些掠夺会出现？为何它们会在早期掠夺失败后取得成功呢？
答案在于铁路、电报、机关枪、轮船以及欧洲政治改革的出现，而这个政治改革也为掠夺提供了一些正当理由——为了西方文明的进步，至少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是这样的。尽管在漫长的封建时期，西方一直存在敌对势力，但在许多情况下，西方工业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很多敌对势力都被镇压或收买了。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与当地之前的政府相比，殖民者建立的新帝国会给当地精英人群带来一些好处（但有两个例外，比利时人没有给刚果地区的精英人群带去好处，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的白人也没有给北美印第安族群带去好处）。在19世纪，当殖民统治遭到当地原住民反抗时，当时的道德观念和种族歧视使得对民间起义的暴力镇压显得无可厚非。在旁遮普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和美洲原住民看来，新的帝国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抵抗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实用主义的心理让人们不仅接受了新的帝国，也推动了帝国的繁荣。
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后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个帝国之间的对抗，是各个工业体系之间的碰撞。所有的参战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战争没有所谓的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为了防止纳粹德国和日本建立诸如几十年前的英国、法兰西、美国、俄罗斯之类的帝国——这些帝国根植于殖民扩张、暴力镇压，甚至种族灭绝，并将殖民地当作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次战争导致帝国主义名誉扫地，导致非洲和亚洲几乎所有的殖民地走向了独立，而且联合国的建立又保障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独立性。并非所有殖民地的独立都来得那么容易。“二战”后，法国殖民者仍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耀武扬威，英国殖民者又在马来半岛和肯尼亚挑起了战争（当时英国殖民者没有在印度燃起战火，因为印度对英国财政贡献很大）。然而，独立的浪潮终究还是席卷了全球，不过苏联和葡萄牙这两个帝国属于例外，因为苏联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却又是“二战”后出现的唯一帝国，而葡萄牙帝国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残留物，它既非财富之源，也非产品市场，在“二战”后又苟延残喘了30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葡萄牙都是中立国家，虽然穷，但在战后也并未破产。
在欧洲全球帝国再次衰落之际，弗格森预见了一个类似的帝国的兴起，只不过它打着联合国和民族自决的幌子——这个帝国就是美国。与之前的帝国一样，美利坚帝国植根于工业力量、军事力量和高效的公共管理模式。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得益于其领先世界的科技，得益于建立了一支专业性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承担起了四处征伐的任务。
弗格森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是美国帝国成功故事的一个体现。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动机可以追溯到一种经典的帝国主义理念，即一个帝国必须巩固其遥远的边界，以对付其对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要对付的对手是苏联。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二战”的结束是对帝国主义理念本身的挑战，弗格森却认为“二战”的结束构成了不同帝国之间的桥梁，将不同的帝国凝聚到了一起。根据这一点，弗格森推出了一个颇有嘲讽意味的结论，即1945年以后的民族独立和全球治理架构只是一个假象。
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军事与政治能量的第一块“试金石“并非战败的轴心国，而是朝鲜半岛。在那里，美国险些败于朝鲜人和中国人之手。10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了越南。
弗格森对越南的分析鞭辟入里，甚至听起来有些残酷，很值得关注。他认为，在越南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其实即将赢得胜利。他认为，如果美国投入更多的力量，拿出更大的决心，就能夺取越南战争的胜利，而军事上的胜利就能维持一个独立、友好、反共的南越。根据当时的战争态势来看，他的分析有可能是正确的。弗格森指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的军事技术持续改进，逐渐适应越南的环境，作战策略也更加有效，而且当时美国空军已经遏制住了北越军队对南越的攻势。从军事角度来看，战事可能已经陷入胶着状态。
越南战争进展非常困难。北越军队在柬埔寨和老挝都有隐秘的藏身之地，而且他们的物资供应线路很难阻断。然而，越南战争也具有很多殖民战争的特征，比如，交战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主要战场为农村地区，且美国投射军力的潜力是无限的。因此，弗格森认为，美国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输掉越南战争的，因为美国政治领导人丧失了战斗到底的决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过战斗到底的决心。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因素占了上风呢？如果美国投入更多的军力就能赢得战争，为什么没这么做呢？如果事实真的表明政治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事实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虽然弗格森的这个分析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无可否认的是，越南战争的确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政治考量的确是必要的。在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了。1950年美国在鸭绿江的那段经历依然历历在目，而且美国总统深知在中国边境发动越南战争的风险非常大，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时刻萦绕在美国总统心头的新因素，即原子弹。当然，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愿意招致原子弹袭击的风险，而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愿意面临必须动用原子弹的情形。比如，法国人在奠边府的驻军被困之际，美国不可能为了解救他们而动用原子弹。由于这些政治原因，美国领导人根本就不打算加紧推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没有入侵北越，没有炸掉红色大坝，也没有攻击海防港的舰船。
电视普及是一个新的影响因素。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曝光率明显低于20世纪下半叶的战争曝光率。当时，南越地区发生了罄竹难书的暴行，而这些暴行根本无法完全掩盖起来，美国国内民众通过电视能了解到南越的真实情况。一旦这些严重背离道德准则的暴行被曝光，势必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抗议运动。因此，战争进行的方式对其持续的时间会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方式过于穷凶极恶，灭绝人性，那么这场战争必定会戛然而止。在此之前的帝国几乎都没有面临过这种窘境（数年前，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那场战争可能算是例外，虽然残暴，仍然持续了8年之久）。
正如所有前殖民地国家一样，越南本国的政治形势业已发生沧桑巨变。50年前，越南人可能会合理地认为法国人不会离开越南，认为“帝国”就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法国殖民政府是稳固的，除了殖民政府之外，没有其他能够促进国家进步的好方法，甚至连胡志明先生都曾负笈巴黎。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世界模式就消失了。驻越南的美国人不仅是，也将只是昙花一现。我们曾信誓旦旦地声称，我们的目标是“训练越南人干好‘本职工作’”。因为每个人，每个在越南的同胞都了然于心，这一天终将来临——我们将无法再庇护我们的同胞们——这一事实将会挫伤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积极性。
随后，直升机撤离日终于来临。
越战失利之后，美国军方的确对自身的局限性做了反思。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国事安宁；虽然里根总统骨子里有种牛仔的血性，而且他执政早期也确实增加过军费预算，但他毕竟也是不愿直接诉诸武力的；在里根时代，除了在贝鲁特反恐战中遭遇过一次短暂的溃败之外，美国政府要么以“傀儡战”的形式发起战争（例如安哥拉战争和尼加拉瓜战争），要么以“速决战”的形式发起战争（例如格林纳达战争）。根据约翰·蒂尔曼（John Tirman）在《战争的滥觞：美国军火贸易的人力成本》（Spoils of War: The Human Cost of America’ s Arms Trade）一书中所做的描述，即便在速战速决的格林纳达战争中，那个小岛上武装力量的抵抗也导致了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导致美国民众陷入了一阵恐慌。1989年，老布什总统下令发动了入侵巴拿马的战争，这场丑恶的战争导致数百人死亡，但在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中，美军大体上掩盖住了肮脏的暴力活动，美国民众无法了解实情。
直到1991年，美国才再次试图发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以期将伊拉克从科威特沙漠上驱逐出去，从科威特城驱逐出去，并最终摧垮伊拉克军队。由于距离遥远，再加上对手似乎具备明显优势，因此，这场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需要部署大量的兵力。但战事进展得很轻松：战场是辽阔空旷、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占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伊拉克军队非法入侵科威特，过度消耗，士气低落，装备陈旧，而且很多士兵在战争打响之前就已经放弃战斗了。（1991年，萨达姆的军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库尔德人，由于萨达姆长期压迫甚至屠杀库尔德人，导致这些库尔德士兵不愿意为萨达姆而战。）
这一次海湾战争的轻松取胜使美国摆脱了多年来一直影响自己的“越战综合征”。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但这场战争并没有证明美国军事力量在普通条件下的打击能力。10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战场的艰苦战斗中学到了经验，而美国并没有从伊拉克战争中学到类似的经验。在20世纪末，美军在科索沃与米洛舍维奇的军队战斗时，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检验，而且科索沃战争的空袭行动出人意料地持续了70多天，却没有摧毁塞尔维亚人的军队。从这场战争中，认真的观察家们会发现一些简单原始的反制措施就能挫败空中轰炸行动。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会成为一个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但由于美国军事实力并没有在这几场战争中得到充分的检验，因此，那些希望印证自己想法的人恐怕不得不先等一等了。
后来，到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堪称“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新保守主义团体——“新美国世纪计划”组织在此事件爆发之前就做出了预言，小布什总统在当天夜里的日记里也是这么认为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大幅提升军力，增加军费，甚至远远超过了后来的阿富汗战争的实际需要。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期摧垮基地组织，颠覆塔利班政权。当美国及其盟国于2001年底进军喀布尔之际，五角大楼的军费开支基本上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限制了，军事规划也不受任何有效的约束。
但阿富汗战争的规模太小，至少从前几年来看是这样，无法对美国人的战争观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2007年的数据，在2001年和2002年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军费仅仅在之前的基础水平上分别增加了140亿美元和180亿美元。因此，由此产生的直接经济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真正重要的是五角大楼在筹划未来战争时享有了无限的自主空间，而且阿富汗战争的轻易取胜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自信。换句话讲，阿富汗战争只是一场催生幻觉的速决战。
到了2003年，美国又开始入侵伊拉克。最终结果表明，美国面临的是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要征服和占领像伊拉克这样一个大国绝非易事。这场战争检验了美国人关于超级大国的假设，即美国可以通过震撼与威慑去统治世界。伊拉克战争引发了一波战争狂潮，而那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要么被奚落，要么被忽视。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伊拉克战争的最终结果。这场战争爆发10年后，据估计，美国付出了8 000亿美元的直接成本和更多的间接成本（未来肯定还要继续付出更多的代价），却仅仅实现了最直接的目标，即推翻萨达姆，之后便从伊拉克撤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认真探索背后的原因或许是有用的。早在法国撤离阿尔及利亚时，“帝国模式难以为继”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而这次美国撤出伊拉克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以征服与占领为目标的战争就变得这么困难呢？
第一个原因是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的非洲和印度，空旷辽阔的农村地区堪称理想的战场。你可以从高耸的山头上或者从空中随意开火杀戮。一个村庄可能会被烧光或夷为平地。此外，这种地形更加方便军队行军和扎营，方便站岗放哨，保护自己。而另一方面，城市则是钢筋与混凝土的世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下通道和地下室。除了原子弹，其他武器不可能完全摧毁一个城市。城市的街道限制了车辆的行动，容易使车辆成为攻击目标。由此可见，在空旷地带交战的优势到了城市地区荡然无存。
第二个原因是武器的进化。据说，在帝国主义如日中天之际，各大帝国的工业化程度大幅提高，任何遭到征伐的国家都无法阻挡或反制帝国军队的强大火力。正如法国诗人伊莱尔·贝洛克（Hillaire Belloc）在19世纪晚期所说的那样：“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然而，那样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现代的聚能药包可以集中烈性炸药的威力，炸穿墙壁或坦克装甲，威力巨大，价格便宜，还极易隐蔽。作为恐怖袭击首选武器，聚能药包对攻占部队毫无用处，但是对防守部队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对于普通炸药来说，汽车是绝好的运输工具，因此，汽车部队也被称为“穷人的空军部队”。如果不采用汽车运输方式，也可以采用人体运输，即自杀式人肉炸弹。这种炸弹灵活多变，非常奏效。我们已经见识过很多诱使别人充当人肉炸弹的方式，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则是被迫的。
第三个原因是现代媒体和现代通信方式的存在。今天，它们扮演的角色已经远远超过了越南战争中的电视摄像机。今天，几乎每一个场景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并得到广泛传播。虽然费卢杰袭击事件[1]和哈迪塞屠杀事件[2]表明人类的行为准则在战争中从来不会得到完全尊重，但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手机、脸谱网和推特，军队的残暴屠杀必定会受到全世界瞩目。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低于过去。系统性地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去征服被占领区的人们已经基本不可能。同样，监狱里折磨囚犯的情况也基本上消失了。正因为如此，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似乎震惊了美国军方。
第四个原因是，在现代战争中，占领部队的服役期相对较短。士兵和军官很少在一个驻地待上一年以上；就算之后回到同一个驻地，一般也是为了执行另一个任务。他们来来去去坐的是飞机。这也与一个世纪以前不同，当时受命于帝国的大部分军人实际上把整个人生献给了军队。而现在的这种情况只能造成部队中人际关系淡化，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下降，因此占领军与当地人之间来往的情报可靠性也降低了。甚至，占领部队里的文职管理人员也不再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承担的职业。在伊拉克，它成了非专业人士的专属领地，而担任这些职务的文职管理人员在美国拥有其他职业，或拥有政治野心。从一些从未受过专业训练、一无所知的短期士兵中选拔有领导能力的精英是天方夜谭。
第五个原因是，在现代战争中，占领常常是短期行为。再没有人为了兼并他国领土而去占领。位于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当今世界上的唯一例外了，因为违反准则，已经被世界大部分国家所不齿。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清楚，有一天，总有一天，当敌军离开的时候，就是他们解决通敌者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地找永久性代理人的行为已经消失。那些为占领方效力的人要么同时与另一方小心地联系着，为自己留条后路，要么寄希望于在此之前把家人安全地转移到美国。
第六个原因是，占领军的士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珍稀。他们不再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农民之子，不再是刚刚摆脱农奴身份的阶层，不再是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可以轻易取代的人。志愿兵役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士兵全靠招募。战争中需要掌握和维护精密设备带来的要求是，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培训。在由大众媒体负责监督的民主制度中，还存在一个问题，他们不幸伤亡是具有不良政治影响的大事。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可以取代的。即使在半个世纪以前，以上的这些问题还都不存在，那时当炮灰就是军人理所应当的归宿。
这些因素导致了战争结构发生永久性的改变，改变了发动以占领和控制他国为目的的战争的成本和收益，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并没有随着巴格达被征服而结束，为什么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双方陷入极度僵持状态，最终化解僵局的是政治手段而非武力。如果这场战争的教训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个教训能够深入人心，那么以彻底征服一个大国为目标的战争或许就能够避免，可能任何大国都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而美国几乎不可能再发动侵略战争了。同时，以农村地区为主战场、整体来看比较低调的阿富汗战争还在继续着，但可能会持续更久。本书写作之际，人们讨论的主要内容是2014年全面撤出阿富汗的可能性。
战争已经结束了吗？非常不幸的是，并没有。但就当今世界以及未来很有可能爆发的战争来说，主要战场会是在非洲，会是那些从未经历过工业化并且未来也不会被工业化的土地，会是那些世界媒体都不会注意到、发达国家也不会直接派驻军事力量的地方。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战争”的时代似乎已经落幕。2013年10月初，武元甲逝世，享年102岁。到此，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位在传统战争中奋战过的伟大将军和军事领袖。武元甲将军在一系列的战争中抗击过日本军队，战胜过法国、美国的军队，据统计，这些战争中的遇难者数量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现在，除了非洲，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几乎不可能发生此类规模的战争，也几乎不可能会再出现这样一位军事领袖。
因此，虽然暴力仍旧阴魂不散，但我们曾经所熟知的战争却将一去不复返。很快，我们将有可能诉诸经济意义上的战争。首先，由于有些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国内的经济，所以有必要说说伊拉克行动的实际规模及其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发展，美国的军费总额一路飙升，达到了之前的4倍，2003年达到了800亿美元，2004年达到880亿美元，而2005年和2006年则平均达到900亿美元。2003年军费的增长占到了当时美国年度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约0.6%。2003年第二季度，由于大量美军被派驻伊拉克，美国国防支出将美国GDP增长额拉高了1.45%。
这个数额并非微不足道，它比自1971年以来任何一季度中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要大。但除了2003年第二季度外，伊拉克战争对美国GDP的直接可测算影响都鲜为人察觉。2003年全年增长的军费开支对GDP的直接拉动率仅为0.36%，在2004年为0.26%，而在2005年和2006年则均低于0.1%。2008年，由于总统选举引起的经济增长，这一拉动率再次升高到0.36%。根据乘数理论，考虑到个人消费的下游效应，这一经济拉动率可能增长50%到100%。但是就算会发生这样大幅度的乘数增长，它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推动作用仍然很小，而且很快就会过去。
虽然伊拉克战争一直在持续，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很快消散，究其原因，是因为要想对经济增长起到持续性的积极作用，军费开支必须每年都有所增长。在支出总额上每一次增长（在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大约是每年900亿美元）将对GDP起到一次且仅有一次的拉动作用，即使增长后的支出总额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然保持增长后的水平。即使能够一直将支出保持在某个水平，也不会对经济增长率做出任何贡献。因此，虽然伊拉克战争的支出总额远远超过了战前极具误导性的预算，但和美国的经济总规模相比，它仍然只是个小数额，对美国经济增长所起的直接推动作用更是昙花一现。所以虽然伊拉克战争持续了整整8年，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从美国经济表现的角度来看，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上花费的开支从一开始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就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根据国民收入账户的测算来看是这样。自2004年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经济推动作用了。
在21世纪前10年的中期，从伊拉克战争中逐渐清醒过来之后，另一轮经济论证开始兴起，争辩美国是否因其“过度的帝国扩张”而将自身的世界地位置于险境。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威胁。人们担心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国家会寻求对美国“震撼与威慑”策略做出“不对称”反应，通过停止持有美国政府债券作为金融储备，转而选择欧洲、日本、俄罗斯甚至中国的债券，以抵抗美国的军事力量，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将会贬值，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国民生活水平也会下降。这将是世界因小布什政府的傲慢及其所犯罪行而对美国做出惩罚的方式，对此，将有人欢喜有人忧。
然而上述情况却并没有发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略受挫并没有造成明显的金融后果。在战争和占领行动上花费的巨额财富对美国政府债券利率似乎并无影响；虽然在伊拉克获得石油特许权和在阿富汗铺设天然气管道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但似乎金融后果也不大。这种新型帝国主义行动来了又去，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金融损失。当然，损失还是有的：一些社会投资泡了汤，公有资本没有得到保护或修复，战争中也有不少伤亡。但这些损失都会被个体及他们所处的团体自行吸收，只有从特定的角度，你才能看到这些损失。
但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即美国经济的内部和私营部门出现，而非由政府的暴力行为引起。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结果就是，在危机中，美国政府债券一如既往地算得上是安全资产。整个反恐战争，在其发起者看来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永恒特质，而在其诋毁者眼里则是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威胁，但这一战争此刻却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除了在恐怖行为的实施者和其受害者的心上，并未给人留下一丝痕迹。一切都只是一场小小的余兴节目，但它却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一点，即对于美国所面对的危险，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所遇到的障碍来说，使用军事手段只能是死路一条。
[1] 2004年9月13日，驻伊拉克美军从地面和空中袭击了巴格达以西约50公里的费卢杰市，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另有20多人受伤。——译者注
[2] 2005年11月9日，美军在伊拉克哈迪塞镇遭到简易炸弹装置攻击后，作为报复，杀害了24名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平民，包括妇女和下至两岁的小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