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

[125]

　　1854年5月2日星期二于伦敦

联军多次幻想实现的对敖德萨的炮击终于进行了。但是迄今为止所收到的电讯很少而且非常不详细，因此还不应加以评论。据最可靠方面消息，这次炮击是4月22日开始的，于4月23日停止（这一天建议城防司令投降），而于4月24日又恢复炮击。有的报道说城市很大一部分已被完全摧毁；又有的报道说只有堡垒受到燃烧火箭和爆炸弹的毁坏。某些方面人士甚至断言这次炮击根本没有任何结果。有些电讯则报道说击毁了8艘俄国船，当然是商船，因为在敖德萨没有停泊俄国军舰。据4月26日敖德萨发出的最后消息说，整个联军舰队就在这一天早晨离开了。

法国政府为了制造对这一事件的舆论，在“通报”上立即发表了海军上将安梅林最近向海军大臣所作的报告中的以下一段话：

“4月6日，英国蒸汽巡航舰‘怒涛号’驶近敖德萨，要求接运领事和因战火逼近而希望离开这个城市的英法臣民……虽然在巡航舰和小艇上都挂有军使旗，俄国炮台在小艇离开防波堤几分钟以后背信弃义地向它开了7排炮……我同邓达斯海军上将正在讨论惩罚这种野蛮行为的办法。”

俄国人对于整个事件有另一种说法。他们断定，派遣挂有军使旗的船只是侦察他们的防御工事的一个借口。不久前“复仇号”军舰以递交急件为名驶抵塞瓦斯托波尔港，而实际上是为了描绘港口内炮台的分布图，这使沙皇大为震怒，尤其是英国报刊对这一功绩的大事喧染证实了沙皇的怀疑。因此发布了一项向一切在俄国各港口出现的船只开炮的命令。“比利时独立报”[126]发表了有关这些事情的一封信，这封信看来像是一位俄国军官自敖德萨发出的，而实际上显然是基谢廖夫先生捏造的。

“3月27日（4月8日）清晨6时，没有挂军使旗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蒸汽舰‘怒涛号’驶近敖德萨的卡兰亭港的防波堤。尽管军港司令得到过向一切英国军舰开火的命令，但是他还是决定暂缓执行这个命令，估计这艘军舰可能还没有接到英国已经宣战的通知。‘怒涛号’抛了锚，放下了小艇，派它挂着军使旗向岸边划去。军港司令立该派自己的副官迎接坐在小船上的军官。这个军官声明说，他被派来接运英法两国的领事。当时告诉他说，这些先生早已离开敖德萨，因此要求他立即离开；这样小艇就被放到了船上，军使旗也收下了，但是并没有起锚，船上的军官们都在描绘炮台的图样。当时为了阻止他们，曾向‘怒涛号’放了空炮，而‘怒涛号’竟置之不理，因此向该舰的一个轮子打了一炮。‘怒涛号’立即驶离了港口。”

英法舰队在对俄国港口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先要等待俄国人提供“借口”，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它也没有能够夺得这个港口，而只是受到好几排炮的款待，这显然太可笑了。

大约在“怒涛号”被派往敖德萨的同一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敖德萨的来信证实，俄国政府没收了所有存放在仓库中的粮食，而根本不顾这是外国商人的私人财产。一共没收了80万夸特粮食。此外，俄国政府还要外国商人提供15万个麻袋和15000辆大车，以便把没收的粮食运往内地。总督在答复抗议时说，正是西方强国的政策促使俄国政府采取这种极端行动，只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使这些财产免遭愤怒的居民的抢劫。留在敖德萨的中立国家的领事提出抗议以后，总督最后同意不偿付没收的商品，而只发给所有者简单的收据。

我们再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报纸引证一段话：

“整个城市挤满了从芬兰逃出的难民，其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躲避俄国人征兵而从阿兰群岛逃出来的〈显然阿兰群岛仍旧被俄国人占据〉。俄国舰队感到水兵非常缺乏，而且当局不分老少地抓人。家长在夜间被赶出了家，连一分钟收拾时间也没有。为了躲避这种横暴行为，人们阖家带着日用杂物逃往瑞典。”

4月23日“圣彼得堡报”刊载了沙皇给臣民的告示，其中说同西方强国的这场战争是正教教会反对异教徒、为解放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教友而进行的战争。

我们今天在巴黎“新闻报”上读到：

“我们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记者向我们报道了关于不久前被揭发的俄国阴谋（关于这一阴谋的侦讯刚刚结束）的重要细节。侦讯清楚地表明，俄国早就在制造危机，由于这个危机，‘病人’应当让自己的医生亲眼看着而走进坟墓。侦讯证明，埃尔斯纳男爵过去在土耳其警察局供职，只是为了更好地欺骗自己的surveillants〔监视人〕。根据表报，他每月得到1000披亚斯特。尽管他很狡猾，但是他玩的两面派手法还是这样被揭露了：他同在土耳其供职的医生阿斯帕先生结交，认为他可靠，便坦白地对他说，虽然他从土耳其警察局领取薪津，但并不停止为俄国服务。据埃尔斯纳先生说，俄国打算从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招募一支由6万个阴谋者组成的军队，准备根据预定的信号动手，从内部给予君士坦丁堡以坚决的打击。在这个城市里领导这个阴谋的是一个叫做普兰塔詹纳·哈里逊的英国人。阿斯帕先生假装赞同埃尔斯纳的意见，然而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土耳其警察局。早就怀疑埃尔斯纳的警察局，对他加强了监视，并且发现他经常向哥尔查科夫公爵送报告。最后警察局截获了一份报告。一向行动很谨慎的埃尔斯纳不慎把这份报告交给阿斯帕先生看（阿斯帕马上把他的情况向土耳其警察局的一个密探帕拉马里先生作了汇报），并且当着阿斯帕的面把这份报告交给了腊德施奇（他是奥地利来的斯拉夫人，同埃尔斯纳和他的同谋者保持着联系）。在搜查时，从腊德施奇身上搜出的一封信也是一个物证。后来又查明，埃尔斯纳同希腊商船船长康斯坦丁诺所有过协议，他们曾商定再吸收40名希腊船长参与这个阴谋，而这些人必须在指定的日期把弹药运到君士坦丁堡，并供给在首都希腊居民中间举行暴动所必需的一切物资。康斯坦丁诺斯不仅同埃尔斯纳保持经常的联系，而且同希腊驻土耳其大使梅塔克萨斯先生保持经常的联系。俄国上校博迪纳罗夫担任埃尔斯纳和哥尔查科夫公爵之间的联络人。”

在“奥格斯堡报”上出现了一些非常敌视俄国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因为该报在此以前一直非常热心地捍卫俄国利益；而且大家都知道，奥地利内阁是该报的后台。在这些文章中说，在汉·西摩尔爵士的秘密往来的公文的内容被揭发以后，奥地利应当认为自己不受对俄国所承担的义务约束。我们在一篇文章中读到：

“俄国的行动迫使奥地利向圣彼得堡提出了抗议书，而圣彼得堡在接受这个抗议书时态度非常傲慢，对维也纳内阁如此无礼地加以鄙视，以致自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每份新的紧急报告郡引起沉重的预感。由于缺乏应有的尊重和重视，门斯多尔弗伯爵不得不请求任命他担任旅长以免去他在圣彼得堡的职务，尽管他个人没有理由抱怨。”

因此，他的职务就由埃斯特哈济伯爵接替。在另一篇文章里则有这样一段话：

“当俄国皇帝到奥里缪茨时，他对待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非常无礼，甚至可以说是侮辱，大家把觉察到了这一点，涅谢尔罗迭和美延多尔夫感到非常难堪〈我要提醒你们读者，涅谢尔罗迭惯于挑拨他的至尊的皇帝干这种无礼的事情，然后再为他悲痛〉。年轻的皇帝是亲眼见到人们怎样对待他的大臣的，他忘记不了这件事。汉·西摩尔爵士的信只能促使更快地作出为皇帝陛下早已认可的决定〈阻止俄国对奥地利侵犯〉……奥尔洛夫伯爵在驻维也纳期间拒绝代表君主承担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的责任。”

“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局势：希腊人暴动必然会导致希腊的革命，即必然会导致民族派同俄国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帕沙在保加利亚的残酷镇压显然会使人民向往俄国。请允许我举出一些能够说明希腊同西方强国关系的事实。在“马赛新闻”可以读到4月17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如下一则消息：

“居住在雅典的欧洲人现在正遭受着一切可能遭受的凌辱。甚至有人拿棍棒来对付他们，而希腊的宪兵队根本不制止这种行为。3月15日，法国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前驻雅典的法国领事的儿子加斯帕里先生被打倒在地上，当时有3个宪兵在场，竟然袖手旁观。就在同一天，其他法国人得到消息说，将遭到‘惩罚’的96个‘法朗克人’的名单已经拟定。这种过火行为迫使英法两国的代表向奥托国王政府提出一个联合照会，说明任何一次对英法臣民施加横暴行为都将立即赔偿25000德拉马。4月12日又向希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期在5天内，即在4月17日以前答复。在这个最后通牒中，要求奥托国王赔偿法国人所遭受的损失，严厉谴责暴动，以及追究由于奥托国王的姑息而造成的罪行。谁也没有期望国王会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大使们在接到否定的答复以后，决定同该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同时根据议定书（议定书确定建立希腊王国）以英法两国的共同名义开始执行‘希腊行政官’的职务。”

希腊政府向驻各国外交代表发了通令，为希腊不久前在同土耳其政府发生争执时所采取的行为辩护，据帕伊科斯先生说，土耳其政府最近对待希腊臣民的一些措施是由于土耳其对现在已经不能把希腊看做是自己的领地这一点的恼怒而引起的，这也正是土耳其20年来对希腊阴谋活动的根本原因，特萨利亚和伊皮罗斯的暴动只是进行这种活动的借口。

4月28日维也纳“新闻报”[127]刊载了丹尼洛国君向门的内哥罗族首领发出的呼吁书：

“我希望你们门的内哥罗人应当以我们的胜利的祖先（他们遗留给我们自由，我们为此在全世界面前感到骄傲）为榜样，使自己在今后成为像希腊人和其他民族那样的英雄。因此，我想从已经入伍的兵士那里了解我是否能够信赖他们，并且命令每个首领把本族基干召集起来。让每一个兵士自愿地申述他是否愿意跟随我去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国家的共同敌人——土耳其人作战。你们首领们应该接收所有的志愿者，并把报告寄交策丁耶我处。但是我号召所有不愿意英勇牺牲的人留在家里。跟随我去的人必须忘掉自己的妻子儿女，忘掉他所爱的世界上的一切。我要告诉你——我的勇敢的人民和你们——我的弟兄们：谁不愿意同我一起去死，那末就不要离开原地；因为我知道，一个跟随我去作战的人要比50个胆小鬼宝贵得多。我号召所有心还没有变冷的勇敢的人，所有决心为祖国、为正教教会、为神圣的十字架而毫不犹豫地去流血的人们同我共享光荣和美誉。我们不愧是战胜了3个土耳其大臣、打败过法国军队并冲击过苏丹的要塞的门的白哥罗先辈的儿子。我们决不出卖自己的祖国，决不放弃我们祖先的光荣，为了上帝，让我们去战斗吧。

丹尼洛

1854年3月15日于策丁耶”

在“阿格拉姆报”[128]上可以读到：门的内哥罗各族首领为了响应对狂热的门的内哥罗流民发出的这个号召，召集了年轻的战士，向他们宣读了呼吁书，并且有4000个人在圣坛前宣誓“为信仰和祖国”去战胜敌人或战死。不能不指出这一运动同普鲁士独立战争[129]（在科尼斯堡的多纳将军和整个普鲁士Treubund [130]都非常虔诚地纪念这次战争）的口号和愿望有奇怪的类似。通过尼克希奇向黑塞哥维那前进的门的内哥罗人部队将由丹尼洛国君亲自指挥。从南方经过扎勃利亚克向阿尔巴尼亚推进的部队将由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将军率领。

“阿格拉姆报”写道：“山地居民得到很好的弹药供应，并且这两个军都将拥有12门三磅半的加农炮。”

开始军事行动的信号将由直接从圣彼得堡得到指示的柯瓦列夫斯基上校发出。

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得到了3000万塔勒后，分别解散了两院的议员，并发表了告别演说，现在我引用其中一段最有代表性的话：

“先生们！你们同意这个贷款，这就使政府有可能沿着过去所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这条道路上，它一直同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保持完全一致（in　voller　Einigkeit），并且同其他强国一致；这就有可能使普鲁士在解决目前欧洲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时保持它所应起的作用。”

请允许我指出，在英国报纸登载的关于这篇演说的电讯报道中，把“同其他强国一致”误译为“同西方强国一致”。普鲁士抱有更大的目的。它希望在同似乎是交战的双方一致的条件下争取缔结和约——究竟希望同谁一致呢？

就在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解散议院的那一天，他又幸运地在自己的党的réunion〔会议〕上发表了第二篇演说，这篇演说比上面引用的那些官场行话要精确得多、动听得多。这篇演说是最典型的普鲁士现代作品。它蕴藏着普鲁士国家的全部智慧的in　nuce〔萌芽〕。

他说：“先生们，有一个词被大家用滥了，这个词就是自由。我并不反对这个词，但是我的座右铭是另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服务（Dienst）。先生们，在这里开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上帝和皇上服务，我引以自豪的是我能为这样的皇上服务。服务这个词正在把普鲁士国家团结起来，虽然它还在整个德意志的国土上（in　deutschen　Gauen）被乱用。这个词应该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不管我们所处的地位怎样。为皇上服务，这就是我的旗帜，同时也是在这里开会的所有的人的旗帜，现在救星就在这里。先生们，为皇上服务万岁。”

曼托伊费尔是对的，因为现在除了为皇上服务的普鲁士以外没有其他的普鲁士。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2—5日

载于1854年5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25]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1854年5月2日和5日，马克思先后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两篇文章。可是，该报编辑部把这两篇文章合而为一，用马克思的署名在1854年5月16日的报上发表。本卷中的这篇文章是按报纸发表的形式刊印的。编辑部把马克思寄去的材料的一部分（关于普鲁士政策）篡改得面目全非，并作为它的社论在1854年5月19日的报上发表。——第228页。

[126]“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自由派的机关报。——第229页。

[127]“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至1894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年至1862年期间，该报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经刊载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233页。

[128]“阿格拉姆报”（《Agramer　Zeitung》）是从1826年起在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出版的一家日报，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233页。

[129]指德意志人民在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溃败后展开的反对法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统治阶级和执政王朝千方百计地燃起沙文主义情绪并利用人民的斗争来巩固德意志的封建反动制度。——第233页。

[130]忠实者联盟（Treubund）是1848年底普鲁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反动沙文主义组织。——第23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