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中枢论、财政悬崖与违约边缘
对政府干预市场抱有抨击态度的那群人认为，如果政府不积极采取干预市场的举措，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之前的增长轨道上。这体现了以追求“均衡”为特征的世界观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在会计学上的表现就是对“零”的崇拜，希望预算赤字为零，希望贸易赤字为零，认为预算与贸易的自然状态就是实现均衡。因此，如果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持续偏离“零”的净值，就出现了所谓的“失衡”状态。这种状态被视为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
如同许多现代的观念一样，“失衡”也是根深蒂固的。它不是新出现的，而是古已有之，曾经被奉为真理，但有悖于事实。亚当·斯密的朋友、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提出了国际贸易中的“硬币流动论”，即国与国之间的硬币流动有助于国际贸易自动恢复均衡。休谟认为，一个国家因为贸易优势获得顺差，货币流入，其结果是商品价格提高，于是贸易优势逐渐丧失，顺差减少以致消失；反之，一个国家因为贸易劣势而出现逆差，导致货币流出，其结果是商品价格降低，于是逐渐获得贸易优势，于是逆差减少乃至出现顺差。因此，无论对任何国家来讲，保持持久顺差、积累金银“宝藏”的重商主义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休谟的论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贸易“均衡”是正常的，“失衡”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这种“均衡论”的具体内容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理论的演变而发生了变化，但这种论调对人们的影响却依旧牢固。一个例子是近年出现的“储蓄过剩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用这种论调去解读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低利息现象，解读了投资者为什么更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伯南克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这种观点，并于2009年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做证时做了一个总结：
……我在这里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变成了资本输出国，而不是资本流入国。这要么是因为储蓄过多而投资过少，比如中国；要么是因为大宗商品出口带来了巨额外汇，比如一些产油国；要么是因为吸取了90年代的教训，获取了大量外汇储备，以防范汇率波动太大引发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大量资本流向了西方工业国，其中美国尤为明显。
在这种叙述方式中，均衡论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不同于18世纪，但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自那之后国际货币市场已经经历了多重创新。现代社会不是贵金属流入，抬升物价，而是电子货币流入，抬高债券价格，从而压低利率，降低贷款成本，刺激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的冒险行为。然而，究其本质而言，休谟的硬币流动论和伯南克的储蓄过剩论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只是这两种情况下后果的具体表现方式不一样，前者硬币流动后果是引发通胀，现在电子货币流动的后果不是直接引发通胀，而是加剧金融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崩溃，抑制经济活动和进口，从而纠正贸易失衡。伯南克沿着这个思路，为金融体系的崩溃找到了理由。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偏爱安全的、高质量的资产，比如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而一旦这些债券无法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则为美国金融机构创造所谓的安全资产提供了强大驱动力，这就是证券化的3A级信贷资产的来历。
就这样，这位美联储前主席轻而易举地把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了欧洲的养老金领取者、欧洲的市政当局以及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暗示他们的储蓄流入美国，造成金融失衡，成为美国抵押贷款危机的元凶。
“均衡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渗透到政治讨论中。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经济学假定经济会自动恢复到高就业的正常状态，那么金融账户肯定也会自动恢复均衡状态。但事实上，人们很难在长时间内判断经济运行过程是否完全达到了正常状态，或者是否达到了稳定、可持续的状态。但公认的经济理论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经济会自发地复苏；另一方面，有一个同样坚定的信念却认为公共部门的财政状态走在一条通往灾难的路上。
在制定预算政策的过程中，在讨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财务状况的过程中，在评估美国政府“现值债务率”[1]的过程中，一个共同的基调就是对全国性金融危机的恐惧。最重要的是，人们在规划长期预算时，以及在预测赤字与公共债务时，也深受这种恐惧的影响。在所有情况下，论证过程背后的想法是，任何类型的债务都不能一直增加下去，不然，利率就会上升，投资活动和经济增长态势将会受到抑制，因此，政府必须根据税收收入去编制开支规划，包括一些长期项目的建设规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马（Eugene Fama）对这种信仰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
问题很简单：救助计划和刺激计划的资金都是政府通过增发国债筹集的……增加的债务吸走了原本用于私营部门投资的储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也必须先获得融资，这意味着政府会背负更多的债务。新的政府债务吸走了多少私人和企业储蓄，就意味着私营部门投资也会减少相同的规模……假如刺激计划是以减税形式进行的……那么政府税收收入每减少一美元，政府必然会从其他渠道借来一美元。政府一只手给予，一只手获取，从而使得当前的收入不受影响。
但无论从会计学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法马这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在真实的国家里，尤其是在美国，公共债务是保持增长态势的。美国自从1789年建国至今，公共债务一直在增加，只有少数几年有所中断。在所有的大型国家中，公共预算赤字是正常的。盈余通常只发生在小型国家里，因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足以维持其运作。在每一个国家，公共债务其实都等同于债券持有者（主要是一国的公民）的“净金融财富”。
的确，从账面上看，二者是平衡的。这就是复式记账法的意义所在。但这种平衡不必局限于税收与支出之间，也不必局限于出口与进口之间，而是应该扩大到各个项目与工具之间。一组的收入是另一组的支出，一组的负债是另一组的资产。因此，公共债务其实是私人财富，社会保险体系的负债是社保金领取者的资产。此外，有些人（纳税人）欠下了债务，那么基本会有另外一群人持有同等数量的资产，这些人就是未来的受益人。
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可以将这个位置称为“不对称”位置，有时也称为“特权”位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流动性最强的货币市场和严重依赖金融的政府（茶党在众议院的活动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些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在世界安全体系中的军事地位（这种地位现在正在陨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都选择了以美元计价，选择了持有美国债券。因此，美国几乎不用花费任何资源或劳动力成本，甚至连运输成本都不用承担，就能为其客户提供债券这种特殊商品。这种优势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电脑上为其外国客户设置账户就足够了，通过改变这些账户的数字，记录下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真实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这样，美国就变成了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所说的“全球牛头怪”，但与牛头怪不同的是，美国是负责记账的，均衡是通过外部债务实现的。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为全球“生产”这样一个稳定可靠的金融资产的同时，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就是贸易赤字，而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美国还要承担相应的预算赤字。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必须“生产”其他国家希望持有的债券，只要美元定价过程受到全球货币市场的影响，美国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美国的赤字水平不足以满足国际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美元的价格就将上升，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因此，税收将会下降，而公共支出就会上升，直到新的债务工具（预算赤字）满足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之后，情况才可能开始扭转。如同外国的债券持有者一样，国内的债券持有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只要他们希望持有美国政府债券，那么债券价格就会上升，利率就会下降，经济活动就会受到抑制，税收收入也将减少。用一个术语来讲，对于一个在全球信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而言，经济和预算的赤字是金融市场行为的内生性特征。
一个更为生动的例子发生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当时，随着私营金融市场处于自由落体运动中，逐渐走向崩溃，那些在经济扩张时期以低息贷到美元的国家或企业很难再找到足够的美元去偿还到期的债务。因此，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迅速增加，其他国家或企业纷纷抛售其他资产以筹集现金。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元价格上升，抑制了美国的经济活动，扩大了美国预算赤字的规模。国际市场上突然多出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其中很多资产后来都是由美联储系统购买了下来，这一举动为世界经济体注入了大量美元现金。但由于这一举动发挥作用的速度可能很慢，无力阻止大规模非美元资产的抛售，对美国经济活动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后来，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机制，为全球金融体系直接提供了高达接近6 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有效应对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后来，当危机趋于缓解之际，这种货币互换机制逐渐解除。
在这些情形下，之所以出现失衡问题，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无法容忍国际市场上的某些调整，比如美元价格的大幅上涨，或者说非美元资产的恐慌抛售（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所以，他们便以某种其他方式缓解市场调整造成的影响。只要亚洲各国央行和中东产油国继续希望持有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只要它们继续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券是最安全、最好的选择，美国的账目就有可能实现均衡。一方面，石油和商品流入美国，美国为出口国支付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将长期与短期的国库券出售给其他国家，从而回收美元。从原则上来讲，这两个方面是完全匹配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认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即赤字）不可持续呢？有些人担心政府的债券市场可能会关闭，从而出现债务违约或者政府破产的情况。但这几乎不符合人们对公共财政和债务市场的理解。要知道，债券是以美元发行的，美国政府控制着这一法定货币的发行权，可以用美元现金去偿还债券。如果市场参与者有别的什么想法，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采取一系列应对举措，比如提高长期国债的利率。政府债务的确有可能达到法定上限，但这是国内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便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政府也会想办法提高债务上限。除了这种情况之外，美国政府是不可能在美元债务上违约的，而且旨在保护债务人利益而对债权人实施破产的法定程序也不会用到美国政府身上。
一种较为合理的担忧是通胀以及美元贬值。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美国政府债券的实际收益率。的确，人们有很多理由担心通胀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这个石油资源短缺的世界中，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威胁仍然非常严重。事实上，长期以来，为了减轻外债压力以及出于其他考虑，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压低美元汇率的政策，至少试图压低对一个重要币种——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但无论是石油价格走高，还是美元贬值，都不足以引发政府债务违约，而且从其内在性质上来讲，这两种情况也是“不可持续的”。
预算赤字导致恶性通胀的情况更是不足为虑，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仍然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判断，人们之所以担心恶性通胀，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赤字催生的资金不会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任何影响，反而抬高了物价，或者有朝一日其他国家会恐慌性抛售美元债券，以获取欧元、日元或人民币，去购买其他国家的债券，比如意大利的债券等。但这些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变成现实。这些对黄金痴迷的国家的确有过这方面的想法，但好在它们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的、动荡的市场，而且在我写这本书之际，它们的市场正在萎缩。
此外，国会预算局的经济预测也表明恶性通胀的情形不大可能出现。国会预算局的预测结果通常会得到广泛引用，以证明通胀之路不可持续。该局的预测坚定地认为美国通胀率会保持在当前水平，即2%左右。当然，这种预测也许是错误的，但人们不能既担心恶性通胀的威胁，同时又援引该局做出的预测，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但国会预算局确实发出了一个警告：根据它的预测，美国联邦政府不采取增收减支措施，并对现行社会保障项目进行改革，美国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不断上升，到21世纪中叶将达到300%，而且净利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超过20%。这个预测一经公布，就被各种关于金融可持续性的讨论引用，得到广泛接受，被视为一种基本事实。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前顾问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上升的情况。他的数学计算公式使得我们能够明确地探讨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2]我们可以说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上升之路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出现失控的、爆炸式的上升。他明确地指出，在未来某个适当时机，政府必须改变固有的发展之路，防止这个比率出现爆炸式增长。（我们虽然可以这样说，但无法明确说出实际的不良后果是什么，因为这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取决于不同的制度背景，取决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关于“不可持续”的政策路径，一种常识性的定义就是最终必须改变的政策路径。不可持续的政策未必是不可取的。比如，在一场危机中，你或许会采取某些临时措施（比如减税、刺激计划、量化宽松政策等），这些措施虽然在这些特定时刻是可取的，但你并不想永远维持下去。相反，可持续的政策也不一定是可取的。就目前而言，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以一个合理的定义去判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何时是可持续的，以及何时是不可持续的。关于“可持续”的政策路径，一种常识性的定义就是可以一年又一年地、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的政策路径。因此，任何一个最终稳定下来的路径都可以说是可持续的，即便最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我们看来非常高，只要稳定下来即可。在这里，我们虽然这么讲，也没有明确说明有关的具体经济条件。
将这个公式用于2009年的希腊，就得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例子。2009年，希腊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113%，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为4%，经济增长率为负2%。根据比特的数学公式来看，如果希腊希望自己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保持稳定，就必须将基础预算盈余从负值转变为正值，且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5%。其实，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因为财政紧缩进一步引发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到了2010年，希腊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升高了15%。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一下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2011年，国会预算局预测，5年之内，美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将从负值上升到约3%，即利率为5%，通胀率为2%，真实经济增长率为2.5%左右（但我们也可以根据1962—2010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将其修正到3%）。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初始比率为0.74%，我们假设基础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且无限期地维持这个高水平。计算结果表明，虽然美国的债务问题没有希腊严重，但也是不可持续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会稳定上升，到21世纪中叶达到大约300%的水平，与国会预算局预测的水平是一致的，但在此之后，还会持续上升。
然而，基本赤字并非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我们把假定的基础赤字从5%提高到7%（比如因为医疗费用出现了不可控制的增加），我们就得到了同样的模式：负债比率稳步增加，但不会呈现爆炸式增加。同样，如果我们降低基本赤字，降低到任何大于零的数值，那么美国的债务之路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假定经济增长率和实际利率是基本相等的，那么，如果公共债务要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出现基本预算平衡。也就是说，只要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任何基本赤字都是“不可持续的”。
但这些假设合理吗？特别是，利率的假设合理吗？假设美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为3%合理吗？比特在其论文中只是声称发达国家的政府将面临公共债务实际利率为正值的情况，而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从经济角度来看，通常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主权国家能够控制自己的货币，因此不会出现债务违约。为什么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钱应该需要承担风险，而对于一个投资者而言，安全性就是价值的一种体现，没有理由去要求一个百分之百安全的债务国的债务利率为正值，即便利率为负值，联邦政府也不需要补偿投资者的风险。联邦政府通常不会竭力去消灭通胀，也不需要发行太多的长期债券。长期债券通常利率较高，这对银行而言是一个利好，因为银行通常持有大量的长期债券，利息是它们收入的一部分。此外，美联储控制着公共债务的短期利率和期限结构，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以接近于零的利率发行短期债务。
从1945年到1980年这36年间，考虑到实际通货膨胀率，其中有18年公共债务的平均实际回报率是负值。1946年到1947年出现了“二战”后的首次通货膨胀，实际回报率只是“轻度负值”（slightly negative）。只是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实际回报率才变成了“高度正值”（highly positive）。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个原因是1981年沃尔克反通胀运动，另一个原因是通货膨胀消失后的很长时间内，长期利率居高不下。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市场利率的下跌，再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利率最终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到2005年前后，公共债务平均实际利率跌破了2%，甚至在某些年份跌破了1%。今天，由于通胀率偏低，再加上政府减少了长期债券的发行规模，对银行业的利润造成了冲击，所以公共债务的平均实际利率持续为负值又具有了可能性。
简而言之：错误的假设产生可笑的结果。在预测经济底线之前，国会预算局鉴于其预测的5年之内的通胀率偏低，便假定债务的名义短期利率上升到4.5%左右，或者说实际利率上升到2.5%左右。（该局假定长期利率上升到更高的水平。）这种假设条件本身就足以确保美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不可持续的。但这种假设与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出现了多次冲突。美联储已经多次延长了零利率政策，希望将这种政策维持得更久。此外，如果实际情况真如国会预算局所假设的那样，对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利率上升会冲击股市、债市和早已低迷的房市。但国会预算局偏偏做出了这样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预测经济前景，并且预言灾难不会发生。其实，如果实际情况真如它假设的那样，灾难显然是会发生的。
如果我们允许当前公共债务的平均利率（1%左右）持续下去，会发生什么呢？实际利率就会维持在“适度负值”（modestly negative），即负1%左右的水平。即便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都会维持在令人震惊的5%的高度，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不会无限期地升高！相反，会稳定在130%的水平，略高于1946年122%的峰值。其实，130%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会稳定下去。根据“可持续性”的定义，这种情况不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假设我们想避免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出现任何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怎么做呢？我们所需要的唯一的变化就是将基本赤字从5%降低到一个可持续的数值。2011年，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74%，如果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采用原先的假设，那么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需要降低到3%以下。虽然这个数字仍然很大，但要很快达到这个水平，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抑制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债务比率趋稳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然而，如果实际利率维持适度负值，就不必非要尽快降低基本赤字了。这样一来，在未来18年间，如果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根据比特的数学公式来计算，最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不会超过100%。这样一来，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只要降低到4%以下就足以稳定债务率了。要使债务率趋于稳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形势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大约50年之后，债务率将回到最初的稳定状态。
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利率假设可谓是利弊兼有。如果假设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那么债务率就很有可能不会趋于稳定。要让债务率趋于稳定，那么就要让具有抵消作用的基本盈余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个水平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而在美国，要想实现这个水平的基本盈余，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削减支出，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税收收入。然而，实际利率可以略低于经济增长率，甚至为负值，这样一来，即便存在基本赤字，而且债务负担和赤字规模会越来越大，但由于能够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债务形势也是可以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共债务负担沉重的大国仍然可以背负巨额赤字，并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美国尤其如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中断过。
与其他大型工业国家相比，美国的处境更好一些，因为美元扮演着全球货币的角色。美国发现，它只要为世界货币资产提供一个流动性强的、安全的市场，就可以在低通胀环境下把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甚至维持在负值的水平，这样一来，即便基本赤字相当大，美国也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不会遭遇任何麻烦。虽然这种特权有些过分，但这恰恰就是美国没有沦落到希腊这种境遇的原因。
如果无风险、流动性强的美国债券维持一个合理的实际利率，那么美国当前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是可持续的，尤其是在经历了温和的经济复苏之后。但国会预算局的假设却是美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必须高于实际增长率，这种假设本身就造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预测结果，否则不会出现现在的结果。这不符合经济逻辑和经济史。改变这一假设，就会扭转公共债务的长期动态。根据国会预算局的预测模型来看，如果债务实际利率维持在低水平，那么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不会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
其实，没有必要为了实现债务可持续性而采取激进的措施去削减未来支出。如果美国在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路径上再走上15年或20年，经济增长率为正值，通胀率维持在较低的正值，那么虽然未来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会比现在高，却不至于超出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也不会超过其他富裕、稳定、繁荣国家的最高水平。到最后，这个比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增长之后，会开始逐渐下降，美国1946年到1980年之间就持续出现了这种形势。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降低美国联邦债务的利率呢？是什么决定政府的利率呢？是由私营金融市场决定，还是由中央银行任意控制的政策决定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关于金融政策的讨论。正如诺姆·沙伊贝尔在《逃脱艺术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劳伦斯·萨默斯之所以拒绝克里斯蒂娜·罗默提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数字将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推高利率，以至于最后被事实证明弄巧成拙。根据沙伊贝尔所说，萨默斯相信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因为市场才是最终的主导者，市场不会允许这种做法。
另外一种观点却认为，美联储已经完全控制了短期利率，尤其是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即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2011年劳动节那天的美联储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当我们2007年8月在杰克逊霍尔召开经济研讨会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是5.25%。16个月后，金融危机如火如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几乎降低到了零。”5年多过去后，这个利率依然存在。
我们可以推断出，当市场认为美联储未来会提高短期利率时，长期利率就会被推高，不过这种市场恐惧情绪几乎完全处在美联储的掌控之下。这与私营部门对借款的需求被挤占无关，也和通胀无关，政府会采取抑制通胀的措施。此外，即便长期利率开始上升，联邦政府仍然可以以近乎零的短期利率向美联储发放债券。它或许有许多不这么做的原因，但只要央行还在发挥作用，就仍然有能力这么做。在金融危机期间，央行可谓是用尽了自己的一切权力，对经济运行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有人认为联邦政府现在或未来需要平衡其账目，有人认为如果联邦政府想平衡账目，肯定能做到，还有人认为政府将来某个时间必须偿还从日本、中国或其他国家借来的款项。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日本、中国以及其他所有持有美国债券的国家都会在适当的时机购进它们想要和需要的美元资产，它们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持有了多少美元资产而改变这种需求。事实上，正确的看法应该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金融地位要求美国政府背负巨额预算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去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它们希望持有的美元资产，美国政府为其债务支付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央行的控制。因此，如上所述，只要美国的中央银行不采取愚蠢的、破坏性的行为方式，美国的债务格局永远不会失控。
谢天谢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潮还没有征服每一个人，并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某种金融末日。即便抱有这种思想的人，有时候为了处理更为紧迫的问题，也会觉得有必要暂时放下这种思想，赞成政府增加赤字和债务。凯恩斯主义的常识和实践也警告他们不要过快地削减公共债务给私人财富带去的扶持作用。有些人虽然觉得歇斯底里地呼吁政府削减赤字和债务的行为不可取，但态度也不是很坚定，有时候也会赞成赤字和债务。一种说辞认为，实现财政平衡是责任的体现，是美学的体现。这种说辞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对“零”，或者说对“均衡”的崇拜已经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总的来说，这种崇拜的作用就是为关于债务和赤字的讨论找到一个“中枢”，找到一个适度的标杆。根据中枢论，中间的、适度的、明智的立场就是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然后，一旦复苏过程稳步推进，就开始转向紧缩。鉴于目前出现了一种超级疯狂的观点，即政府应该立即削减预算，“中枢论”在自由辩论中就变成了受人尊敬的、开明的标杆，似乎成了合理的事情，似乎人性化的、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就应该如此表态。
但这种“中枢论”其实并不合理。它假定经济肯定会复苏，假定经济肯定会恢复正常状态，不仅要求我们集中精力去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稳定金融系统，还要求我们放眼未来，通过立法措施去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方面的支出，因为在联邦政府的支出项目中，只有这些项目是通过固定的公式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每年都要根据具体情形核定数额，因此，只有这些项目可以提前好几年做出削减。
这种观点为什么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搞“福利改革”呢？不可能是因为政府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方面的支出会对资源配置产生什么有利的影响，从而满足保守人士对于削减政府规模、向私营部门释放更多资源的渴望，因为这些转移性支出类的福利项目不会为了公共利益而侵占私营部门的资源，更不会剥夺整个私营部门的资源。这类项目只是对私营部门的收入进行了重组。很多批评者都把这类转移性支付项目与其他可能减少私营部门可用资金规模的项目（比如国防采购）搞混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这么做。
相似地，那些认为这些项目的赤字会引发严重经济后果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混淆了私企行为与公共基金的区别。公共基金是大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赤字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梳理了这些“混淆”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些鼓吹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人只是不喜欢公共部门提供的保险而已。
2011年夏季，民主党和共和党由于担心预算赤字与债务赤字继续增加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就大幅削减政府财政开支的计划达成了共识，联邦政府的开支将从2013年起的10年内自动削减1.2万亿美元，其中一半要从国防开支中减下来，另一半则落在其他政府开支项目上。除非国会通过新的法案，否则该计划将于2013年1月自动生效。这样一来，“财政悬崖”[3]就出现了。这个协议或将导致联邦政府陷入瘫痪，从而迫使国会通过长期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项目开支的法案。财政悬崖催生了“自动减赤机制”。我在撰写本书之际，该机制正在引导美国的财政立场转向紧缩，由此引发的一个结果就是放缓经济增速，并且再一次导致经济依赖它的自动稳定机制[4]。万幸的是，在2013年秋季，一场企图利用债务上限毁掉《平价医疗法案》的努力失败了，但反对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行为还远未结束。只要人们继续允许完全以荒谬假设为基础的、不现实的、一味悲观的财务预测去影响辩论过程，这种压力就会继续存在。
[1] 现值债务率是在经济上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债务水平的指标，即该债务国当年未偿还债务的现值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译者注
[2] 比特提出的计算公式是Δd= –s+ d*{（r–g）/（1+g）}，其中，d是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初始比率，s是“基本盈余”，或者说扣除净利息支付（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后的政府预算盈余，r是实际利率，g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3] “财政悬崖”用来形容2013年1月1日自动削减赤字机制启动后，会使政府财政开支被迫突然减少，使支出曲线看上去状如悬崖。——译者注
[4] 收入自动稳定机制，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膨胀，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减轻萧条，无须政府采取任何行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