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济学派别的异同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界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的那些年间完全没有分歧，也是有失偏颇的。相反，他们也有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内容是什么呢？2009年9月，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周末版上发表了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文章，名为《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研究了主流经济学家在危机之前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没有预料到危机。

克鲁格曼的文章将主流经济学家分为两类：淡水派（Freshwater）和咸水派（Saltwater）。他们往往自称为“新古典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实他们既不是古典主义者，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人们也可能会将其分别称为芝加哥学派和麻省理工帮。后者松散地分布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一方面继承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知识，另一方继承了保罗·萨缪尔森的知识，但这两位大师的鼎盛岁月结束之后，他们之间存在大量的交流。

最重要的是，淡水派和咸水派构成了两个学术部落。虽然他们之间曾经存在非常重大的差别，但最近来看，这些差别已经变得次要和模糊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视角，倾向于用相同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并且将自己的知识局限在由同行组成的小圈子里，在这个小圈子里，他们自己的判断力不会受到外界的挑战。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在错综复杂的排名体系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克鲁格曼介绍说，这种本能是“经济学家们过于想要提出一个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又能显示他们专业知识的方案，同时这个方案还可以对外界展示他们的数学造诣”。这种描述是准确的，也是可怕的，因为那些时常出入咖啡馆的经济学家们思考的只是优雅和炫耀，而不是如何解决更大的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

未能预见、警告或阻止这场危机是这两类经济学家的共同之处。在经济形势恶化之前的那些年里，经济学家们之间并不存在卡珊德拉和潘格罗斯[1]的区别。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几乎不存在争论，他们不会去争辩全球化、金融化、不平等或中国崛起等世界经济新动态引发的危险、风险和挑战，也不会去争辩采取哪些政策比较合适。在他们眼中，历史和法律发挥着类似于地球物理和政治地理的微小作用，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作用。相反，他们会通过友好的对话去探讨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模拟理性人的行为，即模拟理性人在有效市场上的互动。如果你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那么，好吧，其他经济学家就不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难道不是吗？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误将优美当真理”。这里所说的“优美”是指直到大萧条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迷信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体系这一幻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科学家——更不用说整个科学界——在“优美”表象的引诱下忽视了真理，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客观性的角色、证据的作用、真理的本质、经济学在科学界的地位等等。比如，生物学家们会花时间去幻想生物界是一个完美体系吗？地质学家会担心岩层是否完美吗？这种思维方式真的很不可思议。

资本主义一般被视为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而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它是完美或接近完美的。这种幻觉有什么美的地方吗？克鲁格曼并没有说为什么经济学家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也没有说为什么有人愿意接受它。相反，克鲁格曼之外，经济学家们用来描述所谓完美体系的数学知识“令人敬畏”，并且“用一些充满想象力的方程式来美化”。相对于“优雅”的概念，克鲁格曼所用的这两句话也经过了精挑细选。人们通常不会将“令人敬畏”和“美化”与米洛的维纳斯联系起来，这两个词只会让你想起高中时期的校长和皮加勒广场（红灯区）。

经济学家之所以借助数学手段来装点关于市场体系完美性的言论，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很有美感，但局外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实没什么美感。他们的理论远远脱离了经济生活中的棘手问题和丑陋现实，但凡有一点美学意识的人都不会将经济学论文中那些烦琐复杂的数学运算视为美丽的杰作。经济学家采用数学手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澄清问题，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论证过程增添魅力，而是为了恐吓别人。这种策略是有效的。一个观点在英语中本来非常简单，但经济学家们非要用一连串的希腊符号去表达，让论证过程看起来“令人敬畏”。如果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抱怨，那么经济学家们驳斥起来也会非常容易，他们索性认为抱怨者不懂数学。

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一个重要原因是方法论出现了问题，金融危机后不少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反思。经济学家们用这些数学知识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里卡多·卡巴雷罗（Ricardo Caballero）在美国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刊物《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一篇为中等水平的专业人士所写的论文，题为《危机后的宏观经济学》。他在这篇文章里反思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认为对经济危机没有成功预测并不是经济学的失败，宏观经济学的失败在于目前其核心方法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创造了一个脱离真实世界的自我世界。这种经济学家趋之若鹜并自我欣赏的模型貌似非常科学和精确，却使得经济学变得狭隘并且提不出有用的政策建议，甚至提出具有危险性的政策建议，而对经济危机做出预测和较好解释的反而是宏观经济学认为边缘化的研究（比如对心理、投机、泡沫、传导等的研究），经济危机使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他还提出了一个应该引起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即经济模型与其理应反映的现实世界是什么关系？他呼吁人们关注复杂的方法论在经济学界所占的控制地位。他说：“然而，我这个学科令我担忧的地方就是它当前的核心方法论，即所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过于陶醉于自己的内在逻辑，混淆了这一方法论在模型世界中的准确性和在真实经济中的适用性。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克服，宏观经济学界试图融合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效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充满的各种复杂互动关系限制了我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在分析过程中时刻放在心上的重要事实。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考虑这种复杂性对于经济人行为和反应的影响，从而寻求在这种巨大不确定性面前依然具备稳健性的分析工具和宏观经济政策。”

那么，究竟什么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呢？这个经济理论模型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将理性预期纳入基础方程之中，并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黏性为假设前提，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该模型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微观市场主体纯理性预期的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标准模型没有考虑金融因素以及在处理外部冲击因素时存在不合理性。比如，在预测未来的通胀率时，该模型假定所有人的经济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一定的随机误差。随机性、动态性以及一般均衡性是其三大鲜明特点。动态性指个体考虑的是长期选择，使得经济体各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随机性指经济体受到不同的外部随机因素的影响。一般均衡性指经济体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推动市场体系达到均衡状态。

对于一个简洁的经济模型而言，如果以认真的态度将所有潜在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似乎太复杂了。因此，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者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简化的方式。在现实世界的市场体系中，存在着不尽相同却相互作用的主体，而经济学家们假定所有主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就是说，他们在“代表性主体”的基础上构建了这个模型。在最简单的版本中（当然，也存在一些较为复杂的版本），假定所有主体掌握同样的信息，具有同样的推理能力，因此，被视为几乎一模一样。在这种前提下，在构建经济模型时，就可以假定经济体内只有一个主体，而且这个主体根据一个精确模型通过错综复杂的计算来预测未来，仅仅会受到一些随机的、不可预期的冲击和误差的影响。由此可见，虽然这个模型声称自己拥有微观基础，但其实这种微观基础是骗人的，在研究复杂的经济体时，孤立地考虑个体行为的某个部分并不能推导出宏观行为，因为个体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

由于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引用卡巴雷罗的原话是最好的：

以这一核心方法中颇受偏爱的资本供给量的微观基础为例。一个关键参数……是代表性主体的跨期替代弹性。这个弹性是有人根据微观数据评估出来的，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数据，这些文献缩小了参数范围，只考虑少数几个参数，而这个方法会被任何想就“现代”宏观经济学发表见解的人使用和推崇……中国官僚、海湾地区独裁者等等类似的因素对货币供应量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典型的答案是不要担心，因为这些都是“如果”，未必会发生。

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现实中，经济主体存在方方面面的差异，比如财富、观念、必须遵循的法律和习俗等，而卡巴雷罗所说的“代表性主体”则忽视了这些差异，从一开始就假定这些差异无关紧要。第二，这段话重复使用被动语态，给人传递出一种被动思维的基调。当卡巴雷罗提到这个方法“颇受偏爱”时，人们可能会问：谁偏爱？为什么偏爱？当他提到“会被任何想就‘现代’宏观经济学发表见解的人使用”时，人们不禁会问：是哪一个隐藏在幕后的人命令这么做的呢？“典型的答案”又来自谁呢？似乎有一个隐藏在幕后的手拿着指挥棒指挥着这一切。

分析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弊端之后，卡巴雷罗接着分析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否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么美好。这个模型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因为技术变革降低了某些要素（马匹、轻型马车）的收益，而提高了另外一些要素（柏油路、汽车）的收益。工人会对此做出理性的反应，即当环境有利时，他们就愿意多工作，而当环境不利时，他们就会少工作，因此，失业是工人们出于想削减工作时间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克鲁格曼在《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中坦率地说他认为这种说法太愚蠢了，并且反问道：“大萧条真的成了大休假吗？”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确与技术史有关系，因为技术变革的浪潮的确是一波波地袭来，这一点姑且算是这个理论的一个美好之处。但卡巴雷罗没有看到这一点。相反，他写道：“事实上，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其美好之处就在于它的简单性。它非常连贯地描述了一个没有摩擦的世界的均衡状态。”

一个之前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用呢？”描述一个在多项假定的前提下幻想出来的世界，描述一种不会变化的状态以及描述一个互动过程完全没有结构性的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技术变革导致旧事物迅速终结，而新事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立下来，从而促使经济体系出现混乱，怎么能一味地认为技术变革“没有摩擦”呢？因此，这个不考虑摩擦的模型是令人困惑的。在现实中，人都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如果将所有人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视为类似于重力的同质性的活动，有什么价值呢？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人转而去研究行星的自然条件。当然，从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讲，研究结果可能是有趣的，甚至你可能认为研究模型很美，但这种研究远远偏离了人们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即地球上的生命，因此也不会为揭开生命之谜发挥什么作用。如果你一开始就拿着显微镜、培养皿和一份沼泽水样本去研究，就不会获得你想要或预期的结果。

缺陷与摩擦

“纯粹派”或者说“淡水派”经济学家[2]主张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作用就在于设定一个关于经济生活的理论框架，引导人们在开展经济学讨论时不要突破这个框架。坦率地讲，这个框架是极端的。即便那些反对这种框架的人也不能完全摒弃它。它的复杂性，也就是这一派经济学家主张的微妙之处，需要人们付出很多脑力之后才能了解。既要表达异议，又不被视为异教徒，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在讨论过程中，如果你赞同理论模型的几个基本出发点，就会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鼓励，反之则会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一切探讨仍然局限于经济学界的内部，纯粹主义者虽然有时会遭到围攻，但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凡是得到经济学界认可的异见人士都是那些喜欢往淡水里加少许盐的人。卡巴雷罗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克鲁格曼也指出，如果经济学想要赢回声誉，它就必须接纳一种不那么诱人的景象，即市场经济具有很多优点，但也充满了缺陷和摩擦。这两位咸水派经济学家都赞同“充满缺陷与摩擦的经济学将从经济分析的边缘走向中心”。

他们往淡水里加盐的办法就是在无缺陷、无摩擦的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一个让情况变复杂的因素，通常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的因素。最著名、最原始的就是宣称“工资是黏性的”，因此无法及时适应新情况，无法恢复充分就业。那些将缺陷和摩擦理念引入均衡模型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和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了“工资黏性”的概念，作为对凯恩斯关于大萧条期间失业现象的观点的解读。对于这种在理想模型基础上增添轻微偏差的方法，现代社会最有名的实践者之一就是年轻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批判了正统的经济理论。他认为，因为一些人掌握的信息比较多，而另一些掌握的信息比较少，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正统理论所假想的人人掌握同样信息的完美世界泡汤了。作为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通过往传统的理论模型中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颠覆了传统的贸易理论。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近年来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即引入了“动物精神”[3]的概念。通过引入一个缺陷或摩擦，主流经济学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现实世界的某个特征，让自己的理论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又能维持纯粹主义的经济模型的权威性，不至于损害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面对现实中的经济危机（一个的确需要解释的事件），卡巴雷罗提出了几个可能的想法：可能大范围恐慌导致形势的复杂性突然加剧，可能出现了某个消极的冲击，导致债权人对信息异常敏感，也可能是市场主体考虑到了“奈特不确定性”之后，改变了合理预期的观念。奈特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确定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就是常说的“风险”；另一种是没有确定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其主观概率是不确定的，称为奈特不确定性或模糊。具有奈特不确定性的事件既不是黑天鹅事件，也不是肥尾事件，而是完全不可知的。如果人们突然认识到有些以前认为可知的事情是无法预测到的，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之前的概率计算还不够好，信心随之被摧毁，从而可能会催生行为的剧烈变化。

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呢？不是来自确凿的证据，事实上也不存在这类证据。不是通过将备受经济学家们青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模型对比得出来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不承认这类替代模型的存在。也不是通过引用历史事实，看哪个模型能解释一系列历史事实得出来的。经济学家们的目标是在忽略一切缺陷和摩擦的理想前提下建立一套最简单的理论，勾勒出一个大体上能够解释现实事件的行为模式。一旦某个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理想的行为模式——也许它会被称为“泡沫”，那么争论可能会暂时平息，直到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更加简单的理论。

“淡水派”与“咸水派”经济学家共同的研究方法使他们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小圈子，其他人则遭到了排斥。然而，这两派之间的争议有时也是非常激烈的。比如，他们经常会争论某个缺陷或摩擦是否会打破“市场具有自发调节功能，政府无须干预”的理论。那么，如果政府以“黏性工资”、“信息不对称”、“动物精神”或“效率工资”为由而增加公共开支、创造就业机会呢？淡水派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各个时期的失业都可以归因于市场自发调节过程不完整，导致市场暂时无法适应均衡状态的改变，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这种调节过程继续进行下去，直到这个过程完全结束，政府不能出台刺激计划加以干预。

咸水派经济学家则不赞同淡水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咸水派认为，“刺激”有时是一种针对经济衰退的有效补救措施。在咸水派的一些人（尤其是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看来，如果市场的缺陷和摩擦非常大，而且影响范围广泛，那么政府完全有理由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来保障市场正常运行，不然市场失灵的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在其他人（尤其是萨默斯和伯南克）看来，短暂的、临时的刺激是有益的，有利于促进最终必然会发生的经济复苏早日实现。

虽然淡水派与咸水派之间的分歧总体上并不严重，但一直贯穿于2008年那场危机爆发后的政策辩论。最初，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无摩擦的均衡状态下，即使出现了一些“随机干扰”，也不至于爆发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从这个理论出发，要爆发现实世界中的这场危机，经济体必须遭到一种巨大的“外部冲击”，其冲击力相当于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流星撞击地球时所产生的冲击力，也许是某种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技术横空出世，也许爆发了一场战争。淡水派的经济理论的逻辑就是这样，但冲击在哪儿呢？这一派完全没有头绪，也提不出任何能够产生如此强大冲击力的因素。因此，芝加哥学派甚至无力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那些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功能、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人暂时沉默了一阵子。

他们的沉默使得咸水派乘虚而入，大肆宣扬自己的观点，广播、电视和报纸上一时充斥着关于市场缺陷和摩擦的言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场危机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未能提前认识到市场缺陷和摩擦其实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使得那些掌握内幕消息的内部人士能够利用不知情的局外人，导致合约履行过程走向失败，从而催生爆发银行挤兑、市场恐慌与崩溃的风险，这些事件可能蔓延到全球各地，从而需要政府部门采取干预措施，调节轻率的行为，抑制市场的流动性偏好，支持有效需求。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市场的坠落》（Free Fall）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写道：“代理问题和经济外部性问题意味着政府要承担起管理经济的角色。如果它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会减少，即便出现问题，代价也会比较低。出现问题时，政府将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

这段话体现出了咸水派的观点：市场的确会出问题，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市场体系需要政府机构出手相助。政府就像一个有耐心的家长一样，需要帮助市场收拾残局，但从根本上来讲，虽然存在缺陷和摩擦，市场只是偶尔出问题，只能从整体上进行预测，而无法具体预测何时何地出问题。这样一来，斯蒂格利茨既在某些方面批判了淡水派的观点，为自己所在的咸水派赢得了声誉，又不至于损害淡水派经济理论的核心地位。如果没有其他目的，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需要把芝加哥学派的同行作为抨击对象。

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体系最终的正常状态是完成自发调节过程，实现充分就业，到那时，经济体系的复苏潜力得到发挥，并且能够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因此，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1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尽管我们目前面临严重的困难，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我们的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想这场危机和衰退不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伯南克主席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这番讲话不会受到任何经济学家的质疑。

但这场危机是否会构成一个转折点，为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未来呢？从那时起，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再也无法发挥出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呢？要评估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探讨一下其他经济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非常危险，提出者可能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排挤。这类观点有很多，但或许最有用的着手点是那些历史悠久、体系完善的观点，这类观点能够最有力地驳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完美、近乎完美或美丽”的论调。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就对资本主义提出了这种强烈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济观

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可以分为不同的派别和潮流。在长达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美国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系都存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传统的兴起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潮流的遗产。1970年之后，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和阿瑟·麦克艾文（Arthur MacEwan）等对资本主义体系提出猛烈抨击的激进主义经济学家被逐出了哈佛大学。在他们之前，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也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批判。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坚持挑战主流经济学界的增长理论，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会发生滞胀。当然，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时会通过学术渠道传播到美国。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将资本主义的“稳定均衡”特征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但马克思、巴兰、斯威齐、鲍尔斯、金迪斯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是不稳定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爆发危机的风险是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决定的。这种观点认为存在另外一种稳定性较强、危机风险较低的社会经济体系。然而，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一个弱点，因为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没有爆发什么拖垮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大灾难，反倒是苏联先崩溃了。虽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没有人赞成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但人们仍然认为肯定存在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矛盾，终将有一天会崩溃。

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南非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总结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论点。他认为这类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激烈的竞争，另一个是资本的过度积累。前者导致资本主义企业无法控制自己的市场，后者导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过于注重追求提高效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这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利润率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投资、生产以及就业形势的严重恶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分析逻辑中，阶级斗争和劳资权力失衡通常位于核心地位，并认为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是历史的驱动力。一个多世纪以来，“利润率下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利润实现危机”一直是这一派的常用说法，邦德的论文也指出这些说法目前仍然处于核心地位。此外，在危机中，投资、生产和就业下降，故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利润实现危机”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当危机真的发生时，他们并不感到惊讶。

但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与现实情况的契合度有多高呢？换句话讲，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说法能让我们详细了解现实中的经济危机吗？或者说如果事先不存在这些说法，而是先发生了经济危机，那么我们能从危机中总结出这些说法吗？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金融业的作用。当前这场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吗？如果是的话，金融业发挥的作用符合我们现在的理解吗？我们在前面讲过，主流经济学界在其经济模型中一直忽略了金融业的作用，并没有专门提出金融业的作用机制，认为金融业只能对经济体造成短暂的冲击，这些冲击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预料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会发生危机，而且并不总是回到复苏轨道。由于银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因此，危机最先体现在金融领域并不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其经济理论过于注重劳资关系的紧张和企业利润实现危机，而没有将金融业视为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反而认为金融业的作用只是肤浅的和表面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深层次的，包括阶级斗争、劳资权力失衡、过度积累资本以及资本家以技术为武器去对付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才是危机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银行的运作会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在一定时期内给人造成一种繁荣的表象，私营部门通过借贷扩大消费和生产就是出现这种繁荣表象的一个原因，因为随着借贷规模扩大，生产状况和就业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改善，而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大，私营部门逐渐无力支撑，以借贷维持繁荣的过程便失去了可持续性：当表象破碎，每个人都意识到无力偿债时，危机便接踵而至。在一篇详细阐述金融史的论文中，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简明扼要地指出：“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二战’后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而且凸显了实体经济并未解决的严重问题，而过去几十年间这一问题一直被债务所掩盖。”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掩盖”一词，这个词十分贴切地揭示了金融业与背后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咸水派及淡水派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注重超越金融业，去探寻深层次的关系结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金融业掩盖了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主流经济学家们虽然也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摩擦，但总体上持有一种和谐的论调，认为这个体系具有可持续性。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危机不可避免，最终必将走向崩溃。这三派都认为金融业只是附着在实体经济上的一个部门，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或动力之源，只能改变深层次问题引爆危机的时间，有可能改变引爆危机的概率，因此，很难让他们认为这场危机就是金融危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会复苏”的观点。在《无休止的危机》（The Endless Crisis）一书中，他们表达了与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类似的观点，认识到了金融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但他们认为，严格来讲，当前这场危机并不是金融危机。根据他们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会拖累经济体系，因为它会促使收入差距拉大，再加上工资增速偏低的作用，容易导致家庭债务超出正常的偿债能力。他们认为这场危机是由垄断、过度资本积累、金融部门作用过大、生产部门作用过小以及制造业外迁导致的。他们在这本书里几乎没有分析金融部门内部发生了什么、遭遇了哪些外部冲击以及采取了哪些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属于偶然因素。

当然，金融业的运作的确有可能掩盖实体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这种思维去分析问题，金融体系的崩溃就被轻描淡写地视为一种具有表面性、次要性和附带性的现象。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会引导人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分析诸如阶级斗争、激烈竞争等几乎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问题，这场危机的主要责任被归咎为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本该受到追责的市场参与主体却被置于分析范围之外。

如果我们利用这种分析模板去分析事实，很容易得到一个正确的总体趋势，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出现错误。比如，邦德早在2004年就曾经预言美国在不久的未来会爆发一场危机，但他所说的危机是由“帝国过度扩张”引起的。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会严重到无以为继的程度，引发美元暴跌；第二，美国将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这些事件导致人们对美国丧失信心，美国将逐步丧失在全球权力体系的支柱位置。这类危机的确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场危机完全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的，是由私营金融部门的崩溃引发的，肇始于美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国家，包括欧元区那些规模较小的外围国家。美元也没有崩溃，反而呈现出了总体走强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的直觉是正确的，与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预测这个体系注定会发生一些不利的事件。可以说，他们预测到了历史长河总体上的流动方向，却没有预测到具体的河道。

[1] 　卡珊德拉（Cassandra）是希腊神话中一位悲观主义的典型人物，认为世界总是处于崩溃的边缘。潘格罗斯（Pangloss）是伏尔泰笔下的一位乐观主义的典型人物，认为世界已臻于完美，并且也只会变得更好。——译者注

[2] 　淡水派经济学家由于主张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学科，因此也被称为纯粹派。——译者注

[3] 　“动物精神”概念最早由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其基本出发点是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