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如果荷马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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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天，我参加了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赞助、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的一个山间小宾馆（靠近佩鲁贾小镇）召开的研讨会。我是出席研讨会的唯一的美国人，其他十几个人是来自俄罗斯科学院和莫斯科经济学院的朋友和同行。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对戈尔巴乔夫——一个已经消亡的国家的最后一个总统直接说道：

总统先生，如果古希腊诗人荷马穿越到现在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将会说，俄罗斯的数学家们于1991年被迫离开俄罗斯前往美国的华尔街，他们带去了量化风险管理模式这个礼物。华尔街热情地接纳了他们，他们开始投入工作，结果20年后的今天，他们完全毁掉了那个地方。荷马会说，这是自特洛伊战争以来最大的特洛伊木马。

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我一直遭受着更糟糕的指责。”

20年前，苏联的解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事件。大多数人早就认定这是一种必然，而忘记了（如果他们曾经知道）这个制度给他们灌输了多少恐惧，或者把苏联解体作为里根主义——通过军备竞赛，以某种方式造成了苏联银行的破产——的伟大成功留在记忆里。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解体的教训都是令西方欣慰的。在美国人心目中，它表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但这只是一个给儿童讲的童话。事实上，在鼎盛时期，苏联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地位不亚于现在的欧洲，在某些方面与美国非常相似。按照纳粹战争经济研究领域的卓越学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的说法，苏联堪称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发展型的专制国家”。它建设了一个完整的工业腹地，并于1941年将德国军队从本国国土击败和驱逐了出去。20世纪80年代，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镍、小麦、棉花和天然气生产国，城市化水平非常高。苏联解体后的一些继承国目前仍然拥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此外，苏联还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和航天计划，拥有庞大的核工业和核武库，并建立了众多秘密的城市为这些工业提供配套支撑服务，更不用提火车、地铁、医疗保健、大学和高雅文化了。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常见的嘲讽说苏联是“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非洲穷国）”，但实际上它不是。

如果把苏联经济看作一个物理系统，那么，苏联经济就像其他任何经济体系一样：从自然界汲取资源，转变成有用的产品，其间伴随着大量无用的产品和浪费现象。在实际层面，苏联经济被工程师和数学家设计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实行计划管理。它的目的是利用规模效益，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苏联的工厂规模巨大，产量很高。例如，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钢铁工厂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设在印第安纳州加里的美国钢铁公司是其升级版本，是基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钢铁厂设计的。苏联的经济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它的设计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工作，但其激励机制非常弱，工人其实并没有真正集中精力工作，古拉格式劳改营在20世纪50—60年代废除之后更是如此。苏联是一个福利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运行，企业有附属幼儿园、度假村和诊所。

苏联经济体系的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很少有冗余的地方，几乎没有内部竞争，所以它引入新技术的能力较弱，并且容易在运输和销售环节出现“故障”。这对于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而言还不会造成严重问题，但对于食品等容易腐烂的产品而言，却会造成严重问题。新鲜农产品通常会在从农场到市场的运输途中腐烂掉，这就是当年俄罗斯市民无比珍视乡村别墅的原因之一。曾经在苏联解体后长期担任莫斯科市长的尤里·卢日科夫（Yury Luzhkov）曾经大力改革苏联时期那种灾难性的食品库存系统，为自己博得了很大的声誉。

苏联经济体系的一个特点可以总结为固定成本高，在运作过程中，必须支付很高的经常费用。要生产点什么东西，甚至在不生产任何东西的时候，固定成本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产品是否到达消费者手上，无论消费者是否需要这些产品，都必须支付固定成本。

这也不能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缺陷，而是设计环节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固定成本高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是发达经济体系的一个标志。固定成本高的投资可以让你更加高效地利用规模与技术，利用不同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亚当·斯密曾经写道：“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固定成本高的经济体系的效率，在刚刚投入运作之际尤其高，因为它的设计过程考虑到了资源成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这个体系利用的资源都是价格最低的（比如，把发电厂建在煤田附近，把钢铁厂建在铁矿附近，等等）。此外，这种经济体系在设计过程中还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流程（比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发展汽车工业，从意大利引进了汽车技术）。

如果这个经济体系的开工率高，那么固定成本就会被分散在很多单位的产出上，这样一来，单位成本就变低了。因此，这个体系能够以较低的生产成本实现较高的价值，尤其是刚刚完成设计之际，因为工程技术是最新的，所有工厂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都考虑到了如何充分利用资源与市场。就这样，苏联新建的工业体系很快获取了前沿技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联工业能够成功，并且在部分国土遭到希特勒的入侵之际，能够像美国和英国那样采取成功的军事反击措施。“二战”后，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最近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经济体系资源成本偏低的优势得以延续，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得到大规模开发，除了自给自足之外，还出口到西欧国家。这导致美国战略家开始担心随着斯大林时期的残酷景象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苏联会对西欧国家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导致西欧国家如同向日葵追随太阳那样倒向苏联。这就导致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对苏联采取了对抗姿态，比如，在巡航导弹、天然气管道和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内部的强硬派都占据了上风。当时，来自苏联的经济威胁是真真切切的，因为苏联的确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但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某些特定的产业决策产生的优势往往会削弱，原因很简单：固有的经济体系是根据最初的经济环境设计的，而这样的设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但在新环境下，其他人采用更新的技术或采用某种新发现的资源之后，就能降低成本。当浪费问题与低效率问题放大了成本劣势之后，按照僵化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就会变得脆弱。开采的能源带来的收益开始下降，可用的盈余会越来越少。最终，生产成本会吃掉现有的全部盈余。在最后阶段，这种经济体系只能在亏本的基础上维持运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这种体系就出现了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负附加值。”

当一个国家开始在亏损状态下运作时，会做什么呢？如同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公司那样，这个国家也会努力挺住，并抱着最美好的希望。暂时来讲，亏损可以通过延迟支付的方式转嫁给其他有关方面。这可以通过大举外债的方式实现，但这种外债得到偿还的前提是经济形势好转。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可能会通过所谓的“抑制型通货膨胀”[1]转嫁亏损。这两种权宜之计，苏联都采取过，但效果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已，之后便再也不起作用了。

崩溃往往发生在一瞬间。以苏联为例。苏联之所以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偿还银行债务而逐步放开了向国外市场出口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闸门。这就损害了国内生产，从而导致购买进口商品的压力变得无可抗拒。一旦边境贸易开放，谁都不想再购买国货（纺织品、电器，甚至食品）。于是，苏联制造的商品的市场需求很快就趋于崩溃，与东欧剧变之际东欧国家的内需崩溃如出一辙。在新的私营经济规则下，不能售出的商品就不会被制造。生产崩溃了，就业和收入也随之崩溃。

影响更为深刻的一个因素是，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之后，多出了很多国际边界，从而妨碍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业合作。产业网络变得更为脆弱、不稳定和低效，有的国家的工业甚至完全停滞了。（南斯拉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私有化改革催生了一系列所有权结构各异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价格与成本结构本质上是很随意的，缺乏计划性。在一个供应链中，如果有一个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足以维持生存，那么整个产业链很可能就会崩溃。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彻底崩溃，俄罗斯工业产值下降了40%左右，工厂关闭，工人没有工资，医疗和教育系统停止运作，住房与基础设施等领域基本投资也戛然而止。生活水平下降，死亡人数——尤其是暴力和酗酒导致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男性的平均寿命从72岁左右下降到58岁。凡是能侵占国有资本的人，都会去侵占。政府无法征税，因此开始对内和对外发行债务，结果到了1998年，俄罗斯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当时，卢布崩盘，旧秩序被完全打破。一个新社会诞生了，这个新社会更加贫穷，更加不平等，依赖于有效开发剩余的自然资源。这就是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加盟国出现的状况。

如果这个版本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问：美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吗？欧洲呢？日本呢？

美国也是一个固定成本很高的发达社会。我们为政府、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各类公共服务（包括维护治安与环境保护等）付出了高昂的固定成本。无论银行是否对我们实际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做出任何贡献，我们都在为银行业付出高昂的固定成本。

美国国内曾经拥有丰富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我们根据资源优势决定工厂的区位（例如集中在五大湖附近），以更加高效地利用附近的资源。但选择已经今非昔比了。这些年，我们从海底、墨西哥湾或阿拉斯加获取石油，或者付出高昂成本，利用水力压裂技术从坚硬的岩石中获取石油。

今天，如同苏联一样，美国也会从国外购买石油，比如，从加拿大进口石油（加拿大为了从油砂中提取石油，付出了很高的成本）。虽然我们肯定要为进口石油或者进口其他一切商品支付美元，但这种美元是以国库券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我们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出这些债券。从短期来看，债权国持有这些债券，是对美国未来生产力水平的一种信任，只要这些债权国不提出偿还要求，这种模式就能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是否愿意继续接受美国债券决定了这种模式的持续时间。如果美国对世界资源的胃口依然不减，而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债券的意愿却消失或者淡化，那么美国就无法逃避实际成本持续上升的影响。我们应对这种意外结局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提前思考和提前计划的能力。这个职能不依赖于一个规划机构，而是依赖于国会、白宫和华尔街。这些都无须多言。计划经济可能存在深度缺陷，但用政治手腕和金融逃离去替代计划经济，未必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

的确，美国比苏联更有效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比苏联好多少呢？尤其是近些年，美国的生产效率究竟如何？美国好在有商业竞争，因此，经济体系肯定会出现一定的过剩现象，而苏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美国许多最先进的行业，如航空航天、微芯片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等，都是处在近乎垄断的状态。如果这些垄断企业失败了（比如没有研发出安全飞行的飞机），那么很快就会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没错，我们的确推动过技术变革，也享受了技术变革带来的好处，最近一次变革是通信技术变革。这些变革降低了商业成本。但这些收益足够抵消资源成本的上涨吗？是否会挤压利润空间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美国的国民经济距离亏损状态还有多远呢？那么苏联的遭遇很可能变成美国明天的遭遇。事实上，如果美国不是全球金融中心，那么苏联遭遇的事情现在可能已经发生了，或者很快就会发生。除了金融地位之外，美国与其他大型的工业国没多少区别，都面临着技术过时、企业僵化和外部成本上升的问题。

事实上，做这种分析是很简单的。早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就完整解释过这种分析所根植的基本理念。阿尔弗雷德所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是一本适用范围非常广的经济学教材。有一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的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报酬递增、垄断企业、信心和成本不确定性对于投资的影响，等等。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当著名经济学家、政策顾问和政治家们在谈论解决问题时，往往不会提到这些理念。

这是一个谜，可能是一个致命的谜。弄明白我们正在遭遇什么以及将要遭遇什么是改变不测事件的第一步，即便未来的不测事件无法改变，也可以做出一定的应对。这才是经济学界应该做的事情。可悲的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当代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和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曾经就俄罗斯经济崩溃写过一些见解非常深刻的文章。他们这些总结性的文章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世界银行准备的，但由于世界银行的原因，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2001年，他们才在其他资助下公开发表。其中一篇论文的开篇之语即便现在读起来也令人振聋发聩：

在20世纪末，俄罗斯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年前苏联行将崩溃之际的一半左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其就职演说中曾表示，俄罗斯人口一直以每年70万人的速度减少。很多报道都提到了俄罗斯新富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与很多俄罗斯穷人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保体系日趋恶化的图景……俄罗斯改革者们、他们的外国顾问以及西方观察家在1990年前似乎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即将遭遇的这场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当时的文章普遍传递信心，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当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得到了完整的理解。因此，应该掌握好一般性的经济原则，才能理性认识到经济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