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
1854年2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报刊上充满了大量的关于科苏特的“好战的准备”和他的计划中的“调动”的无益空谈。然而我偶然从一个现在到君士坦丁堡去，并且曾同科苏特商量过这件事情的波兰军官那里听说，从前的执政者劝他不要离开伦敦；科苏特以一种极不赞同的态度谈到匈牙利和波兰军官可能参加这次土耳其战争，他所持的理由是，他们将被迫或者在查尔托雷斯基的旗帜下行进，或者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认为前者是与他的政策相矛盾的，后者是与他的原则相矛盾的。
迪斯累里先生对政府的政策的巧妙揭露所造成的印象是那样地深刻，以致“群贤内阁”认为必须作一次事后的尝试：用一出小小的喜剧使事情不了了之。这出喜剧已经由大臣们和休谟先生在下院星期三上午的会议上演出来了。迪斯累里先生挖苦地说二者必居其一，不是过分的“轻信”，就是背叛性的“姑息”。帕麦斯顿勋爵对此作了软弱无力的回答，最后说，他要撇开反对派转而请求全国的公正判决；于是像在“匹拉麦斯和雪丝佩的最惨酷的死”［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中扮演狮子的木匠史纳格那样代表全国作答复的这份光荣，就落在休谟先生身上了。休谟先生在自己的整个议会生涯中，都竭力把反对派变得令人喜欢，为了以后把这些修正收回而提出修正，并且永远充当辉格党内阁的后卫的所谓独立的反对派，只要辉格党内阁的正式拥护者刚一显露出动摇的迹象，它一定会去援救这个内阁。休谟par excellence〔主要〕是一个最伟大的议会“灭火器”。他不但是议会的最老的议员，而且是议会的独立的议员，不但是独立的议员，而且是激进派，不但是激进派，而且是一个学究式的，大家所公认的看守国家钱袋的塞卜洛士［注：希腊神话中看守冥府门的三头怪犬。——译者注］；他的使命是在为了不到一个法寻而争吵的时候让好些英镑悄悄地失去。
休谟先生洋洋得意地声明，在他的议会活动的整个时期中，他第一次不是为了斥责国家预算草案，而是为了赞成国家预算草案而发言。他没有忘记指出，这次异乎寻常的事件应当不可辩驳地证明，内阁在受到了反对派的莫须有的诽谤性的指责以后呼吁全国的合理判断不是徒劳的，它受到的所谓轻信和姑息的指责是应当郑重取消的。他的证明是很特殊的。为了把大臣们从不是轻信就是姑息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他证明大臣们在同俄国谈判上表现出了轻信。由此可见，他是明白帕麦斯顿勋爵呼吁的真正用意的。内阁想竭力求得的，不过是取消所谓蓄意背叛的指责。至于说到轻信，难道高贵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不是说过“在崇高的心灵里是不会轻易产生怀疑的”吗？既然可能爆发的战争是大臣们自己在外交上失策的结果，那末战争自然是他们的战争，因此，根据休谟先生的意见，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能胜利地进行这次战争。在休谟先生看来，这次提出来的预算比较小，这就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正在打算进行的战争的规模。帕麦斯顿勋爵自然感激休谟先生代表全国作出的判决，而且为了奖励，他还发表了关于国家文件的议论以饱自己听众的耳福。在他看来，在事情还没有混乱到公布文件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文件不应当向议院和全国公布。这就是联合内阁在考虑成熟以后能够做到的事后英明。落在联合内阁的领导人帕麦斯顿勋爵身上的任务，不仅是要冲淡政敌的发言所造成的印象，而且要把自己那种戏剧性的从议院转而向全国呼吁的作用化为乌有。
星期二晚上，利物浦的议员霍斯福耳先生提出了下面的质问：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或者女王陛下政府在战争发生时打算采取的步骤，真的能够有效地阻止给私掠船舶装备索具来对付在中立港口的不列颠船只？”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极可尊敬的绅士和议院自己应当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释性的回答的。”
帕麦斯顿私人的moniteur〔正式通报〕“晨邮报”[74]，在谈到自己主人的这个回答时说：
“高贵的勋爵不对这个最棘手、最困难、目前可能是谈判内容的问题进行研讨就不可能给予别的回答（不管政府对这件事是多么了解）。如果希望这个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就必须相信不希望在我们这个文明的世纪再恢复合法的海盗行为的各强国所具有的自然的正义感。”
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的喉舌宣称，所谓“困难的问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相信有关强国的“自然的正义感”。如果备受赞扬的丹麦和瑞典之间的中立条约不是圣彼得堡内阁授意的，那末，不言而喻，这个条约就应当包括禁止这些国家在自己的港口给私掠船舶装备索具这样一条。实际上，全部问题只可能涉及美国，因为波罗的海预定由英国的战列舰占领，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都完全操纵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手里。如果土耳其战争引起了英俄战争，那末，在圣彼得堡内阁看来，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只根据1825年秋天波茨措－迪－博尔哥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75]，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俄国当时决定入侵土耳其。同现在一样，俄国当时也是打算从和平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开始。
波茨措－迪－博尔哥说：“假定采取了这个计划，那末，适当的做法是心平气和地同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并向它保证，如果它不愿使自己卷入战争，皇帝同意和平解决这些分歧。”
波茨措－迪－博尔哥在列举了一切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后，继续说：
“最好是把所有这些行动都通知美国，以表示皇帝内阁的尊重，并证明皇帝内阁重视美国舆论的正确报道甚至它的支持。”
波茨措－迪－博尔哥说，一旦英国同土耳其联合起来向俄国开战，
“它〈英国〉将会依靠自己臆想的在海上反对各中立国的权利，封锁我们的港口。美国是不能容忍这样做的！这就会造成严重的分歧和危险的局势”。
因为用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正确说法，“我们的〈俄国的〉对外政策丝毫未变”[76]，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俄国在现在，也许还从1853年2月起，就“把自己所有的行动通知美国”，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用献媚的办法使华盛顿内阁至少采取中立立场。同时它希望在同英国作战时发生关于“中立国的海上权利”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分歧和危险的局势”并且使美国同圣彼得堡建立某种程度的公开的同盟。
既然我已经引用了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中最著名的一份紧急报告，那就顺便把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也引出来。这一段就是在1825年以来在加里西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发生了一些事件以后，也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现实的意义。
波茨措说：“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采取威胁性的立场；我们的准备应当使它相信，要是它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我们，那末，它就会碰到一场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暴风雨。梅特涅公爵可能向土耳其人宣布，我们进入多瑙河各公国是由土耳其人自己挑起的，或者可能擅自侵入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省份。第一种情况，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谈妥了，第二种情况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达成协议。我们应当担心的唯一的事情，是采取公开反对我们的行动。如果，梅特涅公爵是英明的，他一定会避免战争，如果他想使用暴力，那他就要受到惩罚。对待一个处于像他那样情况的内阁，像我们这样的政府，必要时会找出上千种途径来消除分歧。”
约翰［注：即罗素。——编者注］勋爵的煽动性的发言，关于英国的荣誉的叫嚣，对俄国的背信弃义所表示的正当的愤慨，巡航于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城下的英国浮动炮台的幻影，战争威胁，示威性的派军队上船——这些戏剧性的插曲把舆论弄得糊里糊涂，像一层雾似的遮住了舆论的眼睛，使它除了自己的幻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看到对蓝皮书的种种揭露之后，还认为这个内阁突然变了，变得不但能进行一般的战争，甚至还能同俄国进行别的不光是做做样子的（也就是恰恰有利于似乎是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战争，难道会有比这更大的自我欺骗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备战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
根本没有正式向俄国宣战。内阁甚至不能公开说明战争的目的。连正在被装上军舰的军队开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十分清楚。要求的拨款用来进行大战争是太少了，进行小战争又太多了。这个以擅长伪造破坏自己最庄严的诺言的借口和拖延最迫切的改革的理由而出名的联合政府，突然天良发现，感到自己必须履行过分匆忙地许下的诺言，而且提出了一项使举国惊讶的新改革法案，使全国所经历的严重危机更加复杂。议会改革的最热烈的捍卫者认为提得不合时宜的这个法案，不是在任何外部压力下提出来的，各方面对它的提出抱着极其冷淡和怀疑的态度。计划就在于提出一个具有重大国内意义的问题来转移舆论对于对外政策的注意，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竭力使公众对英国同外国的关系产生误解，这是相当明显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同法国缔结任何约束性的条约，然而制造了一个条约的代用品，这就是“交换照会”。但是英国早在1839年就同路易－菲力浦的内阁交换过这样的照会，根据这些照会，联军舰队应当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阻止俄国单独一国或同别的强国一起干涉东方的事务。我们知道这种交换照会的结果是出现了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和达达尼尔海峡条约[77]。人们究竟是多么严肃认真地考虑法英同盟，这从下院昨天的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你们在“通报”上可以看到，波拿巴威胁希腊暴动者，并且给奥托国王政府一个相应的声明。当约翰·华尔希爵士就这一点质问内阁的时候，约翰·罗素勋爵说：
“他一点也不知道法英两国政府关于上述问题的协议，他没有能够同外交大臣谈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印象是法国政府没有发出任何声明，至少是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或者参与。”
如果不列颠政府真正打算同俄国开战，那为什么它那么顽固地避免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宣战方式呢？如果它打算同法国结成真正的同盟，那为什么它那样用心地避免使用通常结成国际同盟所使用的方式呢？关于德意志各邦，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声明，它们同英国缔结了联盟，而约翰·罗素勋爵则与他相反，在当天晚上就断言似乎目前与这些邦的关系同东方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是一样的。大臣们说，他们现在正打算搞好同土耳其的关系并建议同它缔结条约。他们没有预先同土耳其签订条约，就派兵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我们从君士坦丁堡的来信中知道，土耳其政府的一个秘密代表奉命从维也纳到圣彼得堡去向沙皇建议缔结非正式协议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记者写道：
“土耳其人在认清了自己的假朋友的背叛和愚蠢以后，同英明的敌人结成同盟，给这些朋友以报复，这是很合情理的。打算强加于土耳其的协定，其条件的危害性比缅施科夫的要求要大十倍。”
关于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军队负有使命去完成的行动，从联军分舰队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它们在进入黑海20天以后回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以前不几天，有消息说：
“土耳其政府的大臣们出于对不列颠大使的声明的尊敬，应当把希腊报纸‘博斯普鲁斯电讯’（《Télégraphe du Bosphore》）的编辑逮捕入狱，因为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声称，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不久一定会从黑海回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君士坦丁堡日报’的编辑受权声明，两支舰队仍继续留在黑海。”
俄国海军上将为了感谢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上将们给他的指点，于2月19日派了两艘蒸汽舰去炮击舍夫卡捷尔的土耳其人；俄国的蒸汽舰以特拉比曾德为目标进行巡航，而当时除了一艘英国军舰和一艘法国军舰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外，联军分舰队在黑海没有自己的舰只。西诺普会战和俄国蒸汽舰炮击舍夫卡捷尔——这是联军分舰队唯一可以夸耀的功绩。大使和海军上将们之间的争吵弄到彼此的关系完全破裂。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竟拒绝接待邓达斯海军上将，而巴拉盖·狄利埃不让法国海军上将和他的军官参加自己的正式舞会。但是，这种争吵只有从属的意义，因为外交界的吹牛家，由于自己的紧急报告在伦敦和巴黎被发表而感到自己的名誉受了损害，显然要竭尽一切来挽回失去的威信，而不管这样做会损失多少军舰，牺牲多少水兵。
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发给大使们的公开的指令被一系列发给海军上将们的秘密指令撤销了，海军上将们的确不能执行相互矛盾的指令。既然在发指令以前没有宣战，指令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一方面，命令他们攻击黑海的俄国舰只，迫使它们退回塞瓦斯托波尔，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应当越出单纯防御的状态。最后，如果这是一场严重的战争，那末，不列颠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怎能把他成功地撤去土耳其政府里的主战派领袖穆罕默德－阿利－帕沙的陆军大臣职务，而以“和事佬”里扎－帕沙来代替他，同时把总司令的职务交给列施德－帕沙的亲信穆罕默德－帕沙这件事描绘成一大胜利呢？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只是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爆发了希腊居民的暴动[78]、暴动已蔓延到特萨利亚和马其顿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和巴黎之后，他们才着手派遣不列颠和法国的军队。正如罗素、克拉伦登、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的急件所表明的，英国内阁一开始就很不耐烦地等待这次暴动。这次暴动给英国内阁一个最好的口实，使它可以借口充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调停人而去干涉苏丹同他自己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纠纷。从天主教徒开始干涉希腊人（我在这里只是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注：在原文中《greeks》——“希腊人”，这个字也作“正教徒”解释。——编者注］）的事务的时候起，就可以有把握地指望欧洲土耳其的1100万居民同沙皇达成协定，沙皇在这种场合下就会真正成为他们在宗教上的保护者。在穆斯林和他们的正教臣民之间是没有任何宗教上的纠纷的，但是在宗教上对天主教徒的仇视可以说形成了土耳其境内信仰正教的各种民族之间的唯一的共同联系。自从穆罕默德二世包围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起，自从希腊的海军上将、拜占庭帝国最有势力的人鲁卡·诺塔腊斯公开声明，他乐意在首都看到土耳其的缠头的胜利，而不乐意看到罗马帽子的胜利的时候起，这方面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另一方面，曾经流传过一个匈牙利的预言，说只有消灭了可诅咒的正教异教徒，只有土耳其人毁灭了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才能真正幸福。因此，西方强国对苏丹同其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的任何干涉都将有利于沙皇的计划。如果奥地利打算像自己在1791年[79]那样，借口反对俄国派在塞尔维亚的叛变性的阴谋而去占领这个公国，那结果也是一样。还要补充的是，伦敦传说伊皮罗斯的暴动的居民似乎得到从伊奥尼亚群岛来加入他们中间的希腊人的支持，英国当局在这方面没有阻挠这些希腊人，而且联合政府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报上把希腊暴动的消息看成是一个非常称心的事件。
我自己决不怀疑在联合内阁的这些大叫大嚷的备战后面隐藏着背叛的行为。当然，波拿巴进行这次战争是十分认真的。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已经不可能继续像从前那样，把拿破仑第一的残酷的专制同路易－菲力浦的那种卖身的和平政策结合起来了。如果他不能把法国军队派到国外，他就得同时停止把一批一批的囚犯不断地流放到凱恩。但是，波拿巴的未加掩饰的企图和联合内阁的秘密计划之间的矛盾只能使局势更加混乱。我决不会根据这一切得出战争不会发生的结论；相反地，战争将具有联合内阁的小人们连想也想不到的那种可怕的规模，那种革命的性质。他们的背信弃义本身就是使局部冲突变成全欧战火的手段。
但是，即使不列颠内阁不是像今天这样十分虚伪而表现出十分真诚，它的干涉终究只能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人不要求土耳其政府给予其基督教臣民以保证，就不能进行干涉，而只有使土耳其政府灭亡才能取得这些保证。甚至我上面提到的那个显然是亲土耳其分子的君士坦丁堡记者也不得不承认，
“西方强国要使土耳其帝国所有的臣民在世俗和宗教关系方面完全平等的建议，将会立即使帝国发生混乱和内战，从而使帝国彻底地、迅速地毁灭”。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24日
载于1854年3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74]“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年至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纠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102页。
[75]指1825年10月16日（4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给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1825年8月18日（6日）涅谢尔罗迭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的实质和对俄国外交路线的意见。波茨措－迪－博尔哥在他的紧急报告中分析了各强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进而建议俄国对土耳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这个紧急报告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1854）。这个文件集于1853年7月在巴黎第一次出版，标题是“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未经发表的文件和其他历史文件是有益的（1853年7月）。”（《Recueil des documents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et d’autres pièces historique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juillet 1853》）。——第103页。
[76]见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页（《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т．Ⅺ，Ｃпб．1835，гл．Ｉ，стр．23）。——第103页。
[77]马克思这里说的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是指1840年英国孤立法国的外交活动（见注53）。
达达尼尔海峡条约（见注13）。——第105页。
[78]指1854年1月爆发的希腊居民的暴动。这次暴动席卷了许多并入土耳其帝国版图的希腊地区。暴动者力争同希腊合并，希腊曾派兵到暴动地区去。土耳其政府依靠英法的支持，于1854年6月镇压了这次暴动。——第108页。
[79]1788—1790年奥土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塞尔维亚（1789）。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压力下，奥地利于1791年在西斯托夫（斯维施托夫）和土耳其缔结和约。根据这个和约，奥地利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一切地区。——第108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