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马德里报刊
1854年8月15日星期二于伦敦
“科伦日报”报道：
“美国政府经过多年的谈判后宣称不愿修订它同丹麦之间的现存条约，如果该条约的第五款不改为允许一切美国船只自由通过松德海峡的条款的话。同时美国政府拒绝给予任何补偿。丹麦被美国人的行动吓坏了，于是向其他强国求援，据说普鲁士政府表示愿意派遣2万兵士去保卫松德海峡。”
因为松德海峡征收的关税对哪个国家也没有像对普鲁士那样重，所以普鲁士采取的措施，是再符合普鲁士政策的精神不过的了。总而言之，se non è vero，è ben trovato算想得好〕。
法兰克福议会经过长期讨论公布了新的出版法和结社法。结社法干干脆脆禁止任何政治性的集会或会议，出版法则规定了巨额的保证金，规定任何出版物的出版均需经政府的许可并且取消了由陪审法庭审理有关破坏出版法的案件。
普鲁士政府中止了对拖延已久的柏林革命者的密谋[220]案件的审理。因为检察官宣布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亨策先生——“值得怀疑”。这位亨策就是那个在科伦案件中，根据他的证词而使我的许多朋友在1852年被判徒刑[221]的人。但是1852年已经过去了，普鲁士政府可能也不愿意冒险让它所有的警探再遭痛骂，以及让人们在反革命恐怖已经不能使人民畏惧的时候在首都追忆起科伦案件。
8月1日，塞尔维亚政府派了一个信使带着答复土耳其政府的指令的草案前往亚历山大公爵正在进行水疗的布列斯托瓦茨。这项答复经公爵签署后即刻发往君士坦丁堡。答复的内容是推说因为目前存在许多威胁着塞尔维亚的危险，所以不能裁军，但是指出，为了尊重奥地利的愿望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军事演习已经停止。贝尔格莱德的总督伊塞特－帕沙根据本人的请求被召回国。他的继任者尚未公布。
据报道，有一万名土军占领着布加勒斯特；但同时，我们在今天的“通报”上读到，奥地利等奥美尔－帕沙对卡利克上校的最近通知的答复一到，就要命令奥地利军队进驻多瑙河各公国。当布奥尔伯爵接到哥尔查科夫公爵关于俄军退出多瑙河各公国的通知时，他答复说：“多瑙河各公国将由奥地利军队占领，但这里并不包含对俄国的任何敌意”。
1854年议会的休会又使东方问题回到1853年议会休假期间所处的那个阶段。维也纳会议又将开始工作，以便削弱积极的活动，迷惑社会舆论并让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又有可能在议会复会时说：高贵的贤人是不爱怀疑的。应当指出，这次骗局不是出自奥地利，而是出自英国自己，这点你们可以从“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的报道中看出：
“英国和法国的大臣通知布奥尔伯爵说，他们接到本国政府建议召开维也纳会议的指示。答复据说是：再没有能令帝国宫廷更高兴的事了。”
作为会议中新的谈判的基础的是维也纳照会[222]的一个新方案，即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对涅谢尔罗迭先生的最近通知的复文；这个通知的要点与根据“泰晤士报”发表的条件而预料到的内容没有多大的不同，对这些条件，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分析。新方案中没有一字提到向土耳其、甚至是向盟国赔款的事。俄国所窃取的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应当变为被欧洲篡夺的东西；对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的“保护权”也打算同样处理；土耳其的胜利成果只应当是奥地利可以在多瑙河上的自由航行以及对1841年的条约[223]的有利于各强国而不利于土耳其的修改。
克拉伦登勋爵星期四的发言（其要点我已经说过了）是对英国政府在东方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供词。克拉伦登直言不讳地说：
“我想提醒你们，在4个多月以前，即3月29日就宣战了，大家——我说大家不是指女王陛下的政府，而是指那些最有才干、最有经验的英国的和法国的军官，——都以为当时俄国想发动侵略战争。谁也不认为，俄国既然在多瑙河以北集结了重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必需物资，却无意南进；相反地，大家都认为，俄国正打算这样做。虽然我们也没有怀疑过土耳其人的闻名的骁勇，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相信他们将会抵抗受过良好训练而数量上又占优势并由一些最有经验的将军指挥作战的俄国军队，何况，我们只知其名的唯一的土耳其将军——奥美尔－帕沙，当时还没有遇到一个使他从那时起就非常勇敢地用来奠定他的不朽的光荣和声誉的机会。法国政府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抱有相当明确的看法，因此，约·伯戈因爵士和一个有经验的法国工程部队的军官才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求防卫这个城市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法；他们的使命的意义是如此重大，整个战局计划和这次使命的结果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都耽搁下来，以便能够亲自和被派去执行这个使命的军官们交谈。当时联军已经开赴构筑了庞大工事的加里波利。他们动身到君士坦丁堡去，时刻不忘必须保卫达达尼尔海峡。”
可见，当时盟国的全盘计划不外是让俄国长驱直入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领地，而让联军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英法军队按兵不动和被歪曲解释的一切调动的原因。土耳其军队的英勇打乱了俄、英、法三国的巧妙计谋当然是“出乎意料的”。
在目前的西班牙革命爆发前几个月，我曾告诉“论坛报”的读者说，俄国的影响正用于挑起半岛上的骚动。俄国做这事并不需要直接的代理人。它有突然对伊萨伯拉女王和西班牙宫廷的可怕的失道寡义表示愤怒的“泰晤士报”——这个炮弹国王、奥地利的“年轻的希望”［注：即弗兰茨－约瑟夫。——编者注］、尼古拉和乔冶四世的拥护者和朋友——为它效劳。此外，还有一些英国内阁的外交代表，而亲俄派大臣帕麦斯顿给他们画几幅半岛上的科堡王国的图画[224]，就能毫不困难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现在据可靠消息，不是别人，正是不列颠大使把奥当奈尔藏在自己的府邸，并说服现任财政大臣、银行家科耳亚多支付一笔为奥当奈尔和杜耳塞策划政变所需的款项。对于不相信俄国实际上已经插手西班牙事务的人，我以为可以让他回想一下累翁岛上的事件。1820年，在加迪斯集结了大批军队准备开赴南美殖民地去。岛上的军队突然宣布拥护1812年宪法，其他地方的军队也纷纷响应。我们现在从参加维罗那会议的法国代表沙多勃利昂那里知道[225]，俄国曾经怂恿西班牙远征南美洲，而又勾引法国进军西班牙。另一方面，我们从美国总统［注：即门罗。——编者注］的咨文中知道，俄国曾向他保证防止对南美洲的远征[226]。因此，不用太多的判断力就可以发现累翁岛上起义的主谋者。但我也可以举出另外的俄国温情脉脉地注目着西班牙半岛上的骚动的例子。德·马尔利安尼先生在他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0年巴塞罗纳版）一书中，为证明俄国没有理由反对西班牙的立宪运动，他写道：
“在涅瓦河畔可以看到向宪法（1812年）宣过誓并从俄国皇帝的手中接受军旗的西班牙兵士。拿破仑在向俄国的罕有的进军中，曾把拘留在法国的西班牙战俘编成一个特别军团，法军失败后，这个军团投到了俄国人方面。亚历山大盛情地接待了这些西班牙人，让他们驻扎在彼得哥弗，皇后常去看他们。有一天，亚历山大命令他们集合在封冻的涅瓦河上，领着他们宣誓效忠西班牙宪法，同时授给他们皇后亲手缝制的旗帜。从那时起命名为‘亚历山大皇帝’军团的这个军团，在喀琅施塔得登船开往加迪斯去了。这个军团1821年在奥康尼亚举行了争取恢复宪法的起义，证明了他们对涅瓦河上的誓言的忠诚。”
[227]
俄国在比利牛斯半岛通过英国进行阴谋活动，同时却在法国面前诽谤英国。譬如，我们在“新普鲁士报”上读到：英国背着法国策动了西班牙革命。
引起西班牙的骚动对俄国有什么利益呢？俄国的目的是在西方进行佯攻，挑起英法之间的分歧，最后引诱法国进行干涉。英国的亲俄派报刊已经报道，法国六月起义者在昂德里修筑了街垒。在维罗那会议上也有人曾经对查理十世说过类似的话：
“西班牙军队所创造的先例，引起葡萄牙人的效法，也推广到那不勒斯和皮蒙特，并在各地树立了军队干涉改革和以武力强迫国家接受法律的危险榜样。皮蒙特发生起义后，法国（在里昂和其他地方）立即就发生了追求同样目的的运动。第四十五团的25名兵士在罗舍尔参加了贝尔顿的密谋。革命的西班牙使一些怪诞的捣乱分子返回了法国，于是两国的民主派便携手共同反对君主制度。”
我们根本不是要说西班牙革命是出自英国人和俄国人之手。绝不是。俄国只是在知道革命危机已经存在的时候促进混乱。但是，以后发生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反对俄国的阴谋总是不亚于反对本国政府的专制行为。1848年在瓦拉几亚曾是这样，现在1854年在西班牙又是这样。
英国的狡诈在英国驻马德里大使豪登勋爵的行动中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在离开英国返任之前召集了持有西班牙有价证券的人，号召他们要求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要他们宣称不如此就完全拒绝贷款给西班牙商人。他就这样给新政府制造了困难，而他到马德里后，为了博得西班牙人民的好感，他向街垒战的死难者捐了款。
“泰晤士报”指责索尔先生说，正是他为了美国现政府的利益策动了马德里的起义。可是，索尔先生没有在“泰晤士报”上写过文章反对伊萨伯拉二世，对兼并古巴有利害关系的党派也没有从革命中捞到什么东西。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倒是德·拉·孔查将军之被任命为古巴岛的军事总督这件事。这位将军曾经是阿尔巴公爵同索尔先生的儿子决斗时的监场人之一。如果以为西班牙自由派多少同意英国自由派科布顿先生的放弃殖民地的看法[228]，那就错了。1812年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把选派代表的单一制列入新法典来保持对殖民地的统治[229]。1811年，西班牙人甚至在当时唯一没有被法国占领的省份加利西亚招募几个团组成一支大规模的武装，以便把他们的南美政策同暴力结合起来。保存所有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几乎是这个宪法的最重要的原则，而今天的革命者却同意这个立场。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社会活动家们的行为都没有像在这次为了“道义”而发动的西班牙革命中表现得这样无耻。组成西班牙现政府的旧党派（埃斯帕特罗派和纳尔瓦艾斯派）的联合，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分赃——职位，任命，薪俸，爵位和勋章——上面。杜耳塞和埃查古埃已经到了马德里，塞拉诺也请求允许他来，以便在掠夺中自己也得到一份。在温和派和进步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大争吵：前者的罪状是委任了所有的将军，后者的罪状是委任了所有的政治领袖。为了平息“平民”的激愤，斗牛士普切塔从屠宰场总管提升为警察局长。就连十分温和的“人民呼声报”也不掩盖自己的失望情绪。
“如果将军们和领袖们拒绝升官，树立大公无私和忠于革命所宣布的道义原则的崇高榜样，他们的行为就会更加令人钦佩了。”
分赃时的卑鄙无耻也反映在大使的任命上。且不提奥洛萨加先生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他在1843年在这同一个府邸作为埃斯帕特罗的大使时，曾同路易－菲力浦、克里斯亭娜和纳尔瓦艾斯勾勾搭搭；也不用提亚历山大罗·芒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他在1844年当过纳尔瓦艾斯的财政大臣）以及里奥斯－伊－罗萨斯被任命为驻里斯本大使和帕斯托尔·狄亚斯被任命为驻都灵大使（他们两个都是温和派的极其低能的分子），只要举出冈萨勒斯·布腊沃这个西班牙营私舞弊的化身被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的例子就够了。1840年，布腊沃创办了“闲谈”杂志，这个杂志像一种马德里的“笨拙”[230]。他在这里激烈地攻击了克里斯亭娜。过了3年，对官职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温和派的信徒。纳尔瓦艾斯在需要一个灵活的工具时，曾利用布腊沃作西班牙首相，后来，一当不用这个人也行的时候，就一脚把他踢开。布腊沃作首相时，曾任命一个叫卡拉斯科的财政大臣，这个人简直抢劫了西班牙的国库。他让他的父亲这位先前在国库中担任过不大的职务、后来因盗窃国库而被驱逐的人当了财政部副秘书长；布腊沃还让他的妹夫普林西佩，一个剧院的常客，当了女王的侍从。当有人指责他变节和贪污腐化时，他回答说：“始终是一个样子的人不可笑吗？”而这个人竟然被选作“道义革命”的大使。
与当权派的这种玷污西班牙运动的卑鄙龌龊相反，令人高兴地听到，人民终于迫使这些英雄好汉们不得不把克里斯亭娜交付议会审理并同意召开没有参议院的、因而不是根据1837年或1845年的选举法召集的国民制宪议会。政府当时还不敢坚持它所拟定的选举法，而人民则一致要求普选权。在马德里选举国民自卫军时，选出的全是进步派。
各省都混乱不堪；各地都纷纷成立了洪达，并且在进行活动，每个洪达都颁布有利于本地方的法令：这个洪达取消烟草的专卖，另一个洪达废除了盐税。走私者大肆活动，而且活动得比较顺利，他们在西班牙是一支唯一没有被瓦解的力量。在巴塞罗纳，兵士们忽而发生内讧，忽而同工人殴斗。各省的这种混乱状态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它使首都无法控制革命的事业。
目前马德里出版的报纸有“西班牙报”、“新闻报”、“民族报”、“时代报”、“人民呼声报”、“西班牙日报”、“政论家报”、“希望”、“伊比利安日报”、“天主教徒”、“国民军报”、“独立报”、“国民自卫军报”、“埃斯帕特罗派”、“同盟报”、“欧罗巴日报”、“旁观者”、“自由党人报”和“革命回声报”。“先驱报”、“人民杂志”和“信使报”已经停刊。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月15日
载于1854年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220]所谓“柏林革命者的密谋”是警察当局的挑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4页）。——第427页。
[22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11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3年到6年的徒刑。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穿了（见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第457—536页）。——第427页。
[222]维也纳照会——见注65。——第428页。
[223]指1841年7月13日的伦敦公物（见注13）。——第429页。
[224]暗示1845年提出的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堂弟列奥波特·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结婚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加强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地位。帕麦斯顿1846年担任外交大臣后积极支持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见注89）。——第430页。
[225] Chateaubriand．《Congrès de Vérone．Guerre d’Espagne．Négociations．Colonies espagnoles》．Bruxelles，1838，t．I，pp．112，119-120，132-133；t．Ⅱ，pp．220—221，225．——第430页。
[226]指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年12月2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著名的咨文。这个咨文宣布了旨在反对欧洲强国侵犯美洲国家的所谓门罗主义。后来，门罗主义被美国扩张主义者利用来建立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霸权。——第430页。
[227] Marliani．《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a?a moderna》．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1840．——第431页。
[228]自由贸易派（科布顿是该派的领袖之一）为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缩减国家的一切非生产性的行政管理费用。他们认为与占领殖民地和管辖殖民地有关的费用也属于此类费用。科布顿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英国是一个工业最发达的强国，可以用较廉价的商品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夺取任何市场。——第432页。
[229]根据1812年西班牙宪法第四章规定，西班牙殖民地居民除黑人外，均可取得西班牙国籍并享有和西班牙本国居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本地的代表参加议会的权利。制定宪法的西班牙自由派，企图用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表面上的平等来阻挠当时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日益扩大的独立战争。——第432页。
[230]“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3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