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条款
一
伦敦1月9日。维也纳发出的关于俄国接受四项条款[321]的电讯，一方面使此间交易所的统一公债券上涨——曾经比星期六的利率提高2．5％，另方面在脂油、植物油和粮食供应者中间造成真正的惊慌，因为对他们来说迅速缔结和约就意味着破产和失掉大批款项。今天西蒂区实业界的紧张气氛又缓和下来了，而且相当一致地把四项条款的谈判看做是维也纳照会[322]的谈判的再版。 在完全忠于内阁的“纪事晨报”看来，现在谈论俄国真正同意作出要它作的那些保证，未免为时过早。俄国只不过表示愿意在三个强国所解释的那样一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泰晤士报”认为可以庆祝西方外交的胜利了，因而宣称：
“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推测：目前的战争势必由于那些根本不能使我国得到好处的征服或革命而引起所谓欧洲地图的修订。”“晨邮报”说：“盟国已经作了足够的努力以便在它们的条件被接受的时候，光荣地离开战场。”
在“每日新闻”看来，俄国恢复谈判的目的是要使普鲁士更加相信俄国是温和的，是要煽起德意志各邦之间的仇恨、破坏西方强国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该报认为四项条款中只有补充条款才有意义，根据该项条款，1841年7月13日的达达尼尔海峡条约[323]应当“在限制俄国的黑海海军方面”加以修改；西蒂区已经传说政府打算拒绝这项补充条款。最后“晨报”断言，俄国使自己的最后步调同奥地利一致，为的是让它有可能摆脱对西方强国承担的义务。从新近收到的电讯可以看出，谈判不应意味着军事行动的中止。
二
伦敦1月12日。关于俄国无条件接受“四项条款”——即“三个”强国所解释的“四项”条款——的传说，现在看来纯粹是“晨邮报”和“泰晤士报”所设的hoax〔骗局〕。我们所以特别听信这个谣言，是因为我们从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最初是秘密的、但是由于华沙起义而成为众所周知的紧急报告[324]中得知这位外交能手规定了如下一项原则：
“俄国应当做到：在任何冲突中欧洲各强国强迫它接受的是它自己的条件。”
因此在上述“四项”条款中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四条”俄国的原则。然而即使俄国没有接受它们，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能手波茨措－迪－博尔哥那里找到解释。他解释说，俄国只能从得胜的营地上对西方做出这种虚假的让步。这是保持它的威力所在的威望所必需的。然而俄国至今虽然也扩大了“营地”，但是还没有取得“胜利”。如果锡利斯特里亚陷落，“四项条款”早就会被提出来了。正如“泰晤士报”和“晨邮报”肯定说的，这“四项条款”按照“三个强国”的意图是作为谈判的基础的最低条件，可以以它为起点。现在弄清了，哥尔查科夫公爵是把它们了解为某种可以商议的最高条件，要降低它，还必须经过一番认真的讨价还价，或者根本认为它们不过是用来作为第二次“维也纳会议”的借口。今天“晨邮报”在一篇以外交预言的夸张调子写成的leader〔社论〕中向我们保证，在维也纳目前召开的外交会议不过是在2月1日才召开的真正的会议的准备，当然，真正的会议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使整个世界震惊。
昨天在劳埃德氏大厦贴出了一张海军部的通告：
“我在11月8日〈1854年〉的信中的最后一段曾通知说，黑海的法英海军将领奉本国政府之命把对多瑙河口的封锁扩大到对黑海和阿速夫海的所有尚在敌人手中的海港的封锁；据此，海军部部务委员责成我通知你们，使商界知道英法政府已决定自2月1日〈1855〉起开始上述封锁，而有关每个海港的封锁情况，一俟此种封锁实施，当在‘伦敦官报’上另作通知。——署名：Ｗ．Ａ．Ｂ．汉密尔顿。”
可见，这里公开承认了联军舰队迄今在多瑙河口只封锁了自己的盟国，而绝不是黑海和阿速夫海的俄国海港。而内阁却一再——在4月、8月和10月——在议会中宣布它已“严令”封锁俄国的海岸和海港。早在12月21日格兰维耳勋爵就在上院代表内阁宣布说：
“敖德萨已由5艘军舰封锁，军舰不断在这个海港的入口处巡航，政府是定期收到这方面的报告的。”
英国一个有名的评论作者在写给一家日报的信中对联军在实施封锁方面所采取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没有采取的措施作了这样的总结：
“（1）英国政府从英国供给英国的敌人以继续对英国作战的费用。（2）封锁多瑙河为的是破坏多瑙河各公国的经济并使我们自己不能输入粮食。（3）敖德萨、塔干罗格、刻赤和其他地点仍然没有受到侵犯，因而得以向克里木的俄军输送增援部队、弹药和给养。（4）虚假的封锁使我国商人破产，同时却让希腊、俄国和奥地利的商人大发其财。”
“泰晤士报”也利用汉密尔顿先生的通告对内阁的“封锁外交”进行激烈的攻击。印刷所广场[325]的雷公的特点是他的雷总是post factum〔事后〕才响。从1854年3月26日到今天，“泰晤士报”一直为“封锁外交”辩护。现在当它掀起的喧声已经不可能阻碍内阁的措施，同时又给自己带来声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有先见之明了。
海军大臣，或者像这里所称的海军首席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因为暗检室的轰动一时的事业——它使邦迪埃拉兄弟被送上断头台——而闻名大陆[326]。大概很少人知道这样一件事实：正是这个格莱安爵士，在1844年沙皇尼古拉登上英国海岸时，不敢握沙皇向他伸出的手，而仅是鼓起勇气吻了吻它。（见“公文集”1844年版第2部）
三
伦敦1月15日。关于“四项条款”的意义问题：
“2月1日以前〈“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说在2月5日或6日以前〉在外交方面不会发生什么新鲜事。这样一来，沙皇有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自己的军队。如果对四项条款的每一条款都进行细节上的争论（关于这点，大概俄国大使已经收到有关的指示），那末俄国由于接受四项条款而赢得的一个月时间也可能延长到两个月；同时完全可能非常坚决地企图以法国和英国所不能接受的条件来满足奥国的要求。拆散三国同盟看来就是所追求的目的。”
这就是“晨邮报”的评论。
但是，比不列颠报刊对俄国的秘密意图所做的这些猜测更重要的是，英国报纸（当然，内阁的机关报除外）公开承认，作为谈判基础的四项条款不值得讨论。
“星期日时报”[327]写道：“当战争开始时，人们企图使全世界相信进行战争是为了摧毁俄罗斯帝国，或者至少是为了获得欧洲和平的物质保障。如果必须以所谓的四项条款为基础缔结和约，也就意味着过去没有做过什么而且将来也不会做什么来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的。如果这里也有胜利可言，那也仅仅是俄国所取得的胜利。”“先驱”[328]写道：“庸才内阁越不出这四项条款的框子；它应当作为四项条款的内阁载入史册。结束这出无目的的战争的无聊喜剧吧——简直够了！只有因为害怕人民在战争的喧嚣中取得过大的影响，也可能是为了阻碍英国人争回克伦威尔为他们争得的那些权利，才会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俄国策划的旧阴谋又重新缝补起来，为什么要让俄国在和谈的借口下恢复它对欧洲的野心。”
“观察家”[329]——它在资产阶级周刊中无可争辩地占着首要地位——刊载了一篇论和谈“基础”的详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要点可归结如下：
例如，文章写道：“如果必须认为那些甚至是按照对四项条款的最细致最苛求的解释而能作出的让步，可以抵偿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耗的巨额开支和它所流的全部鲜血，那末俄国沙皇在发动战争时就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国家活动家。俄国甚至不必赔偿它违反维也纳条约而每年从我国榨取去的巨额款项……从不久前公布的一封官方函件中看出，俄国曾经千方百计地封锁起来不许英国贸易的多瑙河口，仍然在俄国手里。关于多瑙河航行自由的条款实际上是导致早已存在的status quo〔状态〕，因为俄国从来没有否认维也纳条约有关内河航行的条件对多瑙河也是有效的。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废止没有使形势发生变化，因为公认这些条约绝不能成为俄国向土耳其提出要求的根据。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俄国应当是负责共同保护多瑙河各公国和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五强国之一，那末我们认为，期望从这个变化中得到好处纯粹是幻想，因为这个变化会使俄国瓜分土耳其的阴谋合法化，而这种情况无疑只会带来极大的害处。当然有人会提醒我们说，四项条款也包括关于修改1841年条约的原则，也就是关于修改条约以利于欧洲强国的均势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措词相当含糊和费解，此外，在不久前发生过的那一切事件之后，我们决不相信预想中的变化对你们的盟国〈土耳其〉的独立的威胁会比对我们的敌人的霸权的威胁小一些……如果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科布顿的发言时没有庄严地在议会中宣布政府决不剥夺俄国的任何领土，那我们就会像否认绝不可信的事物一样来否认目前大概正在维也纳讨论的那个‘基础’的一切可能了。”
其实，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因为，甚至多瑙河的航行自由也只有剥夺了俄国在多瑙河口的“领土”的情况下才有保障。这些“领土”部分是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和破坏1827年的伦敦条约获得的，部分是由于1836年的二月敕令和破坏阿德里安堡条约获得的[330]。“观察家”所避而不谈的一条是同1841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约有关的。这个条约跟1840年帕麦斯顿勋爵所签订的条约的区别，仅在于在这个条约中法国也是缔约的一方。两个条约的内容则是相同的。还在几个月以前，帕麦斯顿勋爵就宣布1840年的条约，当然还有1841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约是英国对俄国的胜利，而他自己则是这个条约的制订者。标志着英国对俄国的胜利的条约被废止，怎么又突然变为同一个英国带给俄国的失败呢？既然那时英国被自己的大臣们迷惑，在它拥护俄国的时候还认为它是在反对俄国，那末为什么不认为现在正是同样的情况呢？在议会的最近一次非常会议上，迪斯累里大叫：“用不着四项条款！”从上面引证的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迪斯累里的叫喊在自由派报刊上也得到了响应。人们对俄国接受四项条款（带保留条件或不带保留条件）而产生的惊异正开始让位给对英国提出四项条款而产生的惊异。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9—15日
载于1855年1月13、15日和18日“新奥得报”第20、23号和第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321]指西方强国在1854年8月8日的照会中向俄国提出的作为开始和谈的先决条件的要求。俄国应当放弃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代之以全欧的保证；允许多瑙河上的航行自由；同意修改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并放弃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沙皇政府最初拒绝接受这四项条款，1854年11月终于被迫同意把这四项条款作为以后和谈的基础。——第646页。
[322]见注65。——第646页。
[323]见注13。——第647页。
[324]在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期，波兰革命者曾在华沙夺得康斯坦丁大公的档案库，其中有许多沙皇外交的秘密文件。一部分载于1835—1836年出版的“公文集”，一部分载于1854年在巴黎出版的《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一书。1825年10月16日（4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载于该书第4—47页。——第647页。
[325]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总编辑部所在地。——第649页。
[326]见注71。——第649页。
[327]“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从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辉格党的机关报。——第650页。
[328]“先驱”（《The Lead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在伦敦创刊。——第650页。
[329]“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刊，1808年至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650页。
[330]根据俄、英、法三国针对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于1827年7月6日签订的伦敦公约的第五条，缔约国不得进行任何的领土扩张，不得单独设法取得其他两国所没有同时得到的贸易上的权利或特权。
根据1829年签订的结束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阿德里安堡条约，俄国得到了多瑙河口的岛屿，这个条约还保证了各强国的船舶在多瑙河的航行自由。
1836年3月2日（2月19日）沙皇政府命令在多瑙河的苏利纳河口建立检疫所，它实际上执行海关的任务。——第65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