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

　　1854年7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们现在收到的关于马德里军队起义的消息，仍然是矛盾百出、零星片断的。所有马德里的电讯，当然都是政府的消息，也同登在“日报”[168]上的公报一样，是值得怀疑的。我能向你们提供的，就是就我手边的贫乏材料写的一篇评论。

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奥当奈尔是今年2月被女王流放的将军之一；他拒不服从而在马德里躲藏起来，并且从自己的避难所同马德里的守备部队，包括同骑兵总监杜耳塞将军，保持秘密通信。政府知道了他还留在马德里，而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和新加斯梯里亚军事总督拉腊将军在6月27日夜间得到了关于由杜耳塞将军领导的策划中的起义的警告。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或者镇压萌芽状态的起义。因此杜耳塞将军能够在6月28日毫不费劲地借检阅为名集中了大约2000名骑兵，并且在奥当奈尔的陪同下带领这批骑兵一起出城，打算劫持住在厄斯库里阿尔的女王。但是计划没有成功，当6月29日起义军在首都四郊布防的时候，女王已经在内阁首相圣路易斯伯爵的陪同下到了马德里，并在那里进行检阅。埃查古埃上校和夺取了团部金库（库中有100万法郎）的亲王团的400名兵士，也参加了起义。29日晚，从马德里派出了一支由拉腊将军率领的纵队，包括7个步兵营、1个骑兵团、1队骑兵宪兵队和2个炮兵连，以便迎击驻扎在文塔斯－德耳－埃斯皮里土－桑托和维卡耳瓦罗村的叛军。6月30日，两军进行了会战，关于这次会战有三个报告：一个是拉腊将军写给陆军大臣并在“日报”上发表的官方报告，第二个是登在“贝云信使报”上的报告，第三个是“比利时独立报”驻马德里记者——会战的目击者的报告。第一个报告可以在所有的伦敦报纸上看到，没有什么特殊东西可谈，在报告中拉腊将军先说，他向起义军进攻，后来又说起义军向他进攻，他抓到了俘虏，后来又说他失掉了俘虏，说他取得了胜利并且返回马德里，enfin〔最后〕，他使战场上躺满了“敌人”的尸体以后，让起义军控制了局面，而他自己的损失总共只有30人受伤。

“贝云信使报”对作战过程作了如下的报道：

“6月30日早晨4时，凱萨达将军率领两个旅离开马德里去进攻叛军。会战没有继续多久，凱萨达将军受到了有力的还击。晚上7时，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也集中了马德里的全部守备部队（这里指出，这支守备部队大约有7000—8000人）去出击。会战立即开始，而且几乎不停地一直继续到深夜。被人数众多的起义军骑兵吓倒了的步兵，列成了方队。卡里哥上校率领几个骑兵连十分猛烈地进攻其中的一个方队，而且打散了这个方队，但是他受到由5门火炮组成的伪装起来的炮兵连的炮火的袭击，炮兵连的霰弹打散了他的骑兵连。卡里哥上校落到了王国军队的手里，但是奥当奈尔将军毫不犹豫地，立刻集中了自己的骑兵连，十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步兵，把他们的队伍打散了，救出了卡里哥，缴获了5门火炮。王国军队受到这一打击后，便向马德里撤退，并在晚上8点到了马德里。王国军队的一个将军曼西纳受了轻伤。由于这场激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

现在，我们来谈谈“独立报”上的报告，上面注明：马德里7月1日。这个报告向我们提出了最可靠的消息。

“文塔斯－德耳－埃斯皮里土－桑托和维卡耳瓦罗是激战的战区，在这里王国军队被击退到康乐饭店方面。依次设在各个据点的3个方队，按照陆军大臣的命令都自行解散了。第四个方队设在雷提罗的后面。起义军的10个骑兵连在奥当奈尔和杜耳塞两将军的亲自指挥下进攻了它的中央（？），同时游击队占领了它的翼侧（？）〈既然是向方队进攻，就很难理解，记者指的中央（！）和翼侧（！）是什么意思〉。起义军曾两次冲击炮队，但是都被霰弹打退了。起义军显然想夺取摆在方队各个角落上的火炮。然而夜晚降临了，于是政府军队排成梯队向阿耳卡尔门撤退，在那里一个仍然可靠的骑兵连受到隐蔽在斗牛场后面的起义军的枪骑兵的突然袭击。起义军趁这次突袭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夺获了仅存的4门火炮。双方的损伤大致相等。起义军的骑兵受到霰弹的重大损伤，但是他们的枪骑兵几乎消灭了王国的一个团和一个骑兵宪兵队。最近的消息报道，起义军得到了来自托勒多和伐利亚多利德的增援。甚至传说纳尔瓦艾斯将军今天将到巴利耶卡斯，杜耳塞、奥当奈尔、罗斯·德·奥兰诺以及阿尔梅罗等将军将在这里接待他。在阿托查门附近挖好了堑壕。好奇的人群挤满了火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到奥当奈尔将军的前哨。但是，马德里的所有城门都有严密的戒备……同日下午3时。起义军的大量兵力占领了离马德里3英里的巴利耶卡斯镇。政府今天在等待外省的军队，其中包括一个国王营的到来。如最后的消息可靠的话，这一部分军队已经加入起义。

下午4时。现在，几乎全部守备部队都离开马德里并在向巴利耶卡斯进发，以迎击信心百倍的起义军。商店全关闭了。雷提罗和所有政府机关的警卫队很快都武装起来了。我刚才知道，守备部队有几个连昨天加入了起义军。指挥马德里守备部队的有卡姆普萨诺将军（有人说他已经向起义军投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维斯达·埃尔莫萨将军和陆军大臣布拉塞。政府等待的援军，到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第四基干团和第一骑兵团似乎已经离开伐利亚多利德，并且以急行军向马德里进发。关于由土朗将军率领的布尔果斯的守备部队，也有同样的说法。再有，里韦罗将军亲自率领大军离开了萨拉哥沙。由此看来，将要发生更激烈的流血冲突。”

到7月6日止，没有从马德里来的报纸和信件。只有“通报”登载了一则简短的急电，上面注明：马德里7月4日。

“马德里和外省仍然平静无事。”

据一则私人消息说，起义军现在在阿兰惠斯。如果“独立报”的记者7月1日所预言的会战是政府取得了胜利，那就不会连信件，报纸和公报都没有。尽管马德里已经宣布戒严，“人民呼声报”、“民族报”、“西班牙日报”、“西班牙报”以及“时代报”又重新出版了，而且没有预先通知政府，政府只是从它的官员那里才得悉这一不幸的事实。在马德里被逮捕的人中，有银行家安东尼奥·吉埃尔莫·莫兰诺和霍赛·曼努埃尔·科耳亚多。还下令逮捕西霍腊·塞维耳昂诺以及纳尔瓦艾斯元帅的挚友杜罗的富安特斯侯爵。芒先生和皮达尔先生都受到监视。

判断这一起义的一般性质，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说，起义显然不是进步派[169]干的，因为圣米格尔将军——该派在军界中的代表还若无其事地蹲在马德里。从种种消息来看，阴谋的主谋多半是纳尔瓦艾斯，而克里斯亭娜女王——她的影响近来由于女王的宠臣圣路易斯伯爵而大大降低了——也参与了这个运动。

在欧洲，除了土耳其以外，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被人了解得那么少，那么不正确。无数次的地方政变和军事叛乱，已经使欧洲习惯于把西班牙看成御用军时代的罗马帝国。这同有些人对土耳其的肤浅的判断一样是错误的。这些人认为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生命之所以枯竭，是因为近百年来土耳其的正史尽是宫廷政变和近卫军的émeutes〔叛乱〕。这种误解的根源仅仅在于，历史学家们不是从这些国家的外省和地方组织中，而是从宫廷年鉴中寻找这些人民的生命力的源泉。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的范围内发生的变动，很少涉及西班牙人民，而西班牙人民也完全把这个有限的领域交给宫廷的宠臣、将军、冒险家和少数所谓国家活动家的反复无常的热情和渺小的阴谋去摆布了，直到现在他们很少有理由对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后悔。对于西班牙现代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当给以迄今它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我要趁机在我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指出下面一点：如果比利牛斯半岛的纯粹的军事叛乱发展成普遍的起义，那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政府最近的财政法令[170]十分成功地把税吏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

目前，决定战争命运的是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的军队到现在还没有进入瓦拉几亚，那只是因为奥地利在等待俄国皇帝的答复。正如电讯所报道的，哥尔查科夫已经到达维也纳，他带来了不祥的答复。6月3日送出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第一次在“科伦日报”[171]上登出来。奥地利要求的要点如下：

“奥地利皇帝认为停止俄国军队渡过多瑙河以及得到俄国皇帝关于停止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期限——我们希望不会太遥远——的明确表示是有意义的。俄国皇帝在英明地权衡了向他提出的所有理由以后，一定会考虑到这一意义。我们决不怀疑，尼古拉皇帝是希望和平的；因此，他一定会寻找办法来改变日益成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国内不安的根源的状况。我们相信，他不希望无限期地占领或者提出我们不能接受的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条件，而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自己采取措施来保护在目前情况下受到如此重大威胁的利益。”

目的在于支持奥地利“要求”的普鲁士照会[172]最后这样说：

“国王希望，皇帝同意把争论的问题移到能够实际解决的基础上，以便采用限制和规定双方行动的确切范围的办法，促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我们至尊的国王希望目前的措施将被接受，以符合于产生这一措施的愿望，希望我们以及维也纳内阁以与问题的重要性相一致的关切心情等待着的俄国皇帝的答复，能够使国王摆脱他的义务和责任所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

东方军团的总司令海斯想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切尔诺维茨。维也纳的“士兵之友”刊载了海斯将军的小传：

“冯·海斯元帅于1788年生在维也纳，1805年入居莱团任少尉，1815年底任参谋，1822年是中校，被任命为都灵的军需官。从1829年起是上校，1831年被任命为上意大利的机动军的军需官。1842年得到了中将军衔，1848年被任命为拉德茨基军队参谋长。1848年进军曼都亚、库尔塔唐和维琴察以及1849年以诺瓦拉会战而结束的短期战局的计划，就是他制定的。”

谈到公开承认的奥地利占领瓦拉几亚的意图，我要引用奥地利各报自己说的话。

奥地利在联邦议会的代办处的机关报“法兰克福邮报”指出：

“奥地利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必须最坚决地促进和平的恢复，用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办法实际上把交战的双方分开，并且占据它们之间的最重要的据点。如果俄国人退到普鲁特河以东，土耳其人及其盟国就不能够越过多瑙河了。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每一方都已经取得了某些经验，并且丢掉一定的幻想，〈俄国人丢掉自己在军事上占优势的幻想，海上强国丢掉自己的海军强大无比的幻想〉，那就很明显，目前局势就会使和平谈判的恢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劳埃德氏报”指出：

“现在争论的领土即多瑙河各公国，可能置在中立国的保护之下。这样，土耳其军队就不可能占领普鲁特河两岸的阵地。武装调停人就会站在西方强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防止它们在多瑙河各公国冲突起来。这样，在最重要的战区就会实际上停战。如果真的还存在着和平的可能，那末这一措施就会加速和平的到来。不论圣彼得堡，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有丝毫怀疑：奥地利决定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是为了保证和平，同时这一决定也是防止全面战争的最后一个可行的措施。”

最后，我们在柏林出版的“施本纳报”[173]上看到这样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有消息证实，四大国的大使即将在维也纳再召开一次会议，第一，是为了介绍奥地利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签订的公约，并宣布这一公约同过去的会议的议定书是一致的；第二，是为了商谈修改4月9日维也纳议定书所规定的原则，这次修改可以成为将来的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为目的的预防行动的积极基础。”

然而奥地利利用这一情况制定了新的公债计划，官方公布的这一公债的条件如下：

“1．公债总数大约规定为35000万到50000万弗罗伦。如果认购额达到了这个数目，债款将视认购总额在3年、4年或5年内偿还。2．发行价格规定为95银行票。

3．利率为5％，并且以硬币偿还。

4．认购不带强制性质；帝国政府将通过各省现行政权激发臣民的爱国心。

5．公债用作偿还国家欠银行的总数约为8000万的债务，以恢复银行票的行市。剩余〈把总额的4/5叫做剩余，真是太聪明了〉将作为近几年追加预算的来源。”

当然，“劳埃德氏报”肯定地说，这一庞大的财政措施会像人们现在（几乎是第一次！）所计划的那样，将永远结束目前奥地利通货贬值的现象。读者都记得，在这个世纪，几乎每次发行奥地利公债的时候提出的都是这个借口。但是在这个庞大的措施中，总还有某几点也许是读者看不到的，因为这几点在上面所引的报道里被用心地省略了。关于这一方面，“地球报”昨天晚上写了如下的话：

“这次公债将成为全国性的，就是说，每个纳税人都应当按照纳税的多少认购公债。开始时采用道义上的办法，以后就实行直接强制性的办法。因此，事实上这一措施就等于规定一次附加税，并答应这笔钱将偿还。”

有趣的是，全部措施所提出的理由以及实行的方法，都很像成了革命序幕的西班牙国王的最近几项命令。

在我的最近一篇文章里［注：见本卷第328—333页。——编者注］，曾请你们注意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和他们的状况，同时驳斥了所谓外交冲突是由于这些权利遭到破坏才产生的论调。在巴黎的“世纪报”[174]上，刚刚刊出了小瓦拉几亚的美格定茨地方官巴尔布·比伯斯库先生写给土耳其政府外交大臣的报告。在这里，我们终于听到保护多瑙河各公国人民的呼声，虽然“文明的维护者”是以十分可耻的冷淡态度对待多瑙河各公国人民的命运的。报告一开始就说：

“俄国人为了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消极抵抗进行报复，从小瓦拉几亚撤退时，竟干出最丑恶的暴行和破坏活动。俄国人抢劫了整个国库、印信、地方管理局的档案和教堂里的家具。他们在离开前，把过去的无数次征用中幸存的牲畜杀掉，并且不是把牲畜带走，而是留下来腐烂，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人民感到他们残酷和可恨。”

关于当时流传奥地利人即将进入瓦拉几亚的传说，比伯斯库先生指出，“即使是最友善的外国军队，对于它占领的国家也永远是一种负担”。他说，瓦拉几亚不需要奥地利人；它自己就能提供5万名受过训练、有纪律的战士。在瓦拉几亚的17个省中，每个省目前都有3000名宪兵、林务官、猎兵以及过去的兵士，他们只是需要武器，以便一遇到信号就向俄国人猛攻。他最后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缺少的只是武器；如果在你们的军火库里武器不足，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许多工厂里武器多得很，我们准备出钱买。武器，还是武器，阁下，不要3个月，多瑙河各公国就不会留下一个俄国人，土耳其政府将会得到10万同奥斯曼人一样热烈地渴望驱逐并惩罚自己的共同的死敌的罗马尼亚人以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可怜的美格定茨的地方官不懂得，奥地利正是为了阻止瓦拉几亚人武装起来，不许他们同奥斯曼人一起驱逐和惩办俄国人，才使瓦拉几亚人屈服于自己占领之下的。

根据伦敦小市民报纸报道，查理·纳皮尔爵士企图把沙皇的海军将领诱出喀琅施塔得，使他们离开掩蔽部，据说，他们在掩蔽部的花岗石围墙的后面，对着英法舰队“发抖”。但是，为什么英国海军不离开自己的木制掩蔽部，以便在俄国人认为最如意的地方，在陆地上同俄国人斗争呢？应当指出的是，不管英国人怎样吹牛，俄国人还是走出了塞瓦斯托波尔并且把“富里娅号”蒸汽舰“打伤了”。

巴拉盖·狄利埃被任命为应当在7月14日上船去波罗的海的一个师的指挥。英国应当提供运送6000人的船只。同样数目的军队以及一个野战炮兵连将乘法国船。如果加上菲埃隆上校指挥下的一支海军陆战队，那末整个波罗的海师将有13000—14000人。同时在马赛，装运军队去黑海的工作尚未停止；很明显，法国的裁军过程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安全”程度。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7日

载于1854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68] “日报”（《Gaceta》）是西班牙的报纸“马德里日报”（《GacetadeMadrid》）的简称，1661年创刊；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340页。

[169]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步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步派依靠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军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有限的君主制。1854年，由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年），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取得了政权。在革命过程中，被人民群众运动的发展吓破胆的进步派，向反革命作了让步，为在西班牙建立反动制度扫清了道路。——第343页。

[170] 指西班牙政府关于提前6个月缴纳土地税和工业税的法令（1854年5月）。——第344页。

[171]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日报，该报从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以及在后来的反动年代，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叛卖的政策；它激烈地反对“新莱茵报”。——第344页。

[172] 指1854年6月12日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曼托伊费尔给驻彼得堡公使威尔特尔男爵的急件。——第344页。

[173]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因该报出版者施本纳得名，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该报遵循君主立宪的方针。——第346页。

[174] “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立宪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五十年代成为温和的共和派报纸。——第347页。

卡·马克思