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
1854年5月30日星期二于伦敦
“泰晤士报”对于不列颠的将军下令禁止“本报记者”随不列颠军队采访，感到非常愤慨。如果这次战争是bona fide〔认真进行的〕战争，那末反对这种措施就是愚蠢的了。威灵顿公爵早就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报告中埋怨过，拿破仑可以把他从英国报纸上看到的关于他威灵顿的军队预计的调动和部署的情报寄给法国在西班牙的将军。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命令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英国社会对远征军的背叛阴谋茫无所知。苏丹在十二月二日的英雄们的压力下所颁布的并已在各个清真寺宣读的一道禁止土耳其人谈论任何政治的命令可以作为英国将军的那道命令的很好的补充。而实际上，为什么土耳其人在这方面的情况会比英国人好一些呢？
在昨天下院的会议上，布莱克特先生问约·罗素勋爵，在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141]上，大不列颠有没有对1854年4月20日的奥普条约第一条作了什么承认或同意。这一条规定缔约国
“相互保障它们对德意志和非德意志的领土的占有，因此，对这两个国家中的一国的领土的任何进攻，不管这种进攻来自何处，都将被看成是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土的进攻”。
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在议定书中没有什么专门承认或同意奥普条约的这个第一条的地方。”不管是专门的承认或者不是专门的承认，而我们在昨天法国的“通报”上读到，
“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把英法进行目前战争的协定同奥普防备战争的条约联结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把目前英法同俄国的战争与可能发生的奥普维护俄国的战争联结在一起了，总之，这个议定书是西方强国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不受侵犯地占有波兹南、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保证。约翰·罗素勋爵接着还承认，这个议定书
“有巩固和保持各次维也纳议定书里的基础——土耳其帝国的完整和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趋向”。
实际上这意味着保持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的新的义务。西方强国不能夸口说，有了这个议定书，他们就取得了对俄国的某种优势。因为奥普条约明确地规定：
“可能引起两个缔约国采取进攻或防御行动的，第一是多瑙河各公国并入俄国，第二是俄国进攻巴尔干或越过巴尔干。”
这两个条件显然是俄国自己迫使奥普两国接受的。俄国一开始就表示过，它根本不打算并吞多瑙河各公国：它只想保持住它们作为满足它的要求的“物质保证”。面对8万法军而越过巴尔干——俄国的作战计划中从来没有这种打算；俄国的计划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保证自己的军队在多瑙河右侧有几个要塞作为têtesde-pont〔桥头堡〕，以便经常有可能侵入保加利亚。我们en passant〔顺便〕指出，“泰晤士报”在提到这个新的议定书的时候，满希望西方强国也许促成奥地利站到自己方面来，因为普鲁士现在“分明”受着“俄国代理人”的操纵，而“纪事晨报”甚至对于奥地利有多少诚意表示绝望。如果是大拿破仑，就会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同情国结成公开的联盟；而小拿破仑则让俄国强迫他同德意志各国订立一个使他的军队尽可能远地离开军事行动区的联盟。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米耳恩斯先生的质询时说：
“法国已经命令大约6000人的军队去占领比里尤斯；上周离开英国的英国步兵团同样是派去占领比里尤斯的。”
这个措施是由于希腊政府同俄国的勾结造成的。军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应当占领雅典。我们在今天法国的报纸上读到：
“奥托国王接受了最后通牒，并且答应只要撤退，就使马夫罗科尔达托内阁回来。否则，他决定把自己政府所在地迁往内地，并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到那里去。”
这种抉择并不是一句空话，这从约·罗素勋爵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
“如果希腊国王不赞同本国人民的要违反中立国义务的尝试，那他就会从派去的军队那里得到保卫和迫使人民履行这种义务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希腊政府那里得到的庄严的保证是不真诚的，那末，这些军队就会用别的办法带来利益。”
由此可见，不管希腊政府怎样做，希腊总是要被占领。
“泰晤士报”有点气忿地报道说：
“目前罗马、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这三个古代世界的伟大首都的守备部队大部分都是法军。”
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小国里，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军队赶到culs de sac〔死胡同，偏僻地方〕。
昨天在议院的晚间会议上，收回关于防止贿买选民的法案引起了小约翰、迪斯累里和布莱特三人一场非常滑稽可笑的争吵。迪斯累里先生指出：
“政府在会议期间提出了七项重要的法案。有三项法案在讨论时，政府遭到了失败；有三项法案政府收回去了，而在讨论第七项法案时，政府遭到了虽然不是完全的，却是相当大的失败。在关于根本修改强迫贫民迁返原居住地法令的法案、关于苏格兰国民教育的法案和关于全部修改议会誓词的法案上，政府都遭到了失败。政府收回了现在这个关于防止贿买选民的法案，收回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关于完全改变文职的法律草案；收回了议会改革的草案。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议院通过以后，一定会面目全非。”
如果政府对于通过这些法案并没有什么希望，那就不该把它们提出来……有人说，现在的政府没有原则，而有“群贤”，并且可以指望，既然每个大臣都牺牲了自己个人的信念，那末这种英雄主义至少会给国家带来某种好处。
约翰勋爵的愤怒并没有使他的回答增加什么力量。他把被否决的和已经收回的法案的优点过分颂扬了一番。他补充说，不管怎样，议院并没有站到迪斯累里先生及其朋友那一边。迪斯累里先生指责政府在执行对外政策中不是轻信就是姑息，但他从来也不敢询问议院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他装出不愿妨碍政府备战的样子；然而他还是提出一项使政府没有进行战争的手段的提案。这项提案被一百多票的多数否决了。对于犹太人权利的法案（迪斯累里先生扮成一个捍卫犹太人的权利的人），迪斯累里先生的态度是看情况而变化的。
这个回答使可怜的下院领袖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新的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攻击。
迪斯累里先生说：“好像高贵的勋爵认为，他没下台我会感到惊奇。恰好相反，如果他这样做了我倒会感到异常惊奇。（哄然大笑）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遭到许多次新的更不光彩的、更彻底的失败，高贵的勋爵才会感到有必要走这一步。（掌声）我对高贵的勋爵太了解了。在他执政的时候，我充当反对派的时间太久了。我看到他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太多了。我曾多次看到他在遭到极其重大的失败以后，仍然怀着他那令人不胜钦佩的爱国精神和坚定态度执掌政权。（掌声和笑声）关于战争，政府曾向议会表示，一定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文件摆到桌上来。然而实际上，政府把其中最重要的文件隐瞒起来，如果不是‘圣彼得堡报’的揭露，全国就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经过这些揭露之后，他迪斯累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已经不容作任何假设，而干脆必须说，政府只可能是犯了轻信或者姑息的罪过。他相信，不久这一点就会成为全国普遍的看法。”
然后，迪斯累里先生开始为得比勋爵的政府辩护并证明当时约翰勋爵所持的反对立场是“叛逆性的”。约翰勋爵作了很大的牺牲：
“他为了紧紧拥抱着一向否认他的才能、公开斥责他的活动的那些老仇敌，离开了他一生中忠实于他的同志。他辜负了信任，——我可以这样说，——他几乎使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政党的存在处在危险之中，而这个政党的信任对于像高贵的勋爵这样一个人来说，应当是同女王的宠爱一样可贵。（掌声）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过去忠实于伟大的原则，满怀实行伟大措施的决心。但是现在，他的措施一个一个地破产了，他仍然执掌着政权。至于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行动，迪斯累里明确地、断然地表示反对高贵的勋爵所作的论断。”
其实在迪斯累里发言以后，约翰·罗素勋爵除了谈到自己的“失败”并把联合的继续描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布莱特先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高贵的勋爵在辩论中蒙受了不小的损失。由于政府本身的成分，从它组成的第一天起就很清楚，它不可能为国家谋福利。他想起了下院的一位很机智的绅士，高贵的勋爵的和整个政府的好朋友曾说过，内阁如果能不管政治，就会取得出色的成绩。政府过去所采取的也大致是这样的方针。除了自由贸易以外，在任何问题上，政府既不能向议院提出建议，指导议院，也不能控制议院。十分明显，人们客气地称之为下院领袖的这位高贵的勋爵，实际上并不领导议院，议院也不跟着高贵的勋爵走，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最不客气地被否决。你把我们拉到战争中去，就应当把我们从战争中引出来。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这就是政府给我们造成的处境。政府在破坏和摧毁土耳其的国家制度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摧毁了我国的议会制度。”
请问：这种制度干吗要存在呢？内政问题不能提，因为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因为国家处在战争状态，军事问题也不能涉及。那末还保存议会干什么呢？老科贝特揭穿了这个秘密：作为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的安全阀。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30日
载于1854年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41]指1854年5月23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英、法、奥、普四国代表例会的议定书。——第26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