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政府干预的是是非非
2009年晚冬的一天，我在纽约的街上走着，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金融评论家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该协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当时，他正组织两周之后的研讨会，此研讨会以罗斯福新政为主题，为期一天。他问我要不要参加。最终我同意了，琢磨着研讨会主题和施莱斯邀请我的原因。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施莱斯邀请我，是希望有权威人物参与研讨会，以免被人指责贸然行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李·瓦尼安（Lee Ohanian）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哈罗德·科尔（Harold Cole）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涉足经济史领域的著名分析家。二人对罗斯福前两个任期的经济政策开创了一套新的分析方法。他们将战后新古典主义理论和经济增长指标，尤其是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放到20世纪20—30年代加以研究。在这种模式中，增长依靠的是人口、技术和节约成本。因此，我们可以通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增长画出趋势线，据此预测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时，20世纪4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什么水平。当然，预测值和实际值有很大差距，因为经济危机的确发生了。科尔和瓦尼安认为一系列的变化导致1930—1932年经济危机的发生，包括技术冲击、税收支出、关税贸易、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银行系统的崩溃。最后他们问，为什么8年后私营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没有消除差距，在这种模式下，本该出现快速的全面恢复，也就是回到以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出现。
鉴于这一观点的逻辑，我们会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坚定推断。此推断与之前所有观点相反：新政没有促进经济恢复，反而阻碍了经济恢复。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历史中，到1936年，美国经济已恢复到之前实际经济活动的最高水平，很多人以为这似乎是“全面恢复”时期。但考虑到后来出现的经济增长理论（当时距离该理论的出现还有20年的时间），科尔和瓦尼安坚持采用更高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全面恢复需要恢复到之前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仿佛回到兴旺的20年代。然后，他们根据那个趋势评判经济衰退。自然而然地，严重的大范围经济衰退持续，出现了科尔和瓦尼安称之为“谜团”的问题。他们在思考这个谜团的过程中，得出了分析结论。结论包括总结关于新政影响的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观点。在“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保守的标题下面，科尔和瓦尼安写道：
为解释经济恢复疲软，我们应寻找有特殊性的冲击，例如，只是影响到某些经济部门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制造业行业，冲击导致这些行业的工资上涨，就业投资减少。我们推断，政府针对垄断和收入分配的政策能很好地应对此类冲击……尤其是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允许很多经济部门结成企业联盟……政府禁止结成企业联盟的公司给在职员工大幅提薪……
换言之，罪魁祸首肯定是……罗斯福新政！虽然1933—1936年的经济增长是和平时期最快的，但没有新政，增长会更迅速。没有新政，到1936年，经济整体水平会达到兴旺的20年代的水平。1999年，科尔和瓦尼安保证会做进一步工作来证实或推翻此观点。我们没必要探讨细节，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证实了此发现。具体地说，他们在文中声称，到1935年《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废除时，制造业工资高出不出台该法前25%。在此之后，得益于劳动法改革、工会扩权和劳资谈判，工资一直很高。因此，是更高的工资导致了1937—1938年的经济衰退和1933年之后的增长放缓态势，而不是因为罗斯福想要平衡收支预算。
二人论点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与现代经济学范畴内增长进程的主流观点一致。二人小心翼翼，不跨出公认的史实范围。例如，他们承认当代人认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标准定义是指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衰退”。此定义肯定了大萧条的终结者是罗斯福新政，而不是“二战”。当然这是有确凿证据的：1936年，再次竞选总统期间，罗斯福一举拿下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之外的所有州。但科尔和瓦尼安已从严格的新古典主义角度出发，他们必须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1933年大萧条并未结束。相反，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末，实际产出仍低于趋势水平的25%~30%”。因此，经济大萧条持续，经济发展并未恢复到之前的发展趋势。这需要找到罪魁祸首，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鲁莽、非法甚至违宪的干预似乎是最好的解释。
公平地说，著名自由主义者已为认为罗斯福新政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铺平了道路，他们认同这种更为常见的历史观：尽管新政缓解了大萧条，但它未恢复高就业率，因此并未终结大萧条。保罗·克鲁格曼对此观点并不陌生。在《现在终结萧条！》一书中，他写道：“‘二战’使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的原因很清楚。”在此书中，新政被描述成了大萧条时期相当温和、效果不大的经济恢复计划，而且对于罗斯福政府于1937年做出的第二波努力，克鲁格曼选择了视而不见，这样一来，在他的笔下，只有“二战”才是大萧条的终结者，是全国紧急状态的终结者。这一切要归功于“二战”，而不能归功于非和平时期的政策。
很多事实都经常被用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其中一个就是声称失业率在20世纪30年代从未低于10%的言论。但这并非属实。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统计的（公平地说，遵循了20世纪30年代的官方统计方法）。在60年代，联邦紧急服务工作者被视为失业者。但在那之后，对就业率的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联邦紧急服务工作者也被算作就业者了。目前公认的数据显示，1932年的失业率是22.9%，到1937年降到了9.2%。联邦紧急服务工作者最多时达370万名，几乎是1936年劳动力总量的7%。马歇尔·奥尔巴赫（Marshall Auerback）于2008年写的一篇论文认真地总结了罗斯福政府所做的贡献：
罗斯福政府雇用了大约60%的失业者从事市政工程和自然保育工程的建设，自然保育工程种了10亿棵树，拯救了美洲鹤，促进了美国农村的现代化，建造了多种多样的建筑，例如匹兹堡学习大教堂、蒙大拿州议会大厦、芝加哥湖滨地带、纽约林肯隧道、三区大桥（连接纽约市曼哈顿区、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企业号航空母舰以及约克镇号航空母舰。另外，还新建或修缮了2 500家医院、4.5万所学校、1.3万个公园及运动场、7 800座桥梁、70万英里公路和1 000个机场。还雇了5万名教师，重建了美国农村地区的所有学校，雇用了3 000名作家、音乐家、雕塑家和画家，其中包括画家威廉·德·库宁（Williem de Kooning）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奥尔巴赫指出，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将美国这些工作人员当作失业者，而对经济危机时期其他国家的这类工作人员却并非如此，这是无意识偏见的流露：
即便赞成罗斯福的历史学家，例如威廉·洛克滕堡（William Leuchtenburg）和多利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都随声附和，认同参与新政社会福利项目的数百万劳动者是失业者的观点。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被迫参军及在国防工业领域工作的数百万德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却被视为就业者。这使罗斯福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看起来不占优势，但其实参与政府市政工程及自然保育工程的劳动者也是就业者，而且相较于被征召入伍者，他们从事的工作更有价值。德、日后来变成军事独裁国家，而罗斯福却以具有历史意义的低成本实现了美国的重建。
因此，对于新政温和无效的指控其实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为什么要在此提到上述这些方面呢？因为科尔、瓦尼安这两人的观点不仅仅重新解读了新政，迷惑了一大批不了解新政的人，还扮演了一种模板的角色，一系列经济论证都以此为模板，即便今天仍然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些观点一直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采取抨击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足以揭示这种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例子涉及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速的关系，另一个例子涉及大危机后行动主义[1]的影响。
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传统的观点中，经济史专家们的传统观点认为，穷国经济增速快，而富国经济增速会放缓。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曾经专门写过一本阐述这个现象的专著。如果不是穷得一无所有，那么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就会获得一定的增长优势。从长远来看，融合是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这样，但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融合过程是长期性的，需要阶段性地实现。当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时，它需要做什么呢？它需要增加政府服务，增加社会保险，提供更多的公共商品和服务。富裕国家利用自己的财富，将国家建成了庞大的集体组织。这不是新现象。一般来讲，只要存在民族国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鉴于这一事实，人们会怎么看待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统计关系呢？很合理的一种看法是，二者应该存在一种消极的关系。一般来讲，在一个国家里，政府越庞大，越富裕，经济增速越低。目前还没出现有悖于这个规律的情形。早在199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和洛厄尔·盖洛维（Lowell Gallaway）提交给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一篇名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就对这个现象做出了无懈可击的分析。
但维德和盖洛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上。如同瓦尼安和科尔一样，他们也拓展和改变了自己的论证过程，改变了一下因果变量，转换了一下历史顺序。现在，政府规模不是一个结果，而是成为一个政策杠杆，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不是如同财富规模与经济增速之间的那种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权衡关系。想要更高的增速吗？那就削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支出！这是根据简单思维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
为了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维德和盖洛维用“阿米曲线”（Armey Curve）[2]进行了分析。该曲线最初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领导人、经济学博士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在《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来的。根据这个曲线，如果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维持在17.5%左右，那么美国将获得最快的经济增速。这相当于1965年的政府规模。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用于公共事业方面的开支转移支付，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支付，在1974年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3%，开始阻碍经济增长。然而，他们认为经济增速与国防支出之间不存在负相关关系，还发现其他支出，如教育、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出，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他们的数据和结论丝毫没有令人惊讶之处和荒谬之处，因为从会计核算角度来看，军事采购和高速公路都是最终经济产出的直接组成部分，政府在这些领域多支出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就相应增加了一美元，而政府在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转移支付只是简单地通过税收把收入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手中，并没有发生商品或劳务交换活动，虽然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微弱的促进作用，却不会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过程。此外，由于老年人不再从事商品生产活动，只是消费社会提供的服务，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服务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但服务的形成过程不像商品生产过程那样需要大规模的先期投资。因此，任何水平的社会福利都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当前的人口结构、社会环境、收入水平和资源成本回到1965年的水平，那么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像当年那样高。那一年，政府支出增幅最大，因为当时美国要努力落实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而且越南战争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两个因素都直接促进了美国的社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便经济增速达到了1965年那样的水平，真的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肯定会过得更好吗？当然不是。
为了实现较高的增长率，有人就炮制了一些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错误推理方式。先是选定一个有诱惑力的目标，即较高的增长率，然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据的包装下，分析出这个目标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最终提出一项政策建议，即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应该维持在17.5%左右，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当前比重的基础上削减大约2.5个百分点，主要是削减社保方面的支出。此外，还需要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减少1/4。其实，这只是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统计数据的包装，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他们的建议并不是很合理，任何一位具有客观判断能力的计量经济学家都不会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但这些建议的影响却很大。大幅减少政府支出，特别是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已经成为某些圈子竭力推动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比如，就在2012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在接受彭博新闻社的采访时就曾经声称竞选运动中唯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规模问题。
后来，艾伦·格林斯潘将科尔和瓦尼安关于经济复苏的观点与维德和盖洛维关于政府规模的观点融合在了一起，提出了一种疯狂的观点。格林斯潘是一位常春藤式的人物，这对于一个前央行行长而言，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他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用专业的技术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2011年，格林斯潘在《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行动主义》的文章，指出美国政府的“行动主义”抬头，采取了过多的措施，包括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方案、房屋补贴与翻新规定等，恐将不利于经济复苏。
格林斯潘开篇伊始就提到了他论点的前提：“2008年，美国从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复苏慢得令人沮丧。”因此，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美国经济产出和就业为什么没能迅速反弹到危机前的水平。科尔与瓦尼安在分析罗斯福新政之前，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接下来，格林斯潘又指出了危机之后的一个关键事实：“企业非流动性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异常低，在公司现金流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实际上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因为企业的现金流处在不断变化中，既受到实际销售额的影响，也受到货币政策立场的影响。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企业注入了大量的现金流。然而，正如格林斯潘所说的那样，企业的现金过多，但它们对于非流动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去建工厂或买设备，那么我们不禁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呢？
格林斯潘接着提出了他对企业心态的看法：“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美国企业家的恐惧情绪增加是因为经济活动骤然降温，但很多企业家在2009年初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依旧存有恐惧情绪，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政府为了加快经济速度，而对市场采取了过多的干预措施，产生了对私营部门的挤出效应，给市场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接着，他给出了他所说的证据。他写道：“人们总是认为政府干预可以弥补人性瑕疵引发的市场缺陷，但这种想法是高度存疑的。太多干预反而会阻碍市场，而不是促进市场发展。”
为了印证美国政府的“行动主义”，格林斯潘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政府采取的一些干预措施的例证。除了2009年初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之外，格林斯潘还提到了美国政府救助一些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格林斯潘认为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政府拿出这么大规模的资金去救助个别公司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格林斯潘似乎忘记了美国政府之前曾经救助过花旗银行和克莱斯勒）。此外，格林斯潘还提到美国政府行动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即实行更加严厉的金融监管，这多亏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格林斯潘认为该法案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质内容，但太过庞杂，要求金融监管人员在今后数年内落实数以百计的强制监管规则，因此几乎不可能完整地判断该法案的所有影响。但他同时警告说，该法案提出的监管手段可能造成自1971年以来最严重的市场扭曲。
然后，格林斯潘令人惊讶地提到了罗斯福新政。他引用科尔与瓦尼安的观点，认为《全国工业复兴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限制作用，指出“从1932年到1940年，失业率平均为19%，从未跌至11%以下”。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用正确的方法去计算，到1936年，失业率接近9%。格林斯潘认为奥巴马政府现在制订的刺激方案和救助计划也同样起到了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格林斯潘从统计数据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试图解释在过去40年间资本支出的变化，解释为什么固定投资和大型业务偏离了之前的正常状态。他发现有55%的差异超出了他的模型的解释能力，便将其归因于新的、不同的因素。他写道：“我判断，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企业资本支出不足，其中至少有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可以归咎于大政府在竞争、监管与金融环境方面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给市场造成了冲击。”
格林斯潘指责奥巴马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刺激计划和救助政策是“行动主义”的表现，无异于起诉了奥巴马及其幕僚，并给他们定下了罪名。证据是什么呢？根本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格林斯潘一贯的经济逻辑是，如果当前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达到经济学家们预期的基准水平，那么当前的政策制定者就要负责。这样一来，这位美联储前主席的文章就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他把自己任期内放松市场监管的决定描述为符合美国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常行为。现在回过头去看，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那些年的确出现了经济繁荣，但出现这种局面的前提是放松市场监管，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但这也为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格林斯潘这篇文章为他开脱了一切罪责，使他不必为离任后的一切事情负责。但事实上，正是他放松监管才为金融欺诈行为的猖獗创造了条件，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格林斯潘这种荒诞不经的想法，可以说他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人物。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几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尔塞纳（Alberto Alesina）和西尔维亚·阿德格纳（Silvia Ardagna）、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佩罗蒂（Roberto Perotti）等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为一系列经济政策构建了学术基础。我们可以分析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他们的工作要研究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用途，等等。
阿尔塞纳和阿德格纳在2009年一篇题为《财政政策大变化：税收与支出之比较》的论文中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变化。他们将财政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刺激型的，通常是为了在经济出现衰退之后恢复增长态势；另一类是调整型的，通常是为了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这两类政策都可以把支出或税收的杠杆作为驱动力。然后，他们分析了各种干预政策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影响。他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从1970年到2007年之间的财政政策发生的100多次重大变化。虽然他们声称自己要探讨的是理论性非常强的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理论会导致不同的财政政策变化和不同的影响，但他们分析过程的理论性却一点也不强，而是实证性的。他们仅仅列举出了一些符合他们预设条件的情况，然后问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结果还是被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发现成功的财政刺激往往归功于减税，而不是归功于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成功的财政调整，即能够有效降低预算赤字的调整，往往更多地归功于削减开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论文中指出：
最令人惊讶的对比出现在转移支付方面。在成功的财政政策调整中，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0.83%，而在不成功的财政政策调整中，这个比例却增加了0.4%……这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不解决好福利自动增加的问题，那么解决公共财政问题即便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不难看出他们做出这种论断的用意。在结论中，他们提到社会保障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一直是幕后因素，一直在发挥作用，但从没有消失。难道他们很快要提出一个新模式了吗？
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了财政刺激和调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在一般情况下是否会加快。关于这一点，他们提出的证据也反对凯恩斯主义式的复苏，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当代发展经历中，有大量例子表明某些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往往会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类削减支出、增加税收的政策，尤其是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就属于这类政策。他们称这些政策为“扩张性的财政调整”，并在他们的数据样本中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曾经出现过26次这样的财政调整。关于美国，他们对《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基于增加支出的财政激励相比，基于减税的财政刺激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他们之前还得出了一个令人更加惊讶的结论，即“与基于增税的财政调整相比，基于削减支出和不增税的财政调整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赤字，降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简而言之，如果你要刺激经济，就减税；如果你要降低赤字，就削减开支，经济可能会增长。
他们的分析过程简单而清楚，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分析更容易为人所理解。由此可见，他们那篇论文的预期读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专家。然而，在他们的样本数据中，还有一些情况不符合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不禁要问：实证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统计学家通常采用的标准？尤其是，样本数据中的所有事件都经过独立分析了吗？是否每一个事件都受到了同等重要的对待？如果不是，那么这两位作者的结论可能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确凿”。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两位作者在其样本数据中仅仅发现了26个“扩张性财政调整”的例子。其中，有3个例子是连续3年（1987年、1988年、1989年）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两个例子在1993年和1994年发生在新西兰，两个例子在1979年和1980年发生在挪威，还有4个在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发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邻国。这些事件是相互独立地发挥作用，还是受到了某个共同因素的影响呢？对这些数据分析之后，很容易发现真正算得上“扩张性财政调整”的例子是19个，而不是26个。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问题。请考虑一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中间，哪些国家在1970年之后实行了旨在削减赤字的财政政策，并实现了强劲的增长？这些国家包括：芬兰、希腊、爱尔兰、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吗？答案当然是，从面积和人口上来看，它们都是小国。最大的是西班牙，拥有4 600万人，其余国家的人口更少，在400万到1 000万之间。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茫茫经济大海上，这些国家犹如一只只小船。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规模甚至还赶不上符合统计学标准的大都市的经济规模，比如加州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
现在，假如有人研究了洛杉矶或美国其他大都市的预算实施情况，会发现这些城市有时候会削减预算，但在这种痛苦的抉择之后，城市经济情况反而出现了改善，那么会有人宣称削减预算导致了经济改善吗？当然不会。标准的观点是：这个城市是被迫削减预算的，原因是税收收入的下滑，而后，之所以经济情况改善，是因为受益于国民经济整体形势的好转。没有人会把洛杉矶与圣迭戈或其他城市区别开来，没有人会把洛杉矶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去观察，也没有人会把洛杉矶这个城市的预算情况视为之后催生经济增长态势的一个决定性力量。（但有一点是真的，即与其他同类城市相比，较低的税率可能会成为洛杉矶的一个优势，当经济复苏期来临时，将有利于洛杉矶吸引新的投资。）但阿尔塞纳和阿德格纳这两人在其论文中却显然表现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原本确凿地断定，得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之后，自己的论文就会被大量引用，自己也会被那些觉得“扩张性财政调整”或“扩张性紧缩”很有吸引力的人奉为权威。
“扩张性紧缩”现象并非不会发生。如果严格从先行后续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在税收收入减少时削减支出，在税收收入增加时增加支出，这种例子并不少见。事实上，当你从时间逻辑来看这种现象的时候，似乎觉得没什么不正常的。近几年也涌现出了一些新例子。比如，在2010年之后这几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经常被人拿来作为“扩张性紧缩”的例证。但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上面列举的国家都是小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美国这样的大国却被置于观察范围之外。与此同时，阿尔塞纳和阿德格纳这两人的研究工作还促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政府的管制措施少一些，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少一些，就会催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观点与那些否定罗斯福新政的人、信奉阿米曲线的理论家们等叛逆的狂人持有的观点一模一样。
关于这种以偏概全的分析方法，最后再举一个例子。2009年，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men Reinhart）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出版了《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该书主要是一部描述统计数据的著作，总结和分析了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800多年间的国内公共债务危机、外部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通过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我们了解到，金融危机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历史上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程度都惊人的相似。我们还了解到外部债务违约比国内债务违约更加频繁，这表明国家更倾向于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非本国国民的利益。我们还了解到，尽管通胀往往会从国家历史中消失，银行危机却不会。在26次银行业危机中，政府在其中18次危机爆发前5年内（甚至还不到5年）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关于“银行体系崩溃是否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态势”这一经济思想史中具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作者写道：“确实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国家银行系统的崩溃会对其经济增长轨道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次不一样》一书中，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几乎没有提到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许是因为他们这本书主要从统计学角度论述公共债务危机，而这场危机并不是美国的公共债务危机。不过，在2010年的一篇题为《债务时代的经济增长》的论文中，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尝试着将他们总结出来的“统计学规律”转化为“政策处方”。他们提出了一度十分著名的“莱因哈特–罗格夫门槛”，即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旦超过90%这个门槛，就会产生经济增速严重下滑的后果。但事实表明，他们在论证这一门槛的过程中发生了多重误差，很多判断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们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新西兰这个非常小的国家在195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负7.6%，而那一年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当年新西兰出现了150多天的罢工，似乎与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没有多大关系。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研究生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和他的两位导师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迈克尔·阿什（Michael Ash）在一篇合写的论文中指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计算过程中存在代码错误、数据遗漏等错误，导致“莱因哈特–罗格夫门槛”从历史中消失了。但这种论证方法并没有消失。虽然莱茵哈特与罗格夫在计算过程中存在数据错误，影响了其结论的合理性，但他们的计算方法未必不适用于其他情形。
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维德与盖洛维、科尔与瓦尼安、国会预算局以及艾伦·格林斯潘等人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断言的经济体存在一个正常状态，并给出了一个用来衡量经济运行状态是否达到正常状态的普遍标准，具体体现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测量指标上，比如，债务比率、预算调整、政府股份指标、自然失业率以及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这些指标装饰了他们提出的内在标准。人们可能会说，虽然经济数据是我们评估过去时唯一能够依赖的可靠途径，但无助于我们创建评估未来的统一标准，你必须先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理论解读，然后才能制定出一套评估未来的标准。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曾经在一篇非常著名的、论述经济学发展阶段的文章中表达了理论与测量相辅相成的观点：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为了系统性地、大范围地观察这样一个具有多面性的现象，对这个现象性质进行理论解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重视测量而忽视理论，则会损害分析过程。”
事实是，有时会发生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大事件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环境的诞生。这次危机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说2000年信息技术繁荣的结束和2008年的金融崩溃预示着这样一个转折点的到来，那么198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期是该拉上帷幕了，更不用提194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态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假定“二战”后60年间那种经济环境终将恢复的分析都将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1] 行动主义主张为社会、政治目的可采取暴力等一切手段。——译者注
[2] 阿米曲线描述了经济增长和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之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政府支出的扩张先是引致产出扩张，但这一效应是递减的，当边际效应为零时，便是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临界点，过了这个点，政府支出继续增长，只会导致产出减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